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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疫情卷土重来后的“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一则关于上海汽车制造业的信息再度提振了众人对上海汽车产业发展前景的预期。

据外媒报道称，特斯拉在5月1日写给上海临港特区的一封感谢信中透露，特斯拉将在上海工厂同一地区附近的土地上建设一座新工厂，预计年产能将新增45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中心”。

届时叠加此前工厂的产能，预计特斯拉在上海峰值年产能将达到100万辆。

截止目前，特斯拉官方和上海临港新区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特斯拉在华第二工厂尘埃落定？

今年2月24日，曾有外媒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特斯拉计划最快下个月在上海开始建造一座新工厂，新工厂将位于其在浦东新区临港的现有生产基地附近。“一旦新工厂全面投入运营，特斯拉在其主要出口中心上海扩建的工厂将有能力每年生产多达200万辆汽车。”

不过很快便有特斯拉内部人士予以否认。结合此次信息来看，彼时被否认的或许并非在沪新建工厂，而是每年可达200万辆的产能。

关于特斯拉要在年内新建第五座超级工厂，早已是公开信息，毕竟在但对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的电动车事业来说，现有的产能和他的目标还差很远。按照他的规划，特斯拉还需新建10-12座超级工厂。

也正因此，其第五座超级工厂花落何处便备受关注，而选址中国，呼声更高。

2021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全年交付了48.413万辆汽车，产量是2020年的两倍，超过了全球特斯拉总产量的一半（2021年特斯拉全球交付大约93.6万辆）。而要知道的是，特斯拉上海工厂设计年产能仅有45万辆，产能利用率超107%。

根据乘联会发布中国汽车销量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特斯拉累计销量突破18万辆，达到182174辆。若排除一切不可抗力因素，将这一数据放大至全年有望突破70万辆。

就在今年3月，疫情在国内卷土重来，多地不得不进入静默期，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也不例外，从而导致其新车交付期进一步被拉长至3-4个月。无车可卖之下，特斯拉二手车价格水涨船高，更有甚者较新车贵出了7500元。

尽管现阶段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实现有序复工复产，但为满足未来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扩建产能势在必得。

正因如此，此次关于“特斯拉将在上海新建工厂”的消息一经放出，便引发国内业内外人士一片欢呼，似乎特斯拉在华第二工厂选址就此水落石出。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11月，特斯拉针对上海超级工厂（一期）第二阶段的产线优化项目进行环评公示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时透露，该产线优化项目投资总额高达12亿元人民币，预计去年12月动工，今年4月完工。该产线扩建完工后，将可增加4,000个就业岗位，累计年产量有望突破100万辆，实现全球第一大电动汽车生产厂的目标。

特斯拉上海工厂再扩产：明年4月完工，新车型量产提上日程

基于此，有部分人坚持，相较于称其为特斯拉在华第二工厂，用“产线扩建”形容或更为相符。

为何还是上海？

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詹姆斯·托宾曾提出一个通俗易懂的投资原则——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汽车产业投资布局同样适用。

如前文所说，今年疫情反复，国内汽车行业在供应链、生产及物流运输等多个环节集体承压，大部分车企在生产和交付上受到波及，其中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汽车产业聚集地最为严重。特斯拉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更是经历了自2019年投产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停产，产量损失超过5万余辆。

曾有业内人士认为，经此一“疫”，特斯拉第二工厂选址或优先考虑非长三角地区，从而最大程度降低风险聚集。

而关于特斯拉第二工厂选址的逻辑，盖世汽车研究院资深分析师王显斌认为大概有三点：

一是选址城市所处区域的汽车产业要发达，已形成汽车产业集群，供应链配套优势明显，有力量推进100%国产化零部件配置；

二是靠近港口，便于国产车型出口海外，特别是欧洲和北美市场；

三是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和服务力度较大，在土地、信贷资金、政府审批等相关领域要类似于上海临港工厂设厂的条件。

在过去的一年间，中国有多座城市，比如广州、深圳、青岛、大连、天津、武汉、宁波、沈阳间接或者直接地加入了争夺特斯拉第二工厂的拉锯战里，但都被特斯拉相关负责人直接或间接否认过。

基于此，相较于其他区域，通过扩建原有厂房的方式将产能重压上海，似乎更为合适。

毕竟自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投产至今，其生产的电动汽车国产化率接近100%，围绕上海工厂，特斯拉已在长三角地区形成相对完善的供应链布局，俗称“4小时朋友圈”。依托现有“朋友圈”，其扩建、投产效率或可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正如特斯拉给上海临港政府的感谢信中提及，感谢临港政府对上海工厂复工复产提供的支持，并称临港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安排大巴将6000名特斯拉及其供应商的工人运送到工厂，以及开展了公司进入“闭环”生产所需的消毒工作。“他们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了三天，以保证我们的工人能够回到工厂。”

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和服务力度，或是特斯拉重压上海的又一重要原因。毕竟在其他各地争夺特斯拉在华第二工厂时，上海临港新区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一机会。

【恶性日元贬值冲击到底多大#？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日元贬值对中国会有何影响# 日元贬值已经成为日本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现在日元汇率已经贬值到1美元对130日元的水平，为20年低点。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近日形容，“如今可谓是恶性日元贬值”。时隔20年，日元再次大幅贬值，也让很多日本人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当时日元行情一度跌至1美元对147日元左右，彼时市场上称之为“卖空日本”。之前日元贬值被视为有利于日本经济，但现在却让日本企业和家庭连连叫苦。日本有人甚至认为这已关系到该国未来的生存。多名专家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元是最先受到美元升值冲击影响的货币，由于和美国政治经济高度挂钩，日本现在陷入“有苦说不出”的境地。“恶性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冲击多大？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环球时报》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你们的问题”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即使在乌克兰局势等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情况下，日元也没有升值，这意味着外汇市场的结构发生变化。今年以来，为了遏制物价上涨压力，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纷纷加快紧缩步伐，美国和英国等国已步入加息轨道。而日本央行迫于国内经济复苏乏力，仍在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决定汇率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各国利率水平的差别及其走势预期。”大阪经济大学教授、原日本央行国际局长福本智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自今年年初以来，欧元对美元贬值7%，英镑对美元贬值7%，而日元对美元贬值12%。日元贬值幅度较为突出，但这和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没有直接关系。

福本智之解释称，理论上，美元和某一货币的利差越大，该货币兑换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就越大。日元之所以贬值幅度大，主要反映出各个发达国家经济的通胀速度、相应的货币政策方向、利率走势的不同。日本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升仅为0.8%，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通胀率较低。因此，日本央行表示保持现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市场看到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方向不同，判断美元和日元的利差有可能继续扩大，导致日元贬值速度较快。

值得注意的是，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4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在会上对于“最近略微快速的日元贬值”表达担忧，但讨论并未进一步展开。

《日本经济新闻》称，对于日元贬值，丝毫看不出美国财长耶伦对日本的关切显示出理解。美国财政部的公报仅简短表示，双方“针对包括外汇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动向进行了讨论”。

据悉，日本在干预外汇市场时，通常需要得到G7国家特别是美国批准。然而目前美国似乎对日本漠不关心。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这是上世纪70年代在尼克松时期担任美国财长的约翰·康纳利的一句名言，当时美元脱离金本位而大幅贬值。在当时担忧日元快速升值的日本，康纳利的说法被解读为“错的是不断增加贸易顺差的你们（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称，耶伦或许也想效仿前辈康纳利，对日本说这是“你们的问题”。

苦的是谁？

日元贬值，最先苦了日本民众。在首都圈茨城县经营一家牧场的日本老板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养了230头奶牛，牧场使用饲料九成左右都是从海外进口的，去年6月平均一头奶牛一天要吃掉1600日元（100日元约合5元人民币），而现在一天要吃掉2000日元，牧场一天“伙食费”就增加9.2万日元左右。但由于疫情影响加物价上涨，牛奶收购价格无法跟饲料一样水涨船高，导致该牧场牛奶销量下降，市场滞销。

日本连锁餐饮品牌吉野家的社长河村泰贵近日也大吐苦水，“吉野家从世界各地进口食材，过分的日元贬值令人无法接受，牛肉价格不断上涨，物流费用和包装费用也在上涨，再加上日元贬值，对我们无异于双重打击”。

据《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观察，支撑日本低收入人群日常生活的百元店（相当于国内的5元店）开始陆续关闭。据了解，日本百元店的产品多来自东南亚国家，日元贬值、物流价格上涨，加上疫情下工厂停产，很多百元店支撑不下去而纷纷倒闭。

三井住友信托银行的市场策略师濑良礼子分析认为，日本粮食和能源大幅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对民生影响是消极的。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日元贬值还可能带动大批外国游客入境，振兴观光经济，但就目前来看，完全不能期待。对中国有何影响？

日元贬值对日本出口企业有积极影响吗？《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此前出现日元贬值之后，降低外币计价的销售价格能增加日本出口。现在，日本企业已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海外，即使出现日元贬值，日本国内的出口也不会增加。

福本智之对记者强调说，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不能简单下结论。对出口比例比较高的大型制造企业来说，日元贬值肯定是有利的。然而，对内需型中小企业和一般老百姓是不利的。他表示，“至少可以说，最近日元贬值速度过快，对经济主体投资和消费信心方面的影响不可忽视”。

东吴证券近日发布报告称，日元贬值让金融市场似乎又嗅到一丝亚洲货币战的硝烟。2022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12%，如此快的贬值速度甚至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当时正是日元的率先快速贬值拉开亚洲货币战的序幕。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当亚洲地区经济或市场遭遇冲击时，日元领跌，其他国家跟随，但人民币“反应”往往滞后（在早期往往还会继续升值），发挥中国在稳定区域经济中的作用。

从2021年初开始计算，日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幅度超过20%。在日元对美元汇率超过130的当下，对于中国而言，日元贬值降低中国进口日本产品的压力，对中国进口企业有利。但对于日本企业而言，进口中国产品将更贵，对日本进口中国产品可能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北京时间5月5日凌晨，美联储将大概率宣布加息50个基点，并同时启动缩表。受美国加息预期影响，韩元等亚洲货币对美元都出现下跌。进入5月，在岸市场因假期休市，离岸人民币逐渐释放企稳信号。《日本经济新闻》称，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表现坚挺。人民币作为亚洲安全货币的性质正在增强。（《环球时报》5月5日11版文章，作者蒋丰 邢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