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中国# 【龙文化——中国传统建筑中龙的装饰艺术】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中国更被誉为东方巨龙。龙文化渗透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到处都能看到龙的踪影。
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古老的风水理论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原则，与中国营造学、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古人无论是选择繁衍子孙的居所还是安放灵魂的阴宅，从选址、建造到最后的“入住”都须有风水堪舆师参与并提供意见。
一般来说，风水术被分为理气派和形势派。但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都离不开对山川地形的判断，在中国风水术中，没有离开形势的理气，也没有不需要理气的形势。任何一块宅地表现出来的吉凶，都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犹如中医切脉，从脉象之洪细弦虚紧滑浮沉迟速，就可知身体的一般状况，因为这是由心血管的机能状态所决定的。只有形势完美，宅地才完美。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
风水术士考察山川形势首推“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所谓觅龙，就是勘察当地的龙脉，进行分析推理，判定其好坏。脉的本意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绵贯穿的东西，而龙的躯体以绵长为特征，且龙善于变化。因此，古代风水理论就借龙之名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被称作“龙脉”。平地上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
古人之所以要寻找、辨别龙脉，原因就在于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云：“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中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
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此气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空气、大气，而是一种“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是无穷变化的，它可以变成水，也可以积淀为山川，所以寻找生气首先就要观察山川的形势。辨别龙脉的好坏，要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与兴衰。山脉来得绵远者，气脉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气脉亦短促。
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寻找能聚生气的地点，这就是“点穴”。“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在风水中引申为龙脉止聚、川溯萦回、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一个地方，风水学的“形势派”认为“有龙必有穴”，“龙真穴亦真，龙假穴亦假”。绵亘的龙脉，远者百里千里，近者五里十里，选穴实非易事，正如《葬经》所云：“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尚书·禹贡》篇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而被认为是风水术“形势派”开山人物的唐人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中写道：“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昆仑山这座中国大山，在古代神话中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它又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似乎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
风水学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有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是万山之祖。由昆仑山发端生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的山脉。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堪舆家将龙脉之形作了形象的概括，共分九条正龙：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领群龙。而根据不同的方法就会有不同的划分结果。根据顺逆可划分为顺龙和逆龙，根据阴阳可划分为阳龙与阴龙。概括来说，好的龙脉主要有：生龙、善龙、富龙、贵龙等等；与此相对，坏的龙脉主要有死龙、恶龙、病龙、贫龙、绝龙等等，总之，龙脉观形则易，认势惟难。
按照理想的模式龙脉分为祖山、少祖之山、高祖之山、远祖之山。能否得龙脉吉气，祖山最为重要，其气势要求耸拔胸围，作为生气聚集的中枢。少祖之山乃祖山与高祖之山的连接纽带，祖山只有通过此与高祖、远祖之山连接，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气，直达于昆仑祖庭之气脉，若不是如此，就会生出弊害。
以北京城为例。《天下舆图总考》里说道：“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从这里可以得知北干龙起源于昆仑山，天寿山为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北京城就位于这北干龙之上，而天寿山是北干龙的正结，即北京城的龙脉镇山（玄武山）。那么就是说，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经太行山从西南走东北山脊，蜿蜒逶迤的太行山山脉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浩浩荡荡的燕山山脉，重峦叠嶂，自西向东排列。昆仑山就好比接连天地的巨柱，如同气上通天，因而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它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之本。有了元气就有生气，那么北京城就会蓄积生气，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由此可以看出，龙脉实际上也作为一种古代社会的精神动力而存在，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传万世之基。整个古代，“龙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直至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四神砂”中的青龙砂
除了北京，据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在兴建都城之前，都会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伟的山峰作为靠山，国基才会坚固不拔。六朝古都南京，濒临长江、四周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其西边有秦淮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有钟山，西有富贵山，南有白鹭和长命洲形成夹江。明代高启有诗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可见，为城市和建筑选址，除了对“来龙”之主山的辨别，还要观察隶属主山之环卫诸山的好坏，辨明山之群体关系，即察砂。
明代徐善继著《地理人子须知》说：“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在所有环绕吉祥地的“砂”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四神砂”，它们是位于吉祥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小山，风水学中将它们命名为：青龙（位于左）、白虎（位于右）、朱雀（位于前）、玄武（位于后）。
风水学中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其天文学的来历。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而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有七个星宿。这四组，分别是春、夏、秋、冬四季中天之星。每组七宿联起来想象出一种动物，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唐孔颖达释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并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
《周易》以乾卦为第一卦，它象征龙，故乾卦又称为龙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元首，吉。”乾卦中的六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在天球位置的变化的观测成果。初九，龙星既未出地，农事的节令还未到来，故云“潜龙勿用”。九二，龙星开始升上天空，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农事即将开始，先行郊祀，故云“见龙在田”。九四，苍龙星宿全部出现于地平线，是春夏之交的天象，称“或跃在渊”。九五，苍龙房心尾在上中天，是夏季的天象，称“飞龙在天”。
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时过夏至，进入三伏天，此天象称为“亢龙”。其后龙体逐渐西斜，向西方地平线行移，组成龙头的角、亢、氏诸星宿又没入地平线，仲秋收获季节已到，这时天象称“群龙无首”。正因为古人对龙星在确定季节上的重要作用有认识，所以对之产生了崇拜，并将蛇崇拜与之结合，把东方这些星宿命名为“苍龙”，因此有人说天体崇拜是龙崇拜产生的真正原因。龙能潜伏、飞腾，均与龙星有关。至于龙的体态，则与地球上的蛇、鳄、蜥蝎等动物的形态有关。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人对此解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此处“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以吉凶祸福。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青龙、白虎贝壳布局来看，四象在风水中的运用起码有6000多年的历史。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管辂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必遭灭族。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在《葬经》中也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从以上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的最佳格局，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神象格局，后有靠山，前面必要有弯环朝抱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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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古老的风水理论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原则，与中国营造学、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古人无论是选择繁衍子孙的居所还是安放灵魂的阴宅，从选址、建造到最后的“入住”都须有风水堪舆师参与并提供意见。
一般来说，风水术被分为理气派和形势派。但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都离不开对山川地形的判断，在中国风水术中，没有离开形势的理气，也没有不需要理气的形势。任何一块宅地表现出来的吉凶，都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犹如中医切脉，从脉象之洪细弦虚紧滑浮沉迟速，就可知身体的一般状况，因为这是由心血管的机能状态所决定的。只有形势完美，宅地才完美。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
风水术士考察山川形势首推“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所谓觅龙，就是勘察当地的龙脉，进行分析推理，判定其好坏。脉的本意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绵贯穿的东西，而龙的躯体以绵长为特征，且龙善于变化。因此，古代风水理论就借龙之名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被称作“龙脉”。平地上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
古人之所以要寻找、辨别龙脉，原因就在于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云：“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中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
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此气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空气、大气，而是一种“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是无穷变化的，它可以变成水，也可以积淀为山川，所以寻找生气首先就要观察山川的形势。辨别龙脉的好坏，要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与兴衰。山脉来得绵远者，气脉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气脉亦短促。
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寻找能聚生气的地点，这就是“点穴”。“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在风水中引申为龙脉止聚、川溯萦回、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一个地方，风水学的“形势派”认为“有龙必有穴”，“龙真穴亦真，龙假穴亦假”。绵亘的龙脉，远者百里千里，近者五里十里，选穴实非易事，正如《葬经》所云：“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尚书·禹贡》篇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而被认为是风水术“形势派”开山人物的唐人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中写道：“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昆仑山这座中国大山，在古代神话中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它又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似乎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
风水学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有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是万山之祖。由昆仑山发端生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的山脉。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堪舆家将龙脉之形作了形象的概括，共分九条正龙：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领群龙。而根据不同的方法就会有不同的划分结果。根据顺逆可划分为顺龙和逆龙，根据阴阳可划分为阳龙与阴龙。概括来说，好的龙脉主要有：生龙、善龙、富龙、贵龙等等；与此相对，坏的龙脉主要有死龙、恶龙、病龙、贫龙、绝龙等等，总之，龙脉观形则易，认势惟难。
按照理想的模式龙脉分为祖山、少祖之山、高祖之山、远祖之山。能否得龙脉吉气，祖山最为重要，其气势要求耸拔胸围，作为生气聚集的中枢。少祖之山乃祖山与高祖之山的连接纽带，祖山只有通过此与高祖、远祖之山连接，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气，直达于昆仑祖庭之气脉，若不是如此，就会生出弊害。
以北京城为例。《天下舆图总考》里说道：“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从这里可以得知北干龙起源于昆仑山，天寿山为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北京城就位于这北干龙之上，而天寿山是北干龙的正结，即北京城的龙脉镇山（玄武山）。那么就是说，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经太行山从西南走东北山脊，蜿蜒逶迤的太行山山脉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浩浩荡荡的燕山山脉，重峦叠嶂，自西向东排列。昆仑山就好比接连天地的巨柱，如同气上通天，因而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它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之本。有了元气就有生气，那么北京城就会蓄积生气，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由此可以看出，龙脉实际上也作为一种古代社会的精神动力而存在，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传万世之基。整个古代，“龙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直至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四神砂”中的青龙砂
除了北京，据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在兴建都城之前，都会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伟的山峰作为靠山，国基才会坚固不拔。六朝古都南京，濒临长江、四周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其西边有秦淮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有钟山，西有富贵山，南有白鹭和长命洲形成夹江。明代高启有诗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可见，为城市和建筑选址，除了对“来龙”之主山的辨别，还要观察隶属主山之环卫诸山的好坏，辨明山之群体关系，即察砂。
明代徐善继著《地理人子须知》说：“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在所有环绕吉祥地的“砂”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四神砂”，它们是位于吉祥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小山，风水学中将它们命名为：青龙（位于左）、白虎（位于右）、朱雀（位于前）、玄武（位于后）。
风水学中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其天文学的来历。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而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有七个星宿。这四组，分别是春、夏、秋、冬四季中天之星。每组七宿联起来想象出一种动物，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唐孔颖达释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并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
《周易》以乾卦为第一卦，它象征龙，故乾卦又称为龙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元首，吉。”乾卦中的六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在天球位置的变化的观测成果。初九，龙星既未出地，农事的节令还未到来，故云“潜龙勿用”。九二，龙星开始升上天空，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农事即将开始，先行郊祀，故云“见龙在田”。九四，苍龙星宿全部出现于地平线，是春夏之交的天象，称“或跃在渊”。九五，苍龙房心尾在上中天，是夏季的天象，称“飞龙在天”。
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时过夏至，进入三伏天，此天象称为“亢龙”。其后龙体逐渐西斜，向西方地平线行移，组成龙头的角、亢、氏诸星宿又没入地平线，仲秋收获季节已到，这时天象称“群龙无首”。正因为古人对龙星在确定季节上的重要作用有认识，所以对之产生了崇拜，并将蛇崇拜与之结合，把东方这些星宿命名为“苍龙”，因此有人说天体崇拜是龙崇拜产生的真正原因。龙能潜伏、飞腾，均与龙星有关。至于龙的体态，则与地球上的蛇、鳄、蜥蝎等动物的形态有关。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人对此解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此处“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以吉凶祸福。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青龙、白虎贝壳布局来看，四象在风水中的运用起码有6000多年的历史。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管辂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必遭灭族。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在《葬经》中也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从以上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的最佳格局，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神象格局，后有靠山，前面必要有弯环朝抱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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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美学 | 明式家具的空间感
明式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集大成者。
它不仅注重材料的质地、颜色和纹理，而且善于运用线条的起伏变化和构件的精巧设计来体现家具的简洁明快和典雅柔美，同时也善于用结构来体现中国之“礼”以及对意境的追求。
它所体现的工艺风格，已成为传统家具艺术的划时代标志。
| 含蓄 |
中西文明对比的研究者认为：“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是中西文化的本原化区别。这种区别造就了两种迥异的性格取向，一外显、进取；一偏重于内向收敛和内省、内求。
含蓄的性格，成为中国人区别于西方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并且成为中华美学中的一个审美范畴。
明式家具的结构形式和特点，既是宋元家具的历史延续，也是借鉴其它艺术形式的结果，特别是深受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园林以及宋、元、明时期的文化艺术的影响。
在制器上，国人一直遵循着《周易 · 楚辞》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
在形象思维上与西方古典家具不同，强调家具在意境上的渲染作用，善于用写意的手法提取其它器物和建筑上的精华部分而加以简洁和浓缩，表现的是一种含蓄深刻以形着意的美。
值得注意的是，含蓄在明式家具上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家具构架的辅件和线形构架留下的空白部位。
它们虽然不像明式家具的整体艺术形式那样令人关注，但这些次要部位同样值得玩味。
明式家具的结构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采用横断面很细的硬木材榫接，很少用块材，与西方古代家具相比，显得很轻巧。
空的处理也已表明明人对于空间及其使用有了非常成熟的认识。
明式家具由于采用的是线形构架而留下大片空间，在同一件家具上，空与空之间配合映衬，从一个空可以看到另一个空，使空间产生丰富的变化，也模糊了空间的边界。
还有的采用空与空之间的细密排列，如明式家具上常见的连续图案，这些处理手法，都来源于建筑。
中国古典绘画特别是植物画和山水画，讲究远近虚实以及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和对照。
那么家具上也是这样，空与空的对比、穿插、铺排和绘画上的空的变化何其相似，绘画通过空的穿插、远近来表现立体，而家具本身就是立体的，但它们都能引发丰富的联想，给人的心理感受也是相同的。
| 空间 |
明式家具上线材搭接后的空间在节点部位普遍辅以牙子，牙子通常裁成花草形图案，在整个家具上不占主导地位，起美化作用，但这些牙子本身的纹样和雕刻十分生动，不似厅堂等家具那么严肃和规准。
最主要的是在方形空间中附加了这些曲线的牙子之后，使整个空间乃至家具本身活跃了起来，打破了空间的呆板，也因此具备了特别的含义，引人发想。
有时牙子本身也采用透雕的手法，更加丰富了明式家具的空间变化。
椅子下的空间被称之为壸门，在腿和座面之间以牙头、牙条及枨来连接，同样使方形空间有了变化，也同样使简约的明式家具给人带来隽永的玩味空间。
这是中国家具区别于西方家具的特征之一，同时期的西方家具更多的是采用雕刻的手法，在家具本身的构材上做文章。
另外，明式家具上的牙子还具有加固的功能作用，这也和 17 世纪西方的洛可可、巴洛克家具上无意义的雕饰有本质的区别，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已经蕴含着类似现代设计教旨的思想。
明式家具中的屏联、架格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连续性的抽象图案，构成封闭性或者隔断性的虚空间，这些图案或抽象，或具象，或为一个完整图案的拆分重组。
在空间上均密的排列，分解线形构材留下的空间，极具朦胧感，仿佛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令人遐想，而这也正是明式家具的制作者和使用者所要达到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式椅的靠背上或者一些明式案的板腿上常常挖有圆形或椭圆形的空洞，或者镂刻如意、植物花纹。
在明式桌腿足之间，以枨来加固，枨和桌面间以矮老进行分割，形成奇数或偶数空间，枨和矮老对腿足间空间的分割和使用牙条来打破横竖结构的方形空间所起的丰富空间、加固作用一样。
另外，在高束腰的家具上，往往有镂空的绦环洞；这些空的形象和园林中的花窗极其相似，花窗在园林中是一种造景手法。
透过花窗景致有了延伸，观者心境因与自然的融合而得到释放，家具上的空能引发人的深思，蕴含着古人超然象外的思想寄托。
| 文人气节 |
文人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居有重要的一席，应该是最浪漫、最有活力并具创新性的一个群体。
中国的园林和家具被称为“文人园林”和“文人家具”，可以想象，这些有形艺术中蕴含着文人的所思所想。
含蓄是一种高品质的美，虽拥有而不卖弄，虽潜蕴而不炫耀，这是文人所推崇的高风亮节。中国传统的明式家具的一些结构很好的体现了文人的这一特征。
明式家具上的束腰是中国传统家具所独有的，现代家具上很少见，即使是同时期的西方家具也很少见到，更没有大量的运用。
明式家具上的束腰的收缩变化与现代家具相比，它的曲折性体现了它的内涵所在，而家具上的这圈收缩也表现了它的内敛性。
而现代家具完全是直接的、袒露的，讲求的是技术之美，这也是现代家具设计和评价的标准。
除束腰外，明式家具中桌、案和椅面的边沿（工匠所称的冰盘沿）也有丰富的层级变化，在有束腰的桌上和束腰连在一起，是束腰的一部分，称为叠涩。
在其它家具的面板边缘，冰盘沿的变化也是层层内收的，配合了腿和面板的安接。
而现代家具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往往是给边缘的两边倒圆脚，没有内收性，或者是直接在边缘交接，这也是明式家具和现代家具的区别。
明式家具的马蹄足与国外多呈“ S ”形的弯腿完全不同，明式家具的马蹄腿只有呈弓形的向内一弯，有如马蹄内翻的马前腿。
下部渐削与混面起边线显示了它的矫健，与上体格角圆转过渡，配以束腰显示了它的强劲与舒展。
作高腿时挺拨，有如漫步之姿；作矮腿时弯屈，似奔驰之势，也似蓄势待发很有生气。
明式家具的腿足和西方现代家具的出腿方式有明显差别，成内敛之势，而从马蹄腿的走势看，又表现出相当的力度，这正是文人外柔内刚气节的体现。
| 内敛 |
另外明式家具的内敛从腿足之间围合成的半封闭空间看来也是十分明显的。
明式圈椅和扶手椅各具千秋，都是明式家具的优秀典范。但它们有内敛性的共同特点。扶手椅和圈椅主要用于厅堂接人待物，由于传统的封建礼教，家具形式要求方正稳重。
而明式家具中的床更直观的体现了这种内敛的封闭性。
明式家具中的拔步床犹如建筑一样，有廊，有便所，而帷幔和蚊帐更是像门一样紧紧的包裹着内部空间，这是古人真正的世界所在，它是封闭的、独立的和“不与外人道哉”的。
这和西方或现代家居中床的直白和开敞有天壤之别，现代床完全是直露的、坦白的，没有秘密。
明式家具中有些非马蹄腿的凳、榻等是由裹脚枨来联接的，裹脚枨的作用正如其名，从外部包围四足，而不是像罗锅枨那样在腿足上打榫穿入。
明式家具中还有一种腿形也应用得很频繁，那就是三弯腿，在明式几或矮形家具上常见，它们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同种腿形相媲美。
只不过明式的三弯腿常常加有托泥，这和西方腿形的完全扩张态势不同，裹脚枨和托泥的运用束缚了原有腿形的外捺，更显家具的力度。
其实，明式家具上体现内敛性的符号并不仅仅限于结构和形式，明式家具所采用的材料都具有美丽的花纹和色泽。
从色彩学的意义上来认识，这些似黄非黄、似黑非黑、似红非红的色调，在环境中往往呈现一种令人舒适的中性色调，稍偏暖或稍偏冷，但都能协调、深沉；不刺激、不滞怯、不带火气，也不灰暗，使人感受到的是色彩的无比丰富和含蓄。
明式家具成就了中国人对艺术和自身之美的追求，因此明式家具的外显形式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含蓄性的符号是联系外显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媒介。
明式家具的使用者和制作者通过这些符号传达了古人对封建礼教的顺从与对抗、对自由和自然的向往，以及对意境的追求。
明式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集大成者。
它不仅注重材料的质地、颜色和纹理，而且善于运用线条的起伏变化和构件的精巧设计来体现家具的简洁明快和典雅柔美，同时也善于用结构来体现中国之“礼”以及对意境的追求。
它所体现的工艺风格，已成为传统家具艺术的划时代标志。
| 含蓄 |
中西文明对比的研究者认为：“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是中西文化的本原化区别。这种区别造就了两种迥异的性格取向，一外显、进取；一偏重于内向收敛和内省、内求。
含蓄的性格，成为中国人区别于西方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并且成为中华美学中的一个审美范畴。
明式家具的结构形式和特点，既是宋元家具的历史延续，也是借鉴其它艺术形式的结果，特别是深受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园林以及宋、元、明时期的文化艺术的影响。
在制器上，国人一直遵循着《周易 · 楚辞》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
在形象思维上与西方古典家具不同，强调家具在意境上的渲染作用，善于用写意的手法提取其它器物和建筑上的精华部分而加以简洁和浓缩，表现的是一种含蓄深刻以形着意的美。
值得注意的是，含蓄在明式家具上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家具构架的辅件和线形构架留下的空白部位。
它们虽然不像明式家具的整体艺术形式那样令人关注，但这些次要部位同样值得玩味。
明式家具的结构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采用横断面很细的硬木材榫接，很少用块材，与西方古代家具相比，显得很轻巧。
空的处理也已表明明人对于空间及其使用有了非常成熟的认识。
明式家具由于采用的是线形构架而留下大片空间，在同一件家具上，空与空之间配合映衬，从一个空可以看到另一个空，使空间产生丰富的变化，也模糊了空间的边界。
还有的采用空与空之间的细密排列，如明式家具上常见的连续图案，这些处理手法，都来源于建筑。
中国古典绘画特别是植物画和山水画，讲究远近虚实以及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和对照。
那么家具上也是这样，空与空的对比、穿插、铺排和绘画上的空的变化何其相似，绘画通过空的穿插、远近来表现立体，而家具本身就是立体的，但它们都能引发丰富的联想，给人的心理感受也是相同的。
| 空间 |
明式家具上线材搭接后的空间在节点部位普遍辅以牙子，牙子通常裁成花草形图案，在整个家具上不占主导地位，起美化作用，但这些牙子本身的纹样和雕刻十分生动，不似厅堂等家具那么严肃和规准。
最主要的是在方形空间中附加了这些曲线的牙子之后，使整个空间乃至家具本身活跃了起来，打破了空间的呆板，也因此具备了特别的含义，引人发想。
有时牙子本身也采用透雕的手法，更加丰富了明式家具的空间变化。
椅子下的空间被称之为壸门，在腿和座面之间以牙头、牙条及枨来连接，同样使方形空间有了变化，也同样使简约的明式家具给人带来隽永的玩味空间。
这是中国家具区别于西方家具的特征之一，同时期的西方家具更多的是采用雕刻的手法，在家具本身的构材上做文章。
另外，明式家具上的牙子还具有加固的功能作用，这也和 17 世纪西方的洛可可、巴洛克家具上无意义的雕饰有本质的区别，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已经蕴含着类似现代设计教旨的思想。
明式家具中的屏联、架格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连续性的抽象图案，构成封闭性或者隔断性的虚空间，这些图案或抽象，或具象，或为一个完整图案的拆分重组。
在空间上均密的排列，分解线形构材留下的空间，极具朦胧感，仿佛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令人遐想，而这也正是明式家具的制作者和使用者所要达到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式椅的靠背上或者一些明式案的板腿上常常挖有圆形或椭圆形的空洞，或者镂刻如意、植物花纹。
在明式桌腿足之间，以枨来加固，枨和桌面间以矮老进行分割，形成奇数或偶数空间，枨和矮老对腿足间空间的分割和使用牙条来打破横竖结构的方形空间所起的丰富空间、加固作用一样。
另外，在高束腰的家具上，往往有镂空的绦环洞；这些空的形象和园林中的花窗极其相似，花窗在园林中是一种造景手法。
透过花窗景致有了延伸，观者心境因与自然的融合而得到释放，家具上的空能引发人的深思，蕴含着古人超然象外的思想寄托。
| 文人气节 |
文人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居有重要的一席，应该是最浪漫、最有活力并具创新性的一个群体。
中国的园林和家具被称为“文人园林”和“文人家具”，可以想象，这些有形艺术中蕴含着文人的所思所想。
含蓄是一种高品质的美，虽拥有而不卖弄，虽潜蕴而不炫耀，这是文人所推崇的高风亮节。中国传统的明式家具的一些结构很好的体现了文人的这一特征。
明式家具上的束腰是中国传统家具所独有的，现代家具上很少见，即使是同时期的西方家具也很少见到，更没有大量的运用。
明式家具上的束腰的收缩变化与现代家具相比，它的曲折性体现了它的内涵所在，而家具上的这圈收缩也表现了它的内敛性。
而现代家具完全是直接的、袒露的，讲求的是技术之美，这也是现代家具设计和评价的标准。
除束腰外，明式家具中桌、案和椅面的边沿（工匠所称的冰盘沿）也有丰富的层级变化，在有束腰的桌上和束腰连在一起，是束腰的一部分，称为叠涩。
在其它家具的面板边缘，冰盘沿的变化也是层层内收的，配合了腿和面板的安接。
而现代家具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往往是给边缘的两边倒圆脚，没有内收性，或者是直接在边缘交接，这也是明式家具和现代家具的区别。
明式家具的马蹄足与国外多呈“ S ”形的弯腿完全不同，明式家具的马蹄腿只有呈弓形的向内一弯，有如马蹄内翻的马前腿。
下部渐削与混面起边线显示了它的矫健，与上体格角圆转过渡，配以束腰显示了它的强劲与舒展。
作高腿时挺拨，有如漫步之姿；作矮腿时弯屈，似奔驰之势，也似蓄势待发很有生气。
明式家具的腿足和西方现代家具的出腿方式有明显差别，成内敛之势，而从马蹄腿的走势看，又表现出相当的力度，这正是文人外柔内刚气节的体现。
| 内敛 |
另外明式家具的内敛从腿足之间围合成的半封闭空间看来也是十分明显的。
明式圈椅和扶手椅各具千秋，都是明式家具的优秀典范。但它们有内敛性的共同特点。扶手椅和圈椅主要用于厅堂接人待物，由于传统的封建礼教，家具形式要求方正稳重。
而明式家具中的床更直观的体现了这种内敛的封闭性。
明式家具中的拔步床犹如建筑一样，有廊，有便所，而帷幔和蚊帐更是像门一样紧紧的包裹着内部空间，这是古人真正的世界所在，它是封闭的、独立的和“不与外人道哉”的。
这和西方或现代家居中床的直白和开敞有天壤之别，现代床完全是直露的、坦白的，没有秘密。
明式家具中有些非马蹄腿的凳、榻等是由裹脚枨来联接的，裹脚枨的作用正如其名，从外部包围四足，而不是像罗锅枨那样在腿足上打榫穿入。
明式家具中还有一种腿形也应用得很频繁，那就是三弯腿，在明式几或矮形家具上常见，它们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同种腿形相媲美。
只不过明式的三弯腿常常加有托泥，这和西方腿形的完全扩张态势不同，裹脚枨和托泥的运用束缚了原有腿形的外捺，更显家具的力度。
其实，明式家具上体现内敛性的符号并不仅仅限于结构和形式，明式家具所采用的材料都具有美丽的花纹和色泽。
从色彩学的意义上来认识，这些似黄非黄、似黑非黑、似红非红的色调，在环境中往往呈现一种令人舒适的中性色调，稍偏暖或稍偏冷，但都能协调、深沉；不刺激、不滞怯、不带火气，也不灰暗，使人感受到的是色彩的无比丰富和含蓄。
明式家具成就了中国人对艺术和自身之美的追求，因此明式家具的外显形式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含蓄性的符号是联系外显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媒介。
明式家具的使用者和制作者通过这些符号传达了古人对封建礼教的顺从与对抗、对自由和自然的向往，以及对意境的追求。
许圣林：又名、许崵，号：天山居士，法名；妙圣。男、1970年人，祖籍江苏徐州，国家高级职业指导师、中华周易协会常务理事、现代著名易学专家、高级预测师、最具影响力十大风云人物、中国创业咨询服务行业十大杰出企业家、现任中国国际易学联盟副主席、香港中华国际人体科学择业研究院院长、天山圣林国际择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巴州圣林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圣林择业测评机构执行总裁，首席测评师。 https://t.cn/RyhYB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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