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认为铜镜辟邪？】中国人关于铜镜的使用，远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年齐家文化之中。或许，当人们第一次临水自照，能意识到那水中的映像正是自己的时候，镜子的历史便已经产生了。#历史冷知识#
铜镜一般是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锡是比铜活跃的金属，会浮在铜的表面，呈白银光。今天我们所说的白银骨，就是含锡量较高的铜。虽然经过几百年几千年，但是经过打磨抛光之后仍然可以清晰鉴人。虽然不如现在的玻璃镜清晰，但清晰度还是比较高的。不得不佩服我国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
秦朝，这是个青铜器盛行的时代，开始大量铸造铜镜。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汉武帝时期，国势强盛，铜镜制作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具有汉代文化特色的铜镜装饰，而铜镜铸造在唐代达到了顶峰，带柄的手镜也出现了，到宋代之后，铜镜更是广泛流行，造型也多种多样。
只用铜铸造的镜子，用来照人是很模糊的，所以智慧祖先们铸造出来的镜子是铜锡合金，锡在其中成分比例比较高。并且还要用天然磨石进行镜面的打磨，打磨以后的镜面亮闪闪，照个人样子没问题。镜子分镜面和镜背，镜背雕刻花纹图案或铭文，而镜面是磨平的，所以一般博物馆摆放这些文物都是以镜背示人。
所以很难看到镜子的正面，而我在看过多面铜镜之后，终于找到一面唐朝非常有名的铜镜—金银平脱羽人花鸟纹青铜镜，这个镜子是支起来的，它的正面对着墙壁，于是我就绕到侧面弯腰去看，可以看到镜面虽然有破损，完整的地方还是非常光亮的。虽然不及现代镜子清晰，不过已经很难得了。
铜镜的纹饰：
铜镜的纹饰，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从动物、到植物、到吉祥纹、到景物等等，很多考古发现就是根据出土的一些铜镜上面的纹饰判断墓葬的朝代。纹饰有写实的虎、豹、猴、鸟,有非写实的龙、凤、饕餮,有图案化的装饰。
表现手法有铸,有楼空,有镶嵌,有彩绘,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神话题材有羽人、诸仙、天帝、神人车马、鬼怪等等，到了后期有儒释道三教题材等等，所以可以从题材就可以看出各个朝代变革的历史背景。
有名的还有始皇照骨镜（也叫始皇方镜），曾经到过汉高祖手中，据说“以手捧心，可见肠胃五脏；人疾病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此外，还有能够照出未来吉凶的镜子，能够从镜中取出水火的镜子。总而言之，古人对镜子的奇异之处想象力是颇为丰富的。
为什么古人认为铜镜辟邪？
铜镜辟邪之所在《太平广记·王度》记述了一则故事有所体现：隋代汾阴侯生临终前赠给王度古镜一枚，并说：“持此则百邪远人”。因为在铜镜背面这些瑞兽，所以古人认为可以让百邪远人，这就是原因所在了。
中国最早的铜镜并不是用于照影的，而是古人发现了凹透镜的特殊光学作用，从而磨制青铜镜，用来聚光引火，这种专门用来取火的铜镜被称为“阳燧”。
古人认为通过“阳燧”取到的火来自太阳，是最纯洁的“天火”，故而对“阳燧”本身也产生了神化、异化的心理，认为“阳燧”是至阳之物，故而能够取火，因此后世对于取火用的“阳燧”镜其铸造也有特殊的规定：即在至阳之日：“五月丙午日中铸”，而在“十一月壬子夜半铸”的凹面铜镜，则成为专门用来承接月夜露水的“阴燧”。
正因为相信“阳燧”镜是正阳之物，所以古人认为，铜镜可以镇压阴性的鬼物。又因为古代青铜镜的磨制技术并不精良，不平整的镜面往往会造成特殊的光学效果，比如《坚瓠续集》中记载：徐铉有一面铜镜，照人则成像都只有一只眼；谢在杭在彭城集市上买到一面镜子，正面照人跟别的镜子一样，反面照人则人影倒现，时人为之惊骇。因为铜镜磨制技术不成熟导致的特殊光影效果，反而推动了古人对于铜镜“神异”观点的发展。
中国历代最著名的古铜镜品类，莫过于在扬州铸造的“水心镜”，因其遵循“阳燧”古法，只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当天正午，与扬州江心处经“百炼”法铸造，因此又名“江心镜”、“百炼镜”。自唐以来，扬州“水心镜”便一直是专供皇室使用的贡品。
如葛洪《抱朴子》言，世上万物久炼成精者，都有本事假托人形以迷惑人，“惟不能易镜中真形”，它们一看见铜镜，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于是赶快溜走。基于这一原理，凡巫视道冠一流在从事捉鬼妖等活动时，照例都要先用一面镜子当识破妖怪的法宝，其时镜子乍现，妖怪就逃之夭夭了。
《太平广记》中有一则跟“水心镜”有关的故事：唐玄宗时，扬州曾献九寸蟠龙水心镜一枚，并声称铸造此镜时，有自称“龙护”、“玄冥”的一老一少两位神仙来访，帮忙铸镜。镜成之后，江上忽然出现龙吟、涌浪之类的异象。
后来天宝七年，秦中大旱，玄宗向道士叶法善询问祈雨的办法，叶法善巡视宝库，请出九寸镜并称其为“镜龙”，以此镜求雨，果然顷刻之间白气充盈宫廷，须臾降雨，七日后雨水才停歇。这年秦中粮食竟然大获丰收。玄宗喜出望外，命吴道子临摹镜背的蟠龙图像，作《真龙图》赏赐叶法善。
自此“水心镜”名声大噪，铜镜除了辟邪以外，更有了除旱吉祥的神异效果。因此，古时候有人认为家中应该悬挂一面大的镜子，可以辟除邪魅。除此之外，镜子也被古人赋予了很多其它功效。
铜镜一般是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锡是比铜活跃的金属，会浮在铜的表面，呈白银光。今天我们所说的白银骨，就是含锡量较高的铜。虽然经过几百年几千年，但是经过打磨抛光之后仍然可以清晰鉴人。虽然不如现在的玻璃镜清晰，但清晰度还是比较高的。不得不佩服我国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
秦朝，这是个青铜器盛行的时代，开始大量铸造铜镜。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汉武帝时期，国势强盛，铜镜制作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具有汉代文化特色的铜镜装饰，而铜镜铸造在唐代达到了顶峰，带柄的手镜也出现了，到宋代之后，铜镜更是广泛流行，造型也多种多样。
只用铜铸造的镜子，用来照人是很模糊的，所以智慧祖先们铸造出来的镜子是铜锡合金，锡在其中成分比例比较高。并且还要用天然磨石进行镜面的打磨，打磨以后的镜面亮闪闪，照个人样子没问题。镜子分镜面和镜背，镜背雕刻花纹图案或铭文，而镜面是磨平的，所以一般博物馆摆放这些文物都是以镜背示人。
所以很难看到镜子的正面，而我在看过多面铜镜之后，终于找到一面唐朝非常有名的铜镜—金银平脱羽人花鸟纹青铜镜，这个镜子是支起来的，它的正面对着墙壁，于是我就绕到侧面弯腰去看，可以看到镜面虽然有破损，完整的地方还是非常光亮的。虽然不及现代镜子清晰，不过已经很难得了。
铜镜的纹饰：
铜镜的纹饰，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从动物、到植物、到吉祥纹、到景物等等，很多考古发现就是根据出土的一些铜镜上面的纹饰判断墓葬的朝代。纹饰有写实的虎、豹、猴、鸟,有非写实的龙、凤、饕餮,有图案化的装饰。
表现手法有铸,有楼空,有镶嵌,有彩绘,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神话题材有羽人、诸仙、天帝、神人车马、鬼怪等等，到了后期有儒释道三教题材等等，所以可以从题材就可以看出各个朝代变革的历史背景。
有名的还有始皇照骨镜（也叫始皇方镜），曾经到过汉高祖手中，据说“以手捧心，可见肠胃五脏；人疾病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此外，还有能够照出未来吉凶的镜子，能够从镜中取出水火的镜子。总而言之，古人对镜子的奇异之处想象力是颇为丰富的。
为什么古人认为铜镜辟邪？
铜镜辟邪之所在《太平广记·王度》记述了一则故事有所体现：隋代汾阴侯生临终前赠给王度古镜一枚，并说：“持此则百邪远人”。因为在铜镜背面这些瑞兽，所以古人认为可以让百邪远人，这就是原因所在了。
中国最早的铜镜并不是用于照影的，而是古人发现了凹透镜的特殊光学作用，从而磨制青铜镜，用来聚光引火，这种专门用来取火的铜镜被称为“阳燧”。
古人认为通过“阳燧”取到的火来自太阳，是最纯洁的“天火”，故而对“阳燧”本身也产生了神化、异化的心理，认为“阳燧”是至阳之物，故而能够取火，因此后世对于取火用的“阳燧”镜其铸造也有特殊的规定：即在至阳之日：“五月丙午日中铸”，而在“十一月壬子夜半铸”的凹面铜镜，则成为专门用来承接月夜露水的“阴燧”。
正因为相信“阳燧”镜是正阳之物，所以古人认为，铜镜可以镇压阴性的鬼物。又因为古代青铜镜的磨制技术并不精良，不平整的镜面往往会造成特殊的光学效果，比如《坚瓠续集》中记载：徐铉有一面铜镜，照人则成像都只有一只眼；谢在杭在彭城集市上买到一面镜子，正面照人跟别的镜子一样，反面照人则人影倒现，时人为之惊骇。因为铜镜磨制技术不成熟导致的特殊光影效果，反而推动了古人对于铜镜“神异”观点的发展。
中国历代最著名的古铜镜品类，莫过于在扬州铸造的“水心镜”，因其遵循“阳燧”古法，只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当天正午，与扬州江心处经“百炼”法铸造，因此又名“江心镜”、“百炼镜”。自唐以来，扬州“水心镜”便一直是专供皇室使用的贡品。
如葛洪《抱朴子》言，世上万物久炼成精者，都有本事假托人形以迷惑人，“惟不能易镜中真形”，它们一看见铜镜，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于是赶快溜走。基于这一原理，凡巫视道冠一流在从事捉鬼妖等活动时，照例都要先用一面镜子当识破妖怪的法宝，其时镜子乍现，妖怪就逃之夭夭了。
《太平广记》中有一则跟“水心镜”有关的故事：唐玄宗时，扬州曾献九寸蟠龙水心镜一枚，并声称铸造此镜时，有自称“龙护”、“玄冥”的一老一少两位神仙来访，帮忙铸镜。镜成之后，江上忽然出现龙吟、涌浪之类的异象。
后来天宝七年，秦中大旱，玄宗向道士叶法善询问祈雨的办法，叶法善巡视宝库，请出九寸镜并称其为“镜龙”，以此镜求雨，果然顷刻之间白气充盈宫廷，须臾降雨，七日后雨水才停歇。这年秦中粮食竟然大获丰收。玄宗喜出望外，命吴道子临摹镜背的蟠龙图像，作《真龙图》赏赐叶法善。
自此“水心镜”名声大噪，铜镜除了辟邪以外，更有了除旱吉祥的神异效果。因此，古时候有人认为家中应该悬挂一面大的镜子，可以辟除邪魅。除此之外，镜子也被古人赋予了很多其它功效。
#方志动态# 清代江南私家园林典范——随园
随园是清代金陵名园，位于今南京市广州路中段两侧百步坡一带。东起干河沿、青岛路，西至随家仓、乌龙潭，以小仓山为中心。原为江宁织造隋赫德所有，称“隋园”，后衰败荒芜，沦为茶肆，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任江宁县令时花费三百金购得，易名“随园”。
袁枚，清代著名诗人，“性灵派”代表，其诗歌讲求性情个性，所作古体诗奔放纵肆，近体诗清新自然，与蒋士铨、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曾任溧水、江浦、沭阳诸县县令，乾隆十年（1745），任江宁县令，推行法制，不避权贵，体察民情，有政声。乾隆十三年（1748）以丧父养母为由辞官，卜居南京。卸任时，江宁县百姓以“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相送。嘉庆三年（1798），袁枚逝世，葬于小仓山南岭（今五台山百步坡上）。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
随园是袁枚亲自设计的建筑佳品，他在此居住生活了50年。随园遵循了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思想，袁枚的《随园记》云：“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纵观全园，旷奥相生，山环水抱，草木芳菲，构成富有江南水乡风貌的园林景观。随园的空间布局根据山水结构划分，分为北山、湖区和南山3个分区，北山区位于山地阳坡背山面水，生活环境优越，景观视线通透，分布着随园的主体建筑群，也是袁枚和家人的起居生活区。主要有内室、小仓山房、夏凉冬燠所、古柏奇峰、金石藏、环香处、小眠斋、水精域、蔚蓝天、绿净轩、嵰山红雪、书仓等。亭廊轩榭错落有致，花影压栏景色如画。其中，水精域、蔚蓝天、绿净轩、嵰山红雪诸景在各色琉璃花窗的晕染下，晶莹澄澈，在江南园林中独具一格。登上“南楼”，启窗可见龙舟山、鸡鸣塔、台城、孝陵。诗世界、悠然见南山、小栖霞阁和因树为屋等临湖而建，兼具游赏功能。湖区以水景为主，袁枚为浙江杭州人，为解思乡之苦，仿西湖景，设花港、六桥、南峰、北峰。此间，池水如镜，柳浪荷风，夹“双湖亭”。堤上建闸，使清波洄洑，称“回波闸”。另有鸳鸯亭、渡鹤桥点缀其中。对于南山分区，袁枚主张“弃其南，一椽不施，让云烟居，为吾养空游所”，仅仅有半山亭、柏亭及山上草堂、天风阁等，有所舍弃，懂得留白，让园林由天然去雕饰。随园西南部是袁氏祖茔，周边则是水田菜畦。
随园也是袁枚精神寄托的诗性世界。袁枚在随园落成之际，感叹道，“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以官易园体现出袁枚急流勇退，归隐园林的智慧和洒脱。随园“柳谷”悬袁枚撰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恋花”的袁枚在随园遍植花草，根据清李辑《鹤征后录》记载，随园有“梅百枝，竹万竿，桂十余丛”，当代学者于佳辰等统计随园内约有40种植物。袁枚尤爱象征品行高洁的梅花，“香雪海”绕以梅花七百余株，疏影横波，寒香成海。随园亭台楼阁名字中亦可窥见其懒作公卿，远离尘世的心态，如“因树为屋”源出东汉申屠蟠，其隐居治学，不愿出仕，躲藏于汉梁芒砀山之间，以树做房屋。“悠然见南山”取自东晋陶渊明《饮酒·其五》，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田园居。
大文豪袁枚赋予随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枪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也。” 随园主要建筑“小仓山房”悬李因培集句、沈补萝书楹帖，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书仓”藏书万卷。另有“诗世界”阁楼内藏有当时名贤投赠诗。袁枚以诗名盛于当时，在随园居住的50年间，创作诗歌达六七千首，其晚年自号随园老人。所撰《随园二十四咏》吐纳烟景，尽显妙义。《随园诗话》刻印后，广为流传。当时的名公、巨卿、骚人、墨客齐聚随园，酬诗唱和，留下的诗翰集于“诗城”长廊，长达十丈。袁枚对此也颇为得意，他在《诗城诗》中写道：“十丈长廊万首诗，谁家斗富敢如斯？请看珠玉三千首，可胜珊瑚七尺枝。”随园还以“五图六记”闻名于世，其中五图是指由沈凤（凡民、补萝），罗聘（两峰）,张栋（看云），项穆之（莘甫）和王霖（春波），袁树（香亭）各绘一图，形成一卷。五图在咸丰、同治时期被毁。现南京博物院藏有袁起的《随园图》，南京市博物馆藏有袁起的《载酒访随园图》，同济大学藏有汪荣的《随园图》。袁枚为随园作专记六篇，见于《金陵园墅志》。
清代著名文学家蒋敦复盛赞随园“山水花木、亭台楼阁，占尽金陵”。清顾云《盋山志》中赞其是“天下所称名园者也”。其时，士人游金陵必访随园，民国陈诒绂《金陵园墅志》谓：“因园中四时皆花，益以虫鸟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断，盛时年游人量达十余万人，以致户限为穿，每年更易一二次，主人亦听其自由往来，惟绿净轩环房二十三间，非相识不能遽到”。
随园不设围墙，寻常百姓也可以入园。每逢正月十五，随园举行热闹的灯会，百姓可前往观灯。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二十三日，袁枚母亲九十寿诞，随园张灯祝寿，倾城欢歌。《小仓山房诗集》载《山中行乐词》十二首，其四：
九十高堂寿，千灯上下张。环山生火树，摇水动珠光。
隔岸笙歌助，倾城仕女狂。此时一杯酒，真个紫霞觞。
袁枚临终遗言“身后随园得保三十年，余愿已足”。可《随园诗话批本》作者伍舒坤嘉庆二十四年（1819）第四次访随园，值袁枚作古22年，随园已沦为茶肆。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今南京），夏官丞相曾居随园，后因清军围城，太平军将小仓山辟为梯田，山峰为之削平，随园亦无人看管，日就倾圮，此时距袁枚作古56年，建园104年。
拟稿：吕晓红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随园是清代金陵名园，位于今南京市广州路中段两侧百步坡一带。东起干河沿、青岛路，西至随家仓、乌龙潭，以小仓山为中心。原为江宁织造隋赫德所有，称“隋园”，后衰败荒芜，沦为茶肆，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任江宁县令时花费三百金购得，易名“随园”。
袁枚，清代著名诗人，“性灵派”代表，其诗歌讲求性情个性，所作古体诗奔放纵肆，近体诗清新自然，与蒋士铨、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曾任溧水、江浦、沭阳诸县县令，乾隆十年（1745），任江宁县令，推行法制，不避权贵，体察民情，有政声。乾隆十三年（1748）以丧父养母为由辞官，卜居南京。卸任时，江宁县百姓以“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相送。嘉庆三年（1798），袁枚逝世，葬于小仓山南岭（今五台山百步坡上）。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
随园是袁枚亲自设计的建筑佳品，他在此居住生活了50年。随园遵循了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思想，袁枚的《随园记》云：“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纵观全园，旷奥相生，山环水抱，草木芳菲，构成富有江南水乡风貌的园林景观。随园的空间布局根据山水结构划分，分为北山、湖区和南山3个分区，北山区位于山地阳坡背山面水，生活环境优越，景观视线通透，分布着随园的主体建筑群，也是袁枚和家人的起居生活区。主要有内室、小仓山房、夏凉冬燠所、古柏奇峰、金石藏、环香处、小眠斋、水精域、蔚蓝天、绿净轩、嵰山红雪、书仓等。亭廊轩榭错落有致，花影压栏景色如画。其中，水精域、蔚蓝天、绿净轩、嵰山红雪诸景在各色琉璃花窗的晕染下，晶莹澄澈，在江南园林中独具一格。登上“南楼”，启窗可见龙舟山、鸡鸣塔、台城、孝陵。诗世界、悠然见南山、小栖霞阁和因树为屋等临湖而建，兼具游赏功能。湖区以水景为主，袁枚为浙江杭州人，为解思乡之苦，仿西湖景，设花港、六桥、南峰、北峰。此间，池水如镜，柳浪荷风，夹“双湖亭”。堤上建闸，使清波洄洑，称“回波闸”。另有鸳鸯亭、渡鹤桥点缀其中。对于南山分区，袁枚主张“弃其南，一椽不施，让云烟居，为吾养空游所”，仅仅有半山亭、柏亭及山上草堂、天风阁等，有所舍弃，懂得留白，让园林由天然去雕饰。随园西南部是袁氏祖茔，周边则是水田菜畦。
随园也是袁枚精神寄托的诗性世界。袁枚在随园落成之际，感叹道，“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以官易园体现出袁枚急流勇退，归隐园林的智慧和洒脱。随园“柳谷”悬袁枚撰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恋花”的袁枚在随园遍植花草，根据清李辑《鹤征后录》记载，随园有“梅百枝，竹万竿，桂十余丛”，当代学者于佳辰等统计随园内约有40种植物。袁枚尤爱象征品行高洁的梅花，“香雪海”绕以梅花七百余株，疏影横波，寒香成海。随园亭台楼阁名字中亦可窥见其懒作公卿，远离尘世的心态，如“因树为屋”源出东汉申屠蟠，其隐居治学，不愿出仕，躲藏于汉梁芒砀山之间，以树做房屋。“悠然见南山”取自东晋陶渊明《饮酒·其五》，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田园居。
大文豪袁枚赋予随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枪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也。” 随园主要建筑“小仓山房”悬李因培集句、沈补萝书楹帖，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书仓”藏书万卷。另有“诗世界”阁楼内藏有当时名贤投赠诗。袁枚以诗名盛于当时，在随园居住的50年间，创作诗歌达六七千首，其晚年自号随园老人。所撰《随园二十四咏》吐纳烟景，尽显妙义。《随园诗话》刻印后，广为流传。当时的名公、巨卿、骚人、墨客齐聚随园，酬诗唱和，留下的诗翰集于“诗城”长廊，长达十丈。袁枚对此也颇为得意，他在《诗城诗》中写道：“十丈长廊万首诗，谁家斗富敢如斯？请看珠玉三千首，可胜珊瑚七尺枝。”随园还以“五图六记”闻名于世，其中五图是指由沈凤（凡民、补萝），罗聘（两峰）,张栋（看云），项穆之（莘甫）和王霖（春波），袁树（香亭）各绘一图，形成一卷。五图在咸丰、同治时期被毁。现南京博物院藏有袁起的《随园图》，南京市博物馆藏有袁起的《载酒访随园图》，同济大学藏有汪荣的《随园图》。袁枚为随园作专记六篇，见于《金陵园墅志》。
清代著名文学家蒋敦复盛赞随园“山水花木、亭台楼阁，占尽金陵”。清顾云《盋山志》中赞其是“天下所称名园者也”。其时，士人游金陵必访随园，民国陈诒绂《金陵园墅志》谓：“因园中四时皆花，益以虫鸟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断，盛时年游人量达十余万人，以致户限为穿，每年更易一二次，主人亦听其自由往来，惟绿净轩环房二十三间，非相识不能遽到”。
随园不设围墙，寻常百姓也可以入园。每逢正月十五，随园举行热闹的灯会，百姓可前往观灯。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二十三日，袁枚母亲九十寿诞，随园张灯祝寿，倾城欢歌。《小仓山房诗集》载《山中行乐词》十二首，其四：
九十高堂寿，千灯上下张。环山生火树，摇水动珠光。
隔岸笙歌助，倾城仕女狂。此时一杯酒，真个紫霞觞。
袁枚临终遗言“身后随园得保三十年，余愿已足”。可《随园诗话批本》作者伍舒坤嘉庆二十四年（1819）第四次访随园，值袁枚作古22年，随园已沦为茶肆。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今南京），夏官丞相曾居随园，后因清军围城，太平军将小仓山辟为梯田，山峰为之削平，随园亦无人看管，日就倾圮，此时距袁枚作古56年，建园104年。
拟稿：吕晓红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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