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较为青睐的花】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论睁了眼看》——鲁迅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蘸纸火盆,妄希福佑,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蘸纸火盆,妄希福佑,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博君一肖[超话]#
我说一说我心里想的啊……
看了超级多视频,花絮,各种大神制作!
我真的,感觉羡羡欠lz一个拥抱,那种“使劲”的拥抱!
看见dd那副痴汉样,那深情的都能渗出蜜的眼神……
哥哥,我就问问你,你除了会摸手你还能干啥?啊?你就不能使劲抱抱他麽?(别说什么私下肯定抱了)我说的是当着我的面,我的面,我的面[跪了][跪了][跪了][跪了][跪了][跪了][跪了]我意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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