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车频频涨价为哪般?原来竟然是因为这个妖“镍”?】比亚迪和特斯拉,这两家分别代表国内和国外最优秀的新能源车企,在同一天涨价了。
3月15日,根据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国产Model Y长续航版和高性能版车型售价从35.79万元和39.79万元分别上涨至37.59万元和41.79万元,上涨幅度分别为1.8万元和2万元。其中,后轮驱动板的Model
Y售价维持不变。
时隔不到一周,这已经是特斯拉中国对旗下产品进行的第二次价格上调,上一次Model Y的高性能版车型涨价幅度为1万元。也就是说,仅仅不足半个月的时间,特斯拉Model Y的部分车型最高上涨幅度已经达到了3万元,这是Model Y自国产以来涨幅最高的一次。
无独有偶,比亚迪官方也在3月15日晚上宣布,由于受到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影响,比亚迪将对王朝网和海洋网相关新能源车型的官方指导价进行调整,上调幅度为3000元~6000元不等。
根据我们的调查,比亚迪本轮涨价涉及10款车型,共39款配置。其中,涨幅3000元的车型主要为DM-i车型,涨幅6000元的则主要是纯电动车型。值得一提的是,定位高端的比亚迪汉系列,则不会涉及此次调价。
之后的这段时间,涨价的消息纷至沓来,3月20日,威马汽车也宣布将对在售车型价格进行调整,综合补贴后售价上调幅度为7,000-26,000元不等。此次价格调整将于3月28日零时起生效,在此之前已完成定金支付的用户不受此次价格调整影响。
关注新能源车的朋友一定知道,自从2022年1月起,新能源车企涨价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尽管年初有部分车企是以补贴退坡为理由进行涨价,但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涨价的次要原因。真正的核心,还是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锅”。
据了解,目前锂、铝、钴等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涨幅凶猛,尤其是三元锂电池中的镍材料,价格涨幅更是惊人。
3月8日,有全球金属交易风向标之称的伦敦金属交易所镍期货价格出现大幅上扬,出现历史高点,这也导致伦敦金属交易所临时决定镍期货临时停牌。在停牌前,镍期货的价格为每吨8万美元,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初始价上涨了近200%。
与此同时,这些金属原材料的价格波动也影响到了国内。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尽管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从长远角度看不会影响国内汽车行业的产销,但短期内确实会给动力电池企业以及汽车主机厂带来一些生产成本的压力。
那么,镍材料的价格上涨根本原因是什么?这阵涨价风波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首先还是得把目光放在谁都不愿意提及的俄乌局势上。
●俄乌冲突升级,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猛涨
如果放眼全球,俄罗斯和乌克兰其实是都镍材料的生产大国。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两国不少的工厂都纷纷停工停产,导致镍材料的产能大幅降低,供需关系的平衡被打破,这就间接使得镍材料的价格猛涨。
而且随着战争规模的持续升级,欧洲各国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上的制裁与封锁,贸易方面的制裁让镍材料的出口受阻,市场供需关系的天秤进一步向一边倾斜。
事实上,俄罗斯并不是镍矿最多的储存国,全球的镍材料主要分布在印尼、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它们的存储量总计可以达到60%以上。然而在镍的加工上,俄罗斯却是位居世界首位。
一直以来,俄罗斯都是镍材料的生产和出口大国,从往年生产以及出口数据来看,俄罗斯的镍产量占到了约全球总产量的10%,出口量则维持在每年13万吨左右。但随着欧洲各国与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蝴蝶效应”带来的影响也愈发明显。电动车市场的成本上涨,最终也分摊到了全球每一个消费者的身上。
再进一步说,抛开镍材料的价格上涨不谈,国际油价的飞涨也和俄乌冲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今,92号汽油的已经突破了8块钱,燃油车的出行几乎达到了每公里1块钱。如果再加上市区拥堵,那消费者的用车成本是显著提升的。
原本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新能源车市场反超燃油车市场的一个契机。但由于镍材料的价格也开始猛增,所以汽车市场整体都出现了成本增高的现象。市场的格局并未发生变化,提升的只是每一个消费者的用车和购车成本。
另外,镍材料的价格脱离控制,还与青山控股被嘉能可集团逼仓有关。
作为我国最大的镍生产企业和世界500强公司,青山控股一直被誉为是“中国镍王”。它最早的主业是不锈钢,这也是镍的早期用途之一。在2017年左右,青山控股开始涉足新能源车产业链,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整车、动力电池(电芯、电池包)、电机电控系统以及其他零部件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据了解,目前青山控股持有20万吨镍的空单,由于俄罗斯镍业被踢出了交易所无法交割,青山集团很可能无法交货。按照没涨价之前的2万~2.5万美元的镍价推算,20万吨的空单很可能会让青山控股浮亏70亿~80亿美元之间。
而且在俄罗斯镍业被踢出欧洲的交易所之后,欧洲有不少公司都把目光放在了中国的镍市场,比如同为世界500强的嘉能可在伦镍上逼仓镍矿巨头青山控股,要其在印尼镍矿的60%股权。尽管目前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但在多方势力的角逐下,最难受的还是下游的汽车产业链。
●镍对于电池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目前汽车动力电池的技术方向分为了磷酸铁锂和三元锂这两种。其中三元锂电池的正极材料一般是使用镍钴锰酸锂或者镍钴铝酸锂,这也就是三元锂电池名称的由来。三元,指的就是三种金属元素。
从技术的发展阶段来看,三元锂电池的镍钴锰比例从最初的111,一路进化到了433、532、622、811。根据技术的方向我们也能发现,镍元素在汽车动力电池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截至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正极材料中最重要的金属元素。
为什么动力电池企业会持续降低钴和锰的比例呢?根本原因是,钴和锰属于贵金属,它们的成本在此前相较于镍都会更高,因此降低钴和锰的比例,可以有效的控制成本。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动力电池行业的产业链经常出现钴和锰等材料“卡脖子”的情况,它们的产能和价格就像摆在面前的两座大山,始终无法逾越。久而久之,消费者对于这种现象也就屡见不鲜了。
但在这之前,镍元素始终是不温不火,它几乎很少会出现“缺货”的现象,一直都有相对稳定的供应。这主要是因为,全球镍资源的储量在之前其实相当丰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20年数据显示,全球镍资源储量约8900万吨,其中约60%是红土镍矿,约40%是硫化镍矿。而且镍在地球中的含量约为3%,仅次于铁、氧、硅、镁位居第五位。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俄乌的冲突升级和青山控股的断货是镍材料涨价的核心原因。如果单从资源储量来看,镍材料几乎不太可能面临“缺货”的问题。
●磷酸铁锂会弯道超车吗?
由于电池的特性不同,磷酸铁锂电池的原材料中不需要镍和钴,所以它也顺利躲过了这一劫。目前,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斯拉Model Y、比亚迪汉等车型均没有涨价的现象。那么,磷酸铁锂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对三元锂的弯道超车吗?
目前看来,这个难度还是不小的。
首先,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只有中国企业在开发磷酸铁锂电池技术,比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等等。而除了中国企业之外的日韩企业,它们都是以三元锂电池技术为主要发展方向。
而且数据显示,2021年初,磷酸铁锂的价格仅为5万元/吨,但到了2021年底,已经上涨到了27万元/吨。而根据上海钢联发布的数据显示,电池级碳酸锂的最新报价已超过42万元/吨。所以不难看出,即便选择磷酸铁锂电池作为三元锂电池的替代品,依然要面对成本大幅上升的问题。
另外,从电池本身的特性上来看,尽管磷酸铁锂技术被中国车企所追捧,拥有成本低、抗自燃、可塑性强的优点,但在核心的能量密度、高倍率充电、抗低温、比功率等方面,比三元锂电池还是要差一些。
从现阶段搭载三元锂电池的纯电动车定位上,我们也能够发现,绝大部分高端电动车都不会选择磷酸铁锂电池,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三元锂电池有着磷酸铁锂电池无法替代的优势。
况且,镍的价格飞涨大概率只是暂时性的事件。等到印尼的镍产量提升之后,价格应该也会逐渐回落。磷酸铁锂电池想要在短时间内研发出革命性的新技术,几乎没有太大可能。
因此,无论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这两种形式的电池还将会面临很长时间的竞争。在一方因某种原因导致价格上涨时,另一方也不太可能立刻就实现弯道超车。
●市场方面,消费者对于车价上涨大体能接受
好消息是,尽管动力电池原材料的价格从年初开始就逐渐上涨,但新能源车市场的销售情况还算比较乐观。从2022年1月和2月的销量来看,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幅已经达到了150%左右的水平。如果不是因为涨价的因素,新能源车的市场发展很可能好过预期。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也认为,涨价等因素对于新能源车销量不会带来明显影响,目前消费者对于价格的上涨幅度大体还能接受。而且新能源车原材料涨价属于周期性现象,不具有持续性,目前车价上调是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体现。
总的来说,今年新能源车市场的销量状况良好,未来虽然还会有宣布涨价的车企,但随着原材料产业端供应环境恢复,这股涨价风波最终也还是会过去。
●写在最后
之前我们总抱怨特斯拉频繁降价,那这次涨价估计应该能抚慰不少老车主脆弱的心灵。巧合的是,就在特斯拉宣布涨价之前的头一天,我曾犹豫过到底要不要下单一台Model Y,结果犹豫就会败北,第二天Model Y就涨了1万,几天之后又涨了2万...
如果您不是急迫的需要一辆新能源车,那么我个人建议可以再持币观望一下。应该庆幸的是,此次涨价是由原材料短缺所致,而不是政策原因或市场因素。这至少表明了,新能源车的价格理论上还会再恢复到之前的状态。等到市场的环境稳定下来,在做决策也不迟。
3月15日,根据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国产Model Y长续航版和高性能版车型售价从35.79万元和39.79万元分别上涨至37.59万元和41.79万元,上涨幅度分别为1.8万元和2万元。其中,后轮驱动板的Model
Y售价维持不变。
时隔不到一周,这已经是特斯拉中国对旗下产品进行的第二次价格上调,上一次Model Y的高性能版车型涨价幅度为1万元。也就是说,仅仅不足半个月的时间,特斯拉Model Y的部分车型最高上涨幅度已经达到了3万元,这是Model Y自国产以来涨幅最高的一次。
无独有偶,比亚迪官方也在3月15日晚上宣布,由于受到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影响,比亚迪将对王朝网和海洋网相关新能源车型的官方指导价进行调整,上调幅度为3000元~6000元不等。
根据我们的调查,比亚迪本轮涨价涉及10款车型,共39款配置。其中,涨幅3000元的车型主要为DM-i车型,涨幅6000元的则主要是纯电动车型。值得一提的是,定位高端的比亚迪汉系列,则不会涉及此次调价。
之后的这段时间,涨价的消息纷至沓来,3月20日,威马汽车也宣布将对在售车型价格进行调整,综合补贴后售价上调幅度为7,000-26,000元不等。此次价格调整将于3月28日零时起生效,在此之前已完成定金支付的用户不受此次价格调整影响。
关注新能源车的朋友一定知道,自从2022年1月起,新能源车企涨价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尽管年初有部分车企是以补贴退坡为理由进行涨价,但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涨价的次要原因。真正的核心,还是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锅”。
据了解,目前锂、铝、钴等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涨幅凶猛,尤其是三元锂电池中的镍材料,价格涨幅更是惊人。
3月8日,有全球金属交易风向标之称的伦敦金属交易所镍期货价格出现大幅上扬,出现历史高点,这也导致伦敦金属交易所临时决定镍期货临时停牌。在停牌前,镍期货的价格为每吨8万美元,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初始价上涨了近200%。
与此同时,这些金属原材料的价格波动也影响到了国内。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尽管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从长远角度看不会影响国内汽车行业的产销,但短期内确实会给动力电池企业以及汽车主机厂带来一些生产成本的压力。
那么,镍材料的价格上涨根本原因是什么?这阵涨价风波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首先还是得把目光放在谁都不愿意提及的俄乌局势上。
●俄乌冲突升级,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猛涨
如果放眼全球,俄罗斯和乌克兰其实是都镍材料的生产大国。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两国不少的工厂都纷纷停工停产,导致镍材料的产能大幅降低,供需关系的平衡被打破,这就间接使得镍材料的价格猛涨。
而且随着战争规模的持续升级,欧洲各国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上的制裁与封锁,贸易方面的制裁让镍材料的出口受阻,市场供需关系的天秤进一步向一边倾斜。
事实上,俄罗斯并不是镍矿最多的储存国,全球的镍材料主要分布在印尼、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它们的存储量总计可以达到60%以上。然而在镍的加工上,俄罗斯却是位居世界首位。
一直以来,俄罗斯都是镍材料的生产和出口大国,从往年生产以及出口数据来看,俄罗斯的镍产量占到了约全球总产量的10%,出口量则维持在每年13万吨左右。但随着欧洲各国与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蝴蝶效应”带来的影响也愈发明显。电动车市场的成本上涨,最终也分摊到了全球每一个消费者的身上。
再进一步说,抛开镍材料的价格上涨不谈,国际油价的飞涨也和俄乌冲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今,92号汽油的已经突破了8块钱,燃油车的出行几乎达到了每公里1块钱。如果再加上市区拥堵,那消费者的用车成本是显著提升的。
原本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新能源车市场反超燃油车市场的一个契机。但由于镍材料的价格也开始猛增,所以汽车市场整体都出现了成本增高的现象。市场的格局并未发生变化,提升的只是每一个消费者的用车和购车成本。
另外,镍材料的价格脱离控制,还与青山控股被嘉能可集团逼仓有关。
作为我国最大的镍生产企业和世界500强公司,青山控股一直被誉为是“中国镍王”。它最早的主业是不锈钢,这也是镍的早期用途之一。在2017年左右,青山控股开始涉足新能源车产业链,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整车、动力电池(电芯、电池包)、电机电控系统以及其他零部件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据了解,目前青山控股持有20万吨镍的空单,由于俄罗斯镍业被踢出了交易所无法交割,青山集团很可能无法交货。按照没涨价之前的2万~2.5万美元的镍价推算,20万吨的空单很可能会让青山控股浮亏70亿~80亿美元之间。
而且在俄罗斯镍业被踢出欧洲的交易所之后,欧洲有不少公司都把目光放在了中国的镍市场,比如同为世界500强的嘉能可在伦镍上逼仓镍矿巨头青山控股,要其在印尼镍矿的60%股权。尽管目前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但在多方势力的角逐下,最难受的还是下游的汽车产业链。
●镍对于电池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目前汽车动力电池的技术方向分为了磷酸铁锂和三元锂这两种。其中三元锂电池的正极材料一般是使用镍钴锰酸锂或者镍钴铝酸锂,这也就是三元锂电池名称的由来。三元,指的就是三种金属元素。
从技术的发展阶段来看,三元锂电池的镍钴锰比例从最初的111,一路进化到了433、532、622、811。根据技术的方向我们也能发现,镍元素在汽车动力电池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截至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正极材料中最重要的金属元素。
为什么动力电池企业会持续降低钴和锰的比例呢?根本原因是,钴和锰属于贵金属,它们的成本在此前相较于镍都会更高,因此降低钴和锰的比例,可以有效的控制成本。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动力电池行业的产业链经常出现钴和锰等材料“卡脖子”的情况,它们的产能和价格就像摆在面前的两座大山,始终无法逾越。久而久之,消费者对于这种现象也就屡见不鲜了。
但在这之前,镍元素始终是不温不火,它几乎很少会出现“缺货”的现象,一直都有相对稳定的供应。这主要是因为,全球镍资源的储量在之前其实相当丰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20年数据显示,全球镍资源储量约8900万吨,其中约60%是红土镍矿,约40%是硫化镍矿。而且镍在地球中的含量约为3%,仅次于铁、氧、硅、镁位居第五位。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俄乌的冲突升级和青山控股的断货是镍材料涨价的核心原因。如果单从资源储量来看,镍材料几乎不太可能面临“缺货”的问题。
●磷酸铁锂会弯道超车吗?
由于电池的特性不同,磷酸铁锂电池的原材料中不需要镍和钴,所以它也顺利躲过了这一劫。目前,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斯拉Model Y、比亚迪汉等车型均没有涨价的现象。那么,磷酸铁锂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对三元锂的弯道超车吗?
目前看来,这个难度还是不小的。
首先,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只有中国企业在开发磷酸铁锂电池技术,比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等等。而除了中国企业之外的日韩企业,它们都是以三元锂电池技术为主要发展方向。
而且数据显示,2021年初,磷酸铁锂的价格仅为5万元/吨,但到了2021年底,已经上涨到了27万元/吨。而根据上海钢联发布的数据显示,电池级碳酸锂的最新报价已超过42万元/吨。所以不难看出,即便选择磷酸铁锂电池作为三元锂电池的替代品,依然要面对成本大幅上升的问题。
另外,从电池本身的特性上来看,尽管磷酸铁锂技术被中国车企所追捧,拥有成本低、抗自燃、可塑性强的优点,但在核心的能量密度、高倍率充电、抗低温、比功率等方面,比三元锂电池还是要差一些。
从现阶段搭载三元锂电池的纯电动车定位上,我们也能够发现,绝大部分高端电动车都不会选择磷酸铁锂电池,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三元锂电池有着磷酸铁锂电池无法替代的优势。
况且,镍的价格飞涨大概率只是暂时性的事件。等到印尼的镍产量提升之后,价格应该也会逐渐回落。磷酸铁锂电池想要在短时间内研发出革命性的新技术,几乎没有太大可能。
因此,无论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这两种形式的电池还将会面临很长时间的竞争。在一方因某种原因导致价格上涨时,另一方也不太可能立刻就实现弯道超车。
●市场方面,消费者对于车价上涨大体能接受
好消息是,尽管动力电池原材料的价格从年初开始就逐渐上涨,但新能源车市场的销售情况还算比较乐观。从2022年1月和2月的销量来看,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幅已经达到了150%左右的水平。如果不是因为涨价的因素,新能源车的市场发展很可能好过预期。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也认为,涨价等因素对于新能源车销量不会带来明显影响,目前消费者对于价格的上涨幅度大体还能接受。而且新能源车原材料涨价属于周期性现象,不具有持续性,目前车价上调是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体现。
总的来说,今年新能源车市场的销量状况良好,未来虽然还会有宣布涨价的车企,但随着原材料产业端供应环境恢复,这股涨价风波最终也还是会过去。
●写在最后
之前我们总抱怨特斯拉频繁降价,那这次涨价估计应该能抚慰不少老车主脆弱的心灵。巧合的是,就在特斯拉宣布涨价之前的头一天,我曾犹豫过到底要不要下单一台Model Y,结果犹豫就会败北,第二天Model Y就涨了1万,几天之后又涨了2万...
如果您不是急迫的需要一辆新能源车,那么我个人建议可以再持币观望一下。应该庆幸的是,此次涨价是由原材料短缺所致,而不是政策原因或市场因素。这至少表明了,新能源车的价格理论上还会再恢复到之前的状态。等到市场的环境稳定下来,在做决策也不迟。
【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3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3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行业e线】光伏扩产带动核心设备需求,行业“卖铲人”迎来业绩增长期
近期,多个光伏投资大项目浮出水面。晶澳科技拟在云南曲靖投资光伏电池、组件、新能源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隆基股份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195亿元建设单晶硅棒、电池、组件等项目;新特能源拟在新疆昌吉建设年产20万吨多晶硅项目,总投资176亿元。
类似的百亿元光伏项目投资早已屡见不鲜,2020-2021年,行业扩产的主角是硅片,2021年末以来,硅料扩产风头正盛。然而,各制造环节产能落地后依然面临市场供需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还原炉、单晶炉、HJT生产线等光伏核心设备“卖铲人”已经率先尝到了行业扩产的红利。
硅片扩产拉动单晶炉需求
毫无疑问,硅片是近两年光伏扩产的主要环节之一,其中,拉棒工序的核心设备是单晶炉。
记者从相关设备企业获得的数据显示,以最新的1600型单晶炉为例,每1000台设备对应的硅片产能在12GW左右。另据机构测算,1GW硅片对应的单晶炉投资额约为1.4亿元。
●行业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已建成的硅片产能已经到了330GW左右,预计还将新增超过100GW高纯大尺寸硅片。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表示,大尺寸硅片(182mm+210mm)2020年的占比为4.5%,2021年提升至45%,预计今年降提升至75%。
潜在的硅片扩产规模为新增设备及设备更新需求提供了空间。上市公司的签单情况也反映出这一趋势,3月初,双良节能与晶盛机电签订买卖合同,向后者采购直拉单晶炉,将应用于公司大尺寸单晶硅片项目。供货范围包括所有设备、技术资料等,合同金额为8.09亿元。
记者注意到,去年5月,双良节能与晶盛机电也曾签订直拉单晶炉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14亿元,交货期为2021年10-12月;去年11月,双方就5月份的合同进行了调整,采购总金额由14亿元增至22.4亿元,交货日期在原基础上延至2022年5月。
●根据机构测算,去年11月,双良节能锁定的单晶炉设备对应产能已经从10GW提升至16GW。双良节能在近期的调研中表示,今年年内将会尽快实现20GW的年产能;到2023年,将实现40GW+的年产能,体现公司的规模优势。
站在设备供应商的角度,晶盛机电与双良节能的签单只是冰山一角。去年8月,晶盛机电与宁夏中环签订合同,将向宁夏中环销售全自动晶体生长炉设备,合同金额60.83亿元;去年3月,中环协鑫也曾向晶盛机电采购晶体生长及硅棒加工设备。另外,去年3月、5月、10月,青海高景先后三次向晶盛机电采购单晶炉及配套设备,合同金额共计27.6亿元。
稍早前,晶盛机电披露的业绩快报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营收59.6亿元,净利润1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44%和100.23%。业绩变动原因之一是,受益于下游硅片厂商积极推进扩产进度,公司持续提升设备交付能力,订单量、营收规模大幅增长。
除晶盛机电以外,具备单晶炉设备供应能力的还有连城数控和京运通。3月初,双良节能也公告称,将向连城数控全资子公司连城凯克斯采购直拉单晶炉,涉及金额6.2亿元,去年5月,双良节能也曾向连城凯克斯采购8.46亿元的直拉单晶炉。另外,今年2月,京运通公告称,将向曲靖晶澳出售软轴全自动单晶炉及单晶生长控制系统,总金额5.4亿元。
从主要单晶炉供应商格局来看,晶盛机电独立性最强,获得下游订单也最多;连城数控重点供应关联方隆基股份,后者硅片产能位列行业首位;京运通拓展硅片业务后,单晶炉业务的定位也转向为首先满足自用。
一位单晶炉供应商人士告诉记者,市场上可以供应单晶炉的厂商屈指可数,如果单晶炉供应商直接或间接从事硅片业务,就会与其他硅片厂商形成竞争关系,后者在确定向谁采购单晶炉时也会有所选择;反过来,直接或间接涉足硅片业务的单晶炉供应商认为自己掌握了制造设备的关键技术,因此,也不太愿意与其他硅片厂商分享这些技术。
还原炉市场吸引新玩家
正如前述,硅料已经接棒硅片成为当下光伏扩产的新热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3月,共有18家企业公布扩产规划,硅料总规模超310万吨,投资金额达千亿元,建设年限在2-5年不等。具体项目包括新特能源计划在新疆昌吉投建20万吨多晶硅产能,中来股份计划在山西太原投建10万吨产能,上机数控计划在内蒙古包头投建10万吨产能等。
硅料项目的核心设备是多晶硅还原炉,今年2月,双良节能一口气签订了多个还原炉销售合同。先是在2月8日,双良节能控股子公司与合盛硅业、东方希望子公司签下两笔多对棒还原炉设备合同,金额共计约7.44亿元;随后的2月14日,又与甘肃瓜州宝丰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涉及多对棒还原炉设备及相应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金额2.6亿元。
●双良节能人士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公司还原炉市场占有率在65%以上。根据双良节能在调研中的表态,一万吨硅料产能对应的多晶硅还原炉(以42对棒还原炉为例)数量大概在15-17台套,所对应的价值量在5000万元左右;如果一台还原炉再配以一套撬块,一万吨硅料产能对应的多晶硅还原炉系统价值量将在8000万元左右。
记者注意到,去年,双良节能多晶硅还原炉及相关产品实现营收9.79亿元,同比增幅高达453.6%,毛利率也增加了5.81个百分点至38.53%。双良节能表示,公司还原炉市场份额长期稳居国内第一,目前多晶硅新老玩家纷纷抛出投产扩产计划,在未来光伏“碳中和”清洁能源替代政策的驱动下,多晶硅还原炉作为光伏上游硅料核心生产设备需求将持续增长。
根据以上硅料扩产规模及单位投资成本数据,可以粗略估算多晶硅还原炉的市场规模。除了双良节能以外,目前国内能够提供还原炉设备的厂商还有上海森松,东方电热旗下的瑞吉格泰等。当然,还原炉市场也吸引了新的进入者,例如兰石重装。
2月初,由兰石重装研制的青海亚洲硅业60000t/a电子级多晶硅项目还原炉完工发运,此前,公司还完成了该项目冷氢化反应器、换热器设备,由此成为国内市场上极少数实现成套化生产多晶硅设备的供应商之一。公司现已获得亚洲硅业、东方希望等多晶硅项目产品订单,并表示,将加大力度开拓多晶硅市场,提高在光伏多晶硅核心装备领域市场占有率。
一家还原炉供应商告诉记者,还原炉在设备工艺和材料方面有一定技术门槛,但是,产能方面不会受到太多限制,“人员、厂房、设备都没有问题,可以及时满足客户需要;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还原炉车间,还有其他车间、工人都是可以调度的,如果还原炉订单较多、生产紧张,这些资源都是可以灵活安排的。”
还原炉、单晶炉作为光伏上游环节的核心生产设备,受益于行业扩产的逻辑也较为相似。不过,由于硅料、硅片的扩产周期不同,这两类设备面临的市场需求释放节奏也有差异,例如,硅料扩产周期长,已规划的项目将在未来2-5年陆续释放,设备需求释放更为平滑。
相比之下,一家单晶炉供应商人士就向记者表达了其担忧,“单晶炉的使用周期是比较长的,这一两年增加的炉子比较多,但是,如果过了当前旺盛的扩产周期,对单晶炉的需求量就没有这么大了。从我们之前的经验来看,单晶炉如果出现新炉型也是会刺激更新需求的,但是目前1600型单晶炉已经是最先进的了,要切换到下一代单晶炉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HJT、TOPCon电池设备频频招标
不久前,隆基股份公布了195亿元的扩产计划,涉及20GW单晶硅棒和切片项目、30GW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及5GW高效光伏组件项目,投资额预计分别为76亿元、103亿元和16亿,其中,电池项目是重头戏,也被视作隆基在补自身短板。
●根据去年三季度的数据,隆基股份自有电池产能37.3GW,自有组件57.7GW,公司自有电池与组件产能并不匹配,电池产能年化缺口20.4GW。
天风证券指出,隆基股份本次电池扩产,单位投资额为3.43亿元,预计投资主要用于生产和工艺设备购置、安装及调试。该机构认为,此次30GW的扩产路线尚未明确,但隆基此前在IBC、HJT(异质结)、TOPCon领域均有较大进展,此次扩产有望以新型电池路线为主。
事实上,电池设备需求也有较大增量,不同于还原炉和单晶炉的情况,光伏电池技术路线正迎来更迭期,电池制造设备对新技术的要求更高。HJT,TOPCon等电池设备等都是光伏电池厂商采购的重点。
记者注意到,今年2月,三一集团连续发布14条光伏设备招标公告,设备类型涵盖单晶炉、切片机、丝网印刷设备等。从项目标名来看,三一集团本次招标的设备将应用于三一光伏项目单晶试制线、三一光伏TOPCon光伏电池试制线项目。
此外,协鑫集成稍早前发布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的公告,计划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乐山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10GW高效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一期5GW)项目。
新型电池制造设备除了新增量以外,其单位投资也较高。记者从产业链了解到,目前,1GWHJT设备的投资额在4亿元至4.5亿元左右,远高于同等规模PERC设备2亿元的投资额。
虽然有机构预测HJT设备将在2022、2023年快速降本,但一家头部企业人士向记者反馈说,如果HJT设备的核心部件全部实现国产替代,那么1GWHJT设备成本降至3亿元水平是可以实现的,但要降到与当前主流PERC设备相当的2亿元水平依然有难度。
迈为股份在近期的调研中表示,今年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铝件,钢件成本上升;标准件又大量与半导体设备共用部件导致成本上升,所以今年HJT整线设备的成本下降不乐观。另外,迈为股份预计,2022年异质结整体市场扩产计划会在20至30GW的规模。
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的数据来看,今年,N型电池(HJT、TOPCon)占比有望从3%提升至13.4%,TOPCon电池2022年底产能有望超过35GW、HJT则有望超过13GW。由此可见,新型光伏电池占比提升也将拉动相应设备的需求增长。
迈为股份表示,公司HJT设备产能目前处于超负荷状态,公司通过租赁新厂房满足客户订单要求。公司募投项目一期85亩土地已经获得施工许可证,施工单位已经进场施工,预计今年底、明年初有望投产。公司称,去年HJT订单情况很好,今年HJT订单情况会更好。
记者了解到,与电池设备技术更新类似,组件环节也面临技术迭代带来的设备更新,而且迭代周期已缩短至约2年,后续串焊机的技术更新关键在于大尺寸持续渗透、HJT带来的硅片减薄需求及高精度串焊。东吴证券认为,串焊机市场空间有望翻倍。
落实到具体公司,今年以来,奥特维发布了三份产品中标公告,采购方为晶澳科技、晶科能源,涉及产品包括高速划焊一体机、无损激光划片机、硅片分选机、多主栅划焊联体机等,披露的中标金额合计约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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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个光伏投资大项目浮出水面。晶澳科技拟在云南曲靖投资光伏电池、组件、新能源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隆基股份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195亿元建设单晶硅棒、电池、组件等项目;新特能源拟在新疆昌吉建设年产20万吨多晶硅项目,总投资176亿元。
类似的百亿元光伏项目投资早已屡见不鲜,2020-2021年,行业扩产的主角是硅片,2021年末以来,硅料扩产风头正盛。然而,各制造环节产能落地后依然面临市场供需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还原炉、单晶炉、HJT生产线等光伏核心设备“卖铲人”已经率先尝到了行业扩产的红利。
硅片扩产拉动单晶炉需求
毫无疑问,硅片是近两年光伏扩产的主要环节之一,其中,拉棒工序的核心设备是单晶炉。
记者从相关设备企业获得的数据显示,以最新的1600型单晶炉为例,每1000台设备对应的硅片产能在12GW左右。另据机构测算,1GW硅片对应的单晶炉投资额约为1.4亿元。
●行业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已建成的硅片产能已经到了330GW左右,预计还将新增超过100GW高纯大尺寸硅片。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表示,大尺寸硅片(182mm+210mm)2020年的占比为4.5%,2021年提升至45%,预计今年降提升至75%。
潜在的硅片扩产规模为新增设备及设备更新需求提供了空间。上市公司的签单情况也反映出这一趋势,3月初,双良节能与晶盛机电签订买卖合同,向后者采购直拉单晶炉,将应用于公司大尺寸单晶硅片项目。供货范围包括所有设备、技术资料等,合同金额为8.09亿元。
记者注意到,去年5月,双良节能与晶盛机电也曾签订直拉单晶炉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14亿元,交货期为2021年10-12月;去年11月,双方就5月份的合同进行了调整,采购总金额由14亿元增至22.4亿元,交货日期在原基础上延至2022年5月。
●根据机构测算,去年11月,双良节能锁定的单晶炉设备对应产能已经从10GW提升至16GW。双良节能在近期的调研中表示,今年年内将会尽快实现20GW的年产能;到2023年,将实现40GW+的年产能,体现公司的规模优势。
站在设备供应商的角度,晶盛机电与双良节能的签单只是冰山一角。去年8月,晶盛机电与宁夏中环签订合同,将向宁夏中环销售全自动晶体生长炉设备,合同金额60.83亿元;去年3月,中环协鑫也曾向晶盛机电采购晶体生长及硅棒加工设备。另外,去年3月、5月、10月,青海高景先后三次向晶盛机电采购单晶炉及配套设备,合同金额共计27.6亿元。
稍早前,晶盛机电披露的业绩快报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营收59.6亿元,净利润1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44%和100.23%。业绩变动原因之一是,受益于下游硅片厂商积极推进扩产进度,公司持续提升设备交付能力,订单量、营收规模大幅增长。
除晶盛机电以外,具备单晶炉设备供应能力的还有连城数控和京运通。3月初,双良节能也公告称,将向连城数控全资子公司连城凯克斯采购直拉单晶炉,涉及金额6.2亿元,去年5月,双良节能也曾向连城凯克斯采购8.46亿元的直拉单晶炉。另外,今年2月,京运通公告称,将向曲靖晶澳出售软轴全自动单晶炉及单晶生长控制系统,总金额5.4亿元。
从主要单晶炉供应商格局来看,晶盛机电独立性最强,获得下游订单也最多;连城数控重点供应关联方隆基股份,后者硅片产能位列行业首位;京运通拓展硅片业务后,单晶炉业务的定位也转向为首先满足自用。
一位单晶炉供应商人士告诉记者,市场上可以供应单晶炉的厂商屈指可数,如果单晶炉供应商直接或间接从事硅片业务,就会与其他硅片厂商形成竞争关系,后者在确定向谁采购单晶炉时也会有所选择;反过来,直接或间接涉足硅片业务的单晶炉供应商认为自己掌握了制造设备的关键技术,因此,也不太愿意与其他硅片厂商分享这些技术。
还原炉市场吸引新玩家
正如前述,硅料已经接棒硅片成为当下光伏扩产的新热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3月,共有18家企业公布扩产规划,硅料总规模超310万吨,投资金额达千亿元,建设年限在2-5年不等。具体项目包括新特能源计划在新疆昌吉投建20万吨多晶硅产能,中来股份计划在山西太原投建10万吨产能,上机数控计划在内蒙古包头投建10万吨产能等。
硅料项目的核心设备是多晶硅还原炉,今年2月,双良节能一口气签订了多个还原炉销售合同。先是在2月8日,双良节能控股子公司与合盛硅业、东方希望子公司签下两笔多对棒还原炉设备合同,金额共计约7.44亿元;随后的2月14日,又与甘肃瓜州宝丰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涉及多对棒还原炉设备及相应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金额2.6亿元。
●双良节能人士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公司还原炉市场占有率在65%以上。根据双良节能在调研中的表态,一万吨硅料产能对应的多晶硅还原炉(以42对棒还原炉为例)数量大概在15-17台套,所对应的价值量在5000万元左右;如果一台还原炉再配以一套撬块,一万吨硅料产能对应的多晶硅还原炉系统价值量将在8000万元左右。
记者注意到,去年,双良节能多晶硅还原炉及相关产品实现营收9.79亿元,同比增幅高达453.6%,毛利率也增加了5.81个百分点至38.53%。双良节能表示,公司还原炉市场份额长期稳居国内第一,目前多晶硅新老玩家纷纷抛出投产扩产计划,在未来光伏“碳中和”清洁能源替代政策的驱动下,多晶硅还原炉作为光伏上游硅料核心生产设备需求将持续增长。
根据以上硅料扩产规模及单位投资成本数据,可以粗略估算多晶硅还原炉的市场规模。除了双良节能以外,目前国内能够提供还原炉设备的厂商还有上海森松,东方电热旗下的瑞吉格泰等。当然,还原炉市场也吸引了新的进入者,例如兰石重装。
2月初,由兰石重装研制的青海亚洲硅业60000t/a电子级多晶硅项目还原炉完工发运,此前,公司还完成了该项目冷氢化反应器、换热器设备,由此成为国内市场上极少数实现成套化生产多晶硅设备的供应商之一。公司现已获得亚洲硅业、东方希望等多晶硅项目产品订单,并表示,将加大力度开拓多晶硅市场,提高在光伏多晶硅核心装备领域市场占有率。
一家还原炉供应商告诉记者,还原炉在设备工艺和材料方面有一定技术门槛,但是,产能方面不会受到太多限制,“人员、厂房、设备都没有问题,可以及时满足客户需要;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还原炉车间,还有其他车间、工人都是可以调度的,如果还原炉订单较多、生产紧张,这些资源都是可以灵活安排的。”
还原炉、单晶炉作为光伏上游环节的核心生产设备,受益于行业扩产的逻辑也较为相似。不过,由于硅料、硅片的扩产周期不同,这两类设备面临的市场需求释放节奏也有差异,例如,硅料扩产周期长,已规划的项目将在未来2-5年陆续释放,设备需求释放更为平滑。
相比之下,一家单晶炉供应商人士就向记者表达了其担忧,“单晶炉的使用周期是比较长的,这一两年增加的炉子比较多,但是,如果过了当前旺盛的扩产周期,对单晶炉的需求量就没有这么大了。从我们之前的经验来看,单晶炉如果出现新炉型也是会刺激更新需求的,但是目前1600型单晶炉已经是最先进的了,要切换到下一代单晶炉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HJT、TOPCon电池设备频频招标
不久前,隆基股份公布了195亿元的扩产计划,涉及20GW单晶硅棒和切片项目、30GW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及5GW高效光伏组件项目,投资额预计分别为76亿元、103亿元和16亿,其中,电池项目是重头戏,也被视作隆基在补自身短板。
●根据去年三季度的数据,隆基股份自有电池产能37.3GW,自有组件57.7GW,公司自有电池与组件产能并不匹配,电池产能年化缺口20.4GW。
天风证券指出,隆基股份本次电池扩产,单位投资额为3.43亿元,预计投资主要用于生产和工艺设备购置、安装及调试。该机构认为,此次30GW的扩产路线尚未明确,但隆基此前在IBC、HJT(异质结)、TOPCon领域均有较大进展,此次扩产有望以新型电池路线为主。
事实上,电池设备需求也有较大增量,不同于还原炉和单晶炉的情况,光伏电池技术路线正迎来更迭期,电池制造设备对新技术的要求更高。HJT,TOPCon等电池设备等都是光伏电池厂商采购的重点。
记者注意到,今年2月,三一集团连续发布14条光伏设备招标公告,设备类型涵盖单晶炉、切片机、丝网印刷设备等。从项目标名来看,三一集团本次招标的设备将应用于三一光伏项目单晶试制线、三一光伏TOPCon光伏电池试制线项目。
此外,协鑫集成稍早前发布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的公告,计划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乐山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10GW高效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一期5GW)项目。
新型电池制造设备除了新增量以外,其单位投资也较高。记者从产业链了解到,目前,1GWHJT设备的投资额在4亿元至4.5亿元左右,远高于同等规模PERC设备2亿元的投资额。
虽然有机构预测HJT设备将在2022、2023年快速降本,但一家头部企业人士向记者反馈说,如果HJT设备的核心部件全部实现国产替代,那么1GWHJT设备成本降至3亿元水平是可以实现的,但要降到与当前主流PERC设备相当的2亿元水平依然有难度。
迈为股份在近期的调研中表示,今年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铝件,钢件成本上升;标准件又大量与半导体设备共用部件导致成本上升,所以今年HJT整线设备的成本下降不乐观。另外,迈为股份预计,2022年异质结整体市场扩产计划会在20至30GW的规模。
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的数据来看,今年,N型电池(HJT、TOPCon)占比有望从3%提升至13.4%,TOPCon电池2022年底产能有望超过35GW、HJT则有望超过13GW。由此可见,新型光伏电池占比提升也将拉动相应设备的需求增长。
迈为股份表示,公司HJT设备产能目前处于超负荷状态,公司通过租赁新厂房满足客户订单要求。公司募投项目一期85亩土地已经获得施工许可证,施工单位已经进场施工,预计今年底、明年初有望投产。公司称,去年HJT订单情况很好,今年HJT订单情况会更好。
记者了解到,与电池设备技术更新类似,组件环节也面临技术迭代带来的设备更新,而且迭代周期已缩短至约2年,后续串焊机的技术更新关键在于大尺寸持续渗透、HJT带来的硅片减薄需求及高精度串焊。东吴证券认为,串焊机市场空间有望翻倍。
落实到具体公司,今年以来,奥特维发布了三份产品中标公告,采购方为晶澳科技、晶科能源,涉及产品包括高速划焊一体机、无损激光划片机、硅片分选机、多主栅划焊联体机等,披露的中标金额合计约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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