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了一篇克莱希莫·普加尔的文章，《抽象图像与新图像学》，读得非常痛苦，好在译者贴心地为我们准备了导读，以我有限的水平，读完全篇还不如只读导读来得明白。

“所谓图像，通常是指人们可以通过视觉感官来感受的具体的客体形象，包括人物形象和非人物形象。关于抽象图像的一大争论，是抽象图像里究竟有没有作为客体形象的图像问题。普加尔认为，抽象化的动机在于情感、心理、思想的需要，因此，抽象图像里不必有客体形象，即‘无所有’。但是，这仅是外在的可见信息不在场，而不可见的内在信息仍然在场。有些学者为了强调‘所指’的在场，执意要在抽象图像中读出具象的客体之形，例如在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中读出不存在的客体形象。对此，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方式，承认没有具象之形、没有客体图像的抽象图像，即‘新图像’。”

“以抽象表现主义的波洛克和罗斯科为例，其画中只有纯粹的色彩和笔痕，抽象图像的价值在于达情和表意，而不一定是再现。这样，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便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因为潘氏理论的前提是图像的叙事性，认为绘画图像是对历史或宗教事件的视觉再现。于是，‘新图像学’得以问世，其代表人物是W.J.T.米歇尔，米氏方法与潘氏方法不同，不是起源于某一理论模式然后应用于图像分析，而是起于被分析的对象，从个例推及广义。”

反思一下我们日常的读图通常默认使用了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方法，即首先发现艺术品纯视觉的属性，即“前图像志的阐述”，然后发现其故事和寓意，抵达“图像志的阐释”，最后专注于内在含义，即“图像学的阐释”。而显然我们面对罗斯科和波洛克的抽象作品时，潘氏的理论变得捉襟见肘起来。

读完书顺手找了一些波洛克的作品来看，很有趣的是他与罗斯科都爱用“Number X”来命名作品，这种用纯代号来命题的做法也更加说明了抽象艺术仅写作者主观的感念（“感念”——丰子恺语），与客观物象没太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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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闻与写作
图源:花瓣美素

回来的路上发现好几个路口都有人在烧纸，后来想到也对，马上到七月十五了。[允悲]感觉这疫情挺诡异的，也挺魔幻的走在马路上，你永远也不知道与你擦肩而过的人哪一个是阳性。可以到书店找了三体的实体书摸了一把。当时4次读了个开头，就是读不下去，第5遍的时候才读进去。只读了一遍，但是这个后劲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