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 碳中和##节能减排##双碳目标#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洹泉涌流·聚才兴安丨李增伟：迎难而上锻造钢铁人生】从一名普普通通的炼铁工到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兴公司）的“掌门人”，25年时间，李增伟用执着坚守、永不言弃的品格铺就了不平凡的人生钢铁之路。
逆风中振翅飞翔
让企业扭亏为盈
每当清晨的阳光照耀在永兴公司厂区宽阔的大道上时，大家总能看到李增伟的身影。他为人谦逊和蔼、做事认真细致、工作雷厉风行，这是大家对李增伟最直观的印象。
2017年2月，李增伟离开了工作20年的江苏省张家港市沙钢集团总部，第一次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工业小镇——水冶镇，担任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面对钢铁产能过剩、下游需求锐减等严峻形势和公司连年亏损的不利现状，初到永兴公司的李增伟没有逃避和退缩，而是选择了迎难而上。李增伟每天深入生产一线调研，和车间工作人员研究讨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经常一待就是一天。李增伟鼓励广大职工在挖潜增效、小改小革、合理化建议上集思广益，对通过评审的好项目给予资金奖励，2017年至2018年，该公司共征集合理化建议500多条，小改小革立项项目200多个，为公司降本节支达5000万元。
在优化产品结构方面，李增伟带领销售人员走市场、搞调研、访客户，掌握第一手资料，对产品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面对2000多人的员工队伍，李增伟实行严格的精细化管理，并通过成熟的考核管理制度，使员工的精神面貌、工作态度、工作效率等方面在较短时间有了明显提升。
通过全力推进实施“做大总量、增创效益”的生产营销策略，内抓管理，外拓市场，永兴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2017年，永兴公司全年完成炼铁137万吨、炼钢164万吨、轧材197万吨，利税5.68亿元，净利润4亿元，创公司重组以来全面实现盈利的历史纪录。
加大节能环保投入
开启绿色发展之路
李增伟深知，要想做大、做强，走稳、走远，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沙钢集团董事局的支持下，李增伟开启了永兴公司的绿色发展之路。2017年，永兴公司共投资4.5亿元，建设原料场封闭改造、全公司电除尘器综合改造等10个环保项目，每年可减少颗粒物排放5625吨。2018年，永兴公司建设了180㎡烧结机脱硫脱硝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炼钢三次除尘等环保项目。2019年，永兴公司重点节能减排项目钢渣余热增压罐式自解渣处理线项目建成投产，该项目采用国内最先进的钢渣有压热闷第四代工艺对现有钢渣处理线进行技术改造升级，这是沙钢集团第一套，也是河南省第一套采用该工艺的环保项目，使排放浓度减少到10mg/m3以下。
此外，永兴公司在绿色制造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生产所产生的煤气、蒸汽、炉渣、焦化副产品和工业用水实现了高效循环利用，98%以上的资源得到回收和深度利用。5年来，李增伟带领下的永兴公司累计投资20多亿元进行设备升级、环境治理及超低排放改造，污染物减排率在75%以上，年减排颗粒物200吨、二氧化硫300余吨、氮氧化物近1000吨。
借行业整合东风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我们要围绕省、市推进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和沙钢集团战略发展规划，加快推进钢铁行业整合重组和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步伐，努力把永兴公司建设成为在中原地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优特钢生产基地。”李增伟说。
2018年5月，永兴公司由原来的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虽只一字之差，却是公司“由普转优”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李增伟正是这一重大发展战略的推动者和实施者。
为了实现打造优特钢生产基地这一目标，李增伟要求技术人员重点在提升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加大技改投资力度，Φ310油井管类钢和600MPa螺纹钢填补了河南省内空白，∮12-∮32高强度建筑用钢通过了中冶产品MC认证以及产品出口CARES认证和ISO10144认证，以过硬的质量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产品畅销中原、华东、华中和西南等地区，并出口东南亚、欧洲等国际市场。
作为拥有超低排放技术和行业领先产品的钢铁企业，永兴公司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完成了对安阳华诚博盛钢铁有限公司、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两家民营企业的产能收购，并以空前的投资力度投资实施钢铁行业整合重组项目，打造中原地区具有影响力、竞争力的精品优特钢生产基地。
近年，在李增伟的掌舵下，永兴公司实现持续盈利，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18.8亿元，累计上缴税金14.65亿元，社会贡献度持续位居安阳市前列。公司连续多年位列河南省企业百强，获得“安阳市优秀非公有制企业（行业领军型）”“财税工作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称号，李增伟也被评为河南省安康杯“安康企业家”、安阳市劳动模范、安阳市“十大功勋企业家”等。（安阳融媒记者 姚芳 通讯员 李俊珂）
逆风中振翅飞翔
让企业扭亏为盈
每当清晨的阳光照耀在永兴公司厂区宽阔的大道上时，大家总能看到李增伟的身影。他为人谦逊和蔼、做事认真细致、工作雷厉风行，这是大家对李增伟最直观的印象。
2017年2月，李增伟离开了工作20年的江苏省张家港市沙钢集团总部，第一次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工业小镇——水冶镇，担任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面对钢铁产能过剩、下游需求锐减等严峻形势和公司连年亏损的不利现状，初到永兴公司的李增伟没有逃避和退缩，而是选择了迎难而上。李增伟每天深入生产一线调研，和车间工作人员研究讨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经常一待就是一天。李增伟鼓励广大职工在挖潜增效、小改小革、合理化建议上集思广益，对通过评审的好项目给予资金奖励，2017年至2018年，该公司共征集合理化建议500多条，小改小革立项项目200多个，为公司降本节支达5000万元。
在优化产品结构方面，李增伟带领销售人员走市场、搞调研、访客户，掌握第一手资料，对产品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面对2000多人的员工队伍，李增伟实行严格的精细化管理，并通过成熟的考核管理制度，使员工的精神面貌、工作态度、工作效率等方面在较短时间有了明显提升。
通过全力推进实施“做大总量、增创效益”的生产营销策略，内抓管理，外拓市场，永兴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2017年，永兴公司全年完成炼铁137万吨、炼钢164万吨、轧材197万吨，利税5.68亿元，净利润4亿元，创公司重组以来全面实现盈利的历史纪录。
加大节能环保投入
开启绿色发展之路
李增伟深知，要想做大、做强，走稳、走远，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沙钢集团董事局的支持下，李增伟开启了永兴公司的绿色发展之路。2017年，永兴公司共投资4.5亿元，建设原料场封闭改造、全公司电除尘器综合改造等10个环保项目，每年可减少颗粒物排放5625吨。2018年，永兴公司建设了180㎡烧结机脱硫脱硝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炼钢三次除尘等环保项目。2019年，永兴公司重点节能减排项目钢渣余热增压罐式自解渣处理线项目建成投产，该项目采用国内最先进的钢渣有压热闷第四代工艺对现有钢渣处理线进行技术改造升级，这是沙钢集团第一套，也是河南省第一套采用该工艺的环保项目，使排放浓度减少到10mg/m3以下。
此外，永兴公司在绿色制造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生产所产生的煤气、蒸汽、炉渣、焦化副产品和工业用水实现了高效循环利用，98%以上的资源得到回收和深度利用。5年来，李增伟带领下的永兴公司累计投资20多亿元进行设备升级、环境治理及超低排放改造，污染物减排率在75%以上，年减排颗粒物200吨、二氧化硫300余吨、氮氧化物近1000吨。
借行业整合东风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我们要围绕省、市推进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和沙钢集团战略发展规划，加快推进钢铁行业整合重组和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步伐，努力把永兴公司建设成为在中原地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优特钢生产基地。”李增伟说。
2018年5月，永兴公司由原来的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虽只一字之差，却是公司“由普转优”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李增伟正是这一重大发展战略的推动者和实施者。
为了实现打造优特钢生产基地这一目标，李增伟要求技术人员重点在提升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加大技改投资力度，Φ310油井管类钢和600MPa螺纹钢填补了河南省内空白，∮12-∮32高强度建筑用钢通过了中冶产品MC认证以及产品出口CARES认证和ISO10144认证，以过硬的质量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产品畅销中原、华东、华中和西南等地区，并出口东南亚、欧洲等国际市场。
作为拥有超低排放技术和行业领先产品的钢铁企业，永兴公司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完成了对安阳华诚博盛钢铁有限公司、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两家民营企业的产能收购，并以空前的投资力度投资实施钢铁行业整合重组项目，打造中原地区具有影响力、竞争力的精品优特钢生产基地。
近年，在李增伟的掌舵下，永兴公司实现持续盈利，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18.8亿元，累计上缴税金14.65亿元，社会贡献度持续位居安阳市前列。公司连续多年位列河南省企业百强，获得“安阳市优秀非公有制企业（行业领军型）”“财税工作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称号，李增伟也被评为河南省安康杯“安康企业家”、安阳市劳动模范、安阳市“十大功勋企业家”等。（安阳融媒记者 姚芳 通讯员 李俊珂）
#扶贫政策解读#
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修订）》
为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修订）》（以下简称《办法》），现将相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
（一）广西扶贫小额信贷进入集中还款期，对风险补偿金的启用已提上日程。
2019年，我区到期的扶贫小额信贷余额168.93亿元，占贷款余额总量（232.74亿元）的82.75%，尤其是第三、四季度，到期扶贫小额信贷33.59万户、152.79亿元，占全年到期贷款的90.44%。部分扶贫小额信贷出现逾期，亟待明确风险补偿金的补偿标准和启用程序。
（二）2018年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广西问题指出广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制度不健全。审计发现，某县未按规定制定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
《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18年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广西问题整改落实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扶领发〔2019〕7号）要求广西银保监局和自治区财政厅牵头完善自治区层面的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指导县级完善风险补偿制度。
（三）市县及金融机构多次提出调整意见。
随着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形势的变化，市县和放贷银行多次要求对原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桂财农〔2017〕58号）进行修改，以合理确定风险补偿比例，并明确风险补偿金的启用程序、损失认定标准等事项。
二、修订的目的
本次修订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督促相关部门和放贷银行依法依规、扎扎实实做好扶贫小额信贷的回收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国有资产损失。
受上级政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广西扶贫小额信贷在准入时未能严格审核，贷后管理也不如同类商业贷款严格，如果在最后的回收阶段还不能妥善做好问题授信的清收追偿工作，那必然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因此，通过本次修订，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政策导向作用，督促各级各单位严格贯彻落实自治区领导在2019年全区扶贫小额信贷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层层压实责任，倒逼工作落实”；督促放贷银行“切实负起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主体责任，按照规定严格做好贷款的审核、发放、回收等工作”；督促相关部门用好用足政策、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给予放贷银行最大限度的支持，共同做好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控和回收处置工作。
三、政策依据
（一）《关于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的通知》（银监发〔2017〕42号）
（二）《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24号）
（三）《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4〕78号）
（四）《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65号）
（五）《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
（七）《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监督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75号）
（八）《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 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
（九）《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42号）
（十）《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
（十一）《关于进一步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桂开办发〔2016〕70号）
（十二）《关于稳步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补充通知》（桂开办发〔2016〕177号）
四、《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分为八章，共三十六条。第一章为总则，说明了《办法》制定的背景依据，明确了风险补偿金发放的对象和范围；第二章为风险补偿金管理委员会，明确了县级风险补偿金管理机构、议事规则和各单位职责；第三章为风险补偿金的来源和补充，明确了风险补偿金的来源、补充机制和拨付程序；第四章为风险补偿金的日常管理，明确了日常管理的责任部门、三方共管机制、月报制度和补偿比例；第五章为风险补偿金的启用，明确了损失认定标准、负面清单制度、风险补偿金启用程序和退回机制、业务所需材料等；第六章为风险补偿金绩效考核，明确了考核要求和缓冲机制；第七章为保障和监督，明确了监督机制和问责依据；第八章为附则，明确了文件解释机构以及其他附加条款。
五、需要说明的重点问题
（一）风险补偿金的补偿比例。
从外省的情况看，全国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开展情况较好的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扶贫小额信贷累计投放4.3亿元（其中户贷企用2.24亿元），对户贷户用资金补偿比例90%，对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不予补偿。截至6月13日，该县4300多万元的风险补偿金仅启用45万余元。从我区的情况看，自治区扶贫办、金融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均提出应将风险补偿比例设定为70%，而各市对风险补偿比例的意见不一，百色、河池、梧州、崇左、桂林、来宾、玉林、钦州、防城港等9个市同意风险补偿比例为70%，柳州、贺州两市建议按50%—70%执行，南宁、贵港、北海等3个市建议按50%执行。
为达到既合理分担信贷损失、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又压实放贷银行清收责任、尽量提高贷款回收率的政策目的，综合考虑各方意见以及我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情况，本办法将风险补偿比例由原来的50%调整到70%，并保留风险补偿金不实行限额管理的规定。
（二）明确风险补偿金和担保金的区别。
中央各部委相关文件多次强调，不得将风险补偿金混同为担保金使用。风险补偿金来源于财政性资金，是政府为了鼓励相关主体向政策鼓励发展的领域投入资源、从事经营活动、完成特定任务而给予的一种补偿资金。而担保金则是在债务人不按约履行还款责任时需承担偿还义务的资金。两者的性质和会计处理方式均有本质不同。按照上述规定，风险补偿资金不能混同于担保金、不能直接代偿贫困户的逾期贷款。否则，将违反中央文件规定，并会触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政策红线。因此，在本办法的相关条款中，明确风险补偿金只是对放贷银行的合理损失进行补偿，并确认为银行的收入。
（三）对扶贫小额信贷的合理损失进行补偿。
本办法所称合理损失是指符合扶贫小额信贷经营活动常规情形，剔除了异常因素所致损失之后的贷款损失。政府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其本意是对金融机构因放宽授信条件而多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但是，部分放贷银行在放宽授信条件的同时，也放松了贷后管理的力度，导致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步步累加，直至出现不良。因此，对扶贫小额信贷所形成的损失，在考虑进政府力推所带来的准入风险之外，还要考虑放贷银行贷后管理松懈、清收不力的影响和个别搭乘扶贫小额信贷便车违规发放的情形。这部分扶贫小额信贷损失即为不合理损失，由县里根据产生原因和责任划分，自行协调解决。另外，本办法制订了缓冲机制，采取全区各县扶贫小额信贷损失率横向对比和阈值相结合的方式，对扶贫小额信贷损失率超过10%且高于全区扶贫小额信贷平均损失率的县，其新发生的扶贫小额信贷损失暂不纳入风险补偿范围。
（四）风险补偿金的启用时间。
风险补偿金是减少放贷银行损失的最后一道关口，以呆账认定金额为基础来计算补偿金额。为鼓励、督促各方加快清收进度、加大清收力度，尽最大可能减少国有资产损失，风险补偿金的启用以完成呆账认定为前提。如果县级清收工作开展顺利，在较短时间内收集整理出完整的证明材料，即可按照财政部印发的《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7年版）》（财金〔2017〕90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呆账认定，并申请风险补偿金。此项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部分单位消极怠工、放慢清收工作、直接拖延至风险补偿金启动时间的现象。
（五）穷尽追索的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精神，放贷银行应在各相关部门的协助下，查清贷款贫困户或企业名下财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查封、扣押、冻结，并积极跟进诉讼程序，尽快执行相关财产。上述财产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贫困户或企业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存款（法律不允许扣划的除外），土地（林地）使用权、相关资源承包权、房产、钢结构厂房、机器设备、车辆、股权、其他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等。
（六）怠于行使代位追索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针对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而言，贫困户未使用贷款且不具偿还能力，企业从贫困户处获得资金而对贫困户负有债务，且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专属债权。这一情形，符合代位权诉讼的条件。放贷银行可依此项规定直接向法院起诉企业，并将贫困户列为证人或第三人。如果放贷银行怠于行使代位权进行追索，错失清收时机，致使企业转移财产，造成贷款损失的，不纳入补偿范围。
（七）用扶贫小额信贷承接问题授信。
用扶贫小额信贷承接问题授信是指扶贫小额信贷发放时，企业存在资不抵债、征信逾期，或是企业原来的贷款因违法违规被要求收回等情形。这种情况属于非正常发放的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不予补偿，由县级协调解决。
（八）对风险补偿金不予补偿部分的解决途径。
本办法明确规定，由县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和放贷银行对因不正常、不合理发放而造成风险补偿金不予补偿的扶贫小额信贷进行成因分析、责任划定和组织协调，以确定政银分担比例。这部分扶贫小额信贷的补偿不受本办法约束，不得使用风险补偿金，由县级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保障各方合理诉求、维护脱贫攻坚大局的基础上，依法依规制定补偿方案。
（九）其他相关问题。
1.本办法第四条所提“符合条件”指的是发放了扶贫小额信贷且不存在违法违规发放的情形，侧重点在于不存在违法违规发放的问题。
2.本办法第二十五条所提市场化方式处置不良贷款，是指放贷银行依照相关规定将进行债权转让，以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的做法，包括但不限于单户债权转让、批量不良转让、不良资产证券化、基金方式进行不良贷款转让等方式。市场化方式进行不良贷款处置后，放贷银行即可依据《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7年版）》（财金〔2017〕90号）进行呆账认定，并完成风险补偿和呆账核销等工作。
3.本办法第二十五条所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需在与县里首次开展合作前，以正式文向自治区财政厅申请准入。自治区财政厅在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质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列入准入名单。自治区财政厅将定期向社会公告准入名单，并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水平，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
来源：广西新闻网
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修订）》
为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修订）》（以下简称《办法》），现将相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
（一）广西扶贫小额信贷进入集中还款期，对风险补偿金的启用已提上日程。
2019年，我区到期的扶贫小额信贷余额168.93亿元，占贷款余额总量（232.74亿元）的82.75%，尤其是第三、四季度，到期扶贫小额信贷33.59万户、152.79亿元，占全年到期贷款的90.44%。部分扶贫小额信贷出现逾期，亟待明确风险补偿金的补偿标准和启用程序。
（二）2018年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广西问题指出广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制度不健全。审计发现，某县未按规定制定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
《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18年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广西问题整改落实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扶领发〔2019〕7号）要求广西银保监局和自治区财政厅牵头完善自治区层面的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指导县级完善风险补偿制度。
（三）市县及金融机构多次提出调整意见。
随着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形势的变化，市县和放贷银行多次要求对原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桂财农〔2017〕58号）进行修改，以合理确定风险补偿比例，并明确风险补偿金的启用程序、损失认定标准等事项。
二、修订的目的
本次修订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督促相关部门和放贷银行依法依规、扎扎实实做好扶贫小额信贷的回收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国有资产损失。
受上级政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广西扶贫小额信贷在准入时未能严格审核，贷后管理也不如同类商业贷款严格，如果在最后的回收阶段还不能妥善做好问题授信的清收追偿工作，那必然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因此，通过本次修订，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政策导向作用，督促各级各单位严格贯彻落实自治区领导在2019年全区扶贫小额信贷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层层压实责任，倒逼工作落实”；督促放贷银行“切实负起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主体责任，按照规定严格做好贷款的审核、发放、回收等工作”；督促相关部门用好用足政策、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给予放贷银行最大限度的支持，共同做好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控和回收处置工作。
三、政策依据
（一）《关于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的通知》（银监发〔2017〕42号）
（二）《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24号）
（三）《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4〕78号）
（四）《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65号）
（五）《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
（七）《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监督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75号）
（八）《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 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
（九）《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42号）
（十）《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
（十一）《关于进一步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桂开办发〔2016〕70号）
（十二）《关于稳步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补充通知》（桂开办发〔2016〕177号）
四、《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分为八章，共三十六条。第一章为总则，说明了《办法》制定的背景依据，明确了风险补偿金发放的对象和范围；第二章为风险补偿金管理委员会，明确了县级风险补偿金管理机构、议事规则和各单位职责；第三章为风险补偿金的来源和补充，明确了风险补偿金的来源、补充机制和拨付程序；第四章为风险补偿金的日常管理，明确了日常管理的责任部门、三方共管机制、月报制度和补偿比例；第五章为风险补偿金的启用，明确了损失认定标准、负面清单制度、风险补偿金启用程序和退回机制、业务所需材料等；第六章为风险补偿金绩效考核，明确了考核要求和缓冲机制；第七章为保障和监督，明确了监督机制和问责依据；第八章为附则，明确了文件解释机构以及其他附加条款。
五、需要说明的重点问题
（一）风险补偿金的补偿比例。
从外省的情况看，全国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开展情况较好的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扶贫小额信贷累计投放4.3亿元（其中户贷企用2.24亿元），对户贷户用资金补偿比例90%，对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不予补偿。截至6月13日，该县4300多万元的风险补偿金仅启用45万余元。从我区的情况看，自治区扶贫办、金融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均提出应将风险补偿比例设定为70%，而各市对风险补偿比例的意见不一，百色、河池、梧州、崇左、桂林、来宾、玉林、钦州、防城港等9个市同意风险补偿比例为70%，柳州、贺州两市建议按50%—70%执行，南宁、贵港、北海等3个市建议按50%执行。
为达到既合理分担信贷损失、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又压实放贷银行清收责任、尽量提高贷款回收率的政策目的，综合考虑各方意见以及我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情况，本办法将风险补偿比例由原来的50%调整到70%，并保留风险补偿金不实行限额管理的规定。
（二）明确风险补偿金和担保金的区别。
中央各部委相关文件多次强调，不得将风险补偿金混同为担保金使用。风险补偿金来源于财政性资金，是政府为了鼓励相关主体向政策鼓励发展的领域投入资源、从事经营活动、完成特定任务而给予的一种补偿资金。而担保金则是在债务人不按约履行还款责任时需承担偿还义务的资金。两者的性质和会计处理方式均有本质不同。按照上述规定，风险补偿资金不能混同于担保金、不能直接代偿贫困户的逾期贷款。否则，将违反中央文件规定，并会触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政策红线。因此，在本办法的相关条款中，明确风险补偿金只是对放贷银行的合理损失进行补偿，并确认为银行的收入。
（三）对扶贫小额信贷的合理损失进行补偿。
本办法所称合理损失是指符合扶贫小额信贷经营活动常规情形，剔除了异常因素所致损失之后的贷款损失。政府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其本意是对金融机构因放宽授信条件而多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但是，部分放贷银行在放宽授信条件的同时，也放松了贷后管理的力度，导致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步步累加，直至出现不良。因此，对扶贫小额信贷所形成的损失，在考虑进政府力推所带来的准入风险之外，还要考虑放贷银行贷后管理松懈、清收不力的影响和个别搭乘扶贫小额信贷便车违规发放的情形。这部分扶贫小额信贷损失即为不合理损失，由县里根据产生原因和责任划分，自行协调解决。另外，本办法制订了缓冲机制，采取全区各县扶贫小额信贷损失率横向对比和阈值相结合的方式，对扶贫小额信贷损失率超过10%且高于全区扶贫小额信贷平均损失率的县，其新发生的扶贫小额信贷损失暂不纳入风险补偿范围。
（四）风险补偿金的启用时间。
风险补偿金是减少放贷银行损失的最后一道关口，以呆账认定金额为基础来计算补偿金额。为鼓励、督促各方加快清收进度、加大清收力度，尽最大可能减少国有资产损失，风险补偿金的启用以完成呆账认定为前提。如果县级清收工作开展顺利，在较短时间内收集整理出完整的证明材料，即可按照财政部印发的《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7年版）》（财金〔2017〕90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呆账认定，并申请风险补偿金。此项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部分单位消极怠工、放慢清收工作、直接拖延至风险补偿金启动时间的现象。
（五）穷尽追索的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精神，放贷银行应在各相关部门的协助下，查清贷款贫困户或企业名下财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查封、扣押、冻结，并积极跟进诉讼程序，尽快执行相关财产。上述财产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贫困户或企业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存款（法律不允许扣划的除外），土地（林地）使用权、相关资源承包权、房产、钢结构厂房、机器设备、车辆、股权、其他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等。
（六）怠于行使代位追索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针对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而言，贫困户未使用贷款且不具偿还能力，企业从贫困户处获得资金而对贫困户负有债务，且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专属债权。这一情形，符合代位权诉讼的条件。放贷银行可依此项规定直接向法院起诉企业，并将贫困户列为证人或第三人。如果放贷银行怠于行使代位权进行追索，错失清收时机，致使企业转移财产，造成贷款损失的，不纳入补偿范围。
（七）用扶贫小额信贷承接问题授信。
用扶贫小额信贷承接问题授信是指扶贫小额信贷发放时，企业存在资不抵债、征信逾期，或是企业原来的贷款因违法违规被要求收回等情形。这种情况属于非正常发放的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不予补偿，由县级协调解决。
（八）对风险补偿金不予补偿部分的解决途径。
本办法明确规定，由县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和放贷银行对因不正常、不合理发放而造成风险补偿金不予补偿的扶贫小额信贷进行成因分析、责任划定和组织协调，以确定政银分担比例。这部分扶贫小额信贷的补偿不受本办法约束，不得使用风险补偿金，由县级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保障各方合理诉求、维护脱贫攻坚大局的基础上，依法依规制定补偿方案。
（九）其他相关问题。
1.本办法第四条所提“符合条件”指的是发放了扶贫小额信贷且不存在违法违规发放的情形，侧重点在于不存在违法违规发放的问题。
2.本办法第二十五条所提市场化方式处置不良贷款，是指放贷银行依照相关规定将进行债权转让，以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的做法，包括但不限于单户债权转让、批量不良转让、不良资产证券化、基金方式进行不良贷款转让等方式。市场化方式进行不良贷款处置后，放贷银行即可依据《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7年版）》（财金〔2017〕90号）进行呆账认定，并完成风险补偿和呆账核销等工作。
3.本办法第二十五条所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需在与县里首次开展合作前，以正式文向自治区财政厅申请准入。自治区财政厅在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质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列入准入名单。自治区财政厅将定期向社会公告准入名单，并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水平，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
来源：广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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