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仙关桥：昔日川藏线上第一桥】
飞仙关钢索吊桥，亦称飞仙关桥，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三跨连续钢桁加劲悬索桥”之一。
每位走过川藏线（国道318线）的人对它并不陌生，它跨越七十余年的雄姿，饱经沧桑的隽永，在与它近距离地对话中，留给你的只有震撼。
望桥兴叹 老桥岌岌可危
发源于宝兴，流经芦山，还与天全擦肩而过的青衣江上游，一路澎湃向南，到达飞仙关三江口与天全河汇合后，又像聚积了洪荒之力的巨龙，一头扎向多功峡磅礴东去，形成“天高悬一线，水激泻三江”的壮观画面，也因此成为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笔下的灵动。明代雅安进士李应元就为它留诗“峰翠天恒小，沟壡日渐微”。清朝文人郑成基也有同题佳句“最是登高处，偏增气概雄”。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游历飞仙关后也有“孤峰绝青天，断岩横漏阁，六时常是雨，闻有飞仙渡”的美句传世。
青衣江源与天全河合流之前，自然天成的百余米宽河面，水流湍急，浪深漩涡多，又横亘成飞仙与多功两岸的天堑，阻挡了百姓的通行，也成了西进康藏的险关要隘和历史岁月中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即便如此，先辈们跋涉的脚步从未停止。为此，当地的先民们先是用竹木筏过河，而后舟楫摆渡。《雅州府志》和《天全州志》均有多功渡的记载，有渡口自然就有舟船，这便是当地建桥之前水上交通的佐证。用条木和圆竹扎成筏子，再到凿木造船渡河，水深河宽，急流漩涡，暗藏凶险，但他们又是过去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的结晶。
多功渡建桥史源自何朝何代不必深究，但从历史的角度思考和诗文的管见所及，特别是清朝无名诗人的“岸桥危欲断，峭壁险无双”，说明清朝时的多功渡已经有了牵手两岸的桥，而桥已经变得“危欲断”，显然是座有些年成的老桥，且风雨飘摇，才会引起诗人望桥兴叹。历史上的多功渡是战略要地，处于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口岸，无论当政者从发展经济，巩固边疆的战略高度考量，还是利国利民繁荣商贾的利益出发，以及满足当地百姓畅通两岸的诉求着想，都绕不开建一座安全、便捷的桥梁的议题。老桥在大量丝绸商、茶贾、背夫、过客和戍边军人等经年累月的人行马踏之下，变成了诗人眼中岌岌可危的桥，它将多功渡的桥史向历史的深度延伸。
军民齐心 半年建好飞仙关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祖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今天依然能见到的飞仙关桥，就是那时的时代杰作。当年，在物质匮乏、技术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建桥军民群策群力，依靠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集体智慧，团结协作，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让天堑之上一桥如虹畅通无阻。因为川藏线从雅安多营出发，进入山区连接边疆，漫漫山关险阻，飞仙关桥位于重要咽喉，所以被誉为“川藏线上第一桥”。
“川藏线上第一桥”为钢索吊桥，1950年9月由原西南军政委员交通部决定修建，正值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保卫祖国边疆的如火如荼年代。建设康藏公路，对保畅保通，巩固边疆有着重要的现实与历史意义。飞仙关桥由川康青（四川、西康、青海）工程处设计，雅甘工程处桥工所在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于当年11月正式动工，1951年5月15日竣工。从开工到剪彩通车，仅半年时间，从此结束了两岸交通不畅，走老铁索吊桥时胆战心惊，而坐木船横渡又随时随地都为波涛汹涌担心的无奈。建设者们用团队的力量、智慧和速度，实现了当地百姓梦寐以求的畅通愿望。
飞仙关桥为二墩三孔，全长163余米，桥面净宽4.5米；索塔为钢筋混凝土浇筑，设计载重15吨、容1辆车单向通行。刘伯承元帅为大桥题写“飞仙关桥”。时任十八军政委的谭冠三题联“发挥天才，发挥力量，战胜困难，创造人民幸福；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于东岸塔柱。原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题联“劳动创造世界，飞仙天险难克服；革命带来幸福，闭塞边疆从此繁荣”于西岸塔柱。这些珍贵文献，既是那段战斗岁月如诗如歌的写真，也铭刻下历史的恢宏和年代的隽永。
时代变迁 老中新三桥如虹
笔者第一次往返飞仙关桥是1966年，少年的好奇和新鲜感填胸，以为它也像曾走过的旧铁索桥一样，在河面上摇摇晃晃，让人坠入云雾，胆怯的人还会扶着桥边铁索惊呼、尖叫，寸步难行。没想到汽车缓慢驶上桥时，居然四平八稳，如履平地，只是遇凹凸地方时颠动一下。
再次经过时是徒步经过的。一支20来人的小队伍背上背包走上桥时，脚踏桥面纹丝不动，手推桥栏牢固结实，粗硕的钢索坚不可摧。
多次往返后，桥便成了家乡熟悉的巨人。高耸的索塔犹伸出的双臂，为每一个走出家乡闯荡世界的人挥别。也像敞开的双臂迎接每个归乡的游子，让人感到无论你走多远，行多久，它都是屹立于此的乡愁坐标。
值得一忆的是，1971年省交通厅（今省交通运输厅）决定在飞仙关桥下游建造一座腹式石拱桥，并于次年5月建成通车。从此，川藏线上的芦山河上、多功渡口屹立起一座腹式石拱桥，也立起一个年代的标志。而飞仙关桥便长期停用，成了历史的丰碑被保护起来。当地群众把新桥和老桥并称“父子桥”，意在歌颂祖国的建设，赞扬历史的前进。新桥又在1999年进行了拓宽改造，让它变得更加雄伟、宽敞、牢固、畅通无阻。2013年，“4·20”芦山强烈地震灾后重建中，对飞仙关桥进行了维修，飞仙关桥成为飞仙湖水利风景区一处文化景观。2014年，飞仙关石拱大桥被爆破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长180米、宽14米的国道318线飞仙关大桥。
如今，一座铁路桥在飞仙关钢索桥上游一百多米的地方开建，届时将呈现老、中、新三桥如虹，静卧青衣江上游，成为连接古飞仙关驿站和古多功渡凤凰新村的独特景观，串联起祖国在川藏线三个阶次跃进的史实。
梁志友/文 图片为资料图片
飞仙关钢索吊桥，亦称飞仙关桥，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三跨连续钢桁加劲悬索桥”之一。
每位走过川藏线（国道318线）的人对它并不陌生，它跨越七十余年的雄姿，饱经沧桑的隽永，在与它近距离地对话中，留给你的只有震撼。
望桥兴叹 老桥岌岌可危
发源于宝兴，流经芦山，还与天全擦肩而过的青衣江上游，一路澎湃向南，到达飞仙关三江口与天全河汇合后，又像聚积了洪荒之力的巨龙，一头扎向多功峡磅礴东去，形成“天高悬一线，水激泻三江”的壮观画面，也因此成为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笔下的灵动。明代雅安进士李应元就为它留诗“峰翠天恒小，沟壡日渐微”。清朝文人郑成基也有同题佳句“最是登高处，偏增气概雄”。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游历飞仙关后也有“孤峰绝青天，断岩横漏阁，六时常是雨，闻有飞仙渡”的美句传世。
青衣江源与天全河合流之前，自然天成的百余米宽河面，水流湍急，浪深漩涡多，又横亘成飞仙与多功两岸的天堑，阻挡了百姓的通行，也成了西进康藏的险关要隘和历史岁月中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即便如此，先辈们跋涉的脚步从未停止。为此，当地的先民们先是用竹木筏过河，而后舟楫摆渡。《雅州府志》和《天全州志》均有多功渡的记载，有渡口自然就有舟船，这便是当地建桥之前水上交通的佐证。用条木和圆竹扎成筏子，再到凿木造船渡河，水深河宽，急流漩涡，暗藏凶险，但他们又是过去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的结晶。
多功渡建桥史源自何朝何代不必深究，但从历史的角度思考和诗文的管见所及，特别是清朝无名诗人的“岸桥危欲断，峭壁险无双”，说明清朝时的多功渡已经有了牵手两岸的桥，而桥已经变得“危欲断”，显然是座有些年成的老桥，且风雨飘摇，才会引起诗人望桥兴叹。历史上的多功渡是战略要地，处于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口岸，无论当政者从发展经济，巩固边疆的战略高度考量，还是利国利民繁荣商贾的利益出发，以及满足当地百姓畅通两岸的诉求着想，都绕不开建一座安全、便捷的桥梁的议题。老桥在大量丝绸商、茶贾、背夫、过客和戍边军人等经年累月的人行马踏之下，变成了诗人眼中岌岌可危的桥，它将多功渡的桥史向历史的深度延伸。
军民齐心 半年建好飞仙关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祖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今天依然能见到的飞仙关桥，就是那时的时代杰作。当年，在物质匮乏、技术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建桥军民群策群力，依靠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集体智慧，团结协作，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让天堑之上一桥如虹畅通无阻。因为川藏线从雅安多营出发，进入山区连接边疆，漫漫山关险阻，飞仙关桥位于重要咽喉，所以被誉为“川藏线上第一桥”。
“川藏线上第一桥”为钢索吊桥，1950年9月由原西南军政委员交通部决定修建，正值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保卫祖国边疆的如火如荼年代。建设康藏公路，对保畅保通，巩固边疆有着重要的现实与历史意义。飞仙关桥由川康青（四川、西康、青海）工程处设计，雅甘工程处桥工所在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于当年11月正式动工，1951年5月15日竣工。从开工到剪彩通车，仅半年时间，从此结束了两岸交通不畅，走老铁索吊桥时胆战心惊，而坐木船横渡又随时随地都为波涛汹涌担心的无奈。建设者们用团队的力量、智慧和速度，实现了当地百姓梦寐以求的畅通愿望。
飞仙关桥为二墩三孔，全长163余米，桥面净宽4.5米；索塔为钢筋混凝土浇筑，设计载重15吨、容1辆车单向通行。刘伯承元帅为大桥题写“飞仙关桥”。时任十八军政委的谭冠三题联“发挥天才，发挥力量，战胜困难，创造人民幸福；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于东岸塔柱。原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题联“劳动创造世界，飞仙天险难克服；革命带来幸福，闭塞边疆从此繁荣”于西岸塔柱。这些珍贵文献，既是那段战斗岁月如诗如歌的写真，也铭刻下历史的恢宏和年代的隽永。
时代变迁 老中新三桥如虹
笔者第一次往返飞仙关桥是1966年，少年的好奇和新鲜感填胸，以为它也像曾走过的旧铁索桥一样，在河面上摇摇晃晃，让人坠入云雾，胆怯的人还会扶着桥边铁索惊呼、尖叫，寸步难行。没想到汽车缓慢驶上桥时，居然四平八稳，如履平地，只是遇凹凸地方时颠动一下。
再次经过时是徒步经过的。一支20来人的小队伍背上背包走上桥时，脚踏桥面纹丝不动，手推桥栏牢固结实，粗硕的钢索坚不可摧。
多次往返后，桥便成了家乡熟悉的巨人。高耸的索塔犹伸出的双臂，为每一个走出家乡闯荡世界的人挥别。也像敞开的双臂迎接每个归乡的游子，让人感到无论你走多远，行多久，它都是屹立于此的乡愁坐标。
值得一忆的是，1971年省交通厅（今省交通运输厅）决定在飞仙关桥下游建造一座腹式石拱桥，并于次年5月建成通车。从此，川藏线上的芦山河上、多功渡口屹立起一座腹式石拱桥，也立起一个年代的标志。而飞仙关桥便长期停用，成了历史的丰碑被保护起来。当地群众把新桥和老桥并称“父子桥”，意在歌颂祖国的建设，赞扬历史的前进。新桥又在1999年进行了拓宽改造，让它变得更加雄伟、宽敞、牢固、畅通无阻。2013年，“4·20”芦山强烈地震灾后重建中，对飞仙关桥进行了维修，飞仙关桥成为飞仙湖水利风景区一处文化景观。2014年，飞仙关石拱大桥被爆破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长180米、宽14米的国道318线飞仙关大桥。
如今，一座铁路桥在飞仙关钢索桥上游一百多米的地方开建，届时将呈现老、中、新三桥如虹，静卧青衣江上游，成为连接古飞仙关驿站和古多功渡凤凰新村的独特景观，串联起祖国在川藏线三个阶次跃进的史实。
梁志友/文 图片为资料图片
【日本芯片设备巨头东京电子：非常担心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管制】
#日半导体巨头担心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管制#
在美国政府层层阻挠下，村田、索尼、铠侠等日本半导体供应商过去两年已不能再与华为进行正常的商业往来。现在，上游的日本半导体设备企业也开始担心类似的遭遇可能会出现自己身上。
当地时间8月8日，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高管在披露财报时坦言，该公司“非常担心”美国扩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中国是这家日本半导体设备巨头的关键市场。
2021年，东京电子位列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供应商，排在它前面的分别是美国的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和荷兰的阿斯麦（ASML），后面是两家美企泛林集团（Lam Research）和科天（KLA）。
据东京电子透露，该公司尚未收到美国政府任何关于停止向中国大陆出口的要求。但东京电子一名高管在财报会上表示，他看到了美国政府正试图扩大对中国大陆出口管制范围的报道。
上个月，美国半导体设备巨头泛林集团和科天在电话会议上透露，他们已经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禁止未经许可向中国大陆芯片制造商出售大多数可以制造14nm或更先进制程芯片的设备。在此之前，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范围仅适用于10nm或更先进制程。
所谓制程，指的是芯片上晶体管之间的宽度。通常情况下，制程越小，意味着芯片的性能越先进，也就需要更先进的设备去制造。在上述出口管制范围扩大的消息传出前，美国通过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将向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提供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如果实施此类限制，我们的中国（大陆）客户可能无法生产芯片，我们非常担心（very concerned）这种情况。”东京电子财务部门总经理河本浩（Hiroshi Kawamoto）在财报发布会上坦言。
芯片制造涉及数百种工艺和众多供应商。而东京电子的产品几乎覆盖了半导体制造流程中的所有工序，其主要产品包括：涂布/显像设备、热处理成膜设备、干法刻蚀设备、化学气相沉积设备、湿法清洗设备及测试设备。不过，该公司的设备也需要与其他公司的设备合作，比如光刻机，才能使产线运转。
“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占我们销售额的四分之一以上。”河本浩透露，“我们相信中国市场将继续增长。然而，芯片生产中心继续随着竞争格局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转移。无论客户在哪里，我们都会为他们提供服务。”
东京电子对美扩大对华出口管制的担忧已有前车之鉴。
时间回到2019年，彼时由于美国限制华为与美企的正常贸易，华为2019年从日本企业采购零部件金额达到1.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13亿元）。日本也由此取代美国，成为华为最大的零部件采购地。
但日企和华为进行的正常贸易并没有维持多久。2020年，美国连续出手掐断了华为采购芯片的路径，日企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我们2019年从日本的采购额是100亿美元左右，2020年大概在80亿美元左右，下降20%。所以日企是典型受到不公平贸易、非自由贸易的对待，因为日本企业要卖一颗芯片、一个器件给华为，都需要美国政府批准。这是典型的不公平，也是典型的阻碍自由贸易。而且受到影响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企业。”2021年4月，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出席活动时表示。
除了地缘政治外，影响日企业绩的还有疫情。财报显示，2022年二季度，东京电子实现营收473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7亿元），同比增长4.8%；营业利润同比下滑17.1%至1175亿日元；净利润同比下滑12.2%至880亿日元，这是该公司六个季度以来首次净利润下滑。
受中国大陆局部疫情影响，东京电子2022年二季度来自中国大陆的营收大幅下滑39%至940亿日元，在主要市场中降幅最大。不过河本浩透露，对中国大陆的发货正在恢复正常，该公司有信心在本季度弥补4-6月的空缺，因此整个财年（2022年4月-2023年3月）的业绩预期维持不变。
“我们没有遇到任何订单取消的情况。有推迟交货的要求，但很少。”河本浩透露，东京电子预计今年不会调整产量。不过，该公司下调了对今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需求的展望，预计今年将增长5-15%，低于此前预测的20%。与此同时，包括研究机构Gartner在内的行业团体也下调了今年半导体的需求预期，并警告称2023年需求可能会下降。
“如果全球经济放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需求减弱等负面因素综合在一起，（芯片制造设备的需求）增长有可能放缓至5%。”河本浩表示。
不到一个月前，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在披露财报时曾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迫使该公司停止向中国大陆销售其主流光刻设备，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将面临中断。
“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大陆是半导体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在成熟制程和主流半导体领域，”阿斯麦CEO温彼得（Peter Wennink）向投资者坦言，“中国大陆是全球市场非常重要的供应商，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行事。”
温彼得透露，政客们时不时就要提出限制向中国大陆销售深紫外光刻机（DUV）的计划，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大陆半导体产能对全球电子产业的重要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6日在回应相关报道时指出，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美方一再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只会让其他国家更加警醒。在技术上一味依靠美国行不通，这也将促使各国加快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
“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赵立坚表示，希望有关方面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平公正市场原则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决定。（观察者网）
#日半导体巨头担心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管制#
在美国政府层层阻挠下，村田、索尼、铠侠等日本半导体供应商过去两年已不能再与华为进行正常的商业往来。现在，上游的日本半导体设备企业也开始担心类似的遭遇可能会出现自己身上。
当地时间8月8日，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高管在披露财报时坦言，该公司“非常担心”美国扩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中国是这家日本半导体设备巨头的关键市场。
2021年，东京电子位列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供应商，排在它前面的分别是美国的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和荷兰的阿斯麦（ASML），后面是两家美企泛林集团（Lam Research）和科天（KLA）。
据东京电子透露，该公司尚未收到美国政府任何关于停止向中国大陆出口的要求。但东京电子一名高管在财报会上表示，他看到了美国政府正试图扩大对中国大陆出口管制范围的报道。
上个月，美国半导体设备巨头泛林集团和科天在电话会议上透露，他们已经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禁止未经许可向中国大陆芯片制造商出售大多数可以制造14nm或更先进制程芯片的设备。在此之前，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范围仅适用于10nm或更先进制程。
所谓制程，指的是芯片上晶体管之间的宽度。通常情况下，制程越小，意味着芯片的性能越先进，也就需要更先进的设备去制造。在上述出口管制范围扩大的消息传出前，美国通过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将向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提供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如果实施此类限制，我们的中国（大陆）客户可能无法生产芯片，我们非常担心（very concerned）这种情况。”东京电子财务部门总经理河本浩（Hiroshi Kawamoto）在财报发布会上坦言。
芯片制造涉及数百种工艺和众多供应商。而东京电子的产品几乎覆盖了半导体制造流程中的所有工序，其主要产品包括：涂布/显像设备、热处理成膜设备、干法刻蚀设备、化学气相沉积设备、湿法清洗设备及测试设备。不过，该公司的设备也需要与其他公司的设备合作，比如光刻机，才能使产线运转。
“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占我们销售额的四分之一以上。”河本浩透露，“我们相信中国市场将继续增长。然而，芯片生产中心继续随着竞争格局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转移。无论客户在哪里，我们都会为他们提供服务。”
东京电子对美扩大对华出口管制的担忧已有前车之鉴。
时间回到2019年，彼时由于美国限制华为与美企的正常贸易，华为2019年从日本企业采购零部件金额达到1.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13亿元）。日本也由此取代美国，成为华为最大的零部件采购地。
但日企和华为进行的正常贸易并没有维持多久。2020年，美国连续出手掐断了华为采购芯片的路径，日企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我们2019年从日本的采购额是100亿美元左右，2020年大概在80亿美元左右，下降20%。所以日企是典型受到不公平贸易、非自由贸易的对待，因为日本企业要卖一颗芯片、一个器件给华为，都需要美国政府批准。这是典型的不公平，也是典型的阻碍自由贸易。而且受到影响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企业。”2021年4月，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出席活动时表示。
除了地缘政治外，影响日企业绩的还有疫情。财报显示，2022年二季度，东京电子实现营收473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7亿元），同比增长4.8%；营业利润同比下滑17.1%至1175亿日元；净利润同比下滑12.2%至880亿日元，这是该公司六个季度以来首次净利润下滑。
受中国大陆局部疫情影响，东京电子2022年二季度来自中国大陆的营收大幅下滑39%至940亿日元，在主要市场中降幅最大。不过河本浩透露，对中国大陆的发货正在恢复正常，该公司有信心在本季度弥补4-6月的空缺，因此整个财年（2022年4月-2023年3月）的业绩预期维持不变。
“我们没有遇到任何订单取消的情况。有推迟交货的要求，但很少。”河本浩透露，东京电子预计今年不会调整产量。不过，该公司下调了对今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需求的展望，预计今年将增长5-15%，低于此前预测的20%。与此同时，包括研究机构Gartner在内的行业团体也下调了今年半导体的需求预期，并警告称2023年需求可能会下降。
“如果全球经济放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需求减弱等负面因素综合在一起，（芯片制造设备的需求）增长有可能放缓至5%。”河本浩表示。
不到一个月前，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在披露财报时曾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迫使该公司停止向中国大陆销售其主流光刻设备，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将面临中断。
“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大陆是半导体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在成熟制程和主流半导体领域，”阿斯麦CEO温彼得（Peter Wennink）向投资者坦言，“中国大陆是全球市场非常重要的供应商，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行事。”
温彼得透露，政客们时不时就要提出限制向中国大陆销售深紫外光刻机（DUV）的计划，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大陆半导体产能对全球电子产业的重要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6日在回应相关报道时指出，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美方一再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只会让其他国家更加警醒。在技术上一味依靠美国行不通，这也将促使各国加快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
“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赵立坚表示，希望有关方面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平公正市场原则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决定。（观察者网）
【日本芯片设备巨头东京电子：非常担心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管制】
#日半导体巨头担心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管制#
在美国政府层层阻挠下，村田、索尼、铠侠等日本半导体供应商过去两年已不能再与华为进行正常的商业往来。现在，上游的日本半导体设备企业也开始担心类似的遭遇可能会出现自己身上。
当地时间8月8日，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高管在披露财报时坦言，该公司“非常担心”美国扩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中国是这家日本半导体设备巨头的关键市场。
2021年，东京电子位列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供应商，排在它前面的分别是美国的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和荷兰的阿斯麦（ASML），后面是两家美企泛林集团（Lam Research）和科天（KLA）。
据东京电子透露，该公司尚未收到美国政府任何关于停止向中国大陆出口的要求。但东京电子一名高管在财报会上表示，他看到了美国政府正试图扩大对中国大陆出口管制范围的报道。
上个月，美国半导体设备巨头泛林集团和科天在电话会议上透露，他们已经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禁止未经许可向中国大陆芯片制造商出售大多数可以制造14nm或更先进制程芯片的设备。在此之前，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范围仅适用于10nm或更先进制程。
所谓制程，指的是芯片上晶体管之间的宽度。通常情况下，制程越小，意味着芯片的性能越先进，也就需要更先进的设备去制造。在上述出口管制范围扩大的消息传出前，美国通过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将向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提供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如果实施此类限制，我们的中国（大陆）客户可能无法生产芯片，我们非常担心（very concerned）这种情况。”东京电子财务部门总经理河本浩（Hiroshi Kawamoto）在财报发布会上坦言。
芯片制造涉及数百种工艺和众多供应商。而东京电子的产品几乎覆盖了半导体制造流程中的所有工序，其主要产品包括：涂布/显像设备、热处理成膜设备、干法刻蚀设备、化学气相沉积设备、湿法清洗设备及测试设备。不过，该公司的设备也需要与其他公司的设备合作，比如光刻机，才能使产线运转。
“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占我们销售额的四分之一以上。”河本浩透露，“我们相信中国市场将继续增长。然而，芯片生产中心继续随着竞争格局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转移。无论客户在哪里，我们都会为他们提供服务。”
东京电子对美扩大对华出口管制的担忧已有前车之鉴。
时间回到2019年，彼时由于美国限制华为与美企的正常贸易，华为2019年从日本企业采购零部件金额达到1.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13亿元）。日本也由此取代美国，成为华为最大的零部件采购地。
但日企和华为进行的正常贸易并没有维持多久。2020年，美国连续出手掐断了华为采购芯片的路径，日企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我们2019年从日本的采购额是100亿美元左右，2020年大概在80亿美元左右，下降20%。所以日企是典型受到不公平贸易、非自由贸易的对待，因为日本企业要卖一颗芯片、一个器件给华为，都需要美国政府批准。这是典型的不公平，也是典型的阻碍自由贸易。而且受到影响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企业。”2021年4月，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出席活动时表示。
除了地缘政治外，影响日企业绩的还有疫情。财报显示，2022年二季度，东京电子实现营收473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7亿元），同比增长4.8%；营业利润同比下滑17.1%至1175亿日元；净利润同比下滑12.2%至880亿日元，这是该公司六个季度以来首次净利润下滑。
受中国大陆局部疫情影响，东京电子2022年二季度来自中国大陆的营收大幅下滑39%至940亿日元，在主要市场中降幅最大。不过河本浩透露，对中国大陆的发货正在恢复正常，该公司有信心在本季度弥补4-6月的空缺，因此整个财年（2022年4月-2023年3月）的业绩预期维持不变。
“我们没有遇到任何订单取消的情况。有推迟交货的要求，但很少。”河本浩透露，东京电子预计今年不会调整产量。不过，该公司下调了对今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需求的展望，预计今年将增长5-15%，低于此前预测的20%。与此同时，包括研究机构Gartner在内的行业团体也下调了今年半导体的需求预期，并警告称2023年需求可能会下降。
“如果全球经济放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需求减弱等负面因素综合在一起，（芯片制造设备的需求）增长有可能放缓至5%。”河本浩表示。
不到一个月前，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在披露财报时曾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迫使该公司停止向中国大陆销售其主流光刻设备，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将面临中断。
“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大陆是半导体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在成熟制程和主流半导体领域，”阿斯麦CEO温彼得（Peter Wennink）向投资者坦言，“中国大陆是全球市场非常重要的供应商，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行事。”
温彼得透露，政客们时不时就要提出限制向中国大陆销售深紫外光刻机（DUV）的计划，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大陆半导体产能对全球电子产业的重要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6日在回应相关报道时指出，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美方一再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只会让其他国家更加警醒。在技术上一味依靠美国行不通，这也将促使各国加快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
“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赵立坚表示，希望有关方面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平公正市场原则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决定。
#日半导体巨头担心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管制#
在美国政府层层阻挠下，村田、索尼、铠侠等日本半导体供应商过去两年已不能再与华为进行正常的商业往来。现在，上游的日本半导体设备企业也开始担心类似的遭遇可能会出现自己身上。
当地时间8月8日，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高管在披露财报时坦言，该公司“非常担心”美国扩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中国是这家日本半导体设备巨头的关键市场。
2021年，东京电子位列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供应商，排在它前面的分别是美国的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和荷兰的阿斯麦（ASML），后面是两家美企泛林集团（Lam Research）和科天（KLA）。
据东京电子透露，该公司尚未收到美国政府任何关于停止向中国大陆出口的要求。但东京电子一名高管在财报会上表示，他看到了美国政府正试图扩大对中国大陆出口管制范围的报道。
上个月，美国半导体设备巨头泛林集团和科天在电话会议上透露，他们已经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禁止未经许可向中国大陆芯片制造商出售大多数可以制造14nm或更先进制程芯片的设备。在此之前，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范围仅适用于10nm或更先进制程。
所谓制程，指的是芯片上晶体管之间的宽度。通常情况下，制程越小，意味着芯片的性能越先进，也就需要更先进的设备去制造。在上述出口管制范围扩大的消息传出前，美国通过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将向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提供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如果实施此类限制，我们的中国（大陆）客户可能无法生产芯片，我们非常担心（very concerned）这种情况。”东京电子财务部门总经理河本浩（Hiroshi Kawamoto）在财报发布会上坦言。
芯片制造涉及数百种工艺和众多供应商。而东京电子的产品几乎覆盖了半导体制造流程中的所有工序，其主要产品包括：涂布/显像设备、热处理成膜设备、干法刻蚀设备、化学气相沉积设备、湿法清洗设备及测试设备。不过，该公司的设备也需要与其他公司的设备合作，比如光刻机，才能使产线运转。
“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占我们销售额的四分之一以上。”河本浩透露，“我们相信中国市场将继续增长。然而，芯片生产中心继续随着竞争格局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转移。无论客户在哪里，我们都会为他们提供服务。”
东京电子对美扩大对华出口管制的担忧已有前车之鉴。
时间回到2019年，彼时由于美国限制华为与美企的正常贸易，华为2019年从日本企业采购零部件金额达到1.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13亿元）。日本也由此取代美国，成为华为最大的零部件采购地。
但日企和华为进行的正常贸易并没有维持多久。2020年，美国连续出手掐断了华为采购芯片的路径，日企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我们2019年从日本的采购额是100亿美元左右，2020年大概在80亿美元左右，下降20%。所以日企是典型受到不公平贸易、非自由贸易的对待，因为日本企业要卖一颗芯片、一个器件给华为，都需要美国政府批准。这是典型的不公平，也是典型的阻碍自由贸易。而且受到影响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企业。”2021年4月，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出席活动时表示。
除了地缘政治外，影响日企业绩的还有疫情。财报显示，2022年二季度，东京电子实现营收473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7亿元），同比增长4.8%；营业利润同比下滑17.1%至1175亿日元；净利润同比下滑12.2%至880亿日元，这是该公司六个季度以来首次净利润下滑。
受中国大陆局部疫情影响，东京电子2022年二季度来自中国大陆的营收大幅下滑39%至940亿日元，在主要市场中降幅最大。不过河本浩透露，对中国大陆的发货正在恢复正常，该公司有信心在本季度弥补4-6月的空缺，因此整个财年（2022年4月-2023年3月）的业绩预期维持不变。
“我们没有遇到任何订单取消的情况。有推迟交货的要求，但很少。”河本浩透露，东京电子预计今年不会调整产量。不过，该公司下调了对今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需求的展望，预计今年将增长5-15%，低于此前预测的20%。与此同时，包括研究机构Gartner在内的行业团体也下调了今年半导体的需求预期，并警告称2023年需求可能会下降。
“如果全球经济放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需求减弱等负面因素综合在一起，（芯片制造设备的需求）增长有可能放缓至5%。”河本浩表示。
不到一个月前，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在披露财报时曾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迫使该公司停止向中国大陆销售其主流光刻设备，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将面临中断。
“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大陆是半导体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在成熟制程和主流半导体领域，”阿斯麦CEO温彼得（Peter Wennink）向投资者坦言，“中国大陆是全球市场非常重要的供应商，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行事。”
温彼得透露，政客们时不时就要提出限制向中国大陆销售深紫外光刻机（DUV）的计划，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大陆半导体产能对全球电子产业的重要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6日在回应相关报道时指出，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美方一再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只会让其他国家更加警醒。在技术上一味依靠美国行不通，这也将促使各国加快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
“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赵立坚表示，希望有关方面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平公正市场原则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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