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跌！狂降四位数！苹果“绷不住”了？#
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机市场有两个关键词：“5G围剿4G”以及“价格大战”。
而一向走高端路线的苹果手机，最近接连降价，更是让人怀疑是受到了新兴5G手机市场的围剿。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苹果落得四面楚歌的境况呢？
△央视财经《经济信息联播》栏目视频
iPhone又降价了！
上周苹果手机线上渠道开启挥泪大甩卖， iPhone11最高降1600元，系列套装最高优惠2600元。
上海苏宁易购五角场店店长施欢欢表示 ，iPhone11产品系列全线降价，降价最高幅度达到1600元。
曾经和高消费划等号的苹果手机，近两年热衷放下身段、自降身价。
iPhone11被戏称为“真香”手机，去年9月发布之初，因为没有5G、缺乏创新遭到质疑。但预售首日即售罄的成绩令人意外。比前代苹果手机更加便宜的价格，被归结为其热销的主因。
同样的“真香”的还有今年4月刚刚上架的新iPhone SE手机。
外观落伍但价格相当感人，3299元的起价，成为苹果历史上起售价最低的iPhone。这对其他手机品牌，相当于降维打击。
苹果难道真的是想用价格战的方式爆锤友商？事实也许是我们高估了苹果的现状。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兴亮：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降价行为呢？可能是清库存，因为它的新机型很快就要发布了，老机型要清库存。而且现在处于疫情期间，大家都需要资金周转，尽快清理库存、减小资金，以及在库房等各方面的压力。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国内市场智能手机出货量为634.1万部，其中Android手机占比92.2%。
据此计算，2月份苹果iPhone手机在中国市场只销售了约49.4万部，与去年同期的127万部相比，销量下滑超60%。
苹果的另一路挑战来自于安卓5G阵营的围剿。今年以来华为、荣耀、小米、vivo、OPPO、三星的新款5G手机紧锣密鼓上市。
据工信部数据，5G终端进入了蓬勃发展期，截止到4月22日，已有96款5G手机终端获得了入网许可，去年12月底是39款。
5G手机的价格也在快速下探，最低已到2000元以下。
而苹果这边却是5G产品长期缺位。
新旗舰5G手机iPhone 12最快也要下半年发布，但5G的赛道早已是群雄逐鹿，iPhone 12很可能面临出道即巅峰，遭受安卓5G的四面围剿。
5G手机遭遇开年劫
疫情带来至暗时刻
△央视财经《经济信息联播》栏目视频
还记得2019年下半年，几乎所有人看好5G手机前景，并预言2020年将是5G爆发的一年，产业链上下游纷纷扩产。无奈，开年的疫情将5G手机打了个措手不及。
换机潮被迫延后，面对大量库存，各品牌价格一路下跌。这期间手机产业究竟经历了什么？
2019年国内5G手机的热潮因三大运营商获得商用牌照而引爆。几乎同时全球手机市场像被注入一剂强心针，5G手机被厂商们寄予厚望，期待新一拨换机潮能重振市场。
从去年7月中兴抢先发布国内首款5G手机开始，各大品牌密集推出5G机型。华为率先抢滩中高端机型市场，Mate 30系列上市60天，全球出货量已超700万台，同比增长75%。
主流品牌华米OV和三星，谁都不想错过2020年5G的春风。
小米CEO雷军有句名言：“台风来了的时候，连猪都可以飞”，但马云也曾为这句话补了下联：“但风过去以后，摔死的还是猪。”
马云的话此时就像一句预言，当传说中5G爆发年真的到来，才发现，风停了。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市场按下了暂停键，线下渠道优势不再，手机关店潮随疫情蔓延全球。中国春节刚过，本该复市的小米之家却宣布暂停营业。2月份三星一度关闭中国区最大的旗舰店。从城市到乡村，手机品牌纷纷关店，无数消费者推迟换机计划，手机销量一落千丈。
这场疫情中，苹果公司更是打满了全场。2月份先是临时关闭了中国境内所有苹果零售店。
好不容易中国疫情缓解，三月份，苹果又开始关闭全球除中华区以外所有线下零售商店。
据了解，苹果在全球拥有511家零售店，但这两个月的线下销量几乎全靠开门的42家中国零售店硬撑。
关店潮的背后则是销量的惨淡。
苹果第一大业务iPhone第二财季营收同比下滑6.7%，创过去四年同期最低水平。
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2719.7万部，相比去年同期下降44.0%。3月份开始有所回暖，但相比去年同期还是下降23.3%。
手机自救保产能
从赶订单到砍订单
△央视财经《经济信息联播》栏目视频
疫情在短期内带来的压力真实存在，但好在包括手机厂商在内的全行业都选择正视困难、积极应对，努力跨越疫情导致的困难时期。
所谓的“5G爆发年”在2020年艰难开场，需求的萎缩令供应链面临减产，全球一线手机品牌纷纷调整到“砍订单”状态。
有供应链信息表明，国内一些主流手机生产商，将在6月份进行集体砍单，砍单比例从20%到40%。而一些国际手机大牌进入砍单程序更早，2月份就已经开始砍单，有品牌5月份砍单量甚至达50%。
终端线下优势不再，多场新品发布会改为线上召开，一时成为新的潮流。
2月13日，小米创始人雷军通过在线直播的方式发布了两款旗舰新品，正式开售仅55秒，销售额便突破2亿元。
4月8日，华为春季新品发布会则采用了线上VR的形式。发布会后，华为P40Pro在京东上的销量很快反超小米10Pro。线上销售效果初见成效，国内手机市场有所回暖。
3月份，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2175.6万部，比上月增长240.79%。4月，总体出货量4172.8万部，比去年同期增长14.2%，其中5G手机占近四成份额。
拼多多数据研究院副院长 陈秋：今年第一个季度5G手机的订单量已经接近去年全年总订单量的两倍。二季度5G手机的增幅，还会继续创历史新高。
低谷中，5G产业链上相关企业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只待市场复苏。
5月2日，中国移动联合华为在珠峰6500米前进营地完成全球最高5G基站的建设及开通工作，成功实现珠峰峰顶5G覆盖。
疫情期间移动、联通、电信更是在推5G合约套餐的路上停不下来。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止到3月底，全国购买5G套餐用户已达5000多万，但其中使用5G设备连接5G网络的仅有2000多万。也就是说，还有近3000万5G套餐用户都将是潜在的换机用户。
巨大的市场将随时引爆，你准备好了吗？
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机市场有两个关键词：“5G围剿4G”以及“价格大战”。
而一向走高端路线的苹果手机，最近接连降价，更是让人怀疑是受到了新兴5G手机市场的围剿。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苹果落得四面楚歌的境况呢？
△央视财经《经济信息联播》栏目视频
iPhone又降价了！
上周苹果手机线上渠道开启挥泪大甩卖， iPhone11最高降1600元，系列套装最高优惠2600元。
上海苏宁易购五角场店店长施欢欢表示 ，iPhone11产品系列全线降价，降价最高幅度达到1600元。
曾经和高消费划等号的苹果手机，近两年热衷放下身段、自降身价。
iPhone11被戏称为“真香”手机，去年9月发布之初，因为没有5G、缺乏创新遭到质疑。但预售首日即售罄的成绩令人意外。比前代苹果手机更加便宜的价格，被归结为其热销的主因。
同样的“真香”的还有今年4月刚刚上架的新iPhone SE手机。
外观落伍但价格相当感人，3299元的起价，成为苹果历史上起售价最低的iPhone。这对其他手机品牌，相当于降维打击。
苹果难道真的是想用价格战的方式爆锤友商？事实也许是我们高估了苹果的现状。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兴亮：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降价行为呢？可能是清库存，因为它的新机型很快就要发布了，老机型要清库存。而且现在处于疫情期间，大家都需要资金周转，尽快清理库存、减小资金，以及在库房等各方面的压力。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国内市场智能手机出货量为634.1万部，其中Android手机占比92.2%。
据此计算，2月份苹果iPhone手机在中国市场只销售了约49.4万部，与去年同期的127万部相比，销量下滑超60%。
苹果的另一路挑战来自于安卓5G阵营的围剿。今年以来华为、荣耀、小米、vivo、OPPO、三星的新款5G手机紧锣密鼓上市。
据工信部数据，5G终端进入了蓬勃发展期，截止到4月22日，已有96款5G手机终端获得了入网许可，去年12月底是39款。
5G手机的价格也在快速下探，最低已到2000元以下。
而苹果这边却是5G产品长期缺位。
新旗舰5G手机iPhone 12最快也要下半年发布，但5G的赛道早已是群雄逐鹿，iPhone 12很可能面临出道即巅峰，遭受安卓5G的四面围剿。
5G手机遭遇开年劫
疫情带来至暗时刻
△央视财经《经济信息联播》栏目视频
还记得2019年下半年，几乎所有人看好5G手机前景，并预言2020年将是5G爆发的一年，产业链上下游纷纷扩产。无奈，开年的疫情将5G手机打了个措手不及。
换机潮被迫延后，面对大量库存，各品牌价格一路下跌。这期间手机产业究竟经历了什么？
2019年国内5G手机的热潮因三大运营商获得商用牌照而引爆。几乎同时全球手机市场像被注入一剂强心针，5G手机被厂商们寄予厚望，期待新一拨换机潮能重振市场。
从去年7月中兴抢先发布国内首款5G手机开始，各大品牌密集推出5G机型。华为率先抢滩中高端机型市场，Mate 30系列上市60天，全球出货量已超700万台，同比增长75%。
主流品牌华米OV和三星，谁都不想错过2020年5G的春风。
小米CEO雷军有句名言：“台风来了的时候，连猪都可以飞”，但马云也曾为这句话补了下联：“但风过去以后，摔死的还是猪。”
马云的话此时就像一句预言，当传说中5G爆发年真的到来，才发现，风停了。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市场按下了暂停键，线下渠道优势不再，手机关店潮随疫情蔓延全球。中国春节刚过，本该复市的小米之家却宣布暂停营业。2月份三星一度关闭中国区最大的旗舰店。从城市到乡村，手机品牌纷纷关店，无数消费者推迟换机计划，手机销量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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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中国疫情缓解，三月份，苹果又开始关闭全球除中华区以外所有线下零售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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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第一大业务iPhone第二财季营收同比下滑6.7%，创过去四年同期最低水平。
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2719.7万部，相比去年同期下降44.0%。3月份开始有所回暖，但相比去年同期还是下降23.3%。
手机自救保产能
从赶订单到砍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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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5G爆发年”在2020年艰难开场，需求的萎缩令供应链面临减产，全球一线手机品牌纷纷调整到“砍订单”状态。
有供应链信息表明，国内一些主流手机生产商，将在6月份进行集体砍单，砍单比例从20%到40%。而一些国际手机大牌进入砍单程序更早，2月份就已经开始砍单，有品牌5月份砍单量甚至达50%。
终端线下优势不再，多场新品发布会改为线上召开，一时成为新的潮流。
2月13日，小米创始人雷军通过在线直播的方式发布了两款旗舰新品，正式开售仅55秒，销售额便突破2亿元。
4月8日，华为春季新品发布会则采用了线上VR的形式。发布会后，华为P40Pro在京东上的销量很快反超小米10Pro。线上销售效果初见成效，国内手机市场有所回暖。
3月份，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2175.6万部，比上月增长240.79%。4月，总体出货量4172.8万部，比去年同期增长14.2%，其中5G手机占近四成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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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做朋友再做生-意，原是香港学生一枚，后定居深圳，距离香港只隔一条河，慢慢将代购发展成主业，韩国日本不定期飞，五年代购历龄，客原从身边亲朋好友发展成全国各地均有不少顾客及代-理，一路走来靠的是人品，真诚，良心，能加到微星的都是茫茫人海的缘份，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做你最诚实的朋友代购+薇：fm19950524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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