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山】高士山高林密、流泉飞瀑，风景优美。北宋名士尹安仁在这里隐居研究学问，黄庭坚闻访，并赠“山高秀，名传士”而得名。现在的遗迹还留着。风景依旧。只是线香的火在漩涡中。古人已经不在了。高士山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东南部怀南乡牛田村，是红军长征的最早出发地。#西安旅游攻略# https://t.cn/Rqv93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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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貞觀之治”的儒治問題新探》
——孫景壇
一、唐代“貞觀之治”的主要治國思想為“儒、釋、道”或“道”之商榷
唐初,尤其是“貞觀之治”,其主要信仰為儒教,這是十分明確的。
唐初統治者在貫徹《道德經》`慎動兵革'精神方面也做得很好,唐初治國方略是偃武修文。”
但李氏父子這裡所用的道家思想,不是道家特有的主張,儒家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是儒、道在思想上共有的東西;而且,此時唐沒有將《道德經》置為治國經典,李氏父子在治國思想上,一直是以儒家為主,同時兼收並蓄。
二、唐代“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主要特點
第一,關於對儒家經典的選擇。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仍是《五經》。但是,必須指出: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與以往是不一樣的,如漢武帝時期的《五經》是《詩》、《今文尚書》、《易》、《士禮》和《春秋公羊傳》,漢宣帝石渠閣會議之後,絀退了《春秋公羊傳》,增加了《春秋轂梁傳》,而“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和《春秋左傳》。
漢人自己講的是《七經》治國,還有《孝經》和《論語》,《孝經》和《論語》一直被視作《常經》,即是必備的基礎經學。
可見,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應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孝經》和《論語》等七經。
第二,關於對儒家經典的解讀。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解經,主要是“正義”即“訓詁”和“義疏”。
“訓詁”主要是訓解字詞的音義,把握經文的原義;“義疏”則是在原義的基礎上進行發揮,對經文有所發展。
漢代解經主要是“訓詁”,也用“義理”,唐人不用“義理”,而重“訓詁”,還發明了“義疏”。
第三,關於對其他思想的寬容、兼容和並蓄問題。
第四,關於對理論聯繫實際問題的重視。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既倡導認真研讀儒學,又重視理論聯繫實際。
三、後來理學對唐代“貞觀之治”儒治的責難和曲解
第一,詬病“儒、釋、道”鼎立。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學,既在政治上堅持了以儒家為治國的主要思想,又在信仰上堅持信仰自由,是正確的。
第二,否認顏師古、孔穎達等對“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貢獻。
理學家在講到唐代儒學時,都諱言顏師古、孔穎達,只用主張“排佛”的韓愈來代表。
第三,詆毀“正義”。
理學認為,唐人對儒經的“正義”,即“訓詁”和“義疏”都是“章句之學”,用這種方法解經,是錯誤的。
理學家從解經之始,就摒棄唐人的“訓詁”和“義疏”,而用“義理”,如北宋邢昺新校《五經正義》和劉敞的《七經小傳》,就是這樣做的,而朱熹的《四書集注》則是這種解經方法的集大成。
事實上,“正義”是“我注六經”,堅持對經文原義的理解;“義理”是“六經注我”,脫離了原義,搞實用主義。
第四,歪曲唐代的主要儒經是擴大的《九經》系統。
在舊、新唐書中,有唐一代,“公羊學”的科舉對策只有一篇,即晚唐劉蕡仿董仲舒對策所制的對策,但卻名落孫山。
實際上,劉蕡“精《左氏春秋》”,當時被推舉來是參加《左傳》考試的,而他以《公羊》對,顯然是溜題了。
可見,《公羊傳》在中、晚唐時期仍不是主流儒經。
弄清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治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它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唐代治國的主導政治思想是儒學,後來理學說的“儒、釋、道”鼎立等不對。
第二,唐代的儒學經典主要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和《孝經》等擴大的《五經》系統,後來理學將《公羊傳》等強行塞入唐代主流儒經,是不對的。
唐代主流儒經沒有《公羊傳》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公羊傳》是董學和宋明理學的根本經典,唐代主流儒學中不含《公羊傳》,這是唐儒和宋儒(包括董仲舒)在經典上的根本區別。
第三,唐代的學術是開放的、信仰是自由的、思維是理性的,後來理學批評唐人不用“義理”解經,不妥。
第四,唐代治國思想的研究是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根本。人類歷史每前進一步,
都要反思傳統,西方人對希臘、羅馬的科學反思,使西方最先步入現代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反思長期在宋明理學中打轉,這是“怪圈”。
科學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基礎應在漢、唐,其中唐是根本。
《唐代“貞觀之治”的儒治問題新探》
——孫景壇
一、唐代“貞觀之治”的主要治國思想為“儒、釋、道”或“道”之商榷
唐初,尤其是“貞觀之治”,其主要信仰為儒教,這是十分明確的。
唐初統治者在貫徹《道德經》`慎動兵革'精神方面也做得很好,唐初治國方略是偃武修文。”
但李氏父子這裡所用的道家思想,不是道家特有的主張,儒家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是儒、道在思想上共有的東西;而且,此時唐沒有將《道德經》置為治國經典,李氏父子在治國思想上,一直是以儒家為主,同時兼收並蓄。
二、唐代“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主要特點
第一,關於對儒家經典的選擇。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仍是《五經》。但是,必須指出: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與以往是不一樣的,如漢武帝時期的《五經》是《詩》、《今文尚書》、《易》、《士禮》和《春秋公羊傳》,漢宣帝石渠閣會議之後,絀退了《春秋公羊傳》,增加了《春秋轂梁傳》,而“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和《春秋左傳》。
漢人自己講的是《七經》治國,還有《孝經》和《論語》,《孝經》和《論語》一直被視作《常經》,即是必備的基礎經學。
可見,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應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孝經》和《論語》等七經。
第二,關於對儒家經典的解讀。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解經,主要是“正義”即“訓詁”和“義疏”。
“訓詁”主要是訓解字詞的音義,把握經文的原義;“義疏”則是在原義的基礎上進行發揮,對經文有所發展。
漢代解經主要是“訓詁”,也用“義理”,唐人不用“義理”,而重“訓詁”,還發明了“義疏”。
第三,關於對其他思想的寬容、兼容和並蓄問題。
第四,關於對理論聯繫實際問題的重視。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既倡導認真研讀儒學,又重視理論聯繫實際。
三、後來理學對唐代“貞觀之治”儒治的責難和曲解
第一,詬病“儒、釋、道”鼎立。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學,既在政治上堅持了以儒家為治國的主要思想,又在信仰上堅持信仰自由,是正確的。
第二,否認顏師古、孔穎達等對“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貢獻。
理學家在講到唐代儒學時,都諱言顏師古、孔穎達,只用主張“排佛”的韓愈來代表。
第三,詆毀“正義”。
理學認為,唐人對儒經的“正義”,即“訓詁”和“義疏”都是“章句之學”,用這種方法解經,是錯誤的。
理學家從解經之始,就摒棄唐人的“訓詁”和“義疏”,而用“義理”,如北宋邢昺新校《五經正義》和劉敞的《七經小傳》,就是這樣做的,而朱熹的《四書集注》則是這種解經方法的集大成。
事實上,“正義”是“我注六經”,堅持對經文原義的理解;“義理”是“六經注我”,脫離了原義,搞實用主義。
第四,歪曲唐代的主要儒經是擴大的《九經》系統。
在舊、新唐書中,有唐一代,“公羊學”的科舉對策只有一篇,即晚唐劉蕡仿董仲舒對策所制的對策,但卻名落孫山。
實際上,劉蕡“精《左氏春秋》”,當時被推舉來是參加《左傳》考試的,而他以《公羊》對,顯然是溜題了。
可見,《公羊傳》在中、晚唐時期仍不是主流儒經。
弄清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治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它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唐代治國的主導政治思想是儒學,後來理學說的“儒、釋、道”鼎立等不對。
第二,唐代的儒學經典主要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和《孝經》等擴大的《五經》系統,後來理學將《公羊傳》等強行塞入唐代主流儒經,是不對的。
唐代主流儒經沒有《公羊傳》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公羊傳》是董學和宋明理學的根本經典,唐代主流儒學中不含《公羊傳》,這是唐儒和宋儒(包括董仲舒)在經典上的根本區別。
第三,唐代的學術是開放的、信仰是自由的、思維是理性的,後來理學批評唐人不用“義理”解經,不妥。
第四,唐代治國思想的研究是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根本。人類歷史每前進一步,
都要反思傳統,西方人對希臘、羅馬的科學反思,使西方最先步入現代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反思長期在宋明理學中打轉,這是“怪圈”。
科學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基礎應在漢、唐,其中唐是根本。
1941年６月，张伯驹清晨上班路上被绑匪劫车绑架，要200根金条赎金否则撕票。“宁肯死在这里，也坚决不许变卖家中文物为我赎身”张伯驹先生说。
在他夫人潘素和绑匪谈判过程中，对方说张伯驹绝食多日，已昏迷不醒，要见潘素一面。
见到张伯驹时，虽然他因绝食憔悴不堪，但他并不大在乎自己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处境，反而担心潘素为了凑足赎款而卖掉《平复帖》等珍贵书画，一再强调不能卖书画为自己赎身。
难道这张伯驹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不，张伯驹乃“民国四公子”之一，既家财万贯又风流倜傥，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物，怎么可能为了金钱而不顾生命？
他是太珍惜这些我国古代的字画了，不愿以把这些画卖给日本人来赎回自己的生命，说他爱书画胜过生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由于张伯驹不买绑匪的账，身处逆境却处之泰然，毫不为之屈服，所以他一直在匪窟里滞留了八个多月才得以自由。
在此期间，果然有汉奸来劝潘素将所藏字画卖了以筹赎款，潘素丝毫不为所动，她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虽然她比任何人都担心夫君的安危，她对来人不卑不吭的说：
“我不会为救丈夫去卖《平复帖》的，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伯驹了，在他眼里，《平复帖》重若生命，假如变卖了此帖，不幸又流失国外，即便他得救了，也将心如枯槁，虽生犹死。我已经想过了，假如实在救不了丈夫，我认命，大不了与他九泉下相会。”
绑匪无奈一再让步，潘素一口咬定，只有20根金条，最后双方谈定就按这20根金条来赎人。
可这20根金条也是不容易凑的。一些书写这个情节时，大都说是潘素变卖了翡翠大戒指，金锁片，金链子、金镯子等售出，换了20根金条。
其实这都是讹传，2008年4月，已年逾80的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说：
“我父亲被绑架时我已经14岁了。绑匪要的赎金太高，我家一时弄不到那么多的钱。《平复帖》是很珍贵的，但父亲坚决不让卖。为了凑足赎款，我三妈潘素是卖掉了她的首饰，可她的首饰也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贵重，其实她还是很俭朴的。有一本小说说她的首饰卖了30万大洋，那是假的。”
最后是变卖了盐业银行股票和项城老家的房产才凑够赎金救出张伯驹的，他绑匪的威胁下保持了既自己的气节又保全了国宝，这才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平复帖》为什么如此重要，让张伯驹先生拼了性命也要保护呢？
它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文人手迹，为西晋陆机书法作品，是陆机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其内容是写给朋友的信件，谈到另一位友人的病情有“恐难平复”之句，故被后人尊为《平复帖》。
此帖纵23.7厘米，横20.6厘米，巴掌大的一张纸，为什么那么珍贵？
首先，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真迹，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比《兰亭序》的书写时间还早79年，其珍稀性无与伦比。
其次，此帖在中国书法的演变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介于章草与今草之间，在章草到今草转变的长期过程中，作为实物见证，惟有这篇墨迹流传至今，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平复帖》最早的主人是溥儒，1908年，他曾和溥仪同时入宫甄选皇帝，未中选。溥儒本身就是我国现代国画大师，与张大千齐名，并称“南张北溥”，且收藏甚富。
张伯驹因《照夜白图》被汉奸卖给日本人而心疼不已，就担心《平复帖》也被卖到国外，就像溥儒提出要买《平复帖》。
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20万来，这简直是狮子大张口啊，
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只得放弃。后来，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交涉，愿以6万元求让，溥儒仍坚售20万元，又未能成。
一直到卢沟桥事变这一年的腊月，溥儒母亲去世，他是个孝子，虽然社会动荡局势不定，他也破落的没多少现金了，但他仍然要为母亲筹办一个风光的葬礼，所以急需用款，想卖《平复帖》办丧礼用。
张伯驹乃君子，并不会乘人之危低价收购，表示如果溥儒急需用钱，他可以先借给他一万给他急用。
后来溥儒要价4万一次买断，就这样张伯驹买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平复帖》。当时，把韩幹《照夜白图》转卖给日本人的白坚甫，听说此事，马上开价20万给张伯驹要买此图，被张伯驹先生一口回绝了。
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一大部分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平复帖》、《游春图》、杜牧《赠张好好诗》、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政府为此决定奖励他人民币20万元，却被张伯驹婉言谢绝，文化部部长茅盾亲自为捐献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张褒奖令。
在日寇铁蹄践踏着我们祖国河山时，在中华文化遭到劫难之时，张伯驹先生不图名、不图利，为自己的信念不惜牺牲一切，他说“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张伯驹传》有感。
（来源:花拾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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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夫人潘素和绑匪谈判过程中，对方说张伯驹绝食多日，已昏迷不醒，要见潘素一面。
见到张伯驹时，虽然他因绝食憔悴不堪，但他并不大在乎自己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处境，反而担心潘素为了凑足赎款而卖掉《平复帖》等珍贵书画，一再强调不能卖书画为自己赎身。
难道这张伯驹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不，张伯驹乃“民国四公子”之一，既家财万贯又风流倜傥，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物，怎么可能为了金钱而不顾生命？
他是太珍惜这些我国古代的字画了，不愿以把这些画卖给日本人来赎回自己的生命，说他爱书画胜过生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由于张伯驹不买绑匪的账，身处逆境却处之泰然，毫不为之屈服，所以他一直在匪窟里滞留了八个多月才得以自由。
在此期间，果然有汉奸来劝潘素将所藏字画卖了以筹赎款，潘素丝毫不为所动，她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虽然她比任何人都担心夫君的安危，她对来人不卑不吭的说：
“我不会为救丈夫去卖《平复帖》的，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伯驹了，在他眼里，《平复帖》重若生命，假如变卖了此帖，不幸又流失国外，即便他得救了，也将心如枯槁，虽生犹死。我已经想过了，假如实在救不了丈夫，我认命，大不了与他九泉下相会。”
绑匪无奈一再让步，潘素一口咬定，只有20根金条，最后双方谈定就按这20根金条来赎人。
可这20根金条也是不容易凑的。一些书写这个情节时，大都说是潘素变卖了翡翠大戒指，金锁片，金链子、金镯子等售出，换了20根金条。
其实这都是讹传，2008年4月，已年逾80的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说：
“我父亲被绑架时我已经14岁了。绑匪要的赎金太高，我家一时弄不到那么多的钱。《平复帖》是很珍贵的，但父亲坚决不让卖。为了凑足赎款，我三妈潘素是卖掉了她的首饰，可她的首饰也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贵重，其实她还是很俭朴的。有一本小说说她的首饰卖了30万大洋，那是假的。”
最后是变卖了盐业银行股票和项城老家的房产才凑够赎金救出张伯驹的，他绑匪的威胁下保持了既自己的气节又保全了国宝，这才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平复帖》为什么如此重要，让张伯驹先生拼了性命也要保护呢？
它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文人手迹，为西晋陆机书法作品，是陆机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其内容是写给朋友的信件，谈到另一位友人的病情有“恐难平复”之句，故被后人尊为《平复帖》。
此帖纵23.7厘米，横20.6厘米，巴掌大的一张纸，为什么那么珍贵？
首先，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真迹，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比《兰亭序》的书写时间还早79年，其珍稀性无与伦比。
其次，此帖在中国书法的演变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介于章草与今草之间，在章草到今草转变的长期过程中，作为实物见证，惟有这篇墨迹流传至今，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平复帖》最早的主人是溥儒，1908年，他曾和溥仪同时入宫甄选皇帝，未中选。溥儒本身就是我国现代国画大师，与张大千齐名，并称“南张北溥”，且收藏甚富。
张伯驹因《照夜白图》被汉奸卖给日本人而心疼不已，就担心《平复帖》也被卖到国外，就像溥儒提出要买《平复帖》。
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20万来，这简直是狮子大张口啊，
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只得放弃。后来，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交涉，愿以6万元求让，溥儒仍坚售20万元，又未能成。
一直到卢沟桥事变这一年的腊月，溥儒母亲去世，他是个孝子，虽然社会动荡局势不定，他也破落的没多少现金了，但他仍然要为母亲筹办一个风光的葬礼，所以急需用款，想卖《平复帖》办丧礼用。
张伯驹乃君子，并不会乘人之危低价收购，表示如果溥儒急需用钱，他可以先借给他一万给他急用。
后来溥儒要价4万一次买断，就这样张伯驹买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平复帖》。当时，把韩幹《照夜白图》转卖给日本人的白坚甫，听说此事，马上开价20万给张伯驹要买此图，被张伯驹先生一口回绝了。
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一大部分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平复帖》、《游春图》、杜牧《赠张好好诗》、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政府为此决定奖励他人民币20万元，却被张伯驹婉言谢绝，文化部部长茅盾亲自为捐献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张褒奖令。
在日寇铁蹄践踏着我们祖国河山时，在中华文化遭到劫难之时，张伯驹先生不图名、不图利，为自己的信念不惜牺牲一切，他说“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张伯驹传》有感。
（来源:花拾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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