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出让金“再分配方案”出台：涉农比例超五成有哪些考量？】“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涉及到全国范围内数万亿元土地出让收入未来如何使用的一项“重磅文件”，近日正式公布。
据新华社9月23日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期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近年来，中国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呈现增长态势：2018年为65096亿元，2019年为72517亿元；9月18日，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8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月至8月累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017亿元，同比增长9%。
即将开始实施的种种调整，背景仍是因为中国依然面临对“三农”投入不足、短板如何进一步加强等挑战。数年前，一位三农领域的重要官员曾撰文指出：土地收益的分配明显向城市倾斜，201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超3.15万亿元，到2011年10月末土地出让收益三农支出只有1234亿元。
近年来，随着数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改革方向，相关政策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目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农业土地开发，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及10%用于教育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占比虽高，但考虑到土地出让收益小于土地出让总收入，近年来这笔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额度可能并不“宽裕”。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意见》也如此提出。
中国“三农”领域对资金的需求持续增加。财政投入、金融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近年来均有所增长。而究其根本，财政投入作为指引和撬动的“杠杆”，其总量如何保障及进一步增加，将对中国的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等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策的多重设计
自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连年加大，至2012年达到高位并一直保持至今。全国财政农林水支出从2007年的0.32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超过2万亿元。
2019年，财政部则提出进一步建立投入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三农”。
而作为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局的新型全局性政策，《意见》同样旨在实现“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意在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三农”发展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撑。
整体而言，《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
首先，在巩固粮食生产基础等领域，《意见》允许各地整合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现代种业提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支出。为切实确保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切实增加，还提出了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农投入之间的统筹衔接，持续加大各级财政通过原有渠道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力度。
其次，1994年时，中国推动分税制改革。为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推动改革，中央确定了土地出让收入基本都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制度设计，并延续至今。此后，中央层面除了收取相关税费，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支出具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收入是其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见》一方面提出严禁以已有明确用途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另一方面，也指出允许将已收储土地的出让收入，继续通过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用于偿还因收储土地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并作为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计算核定。各地应合理把握土地征收、收储、供应节奏，保持土地出让收入和收益总体稳定，统筹处理好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系。
财政部网站公布的2019年11月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由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与评估专项工作办公室、中国财经报社共同举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债机制研讨会中提到，从总量看，2018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万亿元，而同期的专项债务余额为7.4万亿元，超过收入规模。从结构看，能够作为专项债券偿还来源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91%左右。
第三，为避免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意见》还明确提出将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核算办法。严禁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严格核定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不得将与土地前期开发无关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成本纳入成本核算范围，虚增土地出让成本，缩减土地出让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比例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本着“坚持优先保障、务求实效，坚持积极稳妥、分步实施，坚持统筹使用、规范管理”为工作原则，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为保障落地实施，《意见》提出了五项重点举措：一要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二要做好与相关政策衔接；三要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四要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统筹使用；五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
如何落地的新挑战
“相关政策的含金量不低，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比如在如何计提、如何统筹等方面，则可能仍需进一步细化。”一位“三农”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如此对《财经》记者指出。
一方面：对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这一说法，目前《意见》提出的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确定计提方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可结合本地实际从两种方式当中选择任选其一。
所谓“两种”方式，其一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二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10%以上计提。
这是一种颇具“含金量”的设计：不管各地土地出让纯收益是何类情况，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最低被设定在了8%。如此一来，复杂的纯收益难以精确计算的问题得以一定程度的避免。
近年来，按照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土地出让金分成本和收益，成本主要是拆迁补偿、还有计提各种费用等，比如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还有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等。
尽管如此，《意见》仍强调：把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情况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作为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督查的重要内容。严肃查处擅自减免、截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土地出让收入以及虚增土地出让成本、违规使用农业农村投入资金等行为，并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在这样的“保底”设置之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对所辖市、县设定差异化计提标准，但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总体上要实现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逐步达到50%以上的目标要求。
为督促地方，中央将根据实际支出情况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是否达到要求，具体考核办法将由财政部另行制定（北京、上海等土地出让收入高、农业农村投入需求小的少数地区，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具体比例）。
另一方面：《意见》提出了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在中央财政方面，继续按现行规定统筹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2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30%，向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倾斜。
值得关注的是，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主要由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点向县级倾斜，赋予县级政府合理使用资金自主权。省级政府可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中统筹一定比例资金，在所辖各地区间进行调剂，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和财力薄弱县（市、区、旗）乡村振兴。省级统筹办法和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确定。
中新社北京9月初的一则新闻则显示：8月，中国多地土地市场供求环比均降，土地出让金额也出现明显下滑。当月300个城市成交土地面积8566万平方米，环比减少25%。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4311亿元，环比减少23%。其中，8月，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777亿元，环比减少6%；二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2210亿元，环比减少21%；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1324亿元，环比减少34%。
在一系列前提下，中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少、东南部地区土地出让收益相对较多的现象，是否及将如何制约各省在进行统筹时候的做法，则有待于各地相关细则出台后进一步解析。（来源：《财经》杂志 记者 焦建）
据新华社9月23日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期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近年来，中国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呈现增长态势：2018年为65096亿元，2019年为72517亿元；9月18日，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8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月至8月累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017亿元，同比增长9%。
即将开始实施的种种调整，背景仍是因为中国依然面临对“三农”投入不足、短板如何进一步加强等挑战。数年前，一位三农领域的重要官员曾撰文指出：土地收益的分配明显向城市倾斜，201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超3.15万亿元，到2011年10月末土地出让收益三农支出只有1234亿元。
近年来，随着数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改革方向，相关政策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目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农业土地开发，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及10%用于教育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占比虽高，但考虑到土地出让收益小于土地出让总收入，近年来这笔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额度可能并不“宽裕”。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意见》也如此提出。
中国“三农”领域对资金的需求持续增加。财政投入、金融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近年来均有所增长。而究其根本，财政投入作为指引和撬动的“杠杆”，其总量如何保障及进一步增加，将对中国的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等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策的多重设计
自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连年加大，至2012年达到高位并一直保持至今。全国财政农林水支出从2007年的0.32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超过2万亿元。
2019年，财政部则提出进一步建立投入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三农”。
而作为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局的新型全局性政策，《意见》同样旨在实现“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意在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三农”发展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撑。
整体而言，《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
首先，在巩固粮食生产基础等领域，《意见》允许各地整合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现代种业提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支出。为切实确保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切实增加，还提出了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农投入之间的统筹衔接，持续加大各级财政通过原有渠道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力度。
其次，1994年时，中国推动分税制改革。为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推动改革，中央确定了土地出让收入基本都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制度设计，并延续至今。此后，中央层面除了收取相关税费，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支出具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收入是其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见》一方面提出严禁以已有明确用途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另一方面，也指出允许将已收储土地的出让收入，继续通过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用于偿还因收储土地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并作为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计算核定。各地应合理把握土地征收、收储、供应节奏，保持土地出让收入和收益总体稳定，统筹处理好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系。
财政部网站公布的2019年11月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由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与评估专项工作办公室、中国财经报社共同举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债机制研讨会中提到，从总量看，2018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万亿元，而同期的专项债务余额为7.4万亿元，超过收入规模。从结构看，能够作为专项债券偿还来源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91%左右。
第三，为避免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意见》还明确提出将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核算办法。严禁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严格核定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不得将与土地前期开发无关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成本纳入成本核算范围，虚增土地出让成本，缩减土地出让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比例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本着“坚持优先保障、务求实效，坚持积极稳妥、分步实施，坚持统筹使用、规范管理”为工作原则，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为保障落地实施，《意见》提出了五项重点举措：一要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二要做好与相关政策衔接；三要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四要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统筹使用；五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
如何落地的新挑战
“相关政策的含金量不低，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比如在如何计提、如何统筹等方面，则可能仍需进一步细化。”一位“三农”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如此对《财经》记者指出。
一方面：对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这一说法，目前《意见》提出的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确定计提方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可结合本地实际从两种方式当中选择任选其一。
所谓“两种”方式，其一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二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10%以上计提。
这是一种颇具“含金量”的设计：不管各地土地出让纯收益是何类情况，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最低被设定在了8%。如此一来，复杂的纯收益难以精确计算的问题得以一定程度的避免。
近年来，按照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土地出让金分成本和收益，成本主要是拆迁补偿、还有计提各种费用等，比如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还有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等。
尽管如此，《意见》仍强调：把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情况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作为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督查的重要内容。严肃查处擅自减免、截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土地出让收入以及虚增土地出让成本、违规使用农业农村投入资金等行为，并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在这样的“保底”设置之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对所辖市、县设定差异化计提标准，但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总体上要实现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逐步达到50%以上的目标要求。
为督促地方，中央将根据实际支出情况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是否达到要求，具体考核办法将由财政部另行制定（北京、上海等土地出让收入高、农业农村投入需求小的少数地区，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具体比例）。
另一方面：《意见》提出了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在中央财政方面，继续按现行规定统筹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2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30%，向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倾斜。
值得关注的是，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主要由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点向县级倾斜，赋予县级政府合理使用资金自主权。省级政府可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中统筹一定比例资金，在所辖各地区间进行调剂，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和财力薄弱县（市、区、旗）乡村振兴。省级统筹办法和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确定。
中新社北京9月初的一则新闻则显示：8月，中国多地土地市场供求环比均降，土地出让金额也出现明显下滑。当月300个城市成交土地面积8566万平方米，环比减少25%。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4311亿元，环比减少23%。其中，8月，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777亿元，环比减少6%；二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2210亿元，环比减少21%；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1324亿元，环比减少34%。
在一系列前提下，中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少、东南部地区土地出让收益相对较多的现象，是否及将如何制约各省在进行统筹时候的做法，则有待于各地相关细则出台后进一步解析。（来源：《财经》杂志 记者 焦建）
【#1261万亩小龙虾引争议#要虾还是要稻？】麻小、口味虾、卤虾、冰镇虾……大快朵颐地吃上一顿小龙虾是南北吃货们的夏日必修课。目前，国内市场上的小龙虾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江苏、湖北和湖南等地的稻田养殖。消费者并不了解的是，美味小龙虾背后，正面临一场事关生态环境、农民利益和粮食安全的争论。
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看待以“稻虾种养”为代表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以便为探索其他农业发展模式提供借鉴。
#对话嘉宾#
张玉烛（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
谢仲桂（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所长）
孟祥胜（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周 勉（半月谈记者）
#“稻虾种养”有过热趋势#
周勉：
我国的小龙虾养殖总面积1680万亩，其中稻田养虾面积1261万亩，超过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的四成。一方面有专家指出，不断扩大的稻田养虾规模影响水稻生产，造成粮食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是好不容易通过养虾脱贫致富的农民。究竟要虾还是要稻？
张玉烛：
“稻虾种养”模式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对大规模扩张还是持相对谨慎的态度。首先，这种模式要对稻田开沟，会一定程度破坏耕地，虽然这种破坏并非不可逆，但恢复起来也需要时间。其次，在所有稻渔共养的模式里，目前“稻虾种养”有过热的趋势。实际上，在去年4月，农业农村部关于规范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发布过一个通知，已经注意到一些不规范的苗头。湖南是袁隆平院士的“根据地”之一，他一直强调，产量和质量是一对矛盾，产量是基础，提高粮食质量不能牺牲这个基础。
谢仲桂：
并不是所有的稻田都适合“稻虾种养”，这是必须要明确的一个前提。以湖南为例，经过我们的测算，全省大概有20%的稻田是适宜这种模式的，虽然还有潜力可供挖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盲目发展。同时，这种模式在投苗比例、土壤影响、底泥影响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一些品种也面临种质退化严重、免疫力下降等问题。目前，我们和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等正在加紧上述方面的研究，力求跟上农业发展需求和市场需求。
#促农增收效果显著#
孟祥胜：
“稻虾种养”可以说是地处洞庭湖腹地的南县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起跑线”。我这里有一组数据：2015年，南县稻虾种养面积为8万亩，2019年达55万亩。种养户亩平收入达6000元，效益3000元左右，较常规种植水稻每亩增收2000多元。没有“稻虾种养”前，南县本地大米每斤价格在2.1元到2.6元，现在达到每斤8元。全县相关从业人员达12.8万人，共有约1.5万名贫困人口通过养虾脱贫。
养虾还催生了专业合作社196家、家庭农场132家，并带动发展小龙虾主题餐饮店400多家（含夜市），研发新菜品30多种。可以说，“稻虾种养”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脱贫攻坚、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效果都十分明显。
谢仲桂：
水产品是食物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也是老百姓“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稳定粮食产量的角度来说，稻渔模式可能贡献不大，但从保障水产品供给来说，其重要作用正日益显现。
我国很多大江大河大湖都实行了严格的禁捕令。2019年，湖南省包括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在内的全部水域，仅有8万吨捕捞产出。禁投肥、禁围栏、禁网箱后，天然水域的养殖产出也基本为零。再加上传统池塘因为用地矛盾、环保投入等原因也很难再有增加。因此，稻田就成为目前主要、关键的渔业补充途径。
张玉烛：
首先，湖南的土壤重金属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而稻渔模式特别是“稻虾种养”要求耕地长期灌水，这是有利于降低重金属含量的。其次，传统的粮食生产模式下，农民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几乎是不赚钱甚至会亏本的，而稻渔种养模式下，农民的增收幅度相当明显。第三，它的火爆，带动了各个科研团队的研究力度。比如，我们中心已有团队开始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品种选育，袁隆平院士的“三一工程”（三分地养活一个人）里也有相关的课题。这些研究都可以让我国的农业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势。
孟祥胜：
说到小龙虾，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起湖北潜江、江苏盱眙和湖南南县，这种知名度已经远远超出这个产业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稻虾产业还带动了南县的全域旅游、电商物流、农田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南县在2018年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评为“中国虾稻米之乡”。因此，不管是政府、行业协会还是种养主体，对于农产品品牌和品质的维护自觉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都在积极主动开展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和农业全产业链体系建设。
#科学把控，算好粮食安全的账#
周勉：
“稻虾种养”面临的争议，本质上是粮食安全的账究竟要如何算。我认为，有争议并不可怕，但要警惕各路人马来“算账”，最终却由农民和消费者来“埋单”的情况出现。类似的教训已经太多，应当极力避免。
粮食安全应当包含以下几点：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环境安全和收入安全等多个方面。前面几个安全都比较好理解，并且日益受到重视，但最后一个安全往往被忽略。不管是粮食还是其他农产品，如果不能给农民带来稳定的、可期的、持续性的收入，就没有人来保障上述安全的实现。算这笔账，既不能将它们孤立割裂，更不能将它们彼此对立起来。
实际上，在传统模式“种粮不赚钱”几乎已成共识的今天，“稻虾种养”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围绕这个产业所做的工作，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积极思考。
张玉烛：
其实，只要是农业生产行为，都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每当一种农业技术或者农业模式应用到实际生产，既要看到它潜在的“副作用”，也要看到它带来的积极效果。农业科研工作就是要不断去解决实际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杂交水稻，过去被诟病“贪吃”“傲娇”，但经过不断努力，正在改变它在农民心中需要“大肥大水”的种植印象。
孟祥胜：
我想，简单的数据对比并不能完全概括“稻虾种养”的积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2017年到2019年，我们通过对比试验和创建示范基地，筛选出了“桃湘优莉晶”“野香优航1573”等一批高档优质稻，探索了“水稻轻简高效生产技术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开展了“稻田人工诱导繁育”“室内工厂化人工诱导繁育”等小龙虾种苗繁育技术攻关。联合省内外科研机构，开展小龙虾从产地环境、良种繁育、标准养殖、大众食品、功能性产品到厨房菜品的系列研究。同时，水稻机插、抛秧技术、有机肥的科学使用技术、溯源体系建设、绿色防控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也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
不知能否这样说，“两利相权取其重”。我认为，只有在脱贫之后，才能更有底气和实力保粮田。如果“一刀切”式地退虾还耕，农民都会出去打工，粮田很可能会撂荒。
周勉：
要虾还是要稻？这对看似无解的矛盾，其实在科学把控的前提下，还是可以实现共存的。养虾的规模应当严格管控，加快研发农业科技让稻田增产，就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来源：半月谈 图/曹力）
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看待以“稻虾种养”为代表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以便为探索其他农业发展模式提供借鉴。
#对话嘉宾#
张玉烛（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
谢仲桂（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所长）
孟祥胜（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周 勉（半月谈记者）
#“稻虾种养”有过热趋势#
周勉：
我国的小龙虾养殖总面积1680万亩，其中稻田养虾面积1261万亩，超过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的四成。一方面有专家指出，不断扩大的稻田养虾规模影响水稻生产，造成粮食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是好不容易通过养虾脱贫致富的农民。究竟要虾还是要稻？
张玉烛：
“稻虾种养”模式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对大规模扩张还是持相对谨慎的态度。首先，这种模式要对稻田开沟，会一定程度破坏耕地，虽然这种破坏并非不可逆，但恢复起来也需要时间。其次，在所有稻渔共养的模式里，目前“稻虾种养”有过热的趋势。实际上，在去年4月，农业农村部关于规范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发布过一个通知，已经注意到一些不规范的苗头。湖南是袁隆平院士的“根据地”之一，他一直强调，产量和质量是一对矛盾，产量是基础，提高粮食质量不能牺牲这个基础。
谢仲桂：
并不是所有的稻田都适合“稻虾种养”，这是必须要明确的一个前提。以湖南为例，经过我们的测算，全省大概有20%的稻田是适宜这种模式的，虽然还有潜力可供挖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盲目发展。同时，这种模式在投苗比例、土壤影响、底泥影响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一些品种也面临种质退化严重、免疫力下降等问题。目前，我们和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等正在加紧上述方面的研究，力求跟上农业发展需求和市场需求。
#促农增收效果显著#
孟祥胜：
“稻虾种养”可以说是地处洞庭湖腹地的南县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起跑线”。我这里有一组数据：2015年，南县稻虾种养面积为8万亩，2019年达55万亩。种养户亩平收入达6000元，效益3000元左右，较常规种植水稻每亩增收2000多元。没有“稻虾种养”前，南县本地大米每斤价格在2.1元到2.6元，现在达到每斤8元。全县相关从业人员达12.8万人，共有约1.5万名贫困人口通过养虾脱贫。
养虾还催生了专业合作社196家、家庭农场132家，并带动发展小龙虾主题餐饮店400多家（含夜市），研发新菜品30多种。可以说，“稻虾种养”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脱贫攻坚、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效果都十分明显。
谢仲桂：
水产品是食物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也是老百姓“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稳定粮食产量的角度来说，稻渔模式可能贡献不大，但从保障水产品供给来说，其重要作用正日益显现。
我国很多大江大河大湖都实行了严格的禁捕令。2019年，湖南省包括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在内的全部水域，仅有8万吨捕捞产出。禁投肥、禁围栏、禁网箱后，天然水域的养殖产出也基本为零。再加上传统池塘因为用地矛盾、环保投入等原因也很难再有增加。因此，稻田就成为目前主要、关键的渔业补充途径。
张玉烛：
首先，湖南的土壤重金属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而稻渔模式特别是“稻虾种养”要求耕地长期灌水，这是有利于降低重金属含量的。其次，传统的粮食生产模式下，农民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几乎是不赚钱甚至会亏本的，而稻渔种养模式下，农民的增收幅度相当明显。第三，它的火爆，带动了各个科研团队的研究力度。比如，我们中心已有团队开始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品种选育，袁隆平院士的“三一工程”（三分地养活一个人）里也有相关的课题。这些研究都可以让我国的农业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势。
孟祥胜：
说到小龙虾，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起湖北潜江、江苏盱眙和湖南南县，这种知名度已经远远超出这个产业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稻虾产业还带动了南县的全域旅游、电商物流、农田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南县在2018年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评为“中国虾稻米之乡”。因此，不管是政府、行业协会还是种养主体，对于农产品品牌和品质的维护自觉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都在积极主动开展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和农业全产业链体系建设。
#科学把控，算好粮食安全的账#
周勉：
“稻虾种养”面临的争议，本质上是粮食安全的账究竟要如何算。我认为，有争议并不可怕，但要警惕各路人马来“算账”，最终却由农民和消费者来“埋单”的情况出现。类似的教训已经太多，应当极力避免。
粮食安全应当包含以下几点：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环境安全和收入安全等多个方面。前面几个安全都比较好理解，并且日益受到重视，但最后一个安全往往被忽略。不管是粮食还是其他农产品，如果不能给农民带来稳定的、可期的、持续性的收入，就没有人来保障上述安全的实现。算这笔账，既不能将它们孤立割裂，更不能将它们彼此对立起来。
实际上，在传统模式“种粮不赚钱”几乎已成共识的今天，“稻虾种养”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围绕这个产业所做的工作，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积极思考。
张玉烛：
其实，只要是农业生产行为，都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每当一种农业技术或者农业模式应用到实际生产，既要看到它潜在的“副作用”，也要看到它带来的积极效果。农业科研工作就是要不断去解决实际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杂交水稻，过去被诟病“贪吃”“傲娇”，但经过不断努力，正在改变它在农民心中需要“大肥大水”的种植印象。
孟祥胜：
我想，简单的数据对比并不能完全概括“稻虾种养”的积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2017年到2019年，我们通过对比试验和创建示范基地，筛选出了“桃湘优莉晶”“野香优航1573”等一批高档优质稻，探索了“水稻轻简高效生产技术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开展了“稻田人工诱导繁育”“室内工厂化人工诱导繁育”等小龙虾种苗繁育技术攻关。联合省内外科研机构，开展小龙虾从产地环境、良种繁育、标准养殖、大众食品、功能性产品到厨房菜品的系列研究。同时，水稻机插、抛秧技术、有机肥的科学使用技术、溯源体系建设、绿色防控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也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
不知能否这样说，“两利相权取其重”。我认为，只有在脱贫之后，才能更有底气和实力保粮田。如果“一刀切”式地退虾还耕，农民都会出去打工，粮田很可能会撂荒。
周勉：
要虾还是要稻？这对看似无解的矛盾，其实在科学把控的前提下，还是可以实现共存的。养虾的规模应当严格管控，加快研发农业科技让稻田增产，就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来源：半月谈 图/曹力）
【武汉将迎新变革！今天，武汉发布重要通知】#竞争上岗# #末位淘汰制# 今天（9月15日），武汉市政府官网发布重要通知，武汉将迎新变革。武汉市政府官网消息称，将在国家级开发区试点推行全员聘任竞争上岗和末位淘汰制，试行“以岗定酬、按绩定酬”薪酬制度。
据湖北新闻了解，武汉市政府出台推进全市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提出要放活改革自主权，优化开发区机构职能，建立去行政化的管理模式。
在国家级开发区试点推行
全员聘任竞争上岗和末位淘汰制
武汉市出台的推进全市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包括放活改革自主权、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创新发展能力等四个方面。
要优化开发区机构职能。按照“大部制、扁平化、市场化”原则推进开发区内设机构改革，在核定的机构总量内围绕主责主业自主设置内设机构，重点加强经济发展、投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等部门力量，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推进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优化协同高效。
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激励机制。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化、竞争性选人用人制度，在国家级开发区试点推行全员聘任竞争上岗和末位淘汰制。
可通过特设岗位聘用高层次紧缺人才
复制推广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改革经验。支持开发区事业单位采取公开考核的方式择优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单位无相应空岗的可通过特设岗位予以聘用。
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市级财政每户补贴20万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财政扶持政策，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20万元；对超过有效期后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5万元；对有效期内整体搬迁至武汉市行政区域内并通过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的外地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50万元，各区按照不低于1∶1的比例予以配套。
全文如下
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市开发区
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国发〔2019〕11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实施意见》（鄂政发〔2020〕13号）等文件精神，推动我市各类开发区加快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再创高质量发展新业绩，结合实际，经研究，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放活改革自主权
（一）优化开发区机构职能。按照“大部制、扁平化、市场化”原则推进开发区内设机构改革，在核定的机构总量内围绕主责主业自主设置内设机构，重点加强经济发展、投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等部门力量，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推进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优化协同高效。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优化管委会职能，建立去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加强开发区经济发展职能，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开发运营职能。（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区人民政府〈含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下同〉）
（二）优化开发区开发运营机制。支持开发区建立市场化开发运营机制，由专业运营主体负责区域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投融资、专业服务等工作。鼓励开发区运营主体根据发展需要实施开放性市场化重组，积极引进外来资本开发运营特色产业园区。（责任单位：市委编办、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各区人民政府）
（三）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激励机制。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化、竞争性选人用人制度，在国家级开发区试点推行全员聘任竞争上岗和末位淘汰制。实行全员聘用制的开发区可按照有关规定自主确定薪酬水平、分配办法。创新绩效考核体系，以关键业绩指标（KPI）考核为核心，试行“以岗定酬、按绩定酬”薪酬制度，将个人绩效薪酬与园区考核系数、部门考核系数、个人考核系数直接挂钩。（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四）复制推广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改革经验。在职务科技成果“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新型研发机构推广、科技金融创新等领域，推广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改革成果。突出投资贸易便利化、商事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鼓励开发区积极稳妥复制推广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改革经验。（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科技局、武汉海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五）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积极争创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支持开发区事业单位采取公开考核的方式择优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单位无相应空岗的可通过特设岗位予以聘用。率先在开发区探索建立新型工业用地（M0）的支持制度。研究制定工业项目用地容积率调整操作办法。充分发挥“汉融通”平台作用，做大做实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用足用好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贷款专项资金。支持开发区企业集体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支持开发区开展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降低用能成本。（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市财政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各区人民政府）
（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树立“店小二”理念，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支持开发区率先全面落实《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武发〔2020〕7号），在23项主要营商环境指标上领先全国、打造样板。探索通过委托、下放等形式，向国家级开发区全面下放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各区人民政府向省级开发区全面下放区级经济管理权限。（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委编办、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各区人民政府）
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推动招商引资扩规提质。全面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武政规〔2019〕6号）。支持国家级开发区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招商、企业入驻服务等，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开发区市场化招商服务机构，按照属地化原则，各区可根据其引进项目对本区域的经济社会综合贡献度给予奖励。加强校友招商，构建“园区+母校+校友”利益共同体。实施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健全外资企业投诉处理机制，保障外商投资者合法权益。（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各区人民政府）
（二）提升对外贸易质量。大力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一批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深入推进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探索形成适应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发展的管理模式，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重点支持已设立综合保税区的开发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建立线上线下一站式对外贸易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进出口相关资质申领、退税、报关、信用保险等综合服务。（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人民政府）
（三）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加快推进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中日产业园、中德国际产业园、中印（武汉）科技产业园、中美大健康产业园等国际产业园建设。鼓励国家级开发区整合或者托管区位相邻、产业互补的省级开发区或者特色园区，打造更多集中连片、协同互补、联合发展的产业共同体。（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
三、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一）编制实施开发区产业地图。调整优化开发区产业布局，以“十四五”规划、院士引领十大高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等为指引，在全市产业地图基础上，按照每个开发区不超过3个主导产业的原则，抓紧编制开发区产业地图，构建错位竞争、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聚焦主导产业“补链强链”。拓展壮大“光芯屏端网”、汽车制造与服务、大健康产业，加快打造三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建立市领导担任服务产业链的“链长制”，强化产业、创新、人才、资金、政策、招商“六链统筹”。支持龙头企业扩区扩园和在现有园区建设“园中园”、“区中园”，支持龙头企业扶持本地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企业，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聚焦产业薄弱环节补链，支持企业加大技术装备升级改造。（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人民政府）
（三）促进产城融合。将开发区基础设施纳入全市基础设施规划，在开发区布局建设5G、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支持开发区完善教育、医疗、文体等设施，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开发区。加强绿色园区建设，加快开发区循环化改造升级，促进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教育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体育局，各区人民政府）
四、增强产业创新发展能力
（一）强化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推进新型研发机构改革发展，建立市场化的运营管理制度，构建“新型研发机构+投资发展公司+专业研究所”的组织架构，赋予其人员选聘、职称评审、科技项目管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处置等自主权，打造“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共同体。加快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持续深入抓好“创谷”建设。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在武汉光源、商业航天、激光应用、高速轨道交通、智能船舶制造、电磁制造、生物医学成像等领域，统筹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整合全市范围内检验检测业务，引导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向开发区集聚。（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各区人民政府）
（二）完善新兴产业培育机制。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创企业全链条孵化体系，打造孵化“初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新兴产业”的摇篮。实施科技项目揭榜制，聚焦集成电路、北斗导航等地球空间信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加快“卡脖子”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财政扶持政策，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20万元；对超过有效期后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5万元；对有效期内整体搬迁至我市行政区域内并通过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的外地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50万元，各区按照不低于1∶1的比例予以配套。（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人民政府）
（三）加强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建设。建立数字经济、线上经济应用场景征集、遴选和发布制度，搭建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对接平台。围绕建设智慧城市，每年公开发布智慧城市需求清单，重点面向医疗、教育、公安、交通运输、政务服务等领域，每年发布50项以上、3年建成150项以上应用场景。（责任单位：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各区人民政府）
（四）推广创新产品应用。制定武汉市创新产品应用示范推荐目录，鼓励优先应用创新产品和服务。搭建武汉制造市场循环供需对接平台，打通产供销，稳定供应链，推广应用“武汉造”。开发区在政府投资项目和政府采购中，使用与目录内创新产品同类别的，应预留一定预算份额用于创新产品应用示范。（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0月8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
2020年9月9日
据湖北新闻了解，武汉市政府出台推进全市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提出要放活改革自主权，优化开发区机构职能，建立去行政化的管理模式。
在国家级开发区试点推行
全员聘任竞争上岗和末位淘汰制
武汉市出台的推进全市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包括放活改革自主权、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创新发展能力等四个方面。
要优化开发区机构职能。按照“大部制、扁平化、市场化”原则推进开发区内设机构改革，在核定的机构总量内围绕主责主业自主设置内设机构，重点加强经济发展、投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等部门力量，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推进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优化协同高效。
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激励机制。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化、竞争性选人用人制度，在国家级开发区试点推行全员聘任竞争上岗和末位淘汰制。
可通过特设岗位聘用高层次紧缺人才
复制推广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改革经验。支持开发区事业单位采取公开考核的方式择优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单位无相应空岗的可通过特设岗位予以聘用。
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市级财政每户补贴20万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财政扶持政策，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20万元；对超过有效期后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5万元；对有效期内整体搬迁至武汉市行政区域内并通过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的外地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50万元，各区按照不低于1∶1的比例予以配套。
全文如下
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市开发区
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国发〔2019〕11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实施意见》（鄂政发〔2020〕13号）等文件精神，推动我市各类开发区加快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再创高质量发展新业绩，结合实际，经研究，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放活改革自主权
（一）优化开发区机构职能。按照“大部制、扁平化、市场化”原则推进开发区内设机构改革，在核定的机构总量内围绕主责主业自主设置内设机构，重点加强经济发展、投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等部门力量，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推进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优化协同高效。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优化管委会职能，建立去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加强开发区经济发展职能，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开发运营职能。（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区人民政府〈含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下同〉）
（二）优化开发区开发运营机制。支持开发区建立市场化开发运营机制，由专业运营主体负责区域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投融资、专业服务等工作。鼓励开发区运营主体根据发展需要实施开放性市场化重组，积极引进外来资本开发运营特色产业园区。（责任单位：市委编办、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各区人民政府）
（三）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激励机制。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化、竞争性选人用人制度，在国家级开发区试点推行全员聘任竞争上岗和末位淘汰制。实行全员聘用制的开发区可按照有关规定自主确定薪酬水平、分配办法。创新绩效考核体系，以关键业绩指标（KPI）考核为核心，试行“以岗定酬、按绩定酬”薪酬制度，将个人绩效薪酬与园区考核系数、部门考核系数、个人考核系数直接挂钩。（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四）复制推广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改革经验。在职务科技成果“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新型研发机构推广、科技金融创新等领域，推广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改革成果。突出投资贸易便利化、商事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鼓励开发区积极稳妥复制推广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改革经验。（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科技局、武汉海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五）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积极争创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支持开发区事业单位采取公开考核的方式择优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单位无相应空岗的可通过特设岗位予以聘用。率先在开发区探索建立新型工业用地（M0）的支持制度。研究制定工业项目用地容积率调整操作办法。充分发挥“汉融通”平台作用，做大做实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用足用好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贷款专项资金。支持开发区企业集体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支持开发区开展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降低用能成本。（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市财政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各区人民政府）
（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树立“店小二”理念，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支持开发区率先全面落实《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武发〔2020〕7号），在23项主要营商环境指标上领先全国、打造样板。探索通过委托、下放等形式，向国家级开发区全面下放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各区人民政府向省级开发区全面下放区级经济管理权限。（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委编办、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各区人民政府）
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推动招商引资扩规提质。全面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武政规〔2019〕6号）。支持国家级开发区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招商、企业入驻服务等，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开发区市场化招商服务机构，按照属地化原则，各区可根据其引进项目对本区域的经济社会综合贡献度给予奖励。加强校友招商，构建“园区+母校+校友”利益共同体。实施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健全外资企业投诉处理机制，保障外商投资者合法权益。（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各区人民政府）
（二）提升对外贸易质量。大力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一批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深入推进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探索形成适应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发展的管理模式，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重点支持已设立综合保税区的开发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建立线上线下一站式对外贸易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进出口相关资质申领、退税、报关、信用保险等综合服务。（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人民政府）
（三）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加快推进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中日产业园、中德国际产业园、中印（武汉）科技产业园、中美大健康产业园等国际产业园建设。鼓励国家级开发区整合或者托管区位相邻、产业互补的省级开发区或者特色园区，打造更多集中连片、协同互补、联合发展的产业共同体。（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
三、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一）编制实施开发区产业地图。调整优化开发区产业布局，以“十四五”规划、院士引领十大高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等为指引，在全市产业地图基础上，按照每个开发区不超过3个主导产业的原则，抓紧编制开发区产业地图，构建错位竞争、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聚焦主导产业“补链强链”。拓展壮大“光芯屏端网”、汽车制造与服务、大健康产业，加快打造三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建立市领导担任服务产业链的“链长制”，强化产业、创新、人才、资金、政策、招商“六链统筹”。支持龙头企业扩区扩园和在现有园区建设“园中园”、“区中园”，支持龙头企业扶持本地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企业，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聚焦产业薄弱环节补链，支持企业加大技术装备升级改造。（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人民政府）
（三）促进产城融合。将开发区基础设施纳入全市基础设施规划，在开发区布局建设5G、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支持开发区完善教育、医疗、文体等设施，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开发区。加强绿色园区建设，加快开发区循环化改造升级，促进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教育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体育局，各区人民政府）
四、增强产业创新发展能力
（一）强化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推进新型研发机构改革发展，建立市场化的运营管理制度，构建“新型研发机构+投资发展公司+专业研究所”的组织架构，赋予其人员选聘、职称评审、科技项目管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处置等自主权，打造“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共同体。加快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持续深入抓好“创谷”建设。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在武汉光源、商业航天、激光应用、高速轨道交通、智能船舶制造、电磁制造、生物医学成像等领域，统筹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整合全市范围内检验检测业务，引导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向开发区集聚。（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各区人民政府）
（二）完善新兴产业培育机制。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创企业全链条孵化体系，打造孵化“初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新兴产业”的摇篮。实施科技项目揭榜制，聚焦集成电路、北斗导航等地球空间信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加快“卡脖子”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财政扶持政策，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20万元；对超过有效期后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5万元；对有效期内整体搬迁至我市行政区域内并通过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的外地高新技术企业，市级财政每户补贴50万元，各区按照不低于1∶1的比例予以配套。（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人民政府）
（三）加强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建设。建立数字经济、线上经济应用场景征集、遴选和发布制度，搭建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对接平台。围绕建设智慧城市，每年公开发布智慧城市需求清单，重点面向医疗、教育、公安、交通运输、政务服务等领域，每年发布50项以上、3年建成150项以上应用场景。（责任单位：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各区人民政府）
（四）推广创新产品应用。制定武汉市创新产品应用示范推荐目录，鼓励优先应用创新产品和服务。搭建武汉制造市场循环供需对接平台，打通产供销，稳定供应链，推广应用“武汉造”。开发区在政府投资项目和政府采购中，使用与目录内创新产品同类别的，应预留一定预算份额用于创新产品应用示范。（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0月8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
202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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