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塑料袋为什么会溶于水？ 塑料在高温中不断变换形态，覆盖了消费社会里每一个个体。智利发明家展示了一种新型“塑料袋”——根本溶于水且非石油衍生物。 实验者将白色的塑料袋放在透明的水瓶中，不一会，白色塑料袋果然与水发生了溶解。科学家表示，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开展生产，用以解决传统塑料袋带来的环境问题。

瓶子里的水变为了白色的如同牛奶般的液体。

其中一名实验者将液体到在一个水杯中，随后一口一口的喝了下去。

环保塑料袋成庞大商机？最终仍被送进填埋场或焚烧场

塑料会赢吗？

“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究竟如何？

真实的答案也许只有垃圾填埋场知道。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把镜头对准了以上使用时限25分钟、降解却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但在成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亿个、随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动量上亿个、辗转全国各地的快递袋；它是一天能够垒成几百座山峰、间接喂饱了超过2000万张嘴的外卖盒；它还是农村的“白色海洋”。

塑料在高温中不断变换形态，覆盖了消费社会里每一个个体。10年里，当“限塑令”将“环保有价”的理念推向公众时，科技也不断追逐消费者的环保需求，花样繁多的“环保塑料袋”上了货架、筛选塑料比重法、降解再生的化学手段等成为大热的环保课题。

很少有人知晓这些项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环保塑料袋”被丢弃后又去了哪里。

10年过去了，裹上层层面纱的塑料从来都没有缺席。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在官网邀请社会海外侨胞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

关于限塑的努力，还在继续。

环保还是商机？

在王久良的摄影机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场绝对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质塑料制品门可罗雀，其中包括无法统计数量的“环保塑料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并不讶异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命运。“环保塑料袋需要严格的条件才能降解，比如温度、含水率、特定反应器等，在自然环境下很难降解。”他注意到，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去向，依旧是和各类垃圾夹杂在一起，再被压缩称重，最终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

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区别，只着眼于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环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钱而已”。

他调查发现，大量标有“可降解”标识的塑料袋，其实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夹杂在一起的产物。出厂后，就加价摇身变成了“环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机。

来到老家，他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塑料包围的农村。儿时离家还未听说过的地膜如今成了农田的“主人”。

他发现，农村是一个几乎“没有管理的塑料世界”。有环保人士下乡，在老乡家里吃饭，一次性塑料餐具摆上了桌子，用完，老乡随手就扔进火炉，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变成看不见的致癌物二恶英，排向空中，再随降水循环到农田和河流。

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质塑料制品，随着消费浪潮涌入农村。因为一些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和垃圾回收系统，塑料制品借助风和雨，进入河流或沟渠，留在江河湖海和农田山脉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领了农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年时间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农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蒋高明发现，引发蝴蝶效应使农田样貌大变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非常大关系。

他说，为了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农村大量修建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则是为了改善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延长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生产季节，最终提高其产量。

在拍摄《塑料王国》时，这名年长的纪录片导演注意到了一组数据，从1995年大规模进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个洋垃圾回收产业反映在经济价值上都是一条完美向上的曲线。美国1吨9美元的垃圾，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能以上千元的价格卖给小作坊，经过处理后，一吨塑料颗粒的售价甚至直逼五位数，价格“快赶上原材料了”。

“我想不到人可以低到尘埃里，却没有想到能低到垃圾里。”一次放映活动上，一位大学老师看完影片后哭了。

我们该怎么办？乐观点！

在拍摄《塑料王国》和《垃圾围城》之前，王久良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班生。那时候，有些“意识流”的他想做一个名叫《超级市场》的展览，“一种概念化的东西，货架上摆满的非是新商品，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让垃圾填满货架。”

《塑料王国》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表面上看，这些产业在当地可能是支柱，养活了数不清的农村家庭。但当个体利益的获取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利益基础之上时，这又变成了一个私德的问题，“砍掉这个行业是必须的，要看到更多受影响的人，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谁又去发声？”

今年1月起，国家开始禁销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砍掉了这个盘桓20余年的产业。王久良从中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真的征收垃圾税、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改革，也许希望就在前方。

这项事业，如今还在推进之中。

京东物流绿色包装项目负责人也真诚，塑料快递袋用量极大，一次性包装在成本上有很大优势，目前在快递行业依然占据主流。“推行循环快递包装在社区末端回收存在困难，包装回收体系和社会基础设施不健全，也缺乏法律法规来支撑回收企业进行回收。”

刘建国说，包括塑料袋的问题在内，中国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上。这些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用了上百年才逐步解决的，而中国需要在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去解决，他希望民众能给予多一点支持和理解，同时也能从自身出发，更全面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消费行为，反思自己的消费需求。

“其实就是人类走了一段弯路而已。”蒋高明说，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及时纠正就好。他甚至希望，有关塑料袋使用、滥用、限制、反思以及今后的种种都能被拍摄下来，写进教科书，成为历史里永远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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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里，当“限塑令”将“环保有价”的理念推向公众时，科技也不断追逐消费者的环保需求，五花八门的“环保塑料袋”上了货架、筛选塑料比重法、降解再生的化学手段等成为大热的环保课题。他调查发现，大量标有“可降解”标识的塑料袋，其实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交杂在一起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