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积阴德可逆天改命 积阳德的区别是什么
经常有很多信众会问什么是阴德，积阴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早在汉代的道教经典《淮南子·人间训》就有：“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
积阴德是道教天道承负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广积阴德必将得到神灵的赐福。
阴德，是指不被人知道，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就是你做了善事好事别人不知道，就叫阴德。
对于阴德，民间称之为阴骘，道教劝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无论人们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报应在自己和亲属身上的，正是近在己身，远在儿孙。
在《易经》中有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多做好事，而不沽名钓誉，才是阴德。
阴德与阳德
善行，都是积善。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德有阳德与阴德之分。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
阴德是隐藏的德行，与阳善的公开行善是相反的。
在阴德的阐述中，佛教以因果业力解释，而道教则用承负解说，二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劝人向善的动机总是一致的。
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这是真善。
阴德就是无所求的成就好事；阴德就是面对他人的冷漠、奚落、歧视，心不罣碍；阴德就如《赵氏孤儿》里舍身救赵武的公孙杵臼，以及牺牲亲生儿子的程婴，他们扶忠除奸不求回馈的阴德，令人称扬。
古人的“怜蛾不点灯，为鼠常留饭”是积阴德；分粥赈饥是积阴德；筑桥铺路、凿井引水、点灯施茶、捐棺义葬、急难救助是积阴德；功成不居、不称己善、不扬人过更是阴德；见人危急，勇于搭救；甚至随手捡起地上垃圾，使人不致滑倒，也是阴德；乃至于给人喜悦的面容，令郁闷者一笑解千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心、用心，让领导者安心、同事们欢心，都是积阴德。
积阴德是“给人”，但不为人所知，是“为人”但不为人所明，阴德就如播种，只要播土下种，就不怕将来没有收成的机会。
积阴德的五种福报
1远离魔障
《悟真篇》中说：“若非积行修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道光曰：魔障在彼，修持在我。阴德既宏，灵丹可冀。”
如果人想修道，但是缺少阴德，一修就会有群魔阻道，而有阴德深厚，就金丹有望。
2贵人相助
《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中说：“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
如果你想保持你的富贵，或者是你想过的好一些，则需要积累阴德，这样才能得贵人相助，得上天帮忙。
3子孙昌荣，远离恶道
《吕祖全书》中说：“为善事者，必享福报;积阴德者，子孙荣昌。不殄天物，不肆盗淫，不毁正教，善事也。救死扶伤，急人患难，无纵隐，贼阴德也。不作善事，不积阴德，则恶道无所不入矣!”
阴德深厚，子孙才能昌盛，而积累阴德的方法有不殄天物，不肆盗淫，不毁正教，救死扶伤，急人患难。如做人无恻隐之心则毁伤阴德，这时恶道就会接近你。
4降服恶鬼
《真仙真指语录》中说：“阴德伏鬼，阳德伏人。”人有阴德鬼邪惧怕!
5能避祸患
《玄天上帝百字圣号》中说：“君家阴德合天门，岁小淹留祸不侵。”人有阴德自然可以远离祸患，接近福报。
积阴德与积阳德的区别
或许有朋友要问，积阳德行不行？能否也有好效果？
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际微矣哉。
阴德是做好事而不为人们所知道，上天会加以赐福；而阳善则是做好事让人们知道，得到群众的称赞而享有盛名。
有人会说，阳善享有名声，得到掌声、恭敬、礼赞、鲜花、媒体上刊登事迹，闪光灯聚集在身上，不是很好的事吗？
这个“名声”，确实也算是一种福报，但是这个“名”，却是老天希望大家能戒除的。为什么呢？
因为“名”也是消耗福报的一种方式，做了善事，宣扬功德、炫耀自己，功德往往被损耗，好像钱花出去钱就没了，你把这个“名气”的福享了，也就等于消耗了部分福报。
所以说阳善只是得到一个形式，这个福报你一用没了，而且这个“名”，老天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
人世间享有盛名，但言过其实的，大多会有奇祸。现今社会我们仔细去观察，会发现很多现世报。知名度很高的人，如果他没有实德，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灾祸。
名誉超过了实际的功德，就有奇祸，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念头不正！都是“求名”的心。努力了半天，就希望别人宣扬一下。做善得祸，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做善求名，我们求名的那个心，是想得到“恰如其分”的那个名，还是“名过其实”的那个名？
“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际微矣哉。”相反，一个人清白无辜，被人恶骂，被人冤枉，看起来委屈，殊不知他无始劫以来的罪障都报掉了，子孙往往很发达。宋朝的大政治家司马光说得再透彻不过了：“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
所以，阴阳之际很微妙。“阴阳之际”讲的是循环的道理，“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盛极肯定是衰，显耀至极是祸患。
广积阴德，命运必转
阴德，即上德；阳德，即下德。
上德之人，人前背后言行一致，不欺暗室，不愧屋漏，可以“慎独”。下德之人，行善功利心重，斤斤计较，念念不忘，是小善。至于虚情假意行善，做做表面文章的，那就是伪善了，所以《道德经》说：“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许多圣贤先人告诉我们，积阴德、积善果，那永远都是你的，别人是偷不去、抢不走的。
你阴德积得久，积得多了，后面的福报也大，甚至还会福泽你的子孙。所以我们做些好事，最好不要宣扬自已，故意让别人知道的道理就在这里。
阴德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这样得的福报才大。积阳德别人知道了，善德不如阴德积得住和留得住。
如果修心、修行不够，或造点小恶，随修随报，到后来好的善果就没有了。
所以只有多积阴德，德才能积得住，也留得住。
俗话说：“人做善行，人做善事，天地良知，必有福报”。所谓的善行善事，指的就是积德。人积德越多，福报也就越大。
《太上感应篇》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
一个人命运的好坏，与平常自心的善恶与积德结缘有关。修善积德，就是为自己创造善因善缘、获福灭罪的机会；祸稔恶盈，就是为自己造作恶因恶缘、轮回受苦的因缘。
古训言：“立荣名不如种隐德。”创造好的荣誉、高的地位、不如培植阴德。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要改变命运，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
经常有很多信众会问什么是阴德，积阴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早在汉代的道教经典《淮南子·人间训》就有：“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
积阴德是道教天道承负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广积阴德必将得到神灵的赐福。
阴德，是指不被人知道，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就是你做了善事好事别人不知道，就叫阴德。
对于阴德，民间称之为阴骘，道教劝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无论人们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报应在自己和亲属身上的，正是近在己身，远在儿孙。
在《易经》中有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多做好事，而不沽名钓誉，才是阴德。
阴德与阳德
善行，都是积善。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德有阳德与阴德之分。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
阴德是隐藏的德行，与阳善的公开行善是相反的。
在阴德的阐述中，佛教以因果业力解释，而道教则用承负解说，二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劝人向善的动机总是一致的。
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这是真善。
阴德就是无所求的成就好事；阴德就是面对他人的冷漠、奚落、歧视，心不罣碍；阴德就如《赵氏孤儿》里舍身救赵武的公孙杵臼，以及牺牲亲生儿子的程婴，他们扶忠除奸不求回馈的阴德，令人称扬。
古人的“怜蛾不点灯，为鼠常留饭”是积阴德；分粥赈饥是积阴德；筑桥铺路、凿井引水、点灯施茶、捐棺义葬、急难救助是积阴德；功成不居、不称己善、不扬人过更是阴德；见人危急，勇于搭救；甚至随手捡起地上垃圾，使人不致滑倒，也是阴德；乃至于给人喜悦的面容，令郁闷者一笑解千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心、用心，让领导者安心、同事们欢心，都是积阴德。
积阴德是“给人”，但不为人所知，是“为人”但不为人所明，阴德就如播种，只要播土下种，就不怕将来没有收成的机会。
积阴德的五种福报
1远离魔障
《悟真篇》中说：“若非积行修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道光曰：魔障在彼，修持在我。阴德既宏，灵丹可冀。”
如果人想修道，但是缺少阴德，一修就会有群魔阻道，而有阴德深厚，就金丹有望。
2贵人相助
《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中说：“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
如果你想保持你的富贵，或者是你想过的好一些，则需要积累阴德，这样才能得贵人相助，得上天帮忙。
3子孙昌荣，远离恶道
《吕祖全书》中说：“为善事者，必享福报;积阴德者，子孙荣昌。不殄天物，不肆盗淫，不毁正教，善事也。救死扶伤，急人患难，无纵隐，贼阴德也。不作善事，不积阴德，则恶道无所不入矣!”
阴德深厚，子孙才能昌盛，而积累阴德的方法有不殄天物，不肆盗淫，不毁正教，救死扶伤，急人患难。如做人无恻隐之心则毁伤阴德，这时恶道就会接近你。
4降服恶鬼
《真仙真指语录》中说：“阴德伏鬼，阳德伏人。”人有阴德鬼邪惧怕!
5能避祸患
《玄天上帝百字圣号》中说：“君家阴德合天门，岁小淹留祸不侵。”人有阴德自然可以远离祸患，接近福报。
积阴德与积阳德的区别
或许有朋友要问，积阳德行不行？能否也有好效果？
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际微矣哉。
阴德是做好事而不为人们所知道，上天会加以赐福；而阳善则是做好事让人们知道，得到群众的称赞而享有盛名。
有人会说，阳善享有名声，得到掌声、恭敬、礼赞、鲜花、媒体上刊登事迹，闪光灯聚集在身上，不是很好的事吗？
这个“名声”，确实也算是一种福报，但是这个“名”，却是老天希望大家能戒除的。为什么呢？
因为“名”也是消耗福报的一种方式，做了善事，宣扬功德、炫耀自己，功德往往被损耗，好像钱花出去钱就没了，你把这个“名气”的福享了，也就等于消耗了部分福报。
所以说阳善只是得到一个形式，这个福报你一用没了，而且这个“名”，老天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
人世间享有盛名，但言过其实的，大多会有奇祸。现今社会我们仔细去观察，会发现很多现世报。知名度很高的人，如果他没有实德，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灾祸。
名誉超过了实际的功德，就有奇祸，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念头不正！都是“求名”的心。努力了半天，就希望别人宣扬一下。做善得祸，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做善求名，我们求名的那个心，是想得到“恰如其分”的那个名，还是“名过其实”的那个名？
“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际微矣哉。”相反，一个人清白无辜，被人恶骂，被人冤枉，看起来委屈，殊不知他无始劫以来的罪障都报掉了，子孙往往很发达。宋朝的大政治家司马光说得再透彻不过了：“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
所以，阴阳之际很微妙。“阴阳之际”讲的是循环的道理，“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盛极肯定是衰，显耀至极是祸患。
广积阴德，命运必转
阴德，即上德；阳德，即下德。
上德之人，人前背后言行一致，不欺暗室，不愧屋漏，可以“慎独”。下德之人，行善功利心重，斤斤计较，念念不忘，是小善。至于虚情假意行善，做做表面文章的，那就是伪善了，所以《道德经》说：“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许多圣贤先人告诉我们，积阴德、积善果，那永远都是你的，别人是偷不去、抢不走的。
你阴德积得久，积得多了，后面的福报也大，甚至还会福泽你的子孙。所以我们做些好事，最好不要宣扬自已，故意让别人知道的道理就在这里。
阴德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这样得的福报才大。积阳德别人知道了，善德不如阴德积得住和留得住。
如果修心、修行不够，或造点小恶，随修随报，到后来好的善果就没有了。
所以只有多积阴德，德才能积得住，也留得住。
俗话说：“人做善行，人做善事，天地良知，必有福报”。所谓的善行善事，指的就是积德。人积德越多，福报也就越大。
《太上感应篇》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
一个人命运的好坏，与平常自心的善恶与积德结缘有关。修善积德，就是为自己创造善因善缘、获福灭罪的机会；祸稔恶盈，就是为自己造作恶因恶缘、轮回受苦的因缘。
古训言：“立荣名不如种隐德。”创造好的荣誉、高的地位、不如培植阴德。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要改变命运，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
F-35C部署在即，数据推演中美舰载机，重型制空机成中国未来首选。
自美国海军F-35C隐身战斗机于2019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IOC）以来，美军航母舰载机保持了较快的换装速度，其中卡尔·文森号(CVN-70)航母将于2021年携F-35C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战斗部署，进入隐身时代的美国 军将会游荡在全球热点地区。
作为美国海军未来空中力量的中坚，F-35C的服役期将长达30年，至少会生产到2030年前后。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数十年里，F-35C将与中国周边海空形势息息相关，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航母舰载机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五角大楼在制定下一代战斗机替代机JSF计划时，肯定没有预测到美国航母在新世纪面临如此重大的军事技术革命和新兴军事力量挑战。对于诸多技术的先行者美国而言，当时迈进新兴军事装备的“无人区”，尽管小心翼翼，却也无法摆脱茫然无措的反复尝试。回望过去这段进程，F-35C体现了美国军工的强大科研实力，却也在不断的试错摸索中留下了不足甚至问题，给后来者创造了难得的赶超机遇。
几年前，在中国第一艘航母服役之际，很多航空界人士曾就辽宁号航母上的战斗机选型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航母究竟是携载战斗/攻击机好，还是搭配制空战斗机和战斗/攻击机？有的专家认为：在对强国的战争中，大型航母如果条件允许，携载专门的制空战斗机和战斗/攻击机，在海空作战效能上要比全部使用战斗/攻击机好的多。当然，在已经夺取制空权的情况下，对地/舰打击时全部携载战斗/攻击机又会好很多，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实际上，美国也正是在对抗激烈的冷战时期，研制了专司空战的F-14“雄猫”战斗机。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威胁到美国航母战斗群和战斗机，随即放弃了这种专门用于夺取制空权的战斗机。也是基于这种想法，美国在后来的新一代航母战斗机选型中，又放弃了海军版的NATF战斗机，也就是AFX F-22变后掠翼战斗机，而是选择了缩水版的三军通用JSF计划，也就是后来的F-35“闪电”战斗机。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发展航母面临的形势与美国完全不同。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航母及舰载机将与美国航母及F-35舰载机相映成趣，成为相互对标的“伙伴”。虽然与AFX F-22相比，F-35的空战能力有明显差距，但对于诞生不久的中国航母和歼-15而言，F-35突出的隐身、短距起降、雷达电子性能，依然拥有巨大的压倒性优势。正式由于这种强大对手的空中压力，中国航母首先要解决的是夺取海上的制空权，其次才会考虑对地打击能力。
目前，中俄两国已经陆续突破了四代隐身战机的门槛，歼20和苏-57都已列装部队，中国隐身舰载战斗机项目虽然尚未现身，但歼-20的研制服役、FC-31的不断进化，都为我国隐身战斗机登上航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什么样的舰载战斗机才符合中国的需求呢？
前面已经说到，我们的航母编队长期面临的老朋友将是美国的超级核航母以及F-35舰载机，因此这里先看看舰载型F-35空战性能到底如何。在JSF项目设计之初，五角大楼提出的任务和性能需求是：70%的对地攻击能力和30%的空战能力。按照这个性能设定，将F-35称为攻击战斗机更适合一点。F-35C除了不具备F-35B的短距起降能力，其他作战性能都比F-35B高很多，因此中国的新型舰载机的目标必然是压倒F-35C。
按照美军构想，F-35A很多时候需要在F-22夺取制空权的条件下遂行对地攻击，F-35A显然不是用于争夺制空权的主力战斗机，最多扮演为F-22辅助空战的角色。那么，在海军层面，谁为F-35C夺取制空权？美国海军除了F-35C也就只剩下F-18E/F了，但F-18E/F在技术上至少比F-35C差了半代，空战性能还比不上F-35C，因此海军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只有F-35C亲自上阵，F-18E/F顶多算是辅助角色。到了2030年前后，随着F-18E/F的陆续退役，美国航母舰载机将以F-35C和X-47B无人攻击机为主，空战方面也只有F-35C自己独挑大梁了。
F-35C于2010年6月首飞，后因海军各种需求更改设计，由最初设计空重的13.6吨增加到15.8吨，这个重量已经超过双发重型制空战斗机F-15C的14.6吨。虽然经过减肥在最终服役时可能要轻一点，但考虑到为提升起降气动性能，在F-35A/B基础上增加了2.4米的翼展和50%的机翼面积，并强化了机翼结构和起落架强度，因此空重不可能减少到15吨以下。
我们假设F-35C空重为15吨，机内油箱满油推重比为0.77，即便以6吨燃油算也不到0.9，为了保持隐身肯定不会外挂副油箱。由于设计时考虑对地任务需携带比较多的弹药，内部弹舱空间不能太小，造成了F-35C外型臃肿肥大，也被戏称“肥电”。在布置机内大弹舱、增加了空重，并造成了外型臃肿肥大后，F-35C不得不舍弃了五代机的一个重要指标：超音速巡航能力。
虽然F-35C存在种种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F-35C仍是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最优秀的舰载战斗机。具备第五代战斗机典型的隐身设计，其正面的雷达截面RCS只有零点几平方米，可以将被发现的距离降低50%甚至更多。而且自身采用了先进的APG-81有源相控阵雷达，对RCS为1.0的目标发现距离可达150KM以上。
为了进一步探讨舰载机性能优劣，我们将战斗机分成两组，分别用J-15、设想的未来舰载机J-xx与F-35C做个粗略的空战对比。
先看J-15和F-35C空战对比。J-15正常起飞重大约24吨，发动机使用涡扇10H，全加力推力为2×125.4千牛，超过俄罗斯AL-31F的2×122.5千牛，起飞推重比大约1.07，最大速度2.4马赫，RCS面积大约10平方米，配装的国产脉冲多普勒雷达对RCS为1.0的目标探测距离约为120KM，但发现F-35C这种隐身目标的距离会缩短到60KM。
J-15和F-35C发生空中遭遇，J-15凭借自身优秀的机动性能，配合头盔瞄准显示器、大离轴角攻击能力的R-73改或者国产PL-10格斗导弹，能在近距离格斗时占据较大的优势。对于F-35C与三代改战斗机近距空战时的窘迫，美国人自己也很清楚，F-35擅长的是隐身超视距空战，对三代机和没有强化隐身能力的三代改战斗机的优势在于抢先发现、率先攻击。
假定J-15进入AIM-120D有效射程时，F-35C首先开火，而自身凭借隐身能力还不会被发现，我们可以粗略计算中距空战效能：超视距空战效能=（本机发现敌机距离÷敌机发现本机距离）×[（本机巡航速度×本机最大速度）÷（敌机巡航速度×敌机最大速度）]。这样算来，F-35C对J-15超视距空战效能=（240÷60）×[（0.9×1.8）÷（0.9×2.4）]=3.0。这里的240是指F-35C发现J-15的距离为240KM，60指J-15发现F-35C的距离为60KM，0.9为两机的巡航速度均为0.9马赫，1.8是F-35C的极限速度1.8马赫，2.4为J-15的极限速度2.4马赫。
看得出来，F-35C对J-15在超视距空战中具有明显优势，原因是J-15属于典型的第三代战斗机，整体没有使用隐身设计，F-35C凭借隐身能力获得了超视距空战的碾压优势。当然，这里面并没有考虑空空导弹的性能差异，而且F-35采用隐身模式时导弹全部内挂，造成导弹基数不足，对空作战模式下弹舱最多可载6枚空空导弹。为了防止漏网目标靠近从而陷入近距格斗，F-35C必须携带2枚AIM-9X，那么中距AIM-120D只能携带4枚，完成一轮攻击后弹药就会告急，但使用机身外挂又破坏了最重要的隐身性能。因此，在隐身性能和空空弹药基数上，美国海军将面临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当初设计F-35时过度强调70%性能用于对地打击，而仅有30%性能用于空战的后果。
由于中国海军未来隐身舰载战斗机J-xx尚无准确消息，有关J-20舰载型或FC31舰载型的猜测也缺乏具体支撑，我们这里选择参照已经服役的J-20隐身战斗机，毕竟从中国远洋海军建设目标和大型航母规划来看，中国未来隐身舰载机大概率仍然是类似J-15的重型机。
J-xx与F-35C空中遭遇时，J-xx各项性能暂以J-20的指标代替，我们再做个计算。J-xx对F-35C超视距空战效能=（120÷80）×[（1.4×2.0）÷（0.9×1.8）]=2.6。也就是说，J-xx对F-35C有明显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J-xx隐身能力和F-35C相当，但探测能力、超音速巡航能力比F-35C有比较大的优势。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F-35C在与三代机的超视距空战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但在对抗四代重型隐身战斗机时，将面临非常被动的局面。我们假设J-xx具备与F-22相当的空战能力，以制空为主，对地打击为辅，即便F-35设计目标颠倒过来，以70%的性能用于对空作战，30%用于对地攻击（携带小直径弹药对地打击，大型弹药由战斗/攻击机完成）。由此，在可预见的未来，J-xx挑战美军航母的制空霸权不是不可能。
不过，美国海军拥有我们缺乏的体系优势和航母战斗群使用经验、实战经验，即便装备相对更优秀的舰载战斗机，也只是压缩了美军航母战斗群的制空优势，而中国航母的性能和实际运作上还有不少短板和技术瓶颈，需要大量资金、时间持续进行升级和磨练，这些对于中国海军而言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总的来看，F-35C的出现似乎给了中国一个契机，使得中国海军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从而打造更加完备、更加强悍、更符合未来战场需求的新锐空中力量。勾画这种未来舰载机的大致轮廓，应该是“四代隐身战斗机为基本标准，以空战为主的重型战斗机”，而不能选择象F-35C那样的通用型隐身战斗机。
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军工领域持续努力、创新突破，毕竟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瓶颈仍然是重重关山，唯有强大的财力支撑和先进的科技引领，才能加快追赶并最终到达世界军事技术的最前沿。【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权联系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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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海军F-35C隐身战斗机于2019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IOC）以来，美军航母舰载机保持了较快的换装速度，其中卡尔·文森号(CVN-70)航母将于2021年携F-35C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战斗部署，进入隐身时代的美国 军将会游荡在全球热点地区。
作为美国海军未来空中力量的中坚，F-35C的服役期将长达30年，至少会生产到2030年前后。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数十年里，F-35C将与中国周边海空形势息息相关，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航母舰载机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五角大楼在制定下一代战斗机替代机JSF计划时，肯定没有预测到美国航母在新世纪面临如此重大的军事技术革命和新兴军事力量挑战。对于诸多技术的先行者美国而言，当时迈进新兴军事装备的“无人区”，尽管小心翼翼，却也无法摆脱茫然无措的反复尝试。回望过去这段进程，F-35C体现了美国军工的强大科研实力，却也在不断的试错摸索中留下了不足甚至问题，给后来者创造了难得的赶超机遇。
几年前，在中国第一艘航母服役之际，很多航空界人士曾就辽宁号航母上的战斗机选型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航母究竟是携载战斗/攻击机好，还是搭配制空战斗机和战斗/攻击机？有的专家认为：在对强国的战争中，大型航母如果条件允许，携载专门的制空战斗机和战斗/攻击机，在海空作战效能上要比全部使用战斗/攻击机好的多。当然，在已经夺取制空权的情况下，对地/舰打击时全部携载战斗/攻击机又会好很多，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实际上，美国也正是在对抗激烈的冷战时期，研制了专司空战的F-14“雄猫”战斗机。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威胁到美国航母战斗群和战斗机，随即放弃了这种专门用于夺取制空权的战斗机。也是基于这种想法，美国在后来的新一代航母战斗机选型中，又放弃了海军版的NATF战斗机，也就是AFX F-22变后掠翼战斗机，而是选择了缩水版的三军通用JSF计划，也就是后来的F-35“闪电”战斗机。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发展航母面临的形势与美国完全不同。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航母及舰载机将与美国航母及F-35舰载机相映成趣，成为相互对标的“伙伴”。虽然与AFX F-22相比，F-35的空战能力有明显差距，但对于诞生不久的中国航母和歼-15而言，F-35突出的隐身、短距起降、雷达电子性能，依然拥有巨大的压倒性优势。正式由于这种强大对手的空中压力，中国航母首先要解决的是夺取海上的制空权，其次才会考虑对地打击能力。
目前，中俄两国已经陆续突破了四代隐身战机的门槛，歼20和苏-57都已列装部队，中国隐身舰载战斗机项目虽然尚未现身，但歼-20的研制服役、FC-31的不断进化，都为我国隐身战斗机登上航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什么样的舰载战斗机才符合中国的需求呢？
前面已经说到，我们的航母编队长期面临的老朋友将是美国的超级核航母以及F-35舰载机，因此这里先看看舰载型F-35空战性能到底如何。在JSF项目设计之初，五角大楼提出的任务和性能需求是：70%的对地攻击能力和30%的空战能力。按照这个性能设定，将F-35称为攻击战斗机更适合一点。F-35C除了不具备F-35B的短距起降能力，其他作战性能都比F-35B高很多，因此中国的新型舰载机的目标必然是压倒F-35C。
按照美军构想，F-35A很多时候需要在F-22夺取制空权的条件下遂行对地攻击，F-35A显然不是用于争夺制空权的主力战斗机，最多扮演为F-22辅助空战的角色。那么，在海军层面，谁为F-35C夺取制空权？美国海军除了F-35C也就只剩下F-18E/F了，但F-18E/F在技术上至少比F-35C差了半代，空战性能还比不上F-35C，因此海军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只有F-35C亲自上阵，F-18E/F顶多算是辅助角色。到了2030年前后，随着F-18E/F的陆续退役，美国航母舰载机将以F-35C和X-47B无人攻击机为主，空战方面也只有F-35C自己独挑大梁了。
F-35C于2010年6月首飞，后因海军各种需求更改设计，由最初设计空重的13.6吨增加到15.8吨，这个重量已经超过双发重型制空战斗机F-15C的14.6吨。虽然经过减肥在最终服役时可能要轻一点，但考虑到为提升起降气动性能，在F-35A/B基础上增加了2.4米的翼展和50%的机翼面积，并强化了机翼结构和起落架强度，因此空重不可能减少到15吨以下。
我们假设F-35C空重为15吨，机内油箱满油推重比为0.77，即便以6吨燃油算也不到0.9，为了保持隐身肯定不会外挂副油箱。由于设计时考虑对地任务需携带比较多的弹药，内部弹舱空间不能太小，造成了F-35C外型臃肿肥大，也被戏称“肥电”。在布置机内大弹舱、增加了空重，并造成了外型臃肿肥大后，F-35C不得不舍弃了五代机的一个重要指标：超音速巡航能力。
虽然F-35C存在种种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F-35C仍是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最优秀的舰载战斗机。具备第五代战斗机典型的隐身设计，其正面的雷达截面RCS只有零点几平方米，可以将被发现的距离降低50%甚至更多。而且自身采用了先进的APG-81有源相控阵雷达，对RCS为1.0的目标发现距离可达150KM以上。
为了进一步探讨舰载机性能优劣，我们将战斗机分成两组，分别用J-15、设想的未来舰载机J-xx与F-35C做个粗略的空战对比。
先看J-15和F-35C空战对比。J-15正常起飞重大约24吨，发动机使用涡扇10H，全加力推力为2×125.4千牛，超过俄罗斯AL-31F的2×122.5千牛，起飞推重比大约1.07，最大速度2.4马赫，RCS面积大约10平方米，配装的国产脉冲多普勒雷达对RCS为1.0的目标探测距离约为120KM，但发现F-35C这种隐身目标的距离会缩短到60KM。
J-15和F-35C发生空中遭遇，J-15凭借自身优秀的机动性能，配合头盔瞄准显示器、大离轴角攻击能力的R-73改或者国产PL-10格斗导弹，能在近距离格斗时占据较大的优势。对于F-35C与三代改战斗机近距空战时的窘迫，美国人自己也很清楚，F-35擅长的是隐身超视距空战，对三代机和没有强化隐身能力的三代改战斗机的优势在于抢先发现、率先攻击。
假定J-15进入AIM-120D有效射程时，F-35C首先开火，而自身凭借隐身能力还不会被发现，我们可以粗略计算中距空战效能：超视距空战效能=（本机发现敌机距离÷敌机发现本机距离）×[（本机巡航速度×本机最大速度）÷（敌机巡航速度×敌机最大速度）]。这样算来，F-35C对J-15超视距空战效能=（240÷60）×[（0.9×1.8）÷（0.9×2.4）]=3.0。这里的240是指F-35C发现J-15的距离为240KM，60指J-15发现F-35C的距离为60KM，0.9为两机的巡航速度均为0.9马赫，1.8是F-35C的极限速度1.8马赫，2.4为J-15的极限速度2.4马赫。
看得出来，F-35C对J-15在超视距空战中具有明显优势，原因是J-15属于典型的第三代战斗机，整体没有使用隐身设计，F-35C凭借隐身能力获得了超视距空战的碾压优势。当然，这里面并没有考虑空空导弹的性能差异，而且F-35采用隐身模式时导弹全部内挂，造成导弹基数不足，对空作战模式下弹舱最多可载6枚空空导弹。为了防止漏网目标靠近从而陷入近距格斗，F-35C必须携带2枚AIM-9X，那么中距AIM-120D只能携带4枚，完成一轮攻击后弹药就会告急，但使用机身外挂又破坏了最重要的隐身性能。因此，在隐身性能和空空弹药基数上，美国海军将面临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当初设计F-35时过度强调70%性能用于对地打击，而仅有30%性能用于空战的后果。
由于中国海军未来隐身舰载战斗机J-xx尚无准确消息，有关J-20舰载型或FC31舰载型的猜测也缺乏具体支撑，我们这里选择参照已经服役的J-20隐身战斗机，毕竟从中国远洋海军建设目标和大型航母规划来看，中国未来隐身舰载机大概率仍然是类似J-15的重型机。
J-xx与F-35C空中遭遇时，J-xx各项性能暂以J-20的指标代替，我们再做个计算。J-xx对F-35C超视距空战效能=（120÷80）×[（1.4×2.0）÷（0.9×1.8）]=2.6。也就是说，J-xx对F-35C有明显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J-xx隐身能力和F-35C相当，但探测能力、超音速巡航能力比F-35C有比较大的优势。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F-35C在与三代机的超视距空战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但在对抗四代重型隐身战斗机时，将面临非常被动的局面。我们假设J-xx具备与F-22相当的空战能力，以制空为主，对地打击为辅，即便F-35设计目标颠倒过来，以70%的性能用于对空作战，30%用于对地攻击（携带小直径弹药对地打击，大型弹药由战斗/攻击机完成）。由此，在可预见的未来，J-xx挑战美军航母的制空霸权不是不可能。
不过，美国海军拥有我们缺乏的体系优势和航母战斗群使用经验、实战经验，即便装备相对更优秀的舰载战斗机，也只是压缩了美军航母战斗群的制空优势，而中国航母的性能和实际运作上还有不少短板和技术瓶颈，需要大量资金、时间持续进行升级和磨练，这些对于中国海军而言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总的来看，F-35C的出现似乎给了中国一个契机，使得中国海军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从而打造更加完备、更加强悍、更符合未来战场需求的新锐空中力量。勾画这种未来舰载机的大致轮廓，应该是“四代隐身战斗机为基本标准，以空战为主的重型战斗机”，而不能选择象F-35C那样的通用型隐身战斗机。
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军工领域持续努力、创新突破，毕竟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瓶颈仍然是重重关山，唯有强大的财力支撑和先进的科技引领，才能加快追赶并最终到达世界军事技术的最前沿。【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权联系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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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路线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公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为今后5年我国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明确了方向。《行动方案》共51条，旨在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在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方面，《行动方案》对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作出部署。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成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四大要点。
分析人士认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一项基础性改革，《行动方案》的出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行动方案》将有助于加快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不断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吸引力、国际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近日举行的2021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上，证监会对2021年资本市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其中，多项工作与《行动方案》对资本市场重点任务的工作部署相一致。证监会的任务部署涵盖了为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统筹抓好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和退市改革方案落地见效，以更大力度推进投资端改革，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多个方面。
推进注册制、退市机制等关键制度改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作为支撑。资本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环节之一，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对应到资本市场，意味着资本市场要步入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要按照高标准建设资本市场体系。在董登新看来，高标准资本市场的主要标志包括，一是有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二是有高质量的投资者，即《行动方案》提到的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
董登新认为，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一方面源自新股发行制度，另一方面源自退市制度。注册制改革提升了资本市场包容性，退市制度改革则畅通了市场优胜劣汰渠道。
《行动方案》对于这两方面工作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在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坚守科创板定位，突出“硬科技”特色，评估完善注册制试点安排，深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在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方面，明确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严格实施退市制度，对触及退市标准的坚决予以退市，对恶意规避退市标准的予以严厉打击。
事实上，2021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同样对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进行了明确部署。会议提出，做好注册制试点总结评估和改进优化，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为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统筹抓好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和退市改革方案落地见效，严格退市监管，拓展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多元退出渠道。
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
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和培育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资本市场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所在。《行动方案》提出要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分析人士认为，监管部门近期持续推动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机构投资者群体正逐步壮大。
董登新表示，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加大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工作。而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培育有赖于引导更多长期资金入市，让长期资金为机构投资者的培育提供“养分”。从长期资金来源看，董登新认为，首先，最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是养老金，包括公共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就资本市场而言，目前养老金的投资规模仍然偏小，未来私人养老金规模有待进一步做大。其次是公募基金中的权益类基金。再次是险资，其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是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
经过多年发展，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机构、企业年金等境内专业机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正在逐步形成。以公募基金为例，2020年，公募基金管理规模稳步增长，权益类基金管理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合计为19.89万亿元，较2019年年末增长34.7%。其中，权益类公募基金（包括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占比为32.28%，同比提高10.69个百分点，成为规模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
2021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明确，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投资端改革，加大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与服务创新力度，推动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政策尽快落地，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对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行动方案》提出了多项具体举措，包括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积极稳妥发展普惠金融等。事实上，对于降低融资成本，资本市场也大有可为。对于一家企业而言，获取资金的方式主要有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借贷融资等。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的重点，无疑是股权融资。
中国银行研究院认为，股权融资是直接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化资源配置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国创新驱动型社会发展的主要抓手。股权融资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融资效率、拓宽融资渠道，而且能够分散企业财务风险。
面对疫情，2020年，A股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募资成绩单。同花顺iFinD统计显示，2020年全年，A股股票融资13568亿元，较2019年融资额增幅超过四成。其中，A股共有396只新股上市，融资总额为4699亿元，创下自2011年以来IPO融资额新高，IPO数量和融资额同比分别增长95%和85%。
当前，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核心举措。近两年来，注册制改革顺利推进，成效显著，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支持并适应注册制改革，市场活力不断激发。作为注册制改革的“试验田”，科创板的上市包容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品牌示范效应逐步显现，目前上市公司数量超过220家，总市值超过3.4万亿元。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一直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使命，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从注册制试点取得的成绩看，市场化定价、市场化发行节奏以及注册制改革，激活了市场活力，让参与者从中受益，这说明了资本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顺应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一大趋势，资本支持了科技，科技推动了市场改革，投资者获得了更多机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公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为今后5年我国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明确了方向。《行动方案》共51条，旨在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在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方面，《行动方案》对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作出部署。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成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四大要点。
分析人士认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一项基础性改革，《行动方案》的出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行动方案》将有助于加快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不断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吸引力、国际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近日举行的2021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上，证监会对2021年资本市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其中，多项工作与《行动方案》对资本市场重点任务的工作部署相一致。证监会的任务部署涵盖了为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统筹抓好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和退市改革方案落地见效，以更大力度推进投资端改革，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多个方面。
推进注册制、退市机制等关键制度改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作为支撑。资本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环节之一，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对应到资本市场，意味着资本市场要步入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要按照高标准建设资本市场体系。在董登新看来，高标准资本市场的主要标志包括，一是有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二是有高质量的投资者，即《行动方案》提到的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
董登新认为，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一方面源自新股发行制度，另一方面源自退市制度。注册制改革提升了资本市场包容性，退市制度改革则畅通了市场优胜劣汰渠道。
《行动方案》对于这两方面工作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在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坚守科创板定位，突出“硬科技”特色，评估完善注册制试点安排，深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在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方面，明确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严格实施退市制度，对触及退市标准的坚决予以退市，对恶意规避退市标准的予以严厉打击。
事实上，2021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同样对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进行了明确部署。会议提出，做好注册制试点总结评估和改进优化，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为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统筹抓好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和退市改革方案落地见效，严格退市监管，拓展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多元退出渠道。
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
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和培育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资本市场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所在。《行动方案》提出要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分析人士认为，监管部门近期持续推动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机构投资者群体正逐步壮大。
董登新表示，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加大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工作。而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培育有赖于引导更多长期资金入市，让长期资金为机构投资者的培育提供“养分”。从长期资金来源看，董登新认为，首先，最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是养老金，包括公共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就资本市场而言，目前养老金的投资规模仍然偏小，未来私人养老金规模有待进一步做大。其次是公募基金中的权益类基金。再次是险资，其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是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
经过多年发展，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机构、企业年金等境内专业机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正在逐步形成。以公募基金为例，2020年，公募基金管理规模稳步增长，权益类基金管理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合计为19.89万亿元，较2019年年末增长34.7%。其中，权益类公募基金（包括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占比为32.28%，同比提高10.69个百分点，成为规模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
2021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明确，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投资端改革，加大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与服务创新力度，推动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政策尽快落地，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对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行动方案》提出了多项具体举措，包括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积极稳妥发展普惠金融等。事实上，对于降低融资成本，资本市场也大有可为。对于一家企业而言，获取资金的方式主要有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借贷融资等。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的重点，无疑是股权融资。
中国银行研究院认为，股权融资是直接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化资源配置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国创新驱动型社会发展的主要抓手。股权融资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融资效率、拓宽融资渠道，而且能够分散企业财务风险。
面对疫情，2020年，A股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募资成绩单。同花顺iFinD统计显示，2020年全年，A股股票融资13568亿元，较2019年融资额增幅超过四成。其中，A股共有396只新股上市，融资总额为4699亿元，创下自2011年以来IPO融资额新高，IPO数量和融资额同比分别增长95%和85%。
当前，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核心举措。近两年来，注册制改革顺利推进，成效显著，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支持并适应注册制改革，市场活力不断激发。作为注册制改革的“试验田”，科创板的上市包容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品牌示范效应逐步显现，目前上市公司数量超过220家，总市值超过3.4万亿元。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一直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使命，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从注册制试点取得的成绩看，市场化定价、市场化发行节奏以及注册制改革，激活了市场活力，让参与者从中受益，这说明了资本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顺应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一大趋势，资本支持了科技，科技推动了市场改革，投资者获得了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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