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上下同欲者胜，上下同欲在于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搭建一定的交集。解决决策者“基数思维1 2 3”和执行者“序数思维，首先 其次 第三”交集。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定了！静安这十大举措重磅出炉→】#关注静安# 3月1日上午，上海海关与静安区人民政府合作签约仪式暨静安区总部经济大会举行，正式发布静安区促进总部经济十大举措，擘画静安区总部经济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全力打造高能级、多功能的总部企业集聚区，全区总部经济规模能级密度再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再提升，辐射带动效应再提升，助力上海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张守川，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林顺辉，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徐斌，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诸旖，静安区四套班子领导于勇、王华、顾云豪、丁宝定、梅广清、张军等出席会议。
再深化，提高贸易便利化
总部经济，是静安区强劲的经济引擎。“十三五”期间，静安区立足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积极引进全球各类跨国公司在静安设立总部，精准对接总部企业的发展需求，从产业政策、投资便利、配套措施等各方面为总部企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助力。
全球三大奢侈品集团之一的开云集团在静安区的发展，就伴随着静安区政府始终如一的企业服务。包括通过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帮助企业协调产品进出口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协助企业重点品牌，如古驰、圣罗兰等参与进口服装质量安全评价工作。。这些贴心举措使得企业进口通关流程更为顺畅和便捷，提升了进口商品的上架速度。
当天，上海海关与静安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静安开放经济、重点产业、创新业务等方向，不断深化合作，释放区域发展活力，助力静安区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未来，上海海关将主动对接静安区总部企业需求，支持研发中心、创新中心等研发类机构用于研发的样品、试剂、消耗品等享受海关免税政策，支持总部企业优先参与海关业务改革试点，推动地区总部向亚太总部、全球总部升级；积极支持中高端品牌企业在静安区内开展各类进口商品、展品的保税展示交易活动，推动更多新品首发、首展等在静安落地；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对区内知名商标、专利、著作权实施重点保护，坚决打击进出口环节假冒、盗版等侵权行为；加大对诚信企业的AEO认证培育力度，激励和带动更多的进出口企业良性发展；进一步支持静安区服装等重点行业参与质量安全风险评价，优化监管流程，提升通关速度。
区委书记于勇指出，多年来，静安坚持把促进总部经济高能级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支持和促进更多跨国公司总部和国内龙头企业聚静安、在上海、为全国、链世界。站在“十四五”发展新征程，静安要加快形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影响力的高端服务业集群，不断增强面向国内国际“两个扇面”的集聚和辐射能力，积极融入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大局。热忱欢迎各大总部、各大机构携手静安，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静安这片热土上，共同创造新的奇迹和美好未来。
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上海海关将进一步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加快在静安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浦东新区的海关创新制度；主动融入“五型经济”发展格局，结合静安区产业结构和导向，量身定制海关支持措施，加快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全力支持静安国际消费城市示范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助力静安建设全球服务承载区。
再突破，护航总部经济发展
静安区是跨国总部最集中的城区之一，跨国总部增长速度与整体规模在全市名列前茅。截至2020年底，静安共有经市商务委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8家、民营企业总部（总部型机构）18家，贸易型总部9家，总部企业数量居全市前列。
“十三五”期间，静安区在全市率先出台《静安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实施办法》，实施一系列区级配套扶持政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以每年新增6家的速度保持平稳增长。这30家地区总部中，大中华区及以上高能级总部17家，另有3家存量总部升级为亚太区总部，总部企业在静安持续健康发展。
欧莱雅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集团。1997年来到中国后，先后历经三次总部迁址，却始终坚定地扎根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静安区。欧莱雅连续15年位列静安区纳税前三甲、静安区美妆行业纳税第一，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刚刚过去的2020年，欧莱雅在静安区政府切实有效的政策和高效专业的服务支持下，逆势而上，全年业绩增长27%。
为了进一步集聚总部企业，静安区今天正式发布促进总部经济十大举措。这十大举措直击总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点和突破口，聚焦总部企业的能级提升、功能丰富、潜力激发、规模扩大等方面，推动总部企业贸易便利化，增强总部经济开放枢纽功能，并提出金融、人才支持政策，为总部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如，新引进的具有亚太、全球运营职能的总部企业，在享受市区各类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分别可再给予300万元、600万元的一次性高能级资助。
静安区还将组建高效、专业、可信赖的服务队伍，提供“一对一”专员服务模式，做到“找一个人，说所有事，解各种难”。对于企业的各类诉求问题，实施首问负责制，24小时内予以快速响应。
会上，上海民营企业总部联盟正式落户静安，将为静安民营总部企业发展提供平台支持。静安区总部经济服务中心揭牌成立，将为区内各类总部企业提供一门式服务，帮助总部企业搭建完整的产业链和服务链，推动“上下楼变上下游”、“邻居变伙伴”，助力总部企业扎根静安、立足上海、辐射全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也与部分总部企业签约，为总部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
再探索，打造总部企业集聚区
随着静安区商务委与五家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亚太总部项目战略合作备忘录，在整合资源、提升能级等方面加强政企合作，静安区亚太运营总部支持计划正式推出。
静安区亚太运营总部支持计划旨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聚集高能级的市场主体、高层次的人才，提升总部经济能级。该计划将通过做优企业服务，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包括搭建企业对接市场、客户以及开展项目投资合作的服务平台；强化政策补给，形成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的“1+X”支持政策包；加强多方联动，组建具有国际视野、全球格局的亚太运营智囊团，全方位梳理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促进亚太运营总部产业链上下游互动交流等。该计划力争用3年时间培育一批在贸易、投资、供应链及研发等方面可以汇聚和配置亚太区资源的优质企业；并逐步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总部职能的企业。
据悉，静安区还将积极推动市区两级政府、国家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争取服务总部经济的试点率先在静安区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将与静安区形成紧密对接机制，吸引更多优质国际资本和产业项目落地静安，服务静安区总部经济速度更快、质量更高、效益更优的发展。支持在静安实施更为便利的总部企业跨境资金收付管理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开设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在跨境资金池模式下集中运营管理成员企业境内外资金，按照集团商业模式开展资金归集、调拨、结算、套保、投资、融资等业务。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张守川，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林顺辉，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徐斌，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诸旖，静安区四套班子领导于勇、王华、顾云豪、丁宝定、梅广清、张军等出席会议。
再深化，提高贸易便利化
总部经济，是静安区强劲的经济引擎。“十三五”期间，静安区立足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积极引进全球各类跨国公司在静安设立总部，精准对接总部企业的发展需求，从产业政策、投资便利、配套措施等各方面为总部企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助力。
全球三大奢侈品集团之一的开云集团在静安区的发展，就伴随着静安区政府始终如一的企业服务。包括通过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帮助企业协调产品进出口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协助企业重点品牌，如古驰、圣罗兰等参与进口服装质量安全评价工作。。这些贴心举措使得企业进口通关流程更为顺畅和便捷，提升了进口商品的上架速度。
当天，上海海关与静安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静安开放经济、重点产业、创新业务等方向，不断深化合作，释放区域发展活力，助力静安区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未来，上海海关将主动对接静安区总部企业需求，支持研发中心、创新中心等研发类机构用于研发的样品、试剂、消耗品等享受海关免税政策，支持总部企业优先参与海关业务改革试点，推动地区总部向亚太总部、全球总部升级；积极支持中高端品牌企业在静安区内开展各类进口商品、展品的保税展示交易活动，推动更多新品首发、首展等在静安落地；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对区内知名商标、专利、著作权实施重点保护，坚决打击进出口环节假冒、盗版等侵权行为；加大对诚信企业的AEO认证培育力度，激励和带动更多的进出口企业良性发展；进一步支持静安区服装等重点行业参与质量安全风险评价，优化监管流程，提升通关速度。
区委书记于勇指出，多年来，静安坚持把促进总部经济高能级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支持和促进更多跨国公司总部和国内龙头企业聚静安、在上海、为全国、链世界。站在“十四五”发展新征程，静安要加快形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影响力的高端服务业集群，不断增强面向国内国际“两个扇面”的集聚和辐射能力，积极融入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大局。热忱欢迎各大总部、各大机构携手静安，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静安这片热土上，共同创造新的奇迹和美好未来。
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上海海关将进一步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加快在静安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浦东新区的海关创新制度；主动融入“五型经济”发展格局，结合静安区产业结构和导向，量身定制海关支持措施，加快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全力支持静安国际消费城市示范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助力静安建设全球服务承载区。
再突破，护航总部经济发展
静安区是跨国总部最集中的城区之一，跨国总部增长速度与整体规模在全市名列前茅。截至2020年底，静安共有经市商务委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8家、民营企业总部（总部型机构）18家，贸易型总部9家，总部企业数量居全市前列。
“十三五”期间，静安区在全市率先出台《静安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实施办法》，实施一系列区级配套扶持政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以每年新增6家的速度保持平稳增长。这30家地区总部中，大中华区及以上高能级总部17家，另有3家存量总部升级为亚太区总部，总部企业在静安持续健康发展。
欧莱雅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集团。1997年来到中国后，先后历经三次总部迁址，却始终坚定地扎根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静安区。欧莱雅连续15年位列静安区纳税前三甲、静安区美妆行业纳税第一，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刚刚过去的2020年，欧莱雅在静安区政府切实有效的政策和高效专业的服务支持下，逆势而上，全年业绩增长27%。
为了进一步集聚总部企业，静安区今天正式发布促进总部经济十大举措。这十大举措直击总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点和突破口，聚焦总部企业的能级提升、功能丰富、潜力激发、规模扩大等方面，推动总部企业贸易便利化，增强总部经济开放枢纽功能，并提出金融、人才支持政策，为总部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如，新引进的具有亚太、全球运营职能的总部企业，在享受市区各类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分别可再给予300万元、600万元的一次性高能级资助。
静安区还将组建高效、专业、可信赖的服务队伍，提供“一对一”专员服务模式，做到“找一个人，说所有事，解各种难”。对于企业的各类诉求问题，实施首问负责制，24小时内予以快速响应。
会上，上海民营企业总部联盟正式落户静安，将为静安民营总部企业发展提供平台支持。静安区总部经济服务中心揭牌成立，将为区内各类总部企业提供一门式服务，帮助总部企业搭建完整的产业链和服务链，推动“上下楼变上下游”、“邻居变伙伴”，助力总部企业扎根静安、立足上海、辐射全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也与部分总部企业签约，为总部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
再探索，打造总部企业集聚区
随着静安区商务委与五家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亚太总部项目战略合作备忘录，在整合资源、提升能级等方面加强政企合作，静安区亚太运营总部支持计划正式推出。
静安区亚太运营总部支持计划旨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聚集高能级的市场主体、高层次的人才，提升总部经济能级。该计划将通过做优企业服务，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包括搭建企业对接市场、客户以及开展项目投资合作的服务平台；强化政策补给，形成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的“1+X”支持政策包；加强多方联动，组建具有国际视野、全球格局的亚太运营智囊团，全方位梳理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促进亚太运营总部产业链上下游互动交流等。该计划力争用3年时间培育一批在贸易、投资、供应链及研发等方面可以汇聚和配置亚太区资源的优质企业；并逐步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总部职能的企业。
据悉，静安区还将积极推动市区两级政府、国家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争取服务总部经济的试点率先在静安区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将与静安区形成紧密对接机制，吸引更多优质国际资本和产业项目落地静安，服务静安区总部经济速度更快、质量更高、效益更优的发展。支持在静安实施更为便利的总部企业跨境资金收付管理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开设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在跨境资金池模式下集中运营管理成员企业境内外资金，按照集团商业模式开展资金归集、调拨、结算、套保、投资、融资等业务。
护航动力电池电芯安全生产，邦纳BVI有何高招？
今年1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量共计12.0GWh，同比上升317.2%。随着行业景气度得不断提升，各大传统车企纷纷涉足新能源电动车制造领域，而动力电池的保质保量成为了目前各大车企想要突破的主要方向。邦纳在汽车行业拥有丰富的解决方案，可实现过程优，节省成本并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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