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历史

《拉贝日记》电影剧照

拉贝在写日记

《拉贝日记》是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

拉贝1882年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1911年加入德国西门子公司，分别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日军占领南京前夕，他和几十位外国友人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栖身避难之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有600多人受到保护。同时，拉贝还在日记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花了1年时间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拉贝1950年1月5日去世，日记在1996年12月12日才由他的外孙女乌苏拉·莱因哈特在纽约向世人公布，随后相继以四种语言典礼出版。中文版拉贝日记于1997年8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书名为《拉贝日记》；德文版拉贝日记，由原德国驻华大使维克特编纂，于1997年10月由德意志机构公司(DVA)出版，书名为《南京好德国人》；日文版拉贝日记参照德文版编著而成，于1997年10月9日由日本的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书名为《南京之真实》；英文版拉贝日记，以德文版维克特编纂本为蓝本，由美国Alfred A. Knopf出版公司于1998年出版，书名为《南京的好德国人——约翰·拉贝日记》，后英国出版公司也出版了与之完全相同的版本。

比较而言，中文版日记收录拉贝在南京的日记最完整、最全面。

《拉贝日记》以四种语言出版

拉贝以中立的立场，对日军犯下的诸如轰炸、屠杀、抢劫、强奸、焚烧等暴行进行客观记录。因此，章开沅先生曾说：“德国人的《拉贝日记》和美国人的《贝德士文献》，将把企图‘翻身’的日本军国主义永远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南京市区被日机“无差别级”轰炸后的惨景

日军对南京的侵犯是在狂乱的轰炸中拉开序幕的。1937年8月，拉贝和妻子在北戴河度假。当听到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的消息时，拉贝于28日在夜幕下告别妻子，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这次花了10天半时间，于9月7日才回到了南京。拉贝在日记中写道：

到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为止，拉贝每天对日机的轰炸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如在9月份剩下的日子里，除了21日、23日、24日、29日、30日五个雨天外，南京每天不止一次地遭到轰炸。

12月14日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遭屠城后的南门前尸横遍野，血迹斑斑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官兵私自拍摄的日军砍杀中国军俘虏“试斩”的过程

1月20日 从12月14日起，局势出现急剧恶化。日本的战斗部队因为进军过快，出现补给不足，城市便听任他们处置，他们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最贫穷最无辜的人的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常人所能想象的地步。他们抢走难民（穷人中最穷的人）的大米，凡是能拿走的粮食储备他们悉数掠走，他们还抢睡觉用的棉被、衣物以及手镯。一句话，凡是他们觉得值得带走的东西，就全部抢走。谁要是稍有犹豫，就会立即遭到刺刀戳刺，有不少人就是在不明不白之中在这种野蛮行径之下惨遭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被杀害了。这些已经堕落成野兽的兵匪不断地闯进难民区和挤满难民的房子，甚至连先行抢劫的士兵不屑一顾的东西也不放过。自从日本部队于1937年12月13日进驻以来，安全区（其实根本算不上是安全区，因为它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的骚乱才真正开始。迄今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安宁与平和，但是根本得不到日本士兵的尊重，他们对于卐字旗和德国大使馆用德、英、中3种文字书写的布告不屑一顾。德国大使馆也特别为德国人住家的佣人们发了保护证明，但他们每天都来向我报告，说日本士兵把床上用品和钱财等抢走，疯狂地用枪托和刺刀强行把锁着的房门砸开，闯了进去。

《南京！南京！》电影剧照

12月17日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

《南京！南京！》电影剧照

12月18日 我们原先期望随着最高指挥官的到达能恢复秩序（12月17日，日军侵占南京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得意扬扬地进城并举行入城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19号的日军暴行报告中记录了17日21次暴行，其中强奸达10次之多。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目黑辎重兵联队兵站汽车第十七中队村濑守保拍摄的南京下关长江边尸体堆积的场面。

在拉贝日记里，中国人民遭受磨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抗争的过程。中国各阶层奋起反抗的事迹在拉贝日记中也都有记载。

 

10月29日 

上海防线的战斗对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产生了影响，在这场战斗中，除去双方都有巨大损失以外，其他一切肯定也都超过了至今有过的程度。这样，日本人在上海实际上也许已经或接近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我们不相信他们会向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发起冲锋，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究竟还有什么打算。中国人不是没有进行过英勇的防守，我们现在看到的已足以证明，他们维护了中国军队的声誉。

 

10月31日 

上海的战斗在紧邻外国租界区的地方继续进行。战斗中又有一批人员被打死，其中有3名英国士兵。另外有一批过路人受了伤。所有外国人，当然还有全体中国居民，交口称赞500名或800名中国人，他们在被切断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个仓库里（上海四行仓库）英勇地抗击日本人，表现得慷慨就义。

 

11月2日 

仓库里已有将近100名士兵丧生，最后的人员撤出时还会有损失，然后这个插曲也就此结束。但它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如果有必要，中国士兵也会死得其所。

 

11月6日

我们读到中国军队在上海抗击纪律严格的日本部队的有关报道时，确实是惊讶的。虽说是向上海派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据说这些顾问三分之二已经阵亡）南京最好的部队，可是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装备，即使是最好的部队又能有什么办法？在装备方面实在差得太远了！日本的现代化军队装备有重型火炮、无数的坦克和轰炸机等等，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日本当然最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进攻不可等得太久。再过四五年之后，它面对的就是一支中国的人民军队，这支人民军队有很大可能会战胜它，这个风险日本人是不愿意冒的！

 

11月9日 

在上海的日本将军松井10天前曾预言在11月9日将中国军队赶出上海。他言中了。中国人的的确确英勇地进行了保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人之所以不能赢得战争，是因为他们缺少日本人的现代化技术装备。

 

12月6日 

我和现在住在我旁边的“军官道德修养协会”的黄上校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黄坚决不赞成设立安全区。他认为这样一个区会瓦解南京部队的士气。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应当能守卫得更好一些。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

 

12月13日 

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见日本人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本人的部队，迅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我们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支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他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

拉贝的良苦用心没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当这些躲进安全区的士兵后来都被日军杀害以后，拉贝非常难过地说，早知如此，还不如让他们在战场上死得其所。

 

9月21日 

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林）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

 

9月26日 

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周工程师经过26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后才到达这里。他是在交通部官员陶先生的提议下出差到这里来修理道路电话设备的。周先生是我们最合适的工程师。在交谈中我问他，他的家人对他只身到这里来是否放心，会不会担心他途中发生意外，他给我的回答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他回答说：“我对我的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了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决不可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到北方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指望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但是周先生的这番话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的人士那里。

 

12月28日 

因估计人群中有以前的中国士兵，因此在难民住的几所学校的登记开始前，日本人要求以前的中国士兵主动站出来，答应保护他们，并称只是要把他们编进劳工队伍。有一些难民站了出来，其中一处大约有50人，他们立即被带走。据一个幸存者向我们报告，他们被带进一所空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和衣物全被抢走，身上的衣服被脱光，每5人为一组，被绑在一起。然后日本人在这所屋子的院子里点燃了一大堆木柴，把一组一组人分别牵过去，用刺刀刺他们，并把他们活活地扔到火堆上。这些人中有10个得以挣脱绳索，翻越围墙，逃进了人群中，而人们自愿地给他们衣服穿。

 

1月2日 

10时-11时之间，一个日本士兵闯入陈家巷5号刘培坤的住所企图强奸刘的妻子（5个孩子的母亲），其丈夫过来给了这个日本人脸上几拳，迫使日本人离开了他家。

 

2月21日 

如果说我们外国人现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话，那我们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敬爱友好地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毫无疑问，我们外国人也不时地受到日本人的虐待，但尽管如此，相对说来，我们还有一定的安全感，还不至于遇到最糟糕的情况，而你们——我的中国朋友们，为我们委员会工作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中国朋友，你们的人太多了，这里我无法一一说出你们大家的名字，请你们原谅我在此只提到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即：系主任汤忠谟先生，中方秘书处负责人；韩湘琳先生，粮食委员；许传音博士先生，住房委员；沈玉书牧师先生，卫生委员。我谨向你们，各位先生们，以及你们的全体人员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我希望，良好的合作精神和至今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友谊对你们大家都是永久长存的。请你们一如既往地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效力，使它的工作达到一个良好的、富有成果的结局。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

南京大屠杀不仅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暴行之一。正如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娜指出的那样：忘记历史的人必定要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拉贝日记》不失为一本和平宣言。

（作者系南京大学拉贝纪念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