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家训扬新风之151 | 春桥乡城隍余村 都湖一家亲

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云山秀，老山美。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两个城隍村在合奏着“都湖一家亲，年年庆有余”的新乐章……
#江西省余氏風采##江西省余氏宗親##中華余氏風采##中華余氏#

       #五一劳动节#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
——杨朔《荔枝蜜》
劳动创造美，致敬脚踏实地，无私奉献的劳动者们，勤勤恳恳，努力酿造生活的蜜，也奋斗出幸福。五一劳动节快乐[心][心][心]

【“一个教师当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读朱小蔓的《情感教育论纲》】古人爱说“道德文章”，其要旨在于“道德”（人品）与“文章”（学问）的统一。《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可见，所谓“道德文章”本身是一体的。当代中国学界，不少学者专家恪守中国古典文人传统，“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道德文章是合二为一的。比如已故的朱小蔓教授。
她本人就是高尚道德的化身
我曾经和朱小蔓老师一起赴乌克兰访问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也曾一起去南京凭吊陶行知先生之墓。其实，我和朱小蔓老师的接触并不多，更多的是从她的文章和著作中了解她。她在教育哲学、道德教育哲学、情感教育、生命教育、教师教育等方面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已被中国教育界公认。一个担任过原中央教科所所长和其他行政职务的著名学者能够有这么多的学术成果，并不让人特别惊讶。朱老师让我感慨并感动的，是她善良的为人与她的专业研究融为一体。我曾经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朱小蔓老师是搞道德教育的，她本人就是高尚道德的化身。她是搞情感教育的，她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她丰富而细腻的情感。”
每次我见到朱小蔓老师，她总是那么热情，那么温润，眼神总是那么专注，笑容一直那么真诚，声音永远那么亲切，她总能让我感觉到，自己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是她此刻最关注的人。我坚信，所有接触过她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这绝不是她的“处世技巧”，而是她善良本性的自然流露，是她发自内心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最近读朱小蔓老师的代表作《情感教育论纲》，这本充满理性思辨光芒的著作，让我眼前不时浮现出朱小蔓老师那亲切的面容。
这本著作原是朱小蔓老师的博士论文，初版于1993年，后来多次修订多次再版。该书全面论述了情感教育理论的方方面面：情感教育形态的历史考察、情感教育的现代整合形态及其特征、情感教育的目标建构、情感教育的内在过程、情感教育的主要模式……用作者的话说：“我决心从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脑科学、美学、科学史以及既有教育的成功实践去梳理、挖掘证据，编织并初步论证出一个‘情感教育’的框架性理念、思路，以及据此构想将其用于教育实践的大致方向、要旨和路径。”应该说，朱小蔓老师这个目的基本达到了。
中国情感教育理论的开山之作
说《情感教育论纲》是中国情感教育理论的开山之作，并不为过。在这部著作中，朱小蔓老师指出：“教育活动古已有之，但教育观念千百年来包裹在传统哲学中一直没有独立出来。系统的教育理论是作为‘科学’的教育学出现的，它的文化背景是西方近代工业与科学的发展，以及受其影响的知性思维方式的发展，其根本缺陷在于将认知从情与意中剥离出来，将真从善与美中抽取出来，撇开情感与意志讲认知的发展，从而走上了唯理智主义的绝路。笼罩在这一思想框架下的现代教育，一方面拥有传递知识、选择人才的高效率，体现出与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工具理性功能；另一方面又日渐显露出与生命意义相悖的内在矛盾，使教育内涵的价值理性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由此她提出：“情感，以其与个性生命活生生的联系，以其比逻辑—理智先在的地位，以其作为动力系统的优势，打开了通往价值理性的道路。现在，我们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重新审视，发掘其中情感层面的作用，并完成其与理智层面的整合。之后，我们才可能以这些获得完整内涵的教育概念，构建新的教育理论框架。”
这是朱小蔓老师整个《情感教育论纲》的逻辑起点。通俗地说，朱小蔓老师不愿看到仍由“科学”独霸教育理论，而试图将“情感功能”注入教育理论——当然，“情感功能”并不是朱小蔓老师从外面“注入”教育理论的，而是教育本身就蕴含着情感，她不过是将其清晰地揭示出来。
在技术主义、科学主义（科学和科学主义是两个有关联但内涵不同的概念）“高歌猛进”的今天，重申或者说大声疾呼包括情感在内的人文要素对教育、对人类发展的导向意义，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朱小蔓这部著作的价值。
情感教育研究成为中小学教育的热点课题
朱小蔓老师以其扎实的哲学功底和深刻的教育思考，在该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许多观点富有首创性。
比如，她提出了“情感功能”的概念，即情感能力。说实话，至少我在此之前很少想过情感具有的功能状态。朱小蔓老师指出：“在处理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活动时，它表现为一种功能状态。……我们把这种外化的、有外在功能体现的方式称之为情感能力。”朱小蔓还将情感能力分为移情能力、情绪辨认能力、情感调控能力、体验理解能力和自我愿望能力。对其中任何一项能力，朱小蔓都有着细致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作为一个有几十年经历的教育实践者，我深感这些概念和论述，对一线教师的情感教育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朱小蔓老师认为，以人为本的学校管理、以道德为本的校长能够创造出情感文化，而情感文化正是学校文化最重要的表征。她因此尖锐批评道：“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学校热衷进行的文化建设主要停留在建筑文化、景观文化上，停留在限于文本和成人诠释的制度文化、释义文化上，离孩子们的真实生活、真实情感需要很远。它们并不能实际地对人产生情感和精神上的满足、吸引和提升作用。管理是教育的手段，并不是目的。管理中的权力、管理者结构、领导与服从、规章制度与纪律使人受到一定的规训和约束而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但是，管理学中的机构、权力责任、各部门的联系、相互依从、上下级关系、领导与服从等并不能生搬硬套到教育学范畴乃至教育实践中。”
教育本来就是充满感情的事业，教师天然就是具有很高情感素质的人。然而当代中国教育的现状却很难令人满意。为此，朱小蔓老师在本书中写道：“1994年，我就写过呼唤有情感人文素质的教师的文章。1997年，国外‘教师专业化’的思潮传入中国，自那以后，我不断地撰文提出情感人文素质这一教师特征，它们与教师专业化的内在联系，包括指导博士生研究教师的创造性品质与一般的专业技术人员之不同，教师创造的根本来源是教师的爱心敏感性、与学生情感互动的能力等。一个教师当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足够尊重人，会劝谏自己一定要有耐心，要了解学生的家庭原因、生理原因、生活事件的原因、性情性格的原因、生活史的原因等。如果充分了解，能够及时沟通，我相信这个教师的学生没有会与他对抗的。教师的人文素质使其能够包容、等待、平等交流，不会用控制、强力、淫威和惩罚的办法来扭曲学生的性格，使学生情感消极，如痛苦、无奈、无助、迷茫等。”
《情感教育论纲》作为一部纯理论的教育著作，以概念严谨、结构严密的内在逻辑力量打动我们，显然不能用通常意义上的“通俗易懂”来评价它。阅读本书需要的是且读且思的“啃读”而不是一目十行的浏览，建议一线教师在读本书时能够静下心来咀嚼，最好是结合沙龙讨论、团队分享的形式，这样更容易把握并读透本书的核心思想。
这部著作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近三十年来，情感教育研究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教育的热点课题，一大批实验学校应运而生，并从中涌现出许多情感教育的优秀教师。对此，朱小蔓老师功不可没。
（李镇西 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中国教育报》2021年04月28日第10版#教育# #教育资讯# #读书#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