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st love is the kind that awakens
the soul and makes us reach for more,
that plants a fire in our hearts and brings
peace to our minds.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取履，因跪进，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惊。
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不去。
沛公欲以二万人击秦峣关下军，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懈)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
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项羽至鸿门，欲击沛公，项伯夜驰至沛公军，私见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
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栈道，示天下无远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
诚用此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
上居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数人偶语。上曰：'此何语？'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
良从入关，性多疾，即道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
'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毋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辨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
良疾，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疾甚。楚人剽疾，愿上慎毋与楚争锋。'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谓'子房虽疾，强卧傅太子'。是时叔孙通已为太傅，良行少傅事。
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高帝崩，吕后德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听食。后六岁薨，谥曰文成侯。
张良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看的明白，想的开朗，青天白日，云卷云舒。
张良舍得花钱。
没有力气，花钱找个大力士。
张良是三好学生。
让去检鞋，愕然，欲殴之，为其老，乃强忍。老者笑去，他大惊，得到一部天书，于是读书改变命运。
所以当你默默无闻时，人生左右都不舒服时，看天天阴，望风风冷时，全世界都对你沉默时，看书这是最好的路，一定会看到一路灯亮。
世界皆寂寞，找到一个懂你的人，全天下都进入了花季。
张良是个温情的人。
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不去。
张良是幸运的，有一个懂他的刘邦，能把他的思想装进刘邦的脑袋中去。
张良看破了人性。
环境决定性格，这是宿命。
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
张良自学了心理学。
有强大的内心世界，胸中有刀光剑影。
良因说汉王烧绝栈道，示天下无远心，以固项王意。
张良懂得舍弃。
张良会做小动作。
张良知道方向，更知道方位。
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
张良有诗和远方。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张良重感情，有温度。
乃具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
张良的认知在最高处。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几句话，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张良是个很角色，手中无剑，心中有剑。
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
张良是神秘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找四个人，让刘邦唱歌，只有唱歌。
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罢酒。
张良放得下，万般皆浮云。
即道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
张良是孤独，张良是无奈的。
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听食。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
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
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
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
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
惟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
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叹息此人去！
读起来，子房好像还在，永远在。
the soul and makes us reach for more,
that plants a fire in our hearts and brings
peace to our minds.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取履，因跪进，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惊。
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不去。
沛公欲以二万人击秦峣关下军，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懈)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
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项羽至鸿门，欲击沛公，项伯夜驰至沛公军，私见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
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栈道，示天下无远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
诚用此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
上居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数人偶语。上曰：'此何语？'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
良从入关，性多疾，即道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
'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毋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辨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
良疾，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疾甚。楚人剽疾，愿上慎毋与楚争锋。'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谓'子房虽疾，强卧傅太子'。是时叔孙通已为太傅，良行少傅事。
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高帝崩，吕后德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听食。后六岁薨，谥曰文成侯。
张良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看的明白，想的开朗，青天白日，云卷云舒。
张良舍得花钱。
没有力气，花钱找个大力士。
张良是三好学生。
让去检鞋，愕然，欲殴之，为其老，乃强忍。老者笑去，他大惊，得到一部天书，于是读书改变命运。
所以当你默默无闻时，人生左右都不舒服时，看天天阴，望风风冷时，全世界都对你沉默时，看书这是最好的路，一定会看到一路灯亮。
世界皆寂寞，找到一个懂你的人，全天下都进入了花季。
张良是个温情的人。
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不去。
张良是幸运的，有一个懂他的刘邦，能把他的思想装进刘邦的脑袋中去。
张良看破了人性。
环境决定性格，这是宿命。
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
张良自学了心理学。
有强大的内心世界，胸中有刀光剑影。
良因说汉王烧绝栈道，示天下无远心，以固项王意。
张良懂得舍弃。
张良会做小动作。
张良知道方向，更知道方位。
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
张良有诗和远方。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张良重感情，有温度。
乃具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
张良的认知在最高处。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几句话，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张良是个很角色，手中无剑，心中有剑。
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
张良是神秘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找四个人，让刘邦唱歌，只有唱歌。
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罢酒。
张良放得下，万般皆浮云。
即道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
张良是孤独，张良是无奈的。
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听食。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
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
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
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
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
惟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
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叹息此人去！
读起来，子房好像还在，永远在。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金陵儒宗汪士铎（下）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佐竹义重（佐竹 义重、さたけ よししげ、1547年3月7日－1612年5月19日）天文十六年(1547)生于常陆太田城，父亲为“常陆之雄”佐竹义昭。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河内源氏后代，为佐竹氏第十八代当主。佐竹氏二十代家督，关东之名将、军事家及外交家，人称“关东之鬼”。
幼年的义重，已是深具武勇之才，为重臣们所期望。永禄五年（1562），由于父亲佐竹义昭体弱多病，故于三十二岁盛年时早早让位予十六岁的义重；三年后病死，从此佐竹家走向最盛期。继承家督同年，义重迎来初阵，与相马盛胤对战于瓮之原，义重于此战中大获全胜，并连取七敌将之首级，威振常陆。
当时的佐竹氏属于关八州之内的诸大名之一，自从河越夜战（天文十五年，1546）后，后北条氏确立关东霸权，关八州内的诸大名无不敬畏，唯佐竹家为首的小部势力依然力拒。义重遵循其父的“亲上杉、结宇都宫”的外交方针对抗后北条及上总的里见氏。义重开始外交、军事手段于常陆扩大势力。同年，太田资正等反北条派向义重寻求庇护，义重借机收为家臣，占领岩槻、片野及柿冈三城。永禄十年至天正三年（1569-1575）其间，义重利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扩张，同时于天正二年（1574）会见上杉谦信，并得到谦信赠送名太刀“备前三郎国宗”，以表达对义重的赏识，更道：“此太刀作为在下武略之传承，阁下隐居后，可后传子孙。”，尽管后来上杉家与北条结成越相同盟，义重对上杉极度不满，但后来义重传刀予长男义宣时，强调“刀之魂不可失”，仍可证明义重对谦信的敬重。（出自越佐史料）与谦信亲密的同时，义重留意到正在布武天下的织田信长，并向信长表达支持拥立足利义昭的立场，天正四年（1576），义重在信长上洛成功后，受封从五位下常陆介；从此，义重借助织田势力进一步牵制北条氏政，以换取时间扩展势力。
天正十四年（1586），义重让出家督位予嫡男义宣，虽退居二线，但仍握有重权。天正十五年（1587），由于芦名家无嗣，义重成功把次男义广过继芦名家，间接成为一体，成为关东一带的强大势力。天正十六年（1588），秀吉成为天下人，发布“关东奥两国惣无事令”，熟知天下大势的义重立刻加强与秀吉的关系，希望藉以铲除北条，但同年，伊达政宗大举侵袭芦名，爆发漥田之战及著名的折上原之战，最终芦名家以灭亡告终，佐竹也因此与伊达直接对峙；开始“北拒伊达，南抗北条”的局面。刚巧，秀吉正准备出战北条及奥州，三国争霸战也因此得到缓和，义重藉此加快向北关东扩张的步伐。庆长五年（1600），家康展开上杉讨伐战的同时，三成悄然卮兵于畿内，一向与三成亲交的义宣，为从入东军或西军的问题与佐竹家内的众臣及义重激辩，当中义重等指出不应因对三成之私交而起私愤，但义宣叱责道：“治部（三成）绝无私心，全为公职矣！ 然众国君之怒，岂非私愤乎？”不过，义宣也明白家康的力量，故得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最后义宣选择了三成。纵然加入西军的决定，换取了三成的信赖，而家康也因此赞赏义宣为“律义者”（即忠厚老实的人），但义重等谱代大臣及老臣都对三成不信任，加上东军多次邀请佐竹入从，更令家中分歧加剧。最终，即使三成多次催促，但在义重等的压力及阻挠下，义宣未有出兵。
关原之战由东军胜利而结束，由于义宣曾公开声称加入西军，故在战后遭到家康的责问，佐竹家面对可能遭改易的命运的同时，义重到江户向家康请罪及求情，由于考虑到佐竹的强大军事力量，最终家康被说服，把佐竹减封到出羽秋田二十万五千石，佐竹家又一次在义重的努力下免受灾厄。
危机平息后，义重不再过问政事，专心养老，但义宣也不时向义重请教。麎长十九年（1614）四月，义重因在狩猎途中中暑而坠马，十九日，这个叱咤于北关东及常陆的“关东之鬼”终于结束了鬼谋的一生，终年六十六岁。
佐竹义重是一代名将，作战时身先士卒，曾经有一次北条大军入侵，当义重领兵对抗时，义重指出：“敌军远来疲乏，要是我军听从军令，焉能不胜？”之后，义重立刻策骑冲入敌阵，使士气为此大振，最终击溃北条，后来义重因此被称为“坂东太郎”。加上义重着重军纪及士兵服从性，故佐竹军队作战果敢勇猛，莫之能御，义重也从此得到“鬼义重”之名，名振关东、常陆一带。
有鉴于佐竹氏于鎌仓、室町时代的宗族之乱，义重承袭父亲义昭的政策，与周围的大名广结姻亲，不但可增加统治范围，也是作为一种保护的政策。同时义重也与佐竹南、北、东三分家的关系渐次拉近，作为屏障之用，义重也常对众子教诲道：“万事以保护佐竹为要”。双管齐下之下，常陆外围，全是亲佐竹的大名保护网，可见义重的外交之高明。难怪有人说如说东北之雄，伊达外，唯佐竹矣。
幼年的义重，已是深具武勇之才，为重臣们所期望。永禄五年（1562），由于父亲佐竹义昭体弱多病，故于三十二岁盛年时早早让位予十六岁的义重；三年后病死，从此佐竹家走向最盛期。继承家督同年，义重迎来初阵，与相马盛胤对战于瓮之原，义重于此战中大获全胜，并连取七敌将之首级，威振常陆。
当时的佐竹氏属于关八州之内的诸大名之一，自从河越夜战（天文十五年，1546）后，后北条氏确立关东霸权，关八州内的诸大名无不敬畏，唯佐竹家为首的小部势力依然力拒。义重遵循其父的“亲上杉、结宇都宫”的外交方针对抗后北条及上总的里见氏。义重开始外交、军事手段于常陆扩大势力。同年，太田资正等反北条派向义重寻求庇护，义重借机收为家臣，占领岩槻、片野及柿冈三城。永禄十年至天正三年（1569-1575）其间，义重利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扩张，同时于天正二年（1574）会见上杉谦信，并得到谦信赠送名太刀“备前三郎国宗”，以表达对义重的赏识，更道：“此太刀作为在下武略之传承，阁下隐居后，可后传子孙。”，尽管后来上杉家与北条结成越相同盟，义重对上杉极度不满，但后来义重传刀予长男义宣时，强调“刀之魂不可失”，仍可证明义重对谦信的敬重。（出自越佐史料）与谦信亲密的同时，义重留意到正在布武天下的织田信长，并向信长表达支持拥立足利义昭的立场，天正四年（1576），义重在信长上洛成功后，受封从五位下常陆介；从此，义重借助织田势力进一步牵制北条氏政，以换取时间扩展势力。
天正十四年（1586），义重让出家督位予嫡男义宣，虽退居二线，但仍握有重权。天正十五年（1587），由于芦名家无嗣，义重成功把次男义广过继芦名家，间接成为一体，成为关东一带的强大势力。天正十六年（1588），秀吉成为天下人，发布“关东奥两国惣无事令”，熟知天下大势的义重立刻加强与秀吉的关系，希望藉以铲除北条，但同年，伊达政宗大举侵袭芦名，爆发漥田之战及著名的折上原之战，最终芦名家以灭亡告终，佐竹也因此与伊达直接对峙；开始“北拒伊达，南抗北条”的局面。刚巧，秀吉正准备出战北条及奥州，三国争霸战也因此得到缓和，义重藉此加快向北关东扩张的步伐。庆长五年（1600），家康展开上杉讨伐战的同时，三成悄然卮兵于畿内，一向与三成亲交的义宣，为从入东军或西军的问题与佐竹家内的众臣及义重激辩，当中义重等指出不应因对三成之私交而起私愤，但义宣叱责道：“治部（三成）绝无私心，全为公职矣！ 然众国君之怒，岂非私愤乎？”不过，义宣也明白家康的力量，故得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最后义宣选择了三成。纵然加入西军的决定，换取了三成的信赖，而家康也因此赞赏义宣为“律义者”（即忠厚老实的人），但义重等谱代大臣及老臣都对三成不信任，加上东军多次邀请佐竹入从，更令家中分歧加剧。最终，即使三成多次催促，但在义重等的压力及阻挠下，义宣未有出兵。
关原之战由东军胜利而结束，由于义宣曾公开声称加入西军，故在战后遭到家康的责问，佐竹家面对可能遭改易的命运的同时，义重到江户向家康请罪及求情，由于考虑到佐竹的强大军事力量，最终家康被说服，把佐竹减封到出羽秋田二十万五千石，佐竹家又一次在义重的努力下免受灾厄。
危机平息后，义重不再过问政事，专心养老，但义宣也不时向义重请教。麎长十九年（1614）四月，义重因在狩猎途中中暑而坠马，十九日，这个叱咤于北关东及常陆的“关东之鬼”终于结束了鬼谋的一生，终年六十六岁。
佐竹义重是一代名将，作战时身先士卒，曾经有一次北条大军入侵，当义重领兵对抗时，义重指出：“敌军远来疲乏，要是我军听从军令，焉能不胜？”之后，义重立刻策骑冲入敌阵，使士气为此大振，最终击溃北条，后来义重因此被称为“坂东太郎”。加上义重着重军纪及士兵服从性，故佐竹军队作战果敢勇猛，莫之能御，义重也从此得到“鬼义重”之名，名振关东、常陆一带。
有鉴于佐竹氏于鎌仓、室町时代的宗族之乱，义重承袭父亲义昭的政策，与周围的大名广结姻亲，不但可增加统治范围，也是作为一种保护的政策。同时义重也与佐竹南、北、东三分家的关系渐次拉近，作为屏障之用，义重也常对众子教诲道：“万事以保护佐竹为要”。双管齐下之下，常陆外围，全是亲佐竹的大名保护网，可见义重的外交之高明。难怪有人说如说东北之雄，伊达外，唯佐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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