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全面放开人口生育能解决人口负增长吗?】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也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近日发布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
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
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
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
宋丽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
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
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
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宋丽敏：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
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
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
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
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
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
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
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岁的突破与机构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
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
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来源：央视新闻
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
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
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
宋丽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
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
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
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宋丽敏：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
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
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
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
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
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
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
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岁的突破与机构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
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
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来源：央视新闻
细算起来，在2020年里，黄晓明在荧幕上的曝光率算是很高的了，和之前的那些日子，进入了2020年后，黄晓明表现出了无比高的工作积极性。
其中最受关注度的就是两大综艺，一个是红遍夏天的《乘风破浪的姐姐》黄晓明身为主持人陪伴众女星走完全程；另一部就是以他为中心的《中餐厅》。
在《中餐厅》里黄晓明十分拼命，无论是各种脏活累活抢着干还是脱妆都无暇照顾的他，和之前只顾形象的黄晓明判若两人。
虽然在2020年黄晓明可以说风头正劲，但是贵为金鸡最佳男主的他，却向在场的导演求起了工作机会，可以说用卑微来形容，那么这么多年来，黄晓明是如何从片约不断，到如今四处求工作机会呢，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黄晓明曾在节目中透露，曾经很多导演都是主动找自己合作，但是这几年即便是自己主动去求工作，他们也只是面子上说好，事情过后就没有下文了，一度让黄晓明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过气了。
其实黄晓明拒绝过得作品真的太多了，而且每部都堪称神作，比如正午阳光的《琅琊榜》，黄晓明以宫斗剧为由拒绝，结果胡歌出演后赢得事业的第二春，当然还有《红海行动》，当初最早黄晓明也是最早受到邀约的，可惜他依旧婉拒了。
反观他接拍的那些影视剧却难尽如人意，比如《白发魔女传》《锦绣缘》《上古情缘》等等，在这些影视剧中黄晓明失去了刚出道时候拍摄《大汉天子》的灵气，反而以邪魅油腻著称，而他的这番操作劝退了很多的粉丝。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黄晓明也领悟到演员最终靠的还是演技与作品，明白了这点，黄晓明也确实拿出了几部好的作品，比如《琅琊榜风起长林》《无问西东》《你迟到的许多年》等等，让观众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演技在线的黄晓明。
黄晓明用2020年一整年的状态，告诉大众，如果他想要成为好演员，他还是可以做到的，只需要放弃纷纷扰扰的花边新闻，专注内容，他依旧是金鸡奖最有利的竞争者。
不仅工作积极，黄晓明还是导演眼中最敬业的演员
年初的时候，黄晓明和尹正的新剧《鬓边不是海棠红》上线，除了对尹正的认可之外，观众发现黄晓明在剧中的表现以及不在是从前那样死板和僵硬。
要知道，黄晓明在之前的作品一直被诟病演技不够。
导演陈可辛当年还在为电影《中国合伙人》筹拍时，就因为黄晓明长得太帅了而对他不满意，认为他不能胜任剧中成东青这个角色。
可是黄晓明并不想放弃，他亲自去造访了陈可辛，还十分谦逊地和导演聊起自己小时候读书的经历，说自己读书期间因为太笨了，时常被人嘲笑，被人瞧不起。
久而久之自己心里就有了一种自卑感。
陈可辛听了反驳说，“我记得你出身很好，又不是农家子弟，不可能会像成东青这个角色”。
说白了，就是怕黄晓明演惯了霸道总裁，在他的电影里耍帅。
黄晓明顿时急了，“导演你相信我，我真的是”。
事先熟读剧本，黄晓明的出演让陈可辛眼前一亮
看黄晓明一副“你不让我演，我就待在你家里不走了”的架势，陈可辛也没办法，就妥协说：“那好吧，你做一个造型，来试一下这个戏”。
看陈可辛松口，黄晓明高兴得又蹦又跳，马上就去做了个超级土造型，第二天他在陈可辛面前一亮相，陈可辛便相信了他也是能演好“土鳖”的。
因为太“土”，在片场陈可辛有时候甚至没意识到他就是黄晓明。
有一回，陈可辛在用监视器看回放，黄晓明就站在他旁边，他以为黄晓明是群众演员，内心一直在嘀咕着：“这个群众演员怎么回事，怎么站我旁边不走的？”
然后他一回头，发现这位“不识相”的“群众演员”是黄晓明。
黄晓明在《中国合伙人》里的表现确实不错，他也演得很投入，片中那场“三个兄弟”打成一团的婚礼戏，黄晓明一个人在那哭得撕心裂肺，哪怕陈可辛喊停了，他也停不下来。
陈可辛后来拍着他的背想安抚他，但沉浸在自己状态中的黄晓明，挥开陈可辛的手就说：“讨厌，别管我”。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结果那年，黄晓明也凭借这部十分励志的电影，一同跟随着主演《一九四二》的前辈张国立携手登台，一起拿下了该届金鸡影帝。
第一次被专业电影奖项认可的黄晓明，回家抱着奖杯睡了一晚上，在颁奖台上他高兴说到：“今天的成功是玩命换来的！”
7年过去，黄晓明凭借《烈火英雄》里的江立伟，再次染指金鸡影帝的黄晓明这次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换成了“导演们，用我吧”
这七年间，他演过《风起长林》《无问西东》这些还不错的片子，因为发挥不稳定，导致观众不信他能演好戏，导演也不太敢用他。
状态和人气的下滑让自己陷入事业低谷
有观众发现，自从今年年初开始，黄晓明和妻子杨颖的互动似乎出现了断崖式的停止，众所周知，今年杨颖离开了自己的多年的老东家，这好像就是在告诉观众自己要和黄晓明一刀两断。
而到了各种节目和综艺中，虽然黄晓明口口声声表示对妻子的爱，但始终得不到呼应，更像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
另一方面，当初黄晓明为了迎娶这位美女过门可谓是不惜重金，似乎这一下就把自己的家底掏空了，而为了挣钱，黄晓明就开始“勤快”起来。
从什么戏都接直到把自己积攒多年的观众缘都消耗完了，黄晓明的人气也日况愈下，如今的黄晓明真的是让导演们爱莫能助。
不管怎样，黄晓明现在面临不仅仅是事业上的瓶颈，更需要把自己的生活和状态早日扭转到正常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只要稍加努力还不怕没有翻身之日吗。
其中最受关注度的就是两大综艺，一个是红遍夏天的《乘风破浪的姐姐》黄晓明身为主持人陪伴众女星走完全程；另一部就是以他为中心的《中餐厅》。
在《中餐厅》里黄晓明十分拼命，无论是各种脏活累活抢着干还是脱妆都无暇照顾的他，和之前只顾形象的黄晓明判若两人。
虽然在2020年黄晓明可以说风头正劲，但是贵为金鸡最佳男主的他，却向在场的导演求起了工作机会，可以说用卑微来形容，那么这么多年来，黄晓明是如何从片约不断，到如今四处求工作机会呢，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黄晓明曾在节目中透露，曾经很多导演都是主动找自己合作，但是这几年即便是自己主动去求工作，他们也只是面子上说好，事情过后就没有下文了，一度让黄晓明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过气了。
其实黄晓明拒绝过得作品真的太多了，而且每部都堪称神作，比如正午阳光的《琅琊榜》，黄晓明以宫斗剧为由拒绝，结果胡歌出演后赢得事业的第二春，当然还有《红海行动》，当初最早黄晓明也是最早受到邀约的，可惜他依旧婉拒了。
反观他接拍的那些影视剧却难尽如人意，比如《白发魔女传》《锦绣缘》《上古情缘》等等，在这些影视剧中黄晓明失去了刚出道时候拍摄《大汉天子》的灵气，反而以邪魅油腻著称，而他的这番操作劝退了很多的粉丝。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黄晓明也领悟到演员最终靠的还是演技与作品，明白了这点，黄晓明也确实拿出了几部好的作品，比如《琅琊榜风起长林》《无问西东》《你迟到的许多年》等等，让观众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演技在线的黄晓明。
黄晓明用2020年一整年的状态，告诉大众，如果他想要成为好演员，他还是可以做到的，只需要放弃纷纷扰扰的花边新闻，专注内容，他依旧是金鸡奖最有利的竞争者。
不仅工作积极，黄晓明还是导演眼中最敬业的演员
年初的时候，黄晓明和尹正的新剧《鬓边不是海棠红》上线，除了对尹正的认可之外，观众发现黄晓明在剧中的表现以及不在是从前那样死板和僵硬。
要知道，黄晓明在之前的作品一直被诟病演技不够。
导演陈可辛当年还在为电影《中国合伙人》筹拍时，就因为黄晓明长得太帅了而对他不满意，认为他不能胜任剧中成东青这个角色。
可是黄晓明并不想放弃，他亲自去造访了陈可辛，还十分谦逊地和导演聊起自己小时候读书的经历，说自己读书期间因为太笨了，时常被人嘲笑，被人瞧不起。
久而久之自己心里就有了一种自卑感。
陈可辛听了反驳说，“我记得你出身很好，又不是农家子弟，不可能会像成东青这个角色”。
说白了，就是怕黄晓明演惯了霸道总裁，在他的电影里耍帅。
黄晓明顿时急了，“导演你相信我，我真的是”。
事先熟读剧本，黄晓明的出演让陈可辛眼前一亮
看黄晓明一副“你不让我演，我就待在你家里不走了”的架势，陈可辛也没办法，就妥协说：“那好吧，你做一个造型，来试一下这个戏”。
看陈可辛松口，黄晓明高兴得又蹦又跳，马上就去做了个超级土造型，第二天他在陈可辛面前一亮相，陈可辛便相信了他也是能演好“土鳖”的。
因为太“土”，在片场陈可辛有时候甚至没意识到他就是黄晓明。
有一回，陈可辛在用监视器看回放，黄晓明就站在他旁边，他以为黄晓明是群众演员，内心一直在嘀咕着：“这个群众演员怎么回事，怎么站我旁边不走的？”
然后他一回头，发现这位“不识相”的“群众演员”是黄晓明。
黄晓明在《中国合伙人》里的表现确实不错，他也演得很投入，片中那场“三个兄弟”打成一团的婚礼戏，黄晓明一个人在那哭得撕心裂肺，哪怕陈可辛喊停了，他也停不下来。
陈可辛后来拍着他的背想安抚他，但沉浸在自己状态中的黄晓明，挥开陈可辛的手就说：“讨厌，别管我”。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结果那年，黄晓明也凭借这部十分励志的电影，一同跟随着主演《一九四二》的前辈张国立携手登台，一起拿下了该届金鸡影帝。
第一次被专业电影奖项认可的黄晓明，回家抱着奖杯睡了一晚上，在颁奖台上他高兴说到：“今天的成功是玩命换来的！”
7年过去，黄晓明凭借《烈火英雄》里的江立伟，再次染指金鸡影帝的黄晓明这次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换成了“导演们，用我吧”
这七年间，他演过《风起长林》《无问西东》这些还不错的片子，因为发挥不稳定，导致观众不信他能演好戏，导演也不太敢用他。
状态和人气的下滑让自己陷入事业低谷
有观众发现，自从今年年初开始，黄晓明和妻子杨颖的互动似乎出现了断崖式的停止，众所周知，今年杨颖离开了自己的多年的老东家，这好像就是在告诉观众自己要和黄晓明一刀两断。
而到了各种节目和综艺中，虽然黄晓明口口声声表示对妻子的爱，但始终得不到呼应，更像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
另一方面，当初黄晓明为了迎娶这位美女过门可谓是不惜重金，似乎这一下就把自己的家底掏空了，而为了挣钱，黄晓明就开始“勤快”起来。
从什么戏都接直到把自己积攒多年的观众缘都消耗完了，黄晓明的人气也日况愈下，如今的黄晓明真的是让导演们爱莫能助。
不管怎样，黄晓明现在面临不仅仅是事业上的瓶颈，更需要把自己的生活和状态早日扭转到正常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只要稍加努力还不怕没有翻身之日吗。
#简阳播报# #连线成都# 【全球竞争格局下的“城市之问”】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将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城市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战场，国家的竞争力也愈发取决于城市的竞争力。而在经历“十三五”时期的快速崛起之后，中国城市开始走向前列，影响竞争的方向和态势。
近期，各地密集步入“两会时间”，陆续公布“十四五”规划。1月27日，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获批通过，“五个人人”写入2035年展望中；而在日前召开的成都市“两会”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请审议。
一东一西两座城市，均围绕“人”下功夫，并非巧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关注，城市的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
当“人”成为新时代发展的落脚点，谁能下好“人”这盘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世界城市竞争中拔得头筹。
在此情形下，将目光投向“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别有深意。对于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期的成都而言，这是进入新阶段面对新需求的率先探索；更重要的是，透过成都的新实践，更能看到中国城市面对全新时代之问的解题思路。
1、什么是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十四五”开始，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主题，幸福美好生活是主线。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覆盖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通勤效率、营商环境等市民和企业最关心的十大领域，是成都“十四五”的重点和亮点，也是成都通往“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实现路径。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
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
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
生态惠民示范工程
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
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早前表示，“十大工程”是在前期“开门问策”广泛问计于民的基础上形成的，过去的五年规划并无类似专门安排。
今年1月，成都已就《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作为“十四五”开局的“一号文件”，它关系着成都的城市功能能否顺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2、为什么要提出“十大工程”？
没有人能否认成都的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这座西部城市以年均7.1%的增速做大经济规模，以年均超过40万人的流入量集聚人口，不仅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更立下冲刺世界城市的壮志雄心，成为后发赶超的新兴城市代表。
但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的初衷是，通过解决普通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新阶段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改革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共享红利、增强认同，背后既是营城理念和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也是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承诺的具体体现。对今天的成都而言，更广泛的认同，意味着向上生长更强劲的支撑。
3、为什么它不只是民生工程？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许多改善民生的具体举措，涉及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等，但从根本上讲，它并不只是一个“民生工程”。
以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为例，它被放在“十大工程”之首，凸显重要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成都之所急。
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城市第7位，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靠后，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无论是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还是助力扩内需，居民“钱袋子”厚度有待增加。
同时，成都人均GDP已迈过10万元大关——“城市富裕度”站上新起点，继续领跑西部，其意义不亚于“十二五”时期GDP总量突破万亿。但必须看到的是，这样的“人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和部分中部城市仍有不小差距。
如何提升居民收入？成都把目光对准“产业结构”，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岗位，同时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提升就业层次和竞争力。
事实上，成都此举颇有摆脱“西部宿命”之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但由此也造成了西部城市一直以来处在产业链、价值链底端的境况。
“不能永远落后”，带着这样的认识，成都2017年组建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四年来大力推动新经济发展，就是希望重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破传统产业“约等于”较低收入的局面。如此，换个角度看，“十大工程”也将为成都新时期产业培育带来新机会。
4、它如何帮助成都构筑新的比较优势？
《全球城市史》作者乔尔·科特金曾说：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聚集。
在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今天，更是如此。
从李冰父子引岷江之水浇灌成都平原，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开始，这座内陆城市便有了“宜居”属性，“休闲之都”声名在外。
作为西南生活中心和西部消费中心，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加持”之下，不断提升宜居品质，巩固着“生活城市”的比较优势。
视效公司MORE VFX合伙人、《流浪地球》制作总监刘姗姗形容，“吃的太多、绿道太长、公园太美以及住得太舒服”是一种成都式“凡尔赛”。对年轻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不用让安家置业成为一种奢望”，直击要害。
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意味着成都对“生活城市”特质进一步加码，是拉长“长板”的重要策略。
比如“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目的就是聚焦衣食住行，完善供给体系、稳定价格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房价收入比保持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较低水平，打造“中国最具生活成本竞争力” 的超大城市。
5、它如何释放城市活力？
城市发展愈加离不开创新，纵观全球，新一代创新聚集地正从城市郊区回归城市中心城区配套服务与生活环境更优的“硅巷”。面临新一轮创新“抢位战”，“生活城市”特质将有利于成都创造价值、挖掘自身创新能力。
从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年轻人”的重视。
比如，专门提出“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干事创业。又如，“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的第一要务，就是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
“敞开城市胸怀”的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为年轻人实现人生价值减少“后顾之忧”。
据统计，“人才新政”实施以来，成都已吸引超过 41 万青年人才落户，第三方报告评价其为“最受年轻人喜欢”和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新一线城市。预测显示，年轻人还将继续流入，相较于其他同等体量世界城市面临的“人口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优势。
应该说，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做强“生活城市”特色，既是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更将通过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城市活力。
6、它如何重塑“城市”与“人”的关系？
一座城市的兴衰，总是不断上演留住人、吸引人、激励人、服务人的故事。吸引什么样的人、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建设，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社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构。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以市场化逻辑推动共建共享为最根本支撑，特别是打造各类场景，展示了未来城市塑造“人”“城”关系的具体路径。
成都“场景营城”已推进多年。“场景”理论提出者丹尼尔·西尔曾指出，场景强调的正是城市的各项功能在空间和个体生命互相交叠中的重新定位。新场景的构建，不仅将提升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更能激发其在城市中的创造力。
“十大工程”实质上能带来消费升级的新场景。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学、通勤生活、智慧化个性生活等具体场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成都还将定期发布幸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机会清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十大工程”投建管运。通过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运用商业化逻辑，调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特别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场景的构建更有可能实现本地消费的“进口替代”，原来对国际商品的消费潜力有望在本地化场景中释放，既满足了品质消费需求，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7、它能否引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万亿级”城市迎来最大规模“扩容潮”，参与世界竞争的中国城市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城市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整体上看，“十四五”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水岭。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城市通过拓展范围、吸纳人口、提升经济，不断在“造城”上下功夫，搭起“四梁八柱”。随着“人本城市”回归，城市更应将注意力放在“营城”上，围绕“人”的需求注入内涵。
我们欣喜地发现，站在“十四五”开局，先行者已有了更为具体的探索：上海提出“五个人人”，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建设工程，为“人民城市”构建完整理论和实践框架；成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从市民和企业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着手，系统谋划、系统推进，确保每一项举措、指标均能落地可行。
未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应当处处体现“城市的核心是人”，还应在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新向往新期待的基础上，探索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发展模式”。
8、它如何助推成都参与国际竞争？
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为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特殊时期下，联合国人居署在《新城市议程》中提出的“更加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城市”目标，愈加成为衡量世界城市的重要依据——韧性和包容，不仅是城市必须补齐的短板，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放眼全球，先发城市早已有所布局。新加坡提出建设全龄友好的社区、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北京成为首个将“韧性城市”写入城市总规的中国城市。
而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既提出建设国际韧性城市典范，同时亦将建设全龄友好的城市环境。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涵盖“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将成都此前的相关筹谋一并写进“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尚无成熟经验的发展领域，成都有望率先取得突破。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成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去年最新一期GaWC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排名再上升12位，被称为“10年内全球增长最快城市”。受到越来越多全球关注的成都，也理应拿出进一步增强国际化水平、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姿态与动作。
9、它如何帮助成都走向“超大城市”？
根据住建部近期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成都城区常住人口达816.97万人，愈加靠近超大城市的1000万人门槛。若比较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成都就已超过天津，并维持全国第四人口大市至今。
人们用脚投票、加速涌入成都，一方面证明了成都的吸引力，但同时，大城市可能面临的“城市病”，对于处于“超大城市”门口的成都亦是隐忧——城市的治理难度将越来越大，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关系。
此前，成都提出以TOD规划城市的方式，利用轨道交通优化老城、营建新城；最近，成都频频提及EOD，以期“用生活城市的品质留住人，用公园城市的影响吸引人，用天府文化的魅力激励人”。在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一系列新的理念被具化为“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等行动中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新探索，既是对未来理想城市的设计创造可能，也是对成都等超、特大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
10、如何保障落实效果？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项全新探索。“新”既意味着成都有在细分赛道上领先的机遇，同时也说明无先例可循、无标准参照，更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广泛参与，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因此，此次成都“两会”上专门提请代表委员审议和讨论。
与此同时，构建一套可量化、可感知、可分析、可考核的考核体系也势在必行，成都此前在征求意见稿中已提出，将把相关内容纳入目标绩效管理，以确保政策的落实落地。
当然，“人”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将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在保证政策定力同时，也应持续保持对规律的关注和把握。
按照成都的说法，将通过联合全球智库、招募独立观察员，持续展开跟踪研究，让“十大工程”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也更加可持续。（成都发布）
近期，各地密集步入“两会时间”，陆续公布“十四五”规划。1月27日，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获批通过，“五个人人”写入2035年展望中；而在日前召开的成都市“两会”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请审议。
一东一西两座城市，均围绕“人”下功夫，并非巧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关注，城市的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
当“人”成为新时代发展的落脚点，谁能下好“人”这盘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世界城市竞争中拔得头筹。
在此情形下，将目光投向“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别有深意。对于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期的成都而言，这是进入新阶段面对新需求的率先探索；更重要的是，透过成都的新实践，更能看到中国城市面对全新时代之问的解题思路。
1、什么是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十四五”开始，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主题，幸福美好生活是主线。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覆盖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通勤效率、营商环境等市民和企业最关心的十大领域，是成都“十四五”的重点和亮点，也是成都通往“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实现路径。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
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
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
生态惠民示范工程
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
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早前表示，“十大工程”是在前期“开门问策”广泛问计于民的基础上形成的，过去的五年规划并无类似专门安排。
今年1月，成都已就《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作为“十四五”开局的“一号文件”，它关系着成都的城市功能能否顺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2、为什么要提出“十大工程”？
没有人能否认成都的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这座西部城市以年均7.1%的增速做大经济规模，以年均超过40万人的流入量集聚人口，不仅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更立下冲刺世界城市的壮志雄心，成为后发赶超的新兴城市代表。
但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的初衷是，通过解决普通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新阶段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改革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共享红利、增强认同，背后既是营城理念和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也是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承诺的具体体现。对今天的成都而言，更广泛的认同，意味着向上生长更强劲的支撑。
3、为什么它不只是民生工程？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许多改善民生的具体举措，涉及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等，但从根本上讲，它并不只是一个“民生工程”。
以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为例，它被放在“十大工程”之首，凸显重要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成都之所急。
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城市第7位，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靠后，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无论是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还是助力扩内需，居民“钱袋子”厚度有待增加。
同时，成都人均GDP已迈过10万元大关——“城市富裕度”站上新起点，继续领跑西部，其意义不亚于“十二五”时期GDP总量突破万亿。但必须看到的是，这样的“人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和部分中部城市仍有不小差距。
如何提升居民收入？成都把目光对准“产业结构”，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岗位，同时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提升就业层次和竞争力。
事实上，成都此举颇有摆脱“西部宿命”之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但由此也造成了西部城市一直以来处在产业链、价值链底端的境况。
“不能永远落后”，带着这样的认识，成都2017年组建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四年来大力推动新经济发展，就是希望重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破传统产业“约等于”较低收入的局面。如此，换个角度看，“十大工程”也将为成都新时期产业培育带来新机会。
4、它如何帮助成都构筑新的比较优势？
《全球城市史》作者乔尔·科特金曾说：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聚集。
在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今天，更是如此。
从李冰父子引岷江之水浇灌成都平原，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开始，这座内陆城市便有了“宜居”属性，“休闲之都”声名在外。
作为西南生活中心和西部消费中心，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加持”之下，不断提升宜居品质，巩固着“生活城市”的比较优势。
视效公司MORE VFX合伙人、《流浪地球》制作总监刘姗姗形容，“吃的太多、绿道太长、公园太美以及住得太舒服”是一种成都式“凡尔赛”。对年轻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不用让安家置业成为一种奢望”，直击要害。
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意味着成都对“生活城市”特质进一步加码，是拉长“长板”的重要策略。
比如“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目的就是聚焦衣食住行，完善供给体系、稳定价格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房价收入比保持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较低水平，打造“中国最具生活成本竞争力” 的超大城市。
5、它如何释放城市活力？
城市发展愈加离不开创新，纵观全球，新一代创新聚集地正从城市郊区回归城市中心城区配套服务与生活环境更优的“硅巷”。面临新一轮创新“抢位战”，“生活城市”特质将有利于成都创造价值、挖掘自身创新能力。
从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年轻人”的重视。
比如，专门提出“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干事创业。又如，“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的第一要务，就是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
“敞开城市胸怀”的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为年轻人实现人生价值减少“后顾之忧”。
据统计，“人才新政”实施以来，成都已吸引超过 41 万青年人才落户，第三方报告评价其为“最受年轻人喜欢”和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新一线城市。预测显示，年轻人还将继续流入，相较于其他同等体量世界城市面临的“人口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优势。
应该说，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做强“生活城市”特色，既是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更将通过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城市活力。
6、它如何重塑“城市”与“人”的关系？
一座城市的兴衰，总是不断上演留住人、吸引人、激励人、服务人的故事。吸引什么样的人、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建设，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社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构。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以市场化逻辑推动共建共享为最根本支撑，特别是打造各类场景，展示了未来城市塑造“人”“城”关系的具体路径。
成都“场景营城”已推进多年。“场景”理论提出者丹尼尔·西尔曾指出，场景强调的正是城市的各项功能在空间和个体生命互相交叠中的重新定位。新场景的构建，不仅将提升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更能激发其在城市中的创造力。
“十大工程”实质上能带来消费升级的新场景。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学、通勤生活、智慧化个性生活等具体场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成都还将定期发布幸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机会清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十大工程”投建管运。通过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运用商业化逻辑，调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特别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场景的构建更有可能实现本地消费的“进口替代”，原来对国际商品的消费潜力有望在本地化场景中释放，既满足了品质消费需求，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7、它能否引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万亿级”城市迎来最大规模“扩容潮”，参与世界竞争的中国城市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城市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整体上看，“十四五”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水岭。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城市通过拓展范围、吸纳人口、提升经济，不断在“造城”上下功夫，搭起“四梁八柱”。随着“人本城市”回归，城市更应将注意力放在“营城”上，围绕“人”的需求注入内涵。
我们欣喜地发现，站在“十四五”开局，先行者已有了更为具体的探索：上海提出“五个人人”，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建设工程，为“人民城市”构建完整理论和实践框架；成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从市民和企业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着手，系统谋划、系统推进，确保每一项举措、指标均能落地可行。
未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应当处处体现“城市的核心是人”，还应在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新向往新期待的基础上，探索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发展模式”。
8、它如何助推成都参与国际竞争？
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为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特殊时期下，联合国人居署在《新城市议程》中提出的“更加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城市”目标，愈加成为衡量世界城市的重要依据——韧性和包容，不仅是城市必须补齐的短板，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放眼全球，先发城市早已有所布局。新加坡提出建设全龄友好的社区、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北京成为首个将“韧性城市”写入城市总规的中国城市。
而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既提出建设国际韧性城市典范，同时亦将建设全龄友好的城市环境。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涵盖“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将成都此前的相关筹谋一并写进“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尚无成熟经验的发展领域，成都有望率先取得突破。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成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去年最新一期GaWC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排名再上升12位，被称为“10年内全球增长最快城市”。受到越来越多全球关注的成都，也理应拿出进一步增强国际化水平、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姿态与动作。
9、它如何帮助成都走向“超大城市”？
根据住建部近期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成都城区常住人口达816.97万人，愈加靠近超大城市的1000万人门槛。若比较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成都就已超过天津，并维持全国第四人口大市至今。
人们用脚投票、加速涌入成都，一方面证明了成都的吸引力，但同时，大城市可能面临的“城市病”，对于处于“超大城市”门口的成都亦是隐忧——城市的治理难度将越来越大，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关系。
此前，成都提出以TOD规划城市的方式，利用轨道交通优化老城、营建新城；最近，成都频频提及EOD，以期“用生活城市的品质留住人，用公园城市的影响吸引人，用天府文化的魅力激励人”。在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一系列新的理念被具化为“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等行动中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新探索，既是对未来理想城市的设计创造可能，也是对成都等超、特大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
10、如何保障落实效果？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项全新探索。“新”既意味着成都有在细分赛道上领先的机遇，同时也说明无先例可循、无标准参照，更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广泛参与，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因此，此次成都“两会”上专门提请代表委员审议和讨论。
与此同时，构建一套可量化、可感知、可分析、可考核的考核体系也势在必行，成都此前在征求意见稿中已提出，将把相关内容纳入目标绩效管理，以确保政策的落实落地。
当然，“人”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将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在保证政策定力同时，也应持续保持对规律的关注和把握。
按照成都的说法，将通过联合全球智库、招募独立观察员，持续展开跟踪研究，让“十大工程”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也更加可持续。（成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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