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波音送上被告席

从美国法庭回来后，花甲之年的文万成想要好好学英语，从零开始。

他刚参加完针对MH370制造商波音公司的诉讼——一个当地时间2017年12月19日在哥伦比亚地区法院召开的听证会。全程英文对答的美国法庭让文万成骤感无力。12月22日下午，一身黑衣、神情疲倦的文万成，在从机场回来的地铁上，对我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这是一场微妙且注定漫长的起诉，它尚未进入质证环节，只是围绕马航失踪诉讼战中的一环。

路很长，希望也微茫。文万成等家属的委托律师张起淮向记者介绍，家属的索赔诉求，关键在于“飞机失事的直接和近似结果，是由一个或多个有缺陷和不合理的危险情况，以及波音的侵权行为和不作为造成的”。依据是，迄今没有找到失事现场，似乎表明——波音飞机的水下定位配备是“无效的”。

马航MH370失联航班部分乘客照片

这是中国家属第一次站在原告席上对波音公司进行民事索赔，而波音实质上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若追循前例，这仍将是一场至今看不到未来的官司——保守估计有七八年的诉讼拉锯。首例发生在2016年美国家属针对波音的诉讼，论据相似，却至今毫无进展。

与波音一起被送上被告席的，还有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罗尔斯－罗伊斯有限公司和安联保险集团。针对他们的民事索赔，2017年11月21日，在北京的一次庭前会议上被讨论。会上情形，按张起淮的说法——仍在“互相推诿、推卸责任”。“失望”成了原告家属的一致感受，有人已经患上抑郁症。

“我们都感觉很愤怒。”49人中首位起诉家属李秀芝对我说。这一次她因为签证问题未能赴美，但李秀芝坚决地“要为孩子讨公道”，丈夫去世早，上半辈子，她拼尽全力供女儿去英国留学，下半辈子，本该女儿奉养她，可那天刚满27岁的女儿登上了MH370航班，她至今仍在为女儿充手机话费。

疲累的起诉，无期徒刑般的等待，组成了239名失踪乘客家属三年零九个月的生活。然而，从文万成这个连手势都充满力量的老人身上，似乎没有一丝斗志被时间磨损。“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一个说法，我不能告了，孙子来告，孙子的下一代，也要告，我们要一代一代人告下去。”文万成平静地说。

从那一刻改变的生活

文万成几乎每个月都来北京。从海关出口到地铁机场线的微妙路线，他已轻车熟路。开始艰难熟悉的，还有飞机构造、地理、法律、计算机等知识。这些努力和以此获得的掌控感让他心安。“什么也瞒不过姓文的。”他曾对记者这样说。

退休前，文万成是一名特务兵，参与过情报工作。在“找出真相”的毕生使命面前，他重操旧业，孜孜以求。另一位马航失联乘客家属姜辉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文大爷有一次和一名家属聊天，说出一句话仿佛是宽慰：“你的儿子（即使不回来了）也是烈士。”家属敷衍回答说是，文大爷据此判定这个儿子来自政府某部门，当场对家属宣布了这一“发现”，依据是——普通人不可能认证成为烈士。这是否经得起推敲？在推动生活一天一天向前的努力面前，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

文万成对我说，前两年他从一个又一个“可能知道点什么的人”——官员、记者，甚至保安那里套话，一粒又一粒沙子积起来，坚硬的事实和柔软的希冀，支撑起属于他自己的强大逻辑：儿子一定还活着。其中，某些“独家信息”让文万成成了部分家属眼中的“能人”，比如，在所有家属之前拿到了登机录像，以及早期和解家属的名单——一份连律师也拿不到的名单。

把沉甸甸的箱子拽上地铁安检传送带的时候，文万成弯下腰，动作有些缓慢，黑白交织的头发泛出汗水的亮光。似乎只在这一刻，这个像石头一样倔强的老人才显露出一点吃力。这些东西太沉了。

一大箱子几千页的诉讼材料，还有电脑里这些年积累下来的超过2000G的资料；在美国心事重重却必须惦记买礼物“讨好”儿媳妇的沉重，以及“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条朴素逻辑的压迫。飞机杳无音讯，没有一片已发现的残骸可以被精确“认证”，这意味着希望与绝望在无限漫长的时间里紧紧依附。

莫三比克残骸

实际上，早在2016年3月7日，张起淮和12名家属就在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递交过庭前会议诉讼材料。他起先觉得“一年半左右才可能有信儿”，但诉讼因为种种困难中止，证据的采撷依旧漫长，现在，一年半过去了，他再度走进这里，这次，他估计要三年才能有结果。

文万成平复的生活时钟定格在出事那一天清晨：打开电脑看新闻，震惊地读到头条，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航班消失，儿子就在那架飞机上，是他开车送儿子出差去机场的。

至今“儿子出差还没回来”仍是这个家庭谈及这件事的固定说法。可是这次出差实在太久了，小孙女在日记里写想爸爸，还自己对家里摆放的佛像磕头，盼爸爸平安。

文万成从不愿和记者谈论与忧伤有关的任何东西。

他心里有一种担忧，马航的事情过去这么久，“像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会透支公众同情，反而不利于关注度。“踏踏实实、用法律的力量解决，才是正理。”文万成说，而他所定义的“解决”只有一种：找到飞机，儿子回家。

2014年3月10日，马来西亚当地华人在吉隆坡钟楼附近点燃孔明灯，为马航MH370失联飞机上的人员祈福

“实际上，我们索赔，比如说一千万几千万，价开得更高，就是逼着他们找飞机，你要证明自己没有责任啊，你就得找到飞机才能证明啊。”

张起淮说，本次起诉的49名原告代表14名失联乘客的家属，涉及36个家庭，诉请赔偿金额少则1000多万元，多达7700多万元。

文万成向我强调，对波音，他没有明确的恨意。令他寝食难安的是马航搜索工作的搁浅：必须通过巨额索赔，才能把作为搜索技术顾问的波音倒逼出来，寻找飞机。

而新马航在庭前会议上认为，责任应归于老马航；老马航则认为飞机没有坠落在马来西亚，搜救和他们无关；波音公司给出的观点是——飞机质量没有缺陷，不他们的责任。

不同意见的权利

在所有用力追求“真相”的家属中，文万成的努力显得更激烈，姜辉曾说他很佩服文大爷的勇敢。但2016年3月，姜辉把文万成踢出了家属联络微信群。

“我当时没有选择，必须把他踢出去。”姜辉对我说，很强硬，又纠结地强调他不得不这么做。“他当时已经把一个底线给打破了……”“也没有做得这么绝，文大娘还在群里，有什么消息文大爷还是能看到的。”姜辉叹息。

点燃导火索的是那份文万成一点一点打听出来的“和解”名单：接受马航推出的“5万美元先期赔付”者，名单里有39人，根据后来发布的确切信息，约有60多人。

此前，姜辉和文万成的矛盾早已浮现。文万成和张起淮在事发当年就号召大家抱团维权，出于对张起淮代理李天一的反感，姜辉一直不信任张起淮，文大爷觉得这无疑“拖慢了寻找儿子的进程”，这是他最不能释怀的事。而姜辉支持的律师吴晨，在早期，也因在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家属与马航谈判的律师团中，“没站在家属一边”，遭到文万成反对。

最初，由于家属和马航针对赔偿报价差距较低，律师团曾试图与家属确认是否接受和解协议，协议的基础是马航“全面免责”。

“他们根本不是帮家属说话的。”文万成声音激烈地对我说。

根据发动机Ping数据推断的MH370航班失联后可能飞行的南北走廊

签了那份协议的家属，从共同承担伤痛的亲人，变成了“背叛者”。但难以回避的现实考虑是，放弃这笔钱，选择诉讼，结果便遥遥无期且未必乐观。张起淮本人在当时接受采访时也认为：“走诉讼程序最终究竟能拿到多少赔偿，谁都说不准。”

据姜辉所说，文万成把那份名单抛在了群里（谈到此事，文万成摇头，“没有，没有这事”），这份名单在群里搅起轩然大波，那39人瞬间成为辱骂的靶心：“认钱不认人”；“年青媳妇想再找个主”；“飞机上是你义父”……

飞机消息茫茫，失望煎熬成愤怒。尤其是，马方的初期事故报告只有5页纸，是张起淮口中“所有空难报告里最简单、最敷衍潦草的一个”。对很多家属来说，不督促马航好好找飞机，却为了拿一笔钱承认马航“免责”，这种选择看起来无异于“拿钱买命”。

家属张川（化名）告诉我，在微信群将近一年反复质疑的同时，家里也爆发战争。张川的丈夫在飞机上，那笔赔偿款对一个顶梁柱倒塌的家庭很紧要——老人要赡养，孩子也要供养，更何况找人本身就是一场看不到花费尽头的征途。但张川在家庭会议上谈及此事时，婆婆声泪俱下地说她不要丈夫了，先是怒骂，而后哀求，过了一个月，脑溢血犯了，住进了医院。

一个本就受伤的家庭就此隔阂不断。张川的母亲不忿亲家对女儿的态度，两家裂痕渐深，张川刚上小学的儿子被严格的“合同”束缚，只能姥姥家住一个月，奶奶家再住一个月。

“人肯定一定是要找的。”张川对我说，连续用了两个强调词。至今，家里有关丈夫的物品一样都没动，牙膏放了一年，她觉得过期了不能用了，就再去超市买一管，还是放在那个位置。

“当时大家都是不理性的，其实接受赔偿和选择和解完全是两个概念，有些拿了钱的家属，一样在坚持找人。”姜辉对我解释。但“找到飞机”的诉求那么庞大而艰难：“本来所有家属扭成一股劲儿向马航要人，力量多强。可是有人拿了钱，你拿钱了，大家就感觉你不用心找人了，队伍里少了一个人，就不强了，可能就是这个心理吧……是的，我自己不会要这个钱，但是我不反对别人各有要的原因，比方说缺钱、家里有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他们没有办法。”

名单抛在群里那天，姜辉传出一段留言：“我们建立微信群应该是互相取暖，携手和肇事者共同战斗的地方，而不应该是家属之间的屠宰场。”

在姜辉看来，携手战斗包括坚持，也包括力气用尽了停下来——他认为这是他和文万成的“主要矛盾”。谁也不知道这个已被定义为“空难史最大疑团”的飞机事故能不能等到结果。很多家属年纪大了，支撑不下去了，选择离开团队。姜辉会祝福他们好好生活下去。“甚至真有要钱不要人的家属，血缘比较淡的那种。”姜辉皱眉，“但这也是他们的选择。”

马航失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伊尔-76运输机赴澳洲珀斯参与搜寻任务。

姜辉性情温和，声音平缓。作为群主，他的性格成为家属对立情绪的黏合剂，被很多年龄更大的家属尊称为“大哥”。他和文万成至少有一点相似之处：从不自承悲伤，即使MH370航班带走了他的母亲后，很多熟人都觉得姜辉衰老的速度清晰可见。他自认坚强不及文大爷，等待的日子里，姜辉幻听，失眠，没有食欲，被医生诊断为“创伤应激障碍”。他很长时间不敢看母亲的照片，有时走路走到父母家，看着那扇窗户，也不敢上去。他总是混乱地想着很多事，比如母亲从窗户探头叫他吃饭，母亲洗好的衣服应该挂在那空荡荡的衣架上。

儿子没有死，对文万成是笃定的信条，但对姜辉和更多家属来说，那是一份忽明忽暗的希望，抵不过一日一夜拉长的时间。

一次，姜辉想帮父亲收拾房间，被父亲拦住了，说别动，等你妈回来收拾，“你弄得不对她回来又得叨咕”。姜辉无法平静地接下这句话，甚至不能与父亲对视。

面对记者，他十分谨慎地选择了“没有消息就不能证明人是生还是死”的表述，但母亲是不是还活着，他说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就像他从来没有迈进母亲的房间，那一分脆弱，被他藏在心里那个柔软的角落。

但姜辉的坚持不少半分。MH370失联事发后，姜辉辞去工作，专职找人，这在马航家属中极少见。辞职前，姜辉是公司的销售骨干，年轻有为，挣下了当时觉得够半辈子花的钱。“把人找回来才是这辈子最值得做的。”姜辉说。

三年过去了，金钱上的压力渐渐浮现，他也没放弃，一头扎进了由技术资料和复杂线索组成的生活中。在和马航的沟通会议上，他抛出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给出的卫星握手信息的原始数据在哪儿？飞机上四个ELT一个可以人为关掉，另外三个不能，是这样的吗？

报道说，马达加斯加有飞机残骸，他亲自去找，和毒蛇、鳄鱼擦身而过，在大浪中稳住几乎就要倾覆的小船。但有家属认为，他的这一努力也意味着“背叛”——去确认“飞机已经不在了，人也不在了”可能是事实。

尽管彼此都付出了庞然的心血和牺牲，但在和我的谈话中，文万成和姜辉对双方的努力成效、价值观都有质疑，这也是马航家属之间大小矛盾的一个缩影。

“就拿请律师来说，家属都是分成三拨的。”姜辉说，并伴随哲理地感叹：生和死是多大的事啊，当你手底下的选择意味着生和死，它就能放大所有分歧。

但对文万成来说，三拨律师，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大家都得盯着别人，“这就能督促大家把事干好”——而其中的过程，团结、温情，抑或争执，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一个目标：找到儿子，还是开着那辆离别时开的车，把儿子带回家。

放弃比坚持更难

2017年11月21日，作为马航MH370引发的首起民事索赔案的原告，李秀芝在下午2点出现在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原告席上，随她呈堂的还有整整14箱辛苦收集来的证据。“她是第一个，往后还长着呢。”文万成对我说。法律程序逐步启动，让这个坚称“只相信法律”的老人看到了希望。

希望的另一面是等不到希望的无力。很多家属在三年零九个月的消磨中放弃了。“身体跟不上。”一个网名叫“北方”的中年男子对我说。从小养在他家的外甥和干儿子在MH370航班上。两年来，马航家属每周去外交部重申“找飞机”的诉求，但“北方”一直没去，他腿里长着骨刺，这使得燕郊到城区两小时的车程成了无法负担的重量。

一直以来，对马航家属而言，放弃与“背叛”之间有一种难以置辩的逻辑，这让“北方”沉浸在不见天日的愧疚中。除了工作，他几乎不出门，甚至不再愿意出房间——之前他常常整日整夜待在儿子的房间不愿出来。北京冬天供暖之前，寒风勒紧他的骨刺，有时疼痛难耐，有时也让他感到安心。说不定孩子在某个孤岛上，也只有冰冷的地面可以睡。

“北方”有他的坚持。见到我那天，他带着厚厚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有关MH370航班的每一条新闻，每一条或真或假的“消息”，甚至每一个在孤单时刻跳到他脑海里的“可能性”。积累一部分，他就把它们打印出来，寄给他认为可靠的机构，希望能够“推动一点儿东西”。

“这架飞机（MH370）被一个UFO绑架了，或者掉进了时空隧道里。”我指着这一段给他看，“北方”摇摇头，认真地看着我：“飞机没有找到，也就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可能，如果外星人拿孩子做实验呢？”

而另一条猜测——为了“不可示人”的目的，飞机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特工劫持并“技术”坠毁，也让“北方”琢磨了一阵那“不可示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结论似乎超出了命题本身：“我对美国一直印象就不好。”

“不能排除任何一线可能。”在我采访的家属中，这句话众口同声。少了一个亲人的生活必须继续，那一丝希望也始终在燃烧。但文万成和姜辉都知道，竭力作战的队伍在变小，时间终究融化了一些东西。

文大爷走后，群里很少再有争执，“放弃”渐渐被视为一种选择，而不再斩钉截铁地“归入敌营”。群里不多的聊天回归抱团取暖的朴素初衷。北京家属会定期发照片到群里：某天又去外交部强调诉求了，外地家属则回复一句“加油”，一束鲜花。

“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决定不再参与诉讼）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不是说你要多少钱，重要的是你放下了一块事，这个事情是你们无法承受的。”姜辉的代理律师吴晨曾这样劝慰愧疚的家属。

但如何能真正放下呢？一些家属告诉我，他们用各自的方式用力修复着生活，虽然失去的空洞仍一戳就破。一位大姐对我说，她在离家最近的寺庙里一次又一次进几千元的香，急迫盼望着“功德”尽快“兑现”为孩子回来的消息，却在希望和绝望的震荡中流干了眼泪。另一位大姐经人介绍见了一个“很灵”的算命先生，说女儿肯定能回来，她白天靠这股力气支撑，却害怕夜晚，仿佛黑暗会撕裂伪装。

即使执拗如文万成，也有藏在战斗姿态之下的另一面。面对媒体，他斗志激昂，但只有律师张起淮知道，文万成有时候说了一会儿话就落下泪来，他觉得这就是知道儿子可能回不来了，“哭得呜呜的”。

无论如何，回归是一条注定漫长的路。2017年12月24日，一条新闻发到沉静已久的马航家属微信群里：澳大利亚为MH370事件立纪念碑。消息注明了因为机上乘客状况未明，碑上没有名单，乘客们被称为“失踪者”而非“逝者”。

但这照样在群里烧起了一轮怒火：“强烈抗议，想既成事实吗？”“不要脸的，澳大利亚就是美国的狗，赶紧好好卖你的羊绒！”“我们就要和他斗、斗、斗、打、打、打！”

也只有在梦里那些时刻，沉静属于他们。在一个家属的梦里，飞机还没有起飞，妻子拉住丈夫的手，没让他上飞机，一切都停留在那个时刻，直到梦醒。

醒来之后，他们必须面对的，仍然是冗长而无奈的现实。最初接近500人的家属群，一半人已经默默退出。

因为希望的光芒看起来太微弱了。美国法官并未宣布波音诉讼下一次的审理日期，其他4名被告尚不知何时进入正式的起诉程序。而且，迄今国际上对MH370的全部起诉，都不了了之。“那些新闻越看越绝望。”一位家属对我说。至于何时能“拿到一个说法”，律师和专家各有解答：3年，8年，10年，甚至如文万成所说，一代一代人就这样告下去。

“我的儿子也会相信我。”文万成平淡地说。在家里，他格外重视孙子孙女的英语学习，爷爷干不动了，他们会把担子接下去。

（林小陌对本文亦有贡献，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