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褚时健走了。

3月5日，新京报记者从褚时健亲属处证实，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

褚老，作为几代创业者的一生偶像，马云、王石等众多商业大佬均曾称以褚老为榜样，甘做褚老学生。

一直以来，覆盖在褚时健身上的标签有很多：传奇、糖王、烟王、爆款之王、阶下囚、哀牢山、褚橙、75岁再创业……

他是曾经的丧父少年，晚年丧女的失意老人；是曾经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最好的年龄打入右派，在国企工作17年后沦为阶下囚。

但是，他也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烟草企业“红塔山”的管理者，75岁再创业的勇敢企业家，褚橙商业神话的缔造者。

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关于他的励志故事实在太多太多。

从另一方面，褚老更是这个浮躁的年代最清醒的创业者。时代在变，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越是浮躁的年代，他的故事越值得每一个创业者学习。

少年丧父、辍学

35岁完成糖厂逆袭

1928年1月，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一个小乡村，从此，他的生活轨迹几乎就没有越出过这个小地方。

1943年，15岁的褚时健丧父。辍学、烤酒、种地，和母亲撑起了共6个孩子的家庭。

1946年，18岁的褚时健求学却遭遇战争，扛过枪打过仗。

1958年，30岁的褚时健经历人生第一次跌谷，被打成右派开始农场改造生活。

改造期间，条件异常艰苦，和他同去的县长、干部不少抑郁成疾，甚至病倒。而褚时健只有一个礼拜的过渡期。他不用那些高深的理论来引导自己，而是用最朴素的道理，他想：我还要生活呢，我要往下活的呀，我不想了。

1963年，35岁的褚时健实现人生第一次巅峰。他接下濒临倒闭的戛洒糖厂的重任。当时厂里100多名员工，作为新平县数一数二的国企，亏得一塌糊涂。

事实证明，褚时健骨子里就是一名企业家。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注重事情的本质，“我们要挣钱，要生产。怎么挣钱？改造设备，降低成本，怎么样让这个甘蔗的含糖率更高”。

那么多任厂长，没一个人看出来甘蔗是没有榨透的，只有他发现了。当时熬糖以后有一个老锅，有很多垢，这个锅垢这么厚，耗费多少燃料？所以褚时健上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叫大家赶紧把所有的锅垢砸掉。

在他过去以后，仅一年，糖厂总共盈利28万元，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糖厂一时名声大噪，整个新平县为之欢呼。

年过半百

“红塔帝国”的巅峰与折戟 

1979年，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51岁的褚时健被调进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

这一变动，也彻底改变了褚时健个人和整个家庭的命运。

当时的玉溪卷烟厂，破败不堪、萧条落后、设备陈旧、人心涣散，工资低下、死气沉沉，派系斗争非常严重。很多卷烟压在库房卖不出去，卷烟机器都是国外已淘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品。

上任以后，他马上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这个半作坊式小厂进行改造，一方面，大举借债购入国外生产设备，烟厂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

另一方面，引进品种改善种植，从源头帮烟农种出好烟叶。更关键是他分利于人，竭力改善员工待遇。这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尤为难得，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据烟厂老员工回忆，起初当地小伙子都不愿意去烟厂工作，褚时健来了一两年，大家就争着要进烟厂。

在不到20年的时间，褚时健达到人生的第二次巅峰，使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卷烟厂成长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

1987年，他领导的玉溪卷烟厂成为中国同行业第一。

1988年，“红塔山”成为玉溪卷烟厂第一品牌。

1990年，他获得了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称号。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褚时健风光无限，但也危机隐现。

在大胆推动生产经营的时候，褚时健也大胆地往自己的口袋里装了钱。其实很多人为他打抱不平，认为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收入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

而在他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多年以后，柳传志在谈到此事时表示，褚时健将一个很烂的企业做大做强，非常了不起，后期确实犯了错误，但“褚先生就是一个下金蛋的母鸡，难道国家不该反思吗？”

1995年，褚时健被举报贪污174万美元。命途多舛的他又一次摔倒了谷底。他被隔离审查达四年之久，妻女都被关押。

在这期间，他唯一的女儿褚映群在河南狱中自杀。

听到这个消息时，褚时健当即痛哭失声，“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1999年1月9日，71岁的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于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几乎已经一眼看到了生命的尽头。

2002年，74岁的褚时健因为严重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这位当年烟农们心中的财神没有重返红塔山，也拒绝了所有国内外烟商的邀请，前往哀牢山隐居。

75岁触底反弹再创业

“烟王”变“橙王”

但是，“隐居”并不意味着没有作为。

褚时健自称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说一个人如果一辈子碌碌无为，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人生体验的。

在哀牢山上，75岁高龄的褚时健惊人再创业。辟荒山、种果园，夜以继日，殚精竭虑，每月下地十几天，开始种橙子，研究橙子。力求把全凭农家经验的一门产业改造成工业化发展模式。

2008年，一个叫“褚橙”的橙子品牌开始在云南上市，虽然价格比其它同类冰糖橙最多高出10%，但线上线下经常出现缺货状态。

先看一下当年天猫上“褚橙旗舰店”上的预售情况。

三种等级最便宜的 12.8 元一斤，最贵的特级 16.8 元一斤。不得不说，确实很贵，但细看你会发现：越贵的销量越大，三个等级预售量已达6.4 万箱。

知乎上有人问，为什么褚时健卖橙子成功了？而柳传志卖桃子，潘石屹卖苹果大家却不买单？

褚时健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诀窍。2015年9月，褚时健之子、知名企业家投资人褚一斌曾准确地概括道，父亲的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企业精英的思维+匠人精神。

什么是褚老的“工匠精神”？举几个例子：

1、为挑好肥料，一个80多岁的老人蹲在养鸡场的地上，把臭的年轻人都不敢碰的鸡粪抓在手里捻一捻，看看水分多少、掺了多少锯末，他眼睛又不太好，几乎要把鸡粪凑在脸上！

2、在褚时健山上的房间里，堆了一大摞关于柑橘种植的图书，这十几年他都翻得起了角，书里是密密麻麻的眉批、标注。

3、褚时健说，有太多的学问书里根本讲不到，所以要靠不断的摸索、实践，他经常下到地里，跟橙子“对话”，一坐就是半个小时，了解株距、施肥、日照、土壤和水，就这样数十年，他现在对这些了如指掌。

有网友从“产品至上”的模式分析称，

褚橙都是严格按工业生产的标准控制的。老爷子在摸清影响橙子口感上费了很大的劲，在科研和试验上投入很大。园子里也有专人监控各个指标在合理范围内。产出的水果品质也是高度统一的。

褚橙或许不是很多人吃过最好吃的橙子，水果这东西没打开吃之前你能保证它的味道？不能吧。

但是褚橙这种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水果它就能。

举个例子。2015年，褚橙质量下滑。个子小、皮色不均匀，口感酸，坏果率高……这一年市场给出的回馈并不乐观。褚时健因此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提出了质量、途径、品牌等方面的改善办法。第二年，他们砍掉了37000棵树。

我们惊讶于褚时健的管理天赋，这位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云南汉子，没有专门学习过管理学课程，但却深谙人性，重视人的作用。

别的基地无法做到让农民按照标准去操作，而褚时健就能做到，他的半合伙人、激励制度、标准考核制度让他管好了最难管理的农民种植。

从他曾经接受媒体采访的话语中，我们可以间接得出结论。这位老人说：

现在年轻人的特点还是一样：把事情想得很简单。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从福建来找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六七年了，一件事都没成功。他是性子急了，目标定得很高，想“今年一步、明年一步，步步登高”。

我对他说：你才整了六七年，我种果树10多年了，你急什么？

如今，儿子褚一斌接过了父亲的权杖，褚时健花了近两年时间做出接班人的抉择。虽然褚一斌已是中年，但无论对他还是褚橙，这仅仅只是一个年轻的开始。

褚时健90岁大寿

附录

王石：我为什么崇敬褚时健

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所以，我每次来不能说是看望他，应该说，每次都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取经的。他一年创造300亿元税利的时候，万科的经营规模才30亿元，差距非常大；我们去年才缴了300亿元的税，而褚厂长在二十年前就达到这个数字了，那还是二十年前的300亿元。

所以，在褚厂长面前，我只是前来学习的后辈，他一直给我非常强烈的内心触动。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哀牢山。我见到他的时候，老人家戴着一顶破草帽，衣服的圆领还是破的，比现在穿得还旧。那时他正和一个人讨价还价。那个人帮他修水泵，开价80元，褚厂长说：“最多给你60元。”他俩就围绕着80元还是60元讨价还价。想想看，他曾经是多么叱咤风云的人物啊！

之后我们开始聊天，我很好奇地问他：“您前后做的事情差别太大了，我相信您能搞成，但有一点不明白：既然种橙子，为什么不引进国际上很好的橙苗，而是从湖南引进种苗呢？”

他就给我讲道理，说哀牢山的土壤怎么样、气候怎么样，说：“我一定能种过他们。”之后大谈挂果之后是什么情况，又说这种橙子怎么怎么好。我就问他挂果要多长时间，他说要六年。我当时一盘算，六年之后他就80多岁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创业，大谈80多岁以后的场面，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

而我对自己晚年的安排，和他的境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发自内心地佩服他。在和褚厂长接触的过程中，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在当年把企业搞得那么成功，绝不是因为政策、特许经营，或者偶然。

那次之后，我们经常通电话。十年后，大家都看到了，褚橙已经很有名了。

通常来说，我和褚厂长会被当作同一时代的企业家。我们都创过业。我于1983年到深圳，1984年创建万科，这些我记得很清楚。创业时，我在万科办公室的地板上写了两行字，第一句引用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的话，“不要问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社会做什么”；第二句是巴顿将军讲的，“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上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巴顿将军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非常欣赏这句话。我到深圳以后，有低谷，有反弹，有很多曲折，但再怎么也不像褚厂长那么曲折，所以，我那一次非常感慨：褚厂长已经70多岁了，还在展望六年之后的漫山遍野，所以用巴顿将军的话来衡量褚厂长是再恰当不过了。

当时，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哀牢山上冰糖橙》。但那篇文章不是写给别人的，而是在谈我自己的感受。之后很多企业家因为这篇文章知道了褚厂长的现状，都想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包括柳传志先生，去年他专门到这里拜访了褚厂长。可以说，褚厂长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一种在前进中遇到困难、并从困难中重新站起来的精神。

这次来，我不仅仅是吸收营养，还想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家能够系统地了解他，我还希望能够有商学院做关于他的研究。

最后，我想把褚橙的广告语作为对褚时健先生的怀念与致敬：

人生总有起落

精神终可传承

褚老，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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