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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这里头的"三才"和"三光"，都是传统中国极其重要的文化概念。"三才"就是天、地、人。"才"在这里就是指最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三样最基本的东西是天、地、人。这来自于周易的说卦。《易经》里讲，"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易"是什么呢？古时候圣人在创制易的时候，就是要用它来顺应、来说明自然变化的规律，就是弄明白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最基本的是什么。古人确定天的道理是阴和阳，地的道理是刚和柔，人的道理是仁和义，这个就叫"三才。"

那么，"三光者，日月星"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仰望天空，白天最亮的东西是太阳，晚上最亮的是月亮和星星。所以叫"三光者，日月星"。太阳，是阳的精华，所以叫太阳。月亮，在夜间出现，是阴的精华，所以月亮也叫太阴。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天上发光的这些东西，都叫星。

那么"三才"、"三光"被视为最根本的、永恒的东西。比如"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写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篇碑文现在已经被看作中国文化精神的宣言。最后一句，"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当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日月星一样永存人间。

那么统括起来讲，这句话讲的是自然界的情况，具体到人类社会，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三"这个数字都具有特殊的含义。从天地自然到社会家庭，在《三字经》中，一个"三"字，就像一根丝线，串起了许多知识和思想的珍珠。

考古学情境下先秦青铜兵器与玉石兵器的互动关系

作为辅助性线索，玉兵并不是独立于铜兵之外的平行发展线索，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复杂而动态的关系。……玉兵和铜兵在形态上存在交互影响，即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可能互为原型，不同的模仿过程可能揭示青铜时代文化的不同侧面。由于玉石兵器的出现早于青铜兵器，因此，某些类型的铜兵毫无疑义地以玉兵为原型。而在铜兵逐渐成为青铜时代礼制生活的主体成分之后，同时期更具历史特定性的玉兵的形态则可能以铜兵为范本，以获取类似形态的铜兵的象征意义。因此，仅在形态渊源上，金石之缘就表现出双向影响。

……金石之间并非只有替代、模仿或者更迭的关系，它们也可能合为一体。金石合体的兵器可采取铜内、铜柄或铜骹玉援的形式。……金石合体兵器采用两种方式强调其非比寻常的社会和精神价值，一方面用罕见、稀缺的材质替代较为常见的材质，即以玉叶或者玉援替代铜叶或者铜援；另一方面则采取过度装饰的方式，除至今仍然保留了镶嵌绿松石的兵器个案之外，此类兵器的骹部或者内部多半都有纹饰，高本汉曾经推断此类凹线纹饰或者圆孔应该是为镶嵌绿松石和其他宝石准备的。毫无疑问，金石合体通过加强器物的材质稀缺度、加工难度和配套用材的珍贵程度，提升其社会或者精神象征意义。

当然，金石之间更主要的是此消彼长的角色转换的关系。相对于铜兵而言，玉兵处在辅助性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玉兵的确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礼制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青铜时代的数量和地位的衰减就是玉兵被铜兵逐步取代和玉器风格整体转型的合力的结果。在礼制表达上，到东周时期已经形成金石相隔的局面，其动因是铜兵在社会和精神表达上的扩张，东周玉器从礼制化倾向向装饰化倾向转化，大件玉器在墓葬器物组合中的地位逐渐被小件装饰性玉器所取代。玉兵类型的孑遗也出现小型化的趋势，从出土位置上判断，玉兵在墓葬器物组合中不再是杀伐能力的物化形式，而与数量众多的饰件混同一起，成为装饰性玉器组合的一部分。换言之，玉器虽然保留了社会层面的重要区分价值，但是精神层面的价值则基本让位于青铜器。

从更广泛的情境观察，以玉兵为代表的礼制性玉器在商周时期的衰落，以及青铜礼器的广泛行用，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自龙山晚期以来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对器物文化面貌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何利用器物文化准确地反映出社会权力？丹麦学者瓦格纳提出的“青铜工业的社会价值”的观念，对于我们理解从玉兵到铜兵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瓦格纳指出，青铜工业的发展不仅要求同时控制两种鲜能共生的矿产资源的开采和远距离运输，而且需要控制一定数量的具备专业技能的群体和垄断专业知识，因此，青铜工业的出现不仅仅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社会集权化管理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青铜器的分配与铜矿或者锡矿的所在地并没有太多的联系，而与中央政权势力控制交通网络和垄断知识、技术的能力相关。在集权式统治下，青铜器的分配系统就是政治布局的“显影剂”，政治中心区域控制了不同产地的原料和相应的生产技术，各个区域性中心所能获取青铜器的能力取决于与政治中心的政治距离，而中央政权的衰落将直接对青铜器的分配能力产生影响，从而在统一风格的青铜器的分布和青铜器风格多元化上迅速表现出来。青铜器的分配严格遵照社会等级体系，偶然性的政治事件虽然也可能影响青铜器的分配，但是原料产地却不具备任何获取更多青铜器的地理优势。因此，青铜时代的本质特点是复杂社会等级结构的搭建和巩固，而并不以特定的技术为标志，而青铜器和青铜技术是最能满足复杂化社会等级区分的要素。相较之下，玉器的流通虽然也可作为政治布局和文化归属的指标，但是存在若干先天性不足。首先，玉器的分布受玉料分布的影响甚大，玉料产地或者玉料贸易线路都有获取原材料的便利条件；而且，玉器属于单一原材料加工产品类型，因此获取原材料即等同于获取产品。其次，玉器是小型作坊加工的产物，技术更容易被个人掌握，也较不利于政治势力对专门知识的控制。因而，当社会复杂化进程到达要求建立区域性集权统治形式的阶段时，铜器必将取代玉石器的地位。青铜时代早期，玉兵继续与铜兵一起承担社会等级区分意义，但其社会功能很快发生转变，虽少量大型玉兵作为稀有器物仍然可能具有区分社会等级的价值，大部分玉兵开始出现小型化和佩饰组件化趋势，礼制意义上的玉兵最终在东周时期终结。

——徐坚《时惟礼崇（修订本）》，pp.250-55

图1.玉援铜内戈
图2.嵌松石铜柄玉矛
图片引自《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玉器篇）》

#盛京读书笔记# 康平宝塔寺塔：窥探大辽兴衰的一扇窗
宝塔寺塔位于康平县郝官屯镇小塔子村东，建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公元921-926年间）。宝塔寺塔是与祺州城址同时建筑的辽代佛塔，为砖筑实心八角形十三级密檐结构建筑，塔高30余米，基高2.3米，塔身八面有佛龛，佛龛内有砖雕坐佛。保护范围为南北长80米，东西宽50米，面积4000平方米。
有塔必有庙。此处原有清代宝塔寺三层，大殿建筑基址，但目前宝塔寺早已荡然无存，现存有照壁，两根旗杆，一对石狮。
▷入夏，很适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有的人喜欢乡村田园风光，亲近大自然；有的人喜欢寻访历史遗迹，感受文化魅力。其实，不必真的走远，这样的“诗和远方”在康平县郝官屯镇小塔子村就能找到……
七月的一天，记者一行驱车来到康平县小塔子村。刚到村口，高大醒目的“祺州故里”牌楼映入眼帘，我们来到了祺州地界；村道两旁的田地郁郁葱葱，玉米叶随风摇摆，随处可见“辽”字旗和红灯笼。进入村中，村东头的宝塔寺塔格外显眼，走近一看，古塔更是巍峨壮观。塔南十余米处还立有一对石狮、石杆。一旁的古树上则缠满了红色的祈福丝带……
◤壹◢
“辽金文化第一村”里的千年古塔
被誉为“辽金文化第一村”的小塔子村，位于康平县郝官屯镇西南10.5公里，距沈康高速公路康平出口15公里。
小塔子村历史悠久，民俗特色明显，其中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座，为辽金时期的辽代佛塔（宝塔寺遗址）、祺州古城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座——民国百年老宅。见到陌生人来到村子里，村民们都会问上一句“是来看塔的不？”说完，他们还会热情地帮你指路。
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塔子人，小塔子村党支部书记李丽娟说：“小时候经常去古塔旁边玩，充满了儿时记忆。那时候也不懂，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座千年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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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寺塔，东濒辽河，明代称“乌峰塔”，清代称“包塔”。据塔建筑风格及辽代祺州城址推断，建塔年当与辽代祺州置年相同或稍晚（公元921-926年），为辽代佛塔。塔身各面设佛龛，内砖雕坐佛，肋侍，下有束腰仰莲佛座。龛外雕宝盖飞天等装饰，上有额无字，施以连珠纹。各角陪衬砖雕小壁塔，密檐结构严紧。顶秃园，不见塔刹。古塔经千余年风剥雨蚀，基座又遭人为损坏，稍东南斜。密檐至十层尚可辨出层次，顶端三层已颓圮。塔刹，宝珠俱已无存。1858年（清咸丰八年）村人曾集资维修塔基。1981年9月，辽宁省文化厅拨款9000元对塔基再次维修。1980年10月，先后确定为县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2月，升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站在这座历经千年风霜屹立至今的古塔下，好似让人在寂静中洗却了蒙尘，在恬淡中穿越了时空……
◤贰◢
宝塔寺塔为何体量较小？
辽代古塔简称辽塔，其以独特的风格造型和精美的建造艺术在中华古塔中独树一帜。我国现存辽塔约有90座，其中辽宁境内就有约40座。

小塔子村的古塔又与大部分辽塔有所不同，其体量较小，做工也较为粗糙。“辽宁境内的辽塔大部分都是较为高大的城塔，高度在40米以上，宝塔寺塔高约30米，且各个面上、每个层上佛像、飞天没有其他塔多，雕刻不太细腻、生动。”康平县文管所所长王野说。
宝塔寺塔为何体量较小？因为它建在辽太祖在位初期。据王野介绍，辽国是公元十世纪由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建立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政权。辽代统治阶级极其笃信佛教，在辽国皇帝崇佛政策的推动下，上至达官显贵，下到普通百姓，无不对佛顶礼膜拜。出于对佛事的需要，辽国境内佛塔、佛寺的营建十分盛行，特别是辽圣宗之后的几代帝王，对于佛塔的建造更是不惜血本，直到道宗一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大辽草创之时，契丹的保守势力造反不断，正如太祖平定诸弟之乱以后所说，“此曺行不道，残害忠良，涂炭生民，剽掠财产，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未曾有。”也就是说，当时辽国的财力非常薄弱，还不具备建造大塔的能力。
但随着辽的国力增强，建塔的规模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佛塔越来越多。辽代后期，因修塔不堪重负的大辽政权实力大为削弱，最终走向了覆灭。然而，巍巍的辽代佛塔却依然矗立在辽河西岸上，成为今天的历史文化古迹，它不仅记录了佛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流变，也成为我们窥探大辽王朝兴衰的一扇窗。
◤叁◢
古塔前石旗杆由姜化东捐建
俗话说，有塔必有庙。此处原为宝塔寺基址，但目前惟余古塔、影壁、旗杆、石狮而已。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在古塔前后，曾经有座“宝塔寺”，住持僧人法号“同宝”，收弟子“心悟”。师徒二人以辽河摆渡为生。后来，二人用摆渡所得钱财，从法库请来“空杰”和尚，于清咸丰年间扩建庙宇。扩建后的庙宇，占地两垧，修建四层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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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庙宇最南面是三间二马殿，中间为过厅，直通寺内。二马殿两侧，即为寺院青砖围墙，左右各有侧门。步入寺内，迎面为影壁，两侧券门，中间神龛，神龛之上砖雕匾额“玉浪恒清”，落款为“住持僧刘源海敬立”。该影壁修建于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影壁两侧，东有钟楼、西有鼓楼。影壁之后便是辽代砖塔。塔后为三间老爷殿，正殿修龛，供奉关老爷塑像。“宝塔寺”西北角修建了群仙堂，青砖花墙独立成院，并修建了影壁。
据介绍，“宝塔寺”历经七世住持僧人。1928年后，寺庙逐渐萧条。尽管如此，每年农历四月十八庙会，“宝塔寺”依然热闹非凡。1940年，原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的副官姜化东，曾来“宝塔寺”求嗣，翌年果然得子。他遂为“宝塔寺”建了一对石旗杆，以表还愿诚意。如今，宝塔寺塔前保存完好的这对石旗杆，就是姜化东于1941年立的。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僧人们离去，宝塔寺无人管理，此后陆续遭到破坏、拆毁。
◤肆◢
将“宝贝”打造成文旅产业园
古塔不远处，是一片农田。李丽娟骄傲地说：“村里人在这里翻地翻出铜钱是常有的事。”
这些铜钱来自不同朝代，有唐代“开元通宝”，北宋“黄宋通宝”、“景德通宝”、“崇宁通宝”，金代“大定通宝”等，还翻出过铁铡刀、镰刀、石臼、石磨等生活用具，至于陶瓷残片更不足为奇。
事实上，这块玉米地的所在地，就是祺州——一座耶律阿保机时期的辽代古城。祺州城初名檀州密云县，后更名祺州庆云县，使用年代为辽、金、元三朝，至明代废止。《中国通史·辽金夏地名表》载：“祺州，康平东南”。
金代赵秉文诗作《庆云道中》，描绘了当年祺州城的景色：“对岸隔青山，孤城碧流开。绿芜天地合，白乌日边回。渡口呼舟急，沙头立马催。多烟生极浦，欲上客衣来。”当年景色之壮阔、都邑之繁盛可见一斑。
李丽娟说，小塔子村守着这么多“宝贝”，刺激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乡村致富。目前，小塔子村成立了农家乐6家、民宿10家、豆腐坊3家、酒坊1家，同时，借助辽金特色民俗集市，销售小笨鸡、鸡蛋、猪肉、绿色红薯、西红柿等，增加农民收入。据介绍，小塔子村仅2019年就接待游客5.5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人均达500元。
郝官屯镇副镇长刘桂春介绍，根据《康平县郝官屯镇区域中心镇建设规划（2020-2035年）》，康平县将围绕辽代古塔、祺州古城，建设以文化、旅游、休闲、康养等为主题的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加快文旅产业、商贸服务、电子商务等产业发展，打造文旅产业园。李丽娟则兴奋地说：“咱们的生活，更有盼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