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ston在海上完成一艘钻井船柴油动力装置大修
船舶工程与推进专家Royston公司近日已经协助完成了Stena Drilling公司运营的钻井船“Stena Carron”号的柴油动力装置大修。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的大修是在该船正常航行期间进行的,该船正由加勒比海驶往圭亚那海域,目前正在执行钻探作业的任务。
作为计划中的维护项目的一部分,Royston公司的一支由5人组成的强大团队,对船上的一台瓦锡兰W16V16柴油发电机组进行了4.8万小时的大修,更换了必要的部件,包括对曲轴的主轴承和推进轴承、主轴承架、连杆、活塞环、顶盖和裙部进行了检查和翻新工作,同时还安装了新的大端轴承壳。
Royston公司的工程师们还完成了涡轮增压器滤芯的OEM大修更换,维修了涡轮增压器的排气歧管,对中间齿轮、凸轮轴齿轮和调速器进行了升级。
工作完成后,还对发电机组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测试,以确保最大的运行能力。
“Stena Carron”号建于2008年,长228米,是Stena Drilling公司船队系列6艘钻井船之一,也是一艘第六代能应对恶劣环境、多用途动力定位的钻井船,钻探深度可达3000米,具有管理压力钻探的能力,配有一个无线塔装置,拥有增强的钻探流体存储能力。 https://t.cn/RTv4Kyo
船舶工程与推进专家Royston公司近日已经协助完成了Stena Drilling公司运营的钻井船“Stena Carron”号的柴油动力装置大修。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的大修是在该船正常航行期间进行的,该船正由加勒比海驶往圭亚那海域,目前正在执行钻探作业的任务。
作为计划中的维护项目的一部分,Royston公司的一支由5人组成的强大团队,对船上的一台瓦锡兰W16V16柴油发电机组进行了4.8万小时的大修,更换了必要的部件,包括对曲轴的主轴承和推进轴承、主轴承架、连杆、活塞环、顶盖和裙部进行了检查和翻新工作,同时还安装了新的大端轴承壳。
Royston公司的工程师们还完成了涡轮增压器滤芯的OEM大修更换,维修了涡轮增压器的排气歧管,对中间齿轮、凸轮轴齿轮和调速器进行了升级。
工作完成后,还对发电机组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测试,以确保最大的运行能力。
“Stena Carron”号建于2008年,长228米,是Stena Drilling公司船队系列6艘钻井船之一,也是一艘第六代能应对恶劣环境、多用途动力定位的钻井船,钻探深度可达3000米,具有管理压力钻探的能力,配有一个无线塔装置,拥有增强的钻探流体存储能力。 https://t.cn/RTv4Kyo
中国#碳中和#框架路线图研究
“双碳”行动是应对气候变暖的国际行动一部分。欧盟国家是“碳中和”的首倡者,他们提出要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我国去年9月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达到碳中和。从人均角度来分析的话,美国,英国、法国的碳排放已经处于下降阶段,正在走向碳中和。印度的人均排放量增长刚刚“启动”,大概相当于我国60年代的人均排放水平,尚未真正到达快速增长时期。我国基本从2012、2013年开始就进入了碳排放的“平台期”。
我国的生产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7.28吨/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不过比美国要低很多;从消费端来看,我们的人均排放量比英法美都低;一个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是逐年累积的,从1900年算起的人均累计排放对比图显示,全球平均水平是209吨/人,我国才157/吨人,美国是1218吨/人,欧洲的法国、英国这些国家都比我国多得多。所以计算人均累计碳排放,我国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我国现在的碳排放总量比较高,这和我国经济发展比较快有关。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碳中和应该会比其他国家困难。
碳中和的概念,就是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化石燃料利用和土地利用),被人为努力(木材蓄积量、土壤有机碳、工程封存等)和自然过程(海洋吸收、侵蚀-沉积过程的碳埋藏、碱性土壤的固碳等)所吸收。目前全球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是400亿吨,其中14%来自土地利用,86%来自化石燃料利用。排放出来的这些二氧化碳,大约46%留在大气,23%被海洋吸收,31%被陆地吸收。碳固定过程非常多,在这里举一个不被大家特别关注的例子—土壤。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碱性土壤中含有很多钙离子,不像南方酸性土壤钙离子很少,这些钙离子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结合,降水的时候就会淋溶形成碳酸钙沉淀,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自然过程。做黄土研究的专家经常说,黄土里面有料姜石,这就是碳酸钙的结核,还有在温暖时间沉淀下来的钙板。我国有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个自然过程对碳的固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未来碳中和的主要途径,我们要考虑到,接近2060年的时候,因为人为排放下降了,二氧化碳分压降低,海洋吸收可能也会相应降低,但降低的幅度现在很难预期。陆地土壤沉积的固碳过程还是会存在,甚至有可能会加强。所以,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就要通过生态建设、工程封存等措施去除掉,这样才能达到中和。
中国如何达到碳中和
专题一:未来能源消费总量预测
核心问题: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面向2060)。我国居民生活、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能源需求以及全社会能源总需求。
一个是到2035年,我们GDP比目前还会翻一番,2060年还需要再翻一番,达到人均4万美元,产业结构从目前的中低端发展到中高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变动,要建立一个预测的模型。但预测常常是不准。
专题二:非碳能源占比阶段性提高途径
核心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新型能源供应系统,如何逐步增加非碳能源,特别是风、光、水、地热、核等的比重。
中国西部有丰富的风、光资源,如何从各种发电、储能、转化、输电、消纳等等环节协调发力,让这些资源得到有效充分利用。尤其要解决的问题是,由于风、光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平衡,如何保证稳定输出,需要一套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来保证稳定输出,这个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需要有一个框架。非碳能源实际上只占15%,另外85%是煤、油、气,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我国现在大约排放100亿吨二氧化碳。假如到2060年,我国还不得不排放20到25亿吨二氧化碳。
非碳能源占比不会是线性提高的,主要靠技术组合和技术突破。煤炭作为主力能源,还会存在较长一段时期,因此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进步仍需十分重视。另外一个是核能,我们不该追随某些“弃核国家”的脚步,还要加强核能利用,甚至在内陆地区建厂,把核能充分利用起来。尤其是西部干旱地区的风、光资源,是我们实现碳中和最大的底气,要考虑如何稳定输出。
专题三、不可替代化石能源预测
核心问题:不可替代的化石能源必然会转化为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对于这部分排放要有一个预测来自于何处,来自于什么行业、总量多少。
首先要考虑替代,就是用电、热、氢能等来替代,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替代难度肯定是不一致的,我们能否从目前的情况来按照难易排序,这是非常关键。
其次,能否确定不可替代的领域有哪些?这些领域不得不排放二氧化碳,那就是碳中和需要中和掉的部分,需要进行针对性预测。现在初步认为:居民生活比较容易用电力、地热、太阳能来替代,关键在于国家如何推动;交通领域,目前已经在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以后可能用氢能驱动船和飞机等,这个替代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农业领域大部分也可以替代;比较难替代是工业领域,包括冶金、化工、建材、矿山等等如何替代,还需要特别研究。
另外,要克服风电、光电等输出不稳定性的问题。未来我们的电力系统如何保证稳定输出将是需要考虑解决的关键问题。美国提出来2035年实现无碳电力,中国什么时候实现低碳电力或者无碳电力。目前有很多国家对氢能寄予了很大希望,氢能战略也需要国家拿出方案。我国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中,发电端占比约47%,消费端如工业过程、居民生活等等占53%。要实现碳中和就需要在发电端用更多的非碳能源来发电、在消费端用电和氢能等来替代,构建一个两端共同发力的系统。
专题四:非碳能源技术研发迭代需求
大化所的刘中民院士提出三步走。第一步是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与耦合替代;第二步,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用;第三步,低碳能源智能化多能融合。
专题五:陆地生态系统固碳现状测算
中科院已经做过一些关于碳收支项目的研究。现状认为,我国目前地表碳储量相当于363亿吨二氧化碳,每年固碳速率是10到40亿吨二氧化碳,我们估计森林在2060年以前将会达到固碳峰值,之后固碳速率就会降低。干旱半干旱区的土壤还很难估计。
专题六:陆地生态系统未来固碳潜力分析
计算我国陆地生态系统未来固碳潜力,主要有以下核心问题:
一是陆地和近海不同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如何,以及未来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它们会如何变化;二是我国生态恢复、建设工程这些面状分布区未来的固碳潜力如何;三是新增点状分布区固碳潜力如何,比如城市造林绿化等;四是其他一些人为措施,比如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上马后西部干旱区变绿、海水淡化等实现后,在其影响下新增的固碳潜力如何;还有未来陆地生态系统增加碳汇的措施,比如秸秆闷烧成碳屑等。我们还需要研究证明这些增汇措施的长期性。
专题七:碳捕集利用封存技术评估
负排放技术目前有十种。包括将二氧化碳制成化学品、将二氧化碳制成燃料、微藻的生产、混凝土碳捕集、提高原油采集率、生物能源的碳捕捉和存储、硅酸盐岩石的风化和矿物碳化、植树造林、土壤有机碳和土壤无机碳、农作物的秸秆烧成木炭还田等等。这些负排放技术中,前面几项是国际上所谓的CCUS技术,而矿物碳化和生物碳我国研究较少。核心问题是这些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现在还没有必要马上就大规模工程封存,那是要在2060年之前考虑的问题。目前这方面技术进步是比较快的,未来会进步到什么程度还不好预测,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好不要单纯地封存,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利用二氧化碳。
专题八:青藏高原率先达标示范区建议
建议在青藏高原建设一个率先达标示范区。青藏高原在我国境内的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我国正在建设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同时我国可能也要开发一些河流的水电,青藏高原固碳的潜力非常之大,因为它有很多退化的草地,所以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专题研究。
专题九:政策技术分析研究
政策如何推动的问题,包括如何推动非碳技术,如何进行生态建设增加碳汇。目前来说,我国在减排问题上,政府约束性政策大于市场机制,以后可能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来发挥作用。
结束语
第一,“碳中和”过程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其过程将会是经济社会的大转型,将会是一场涉及广泛领域的大变革。国家需要积极研究与谋划,谋定而动,系统布局,组织力量,特殊支持,力争以技术上的先进性获得产业上的主导权,使之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我们项目组强调:完成这个大转型,需要在能源结构、能源消费、人为固碳“三端发力”,所需之资金将会是天文数字,决不可能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得以满足,必须坚持市场导向,鼓励竞争,稳步推进。
第三,本项目只能先给出一个框架性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确定路线图的问题上可考虑先经历一段“百家争鸣”时期,千万不要急于“收口”,千万不要急于强力推进。
第四,这个大转型过程中,整个行业的协调共进非常重要。“减碳、固碳”“电力替代”“氢能替代”均需要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由此,分行业设计“碳中和”路线图及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需尽早完成,这个非常关键。
第五,评价国家、区域、行业、企业甚至家庭的“碳中和程度”,需从收、支两端计量。从能源消费角度论,“支”(即排放)相对容易计量;“收”(即固碳)由于类型多样,过程复杂,很难精确计量,尤其是“人为努力”下的固碳增量不易确定。由此,国家要尽早建立系统的监测、计算、报告、检核的标准体系,以期针对我国的碳收支状况,保证话语权在我。
当然,这里面还有国际上的合作和斗争,比如未来的排放权如何分配?未来排放的天花板应该如何确定?“共同又有区别的责任”未来怎么体现?西方国家一直在说“资金与技术援助”,但是一直没做,他们如何兑现?每个国家排放量如何计量?另外我国该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舆论抹黑,比如西方国家总说中国是第一污染大国,我国人均累计排放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但是我们没有人就此发声。另外,针对外国对我国绿色产品比如太阳能电池板设立高额关税,我国该如何应对?
还有一些基础性的科学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到底1.5℃、2.0℃增温对应什么样的二氧化碳当量浓度?以前国际上经常说450ppm二氧化碳当量浓度,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浓度,但增温并没有达到1.5℃。我个人认为,格陵兰冰盖融化之前,变暖对中国是有利的,融化之后海平面要上升,对中国就不利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研究目标。总之,科技界任重道远。#期嘴八舌#
“双碳”行动是应对气候变暖的国际行动一部分。欧盟国家是“碳中和”的首倡者,他们提出要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我国去年9月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达到碳中和。从人均角度来分析的话,美国,英国、法国的碳排放已经处于下降阶段,正在走向碳中和。印度的人均排放量增长刚刚“启动”,大概相当于我国60年代的人均排放水平,尚未真正到达快速增长时期。我国基本从2012、2013年开始就进入了碳排放的“平台期”。
我国的生产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7.28吨/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不过比美国要低很多;从消费端来看,我们的人均排放量比英法美都低;一个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是逐年累积的,从1900年算起的人均累计排放对比图显示,全球平均水平是209吨/人,我国才157/吨人,美国是1218吨/人,欧洲的法国、英国这些国家都比我国多得多。所以计算人均累计碳排放,我国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我国现在的碳排放总量比较高,这和我国经济发展比较快有关。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碳中和应该会比其他国家困难。
碳中和的概念,就是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化石燃料利用和土地利用),被人为努力(木材蓄积量、土壤有机碳、工程封存等)和自然过程(海洋吸收、侵蚀-沉积过程的碳埋藏、碱性土壤的固碳等)所吸收。目前全球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是400亿吨,其中14%来自土地利用,86%来自化石燃料利用。排放出来的这些二氧化碳,大约46%留在大气,23%被海洋吸收,31%被陆地吸收。碳固定过程非常多,在这里举一个不被大家特别关注的例子—土壤。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碱性土壤中含有很多钙离子,不像南方酸性土壤钙离子很少,这些钙离子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结合,降水的时候就会淋溶形成碳酸钙沉淀,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自然过程。做黄土研究的专家经常说,黄土里面有料姜石,这就是碳酸钙的结核,还有在温暖时间沉淀下来的钙板。我国有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个自然过程对碳的固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未来碳中和的主要途径,我们要考虑到,接近2060年的时候,因为人为排放下降了,二氧化碳分压降低,海洋吸收可能也会相应降低,但降低的幅度现在很难预期。陆地土壤沉积的固碳过程还是会存在,甚至有可能会加强。所以,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就要通过生态建设、工程封存等措施去除掉,这样才能达到中和。
中国如何达到碳中和
专题一:未来能源消费总量预测
核心问题: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面向2060)。我国居民生活、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能源需求以及全社会能源总需求。
一个是到2035年,我们GDP比目前还会翻一番,2060年还需要再翻一番,达到人均4万美元,产业结构从目前的中低端发展到中高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变动,要建立一个预测的模型。但预测常常是不准。
专题二:非碳能源占比阶段性提高途径
核心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新型能源供应系统,如何逐步增加非碳能源,特别是风、光、水、地热、核等的比重。
中国西部有丰富的风、光资源,如何从各种发电、储能、转化、输电、消纳等等环节协调发力,让这些资源得到有效充分利用。尤其要解决的问题是,由于风、光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平衡,如何保证稳定输出,需要一套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来保证稳定输出,这个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需要有一个框架。非碳能源实际上只占15%,另外85%是煤、油、气,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我国现在大约排放100亿吨二氧化碳。假如到2060年,我国还不得不排放20到25亿吨二氧化碳。
非碳能源占比不会是线性提高的,主要靠技术组合和技术突破。煤炭作为主力能源,还会存在较长一段时期,因此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进步仍需十分重视。另外一个是核能,我们不该追随某些“弃核国家”的脚步,还要加强核能利用,甚至在内陆地区建厂,把核能充分利用起来。尤其是西部干旱地区的风、光资源,是我们实现碳中和最大的底气,要考虑如何稳定输出。
专题三、不可替代化石能源预测
核心问题:不可替代的化石能源必然会转化为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对于这部分排放要有一个预测来自于何处,来自于什么行业、总量多少。
首先要考虑替代,就是用电、热、氢能等来替代,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替代难度肯定是不一致的,我们能否从目前的情况来按照难易排序,这是非常关键。
其次,能否确定不可替代的领域有哪些?这些领域不得不排放二氧化碳,那就是碳中和需要中和掉的部分,需要进行针对性预测。现在初步认为:居民生活比较容易用电力、地热、太阳能来替代,关键在于国家如何推动;交通领域,目前已经在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以后可能用氢能驱动船和飞机等,这个替代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农业领域大部分也可以替代;比较难替代是工业领域,包括冶金、化工、建材、矿山等等如何替代,还需要特别研究。
另外,要克服风电、光电等输出不稳定性的问题。未来我们的电力系统如何保证稳定输出将是需要考虑解决的关键问题。美国提出来2035年实现无碳电力,中国什么时候实现低碳电力或者无碳电力。目前有很多国家对氢能寄予了很大希望,氢能战略也需要国家拿出方案。我国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中,发电端占比约47%,消费端如工业过程、居民生活等等占53%。要实现碳中和就需要在发电端用更多的非碳能源来发电、在消费端用电和氢能等来替代,构建一个两端共同发力的系统。
专题四:非碳能源技术研发迭代需求
大化所的刘中民院士提出三步走。第一步是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与耦合替代;第二步,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用;第三步,低碳能源智能化多能融合。
专题五:陆地生态系统固碳现状测算
中科院已经做过一些关于碳收支项目的研究。现状认为,我国目前地表碳储量相当于363亿吨二氧化碳,每年固碳速率是10到40亿吨二氧化碳,我们估计森林在2060年以前将会达到固碳峰值,之后固碳速率就会降低。干旱半干旱区的土壤还很难估计。
专题六:陆地生态系统未来固碳潜力分析
计算我国陆地生态系统未来固碳潜力,主要有以下核心问题:
一是陆地和近海不同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如何,以及未来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它们会如何变化;二是我国生态恢复、建设工程这些面状分布区未来的固碳潜力如何;三是新增点状分布区固碳潜力如何,比如城市造林绿化等;四是其他一些人为措施,比如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上马后西部干旱区变绿、海水淡化等实现后,在其影响下新增的固碳潜力如何;还有未来陆地生态系统增加碳汇的措施,比如秸秆闷烧成碳屑等。我们还需要研究证明这些增汇措施的长期性。
专题七:碳捕集利用封存技术评估
负排放技术目前有十种。包括将二氧化碳制成化学品、将二氧化碳制成燃料、微藻的生产、混凝土碳捕集、提高原油采集率、生物能源的碳捕捉和存储、硅酸盐岩石的风化和矿物碳化、植树造林、土壤有机碳和土壤无机碳、农作物的秸秆烧成木炭还田等等。这些负排放技术中,前面几项是国际上所谓的CCUS技术,而矿物碳化和生物碳我国研究较少。核心问题是这些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现在还没有必要马上就大规模工程封存,那是要在2060年之前考虑的问题。目前这方面技术进步是比较快的,未来会进步到什么程度还不好预测,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好不要单纯地封存,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利用二氧化碳。
专题八:青藏高原率先达标示范区建议
建议在青藏高原建设一个率先达标示范区。青藏高原在我国境内的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我国正在建设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同时我国可能也要开发一些河流的水电,青藏高原固碳的潜力非常之大,因为它有很多退化的草地,所以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专题研究。
专题九:政策技术分析研究
政策如何推动的问题,包括如何推动非碳技术,如何进行生态建设增加碳汇。目前来说,我国在减排问题上,政府约束性政策大于市场机制,以后可能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来发挥作用。
结束语
第一,“碳中和”过程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其过程将会是经济社会的大转型,将会是一场涉及广泛领域的大变革。国家需要积极研究与谋划,谋定而动,系统布局,组织力量,特殊支持,力争以技术上的先进性获得产业上的主导权,使之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我们项目组强调:完成这个大转型,需要在能源结构、能源消费、人为固碳“三端发力”,所需之资金将会是天文数字,决不可能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得以满足,必须坚持市场导向,鼓励竞争,稳步推进。
第三,本项目只能先给出一个框架性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确定路线图的问题上可考虑先经历一段“百家争鸣”时期,千万不要急于“收口”,千万不要急于强力推进。
第四,这个大转型过程中,整个行业的协调共进非常重要。“减碳、固碳”“电力替代”“氢能替代”均需要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由此,分行业设计“碳中和”路线图及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需尽早完成,这个非常关键。
第五,评价国家、区域、行业、企业甚至家庭的“碳中和程度”,需从收、支两端计量。从能源消费角度论,“支”(即排放)相对容易计量;“收”(即固碳)由于类型多样,过程复杂,很难精确计量,尤其是“人为努力”下的固碳增量不易确定。由此,国家要尽早建立系统的监测、计算、报告、检核的标准体系,以期针对我国的碳收支状况,保证话语权在我。
当然,这里面还有国际上的合作和斗争,比如未来的排放权如何分配?未来排放的天花板应该如何确定?“共同又有区别的责任”未来怎么体现?西方国家一直在说“资金与技术援助”,但是一直没做,他们如何兑现?每个国家排放量如何计量?另外我国该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舆论抹黑,比如西方国家总说中国是第一污染大国,我国人均累计排放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但是我们没有人就此发声。另外,针对外国对我国绿色产品比如太阳能电池板设立高额关税,我国该如何应对?
还有一些基础性的科学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到底1.5℃、2.0℃增温对应什么样的二氧化碳当量浓度?以前国际上经常说450ppm二氧化碳当量浓度,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浓度,但增温并没有达到1.5℃。我个人认为,格陵兰冰盖融化之前,变暖对中国是有利的,融化之后海平面要上升,对中国就不利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研究目标。总之,科技界任重道远。#期嘴八舌#
【滨海新区打造生物医药产业新高地】生物医药产业是天津打造“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的重点产业之一,也是在制造业立市中打造“一主两翼”产业创新格局的两“翼”之一,在天津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制高点中地位突出。
目前,天津生物医药产业基本形成以滨海新区为核心,武清、北辰、西青、津南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402.48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64.2%的比重。预计到2025年,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
培育领军企业 争做生物医药产业领跑者
经过近30年的砥砺前行,滨海新区已经拥有各类生物医药企业1500多家,建成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等具有国际水准的科研创新平台100多家,形成了以创新药物、现代中药、合成生物、医疗器械、医学生物技术等领域为特色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成为中国北方生物医药产业科技研发、生产制造的领跑者。
近年来,滨海新区在疫苗、重组蛋白、干细胞、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成果频出,智能技术应用逐步拓展,生产制造模式不断创新,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聚集了一批明星企业及明星产品,涌现出一批技术领先型科技企业。例如埃博拉疫苗及新冠疫苗生产企业康希诺公司、中国十大CDMO企业凯莱英公司、亚洲生产规模最大的胰岛素企业诺和诺德公司、产量全国第一的皮质激素生产企业金耀集团、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葡萄籽提取企业尖峰天然产物公司、国内唯一在CRO领域全产业链布局的药明康德、国内中药行业龙头盛实百草公司等。
坐落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凯莱英医药集团,是中国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外包领军企业之一。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洪浩告诉记者:“药品药物化学、生产和控制解决方案的一体化医药服务,是凯莱英成立之初确定的核心优势和商业模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家公司已经拥有十余家研发、生产、销售子公司及办事处,其中有3家企业先后落户天津经开区。
天津经开区医药健康局局长李樱表示,生物医药产业是经开区重点发展的主导行业之一,经过多年来在核心项目引育、研发能力提升、产业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发力,在创新孵化、产业化、流通等价值链主要环节都有所布局。经开区像凯莱英这样的生物医药类企业有400余家。2020年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到273.5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四成以上。
构建产业生态 错位发展 精准扶持
此前,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印发《滨海新区产业空间布局指引实施方案》,将生物医药产业明确为滨海新区全域发展产业。经开区与区发展改革委作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双群长单位,充分发挥区发改委统筹全区产业优势及经开区服务促进企业项目落地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共同谋划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印发《滨海新区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加强“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滨海新区还推出了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设立了滨海产业基金,就生物医药等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定向支持。各开发区针对本区域重点发展的细分领域,纷纷制定精准的专项支持政策,带动细分产业集群健康发展。
如今,滨海新区已经形成了生物医药产业图谱,以图谱指导规划和重大项目引进,构建错位发展的产业布局。未来,在经开区南港工业区,重点布局化学药产业集群;在经开区东区、西区、中区,重点布局生物药产业集群;在高新区渤龙湖科技园,重点布局细胞、现代中药产业集群;在经开区东区、西区、中区,保税区空港片区,重点布局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在生态城,重点布局智慧医疗与大健康产业集群。这样形成各个开发区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各有侧重,各抓各段,集中优势资源发力生物医药产业。
聚焦国际细胞产业集群 “细胞谷”建设步入“快车道”
“细胞谷”作为创新产物,是天津打造我国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及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抓手。当前,滨海新区“细胞谷”建设步入快车道,已基本形成小区域内专业聚集,大区域内分工协同的产业特点。经开区突出基因治疗领域,保税区侧重基因和细胞技术的工业应用,高新区专注细胞治疗领域,逐步形成细胞产业特色化、集群化的发展态势。
按照“一核、两区、多园”的产业空间布局,经开区、高新区“细胞谷”试验区载体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高新区)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生物医药创新中心主体正在开展室内装修,药研院特医食品项目、康圣环球特检项目已入场。中新生态城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厂房正在进行主体施工,二期厂房已完成桩基工程。天津中海海慧谷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在经开区中信工业园开工,首期将建成集生物医药实验、办公、金融、展示等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产业园区。
此外,一批产业化重点项目落地,新开工、入驻康希诺腺病毒载体类疫苗国产化示范线等重点产业化项目6个,合源生物、华熙生物等行业龙头企业与血研所、中科院工生所等科研机构开展技术合作和技术孵化,涉及基因工程疫苗、核酸药物、CAR-T细胞药物、生物活性材料等领域。研发外包与服务产业链逐步完善,凯莱英并购冠勤医药加快临床前研究服务CRO板块战略部署。海河生物新检测基地落成,扩建药品、医疗器械产品研发和工艺验证、市场准入检验检测和临床前动物研究平台。
滨海新区科技局党组书记刘朱岩表示,“下一步,新区将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与行业领军企业定期召开‘细胞谷’建设研讨会,及时掌握产业发展最新动态及创新政策需求。围绕康希诺、合源生物、血研所等行业龙头企业和机构,梳理产业链上下游‘卡脖子’共性耗材国产化替代情况,甄别国内可生产替代品的企业,延链补链强链,加大产业链上下游招商引资力度,开展精准产业链招商,聚集全球高端创新资源,打造国际细胞产业集群。”https://t.cn/A6IuTLth
目前,天津生物医药产业基本形成以滨海新区为核心,武清、北辰、西青、津南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402.48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64.2%的比重。预计到2025年,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
培育领军企业 争做生物医药产业领跑者
经过近30年的砥砺前行,滨海新区已经拥有各类生物医药企业1500多家,建成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等具有国际水准的科研创新平台100多家,形成了以创新药物、现代中药、合成生物、医疗器械、医学生物技术等领域为特色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成为中国北方生物医药产业科技研发、生产制造的领跑者。
近年来,滨海新区在疫苗、重组蛋白、干细胞、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成果频出,智能技术应用逐步拓展,生产制造模式不断创新,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聚集了一批明星企业及明星产品,涌现出一批技术领先型科技企业。例如埃博拉疫苗及新冠疫苗生产企业康希诺公司、中国十大CDMO企业凯莱英公司、亚洲生产规模最大的胰岛素企业诺和诺德公司、产量全国第一的皮质激素生产企业金耀集团、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葡萄籽提取企业尖峰天然产物公司、国内唯一在CRO领域全产业链布局的药明康德、国内中药行业龙头盛实百草公司等。
坐落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凯莱英医药集团,是中国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外包领军企业之一。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洪浩告诉记者:“药品药物化学、生产和控制解决方案的一体化医药服务,是凯莱英成立之初确定的核心优势和商业模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家公司已经拥有十余家研发、生产、销售子公司及办事处,其中有3家企业先后落户天津经开区。
天津经开区医药健康局局长李樱表示,生物医药产业是经开区重点发展的主导行业之一,经过多年来在核心项目引育、研发能力提升、产业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发力,在创新孵化、产业化、流通等价值链主要环节都有所布局。经开区像凯莱英这样的生物医药类企业有400余家。2020年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到273.5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四成以上。
构建产业生态 错位发展 精准扶持
此前,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印发《滨海新区产业空间布局指引实施方案》,将生物医药产业明确为滨海新区全域发展产业。经开区与区发展改革委作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双群长单位,充分发挥区发改委统筹全区产业优势及经开区服务促进企业项目落地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共同谋划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印发《滨海新区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加强“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滨海新区还推出了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设立了滨海产业基金,就生物医药等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定向支持。各开发区针对本区域重点发展的细分领域,纷纷制定精准的专项支持政策,带动细分产业集群健康发展。
如今,滨海新区已经形成了生物医药产业图谱,以图谱指导规划和重大项目引进,构建错位发展的产业布局。未来,在经开区南港工业区,重点布局化学药产业集群;在经开区东区、西区、中区,重点布局生物药产业集群;在高新区渤龙湖科技园,重点布局细胞、现代中药产业集群;在经开区东区、西区、中区,保税区空港片区,重点布局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在生态城,重点布局智慧医疗与大健康产业集群。这样形成各个开发区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各有侧重,各抓各段,集中优势资源发力生物医药产业。
聚焦国际细胞产业集群 “细胞谷”建设步入“快车道”
“细胞谷”作为创新产物,是天津打造我国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及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抓手。当前,滨海新区“细胞谷”建设步入快车道,已基本形成小区域内专业聚集,大区域内分工协同的产业特点。经开区突出基因治疗领域,保税区侧重基因和细胞技术的工业应用,高新区专注细胞治疗领域,逐步形成细胞产业特色化、集群化的发展态势。
按照“一核、两区、多园”的产业空间布局,经开区、高新区“细胞谷”试验区载体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高新区)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生物医药创新中心主体正在开展室内装修,药研院特医食品项目、康圣环球特检项目已入场。中新生态城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厂房正在进行主体施工,二期厂房已完成桩基工程。天津中海海慧谷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在经开区中信工业园开工,首期将建成集生物医药实验、办公、金融、展示等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产业园区。
此外,一批产业化重点项目落地,新开工、入驻康希诺腺病毒载体类疫苗国产化示范线等重点产业化项目6个,合源生物、华熙生物等行业龙头企业与血研所、中科院工生所等科研机构开展技术合作和技术孵化,涉及基因工程疫苗、核酸药物、CAR-T细胞药物、生物活性材料等领域。研发外包与服务产业链逐步完善,凯莱英并购冠勤医药加快临床前研究服务CRO板块战略部署。海河生物新检测基地落成,扩建药品、医疗器械产品研发和工艺验证、市场准入检验检测和临床前动物研究平台。
滨海新区科技局党组书记刘朱岩表示,“下一步,新区将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与行业领军企业定期召开‘细胞谷’建设研讨会,及时掌握产业发展最新动态及创新政策需求。围绕康希诺、合源生物、血研所等行业龙头企业和机构,梳理产业链上下游‘卡脖子’共性耗材国产化替代情况,甄别国内可生产替代品的企业,延链补链强链,加大产业链上下游招商引资力度,开展精准产业链招商,聚集全球高端创新资源,打造国际细胞产业集群。”https://t.cn/A6IuT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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