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于谦的儿子于思洋去郭德纲家,看到郭德纲正在玩电脑,就问:“师父,我能用用吗?”郭德纲说:“不行,我正工作呢!”
于思洋一听转身离开了,临走前说:“你等着吧,一会电脑就炸了。”
2006年,于谦与白慧明的儿子于思洋出生,6
个月时于思洋就拜了郭德纲为师,入了“云”字科,取名于云霆。别看他人小,辈分却很大,连岳云鹏都要毕恭毕敬的喊他一声“五哥”。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名师出高徒,在父亲与师父的耳濡目染之下,于思洋从小就展现出了极高的语言天赋,金句频出,段子也是张口就来。
当初于思洋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他不愿意去,于谦和白慧明一狠心就把他扔给了老师转身就走,只听见他在后面大喊:
“你们不管我啦!你们这对狗·男女!”
于谦被整的哭笑不得。
从小,于思洋就非常向往舞台,因为他经常躲在幕后看师父与父亲演出,看到两个人把台下那么多人逗得哈哈大笑,他觉得父亲和师父十分了不起。
一次,于思洋躲在幕后偷看时,看到父亲与师父快要谢幕了,便蹭的一下跑了上去,惹得全场观众欢呼鼓掌。
郭德纲一把抱起于思洋放在演出桌上,用巧克力忽悠他唱一首。结果于思洋毫不怯场,眼盯着巧克力就开始唱,最后以歌曲萌翻全场。
于谦说:“我儿子于思洋是典型的金牛座,好听点叫过日子,难听点就叫抠儿。”
有一次过节,于谦拿了100块钱的红包给于思洋,跟他说:“过节了,一会儿你给老师一个红包,表示一点儿心意。”
于思洋不解的问:“咱们为什么要给老师红包啊?”
于谦说:“给老师红包就图个喜庆,里面有钱。”“啊?里面还有钱?里面有多少钱?”
于谦说:“里面有100块钱!”
于思洋马上攥住红包说:“100块钱?将来咱买东西咱还得用呢!”
结果上完课,于谦把老师喊过来说:“老师,于思洋和你有话说。”
“于思洋,快点过来,把红包给老师来。”
谁知,于思洋拿着红包磨磨唧唧半天就是不给老师,最后他和老师一人拿了一半红包,于思洋还是不撒手。
白慧明看不下去了,直接一把拽过红包给了老师。结果,于思洋不干了,对着白慧明大喊:“妈妈,咱们的钱为什么要给她呀?”
郭麒麟说:“于思洋最喜欢年轻貌美的姐姐。”
2011年的“钢丝节”上,郭麒麟拉着于思洋上台,结果一上台他就到盯着前排一漂亮姐姐,郭德纲问他:“你怎么老盯着人漂亮姐姐啊?”
郭德纲话音刚落,于思洋就直接张开双臂,大喊:“姐姐!”去抱人家。最后,这开场小曲儿的风头全被于思洋给抢了。
有一次,郭德纲为了改掉于思洋喜欢漂亮姐姐这个毛病,就和其他几个徒弟一起演了出戏。等于思洋一过来,郭德纲就假装“扇”几个徒弟耳光,然后“扇”完就出去了。
于思洋就跟着郭德纲出来了,问他:“师父,您怎么这么别打人啊?”
郭德纲说:“我不是爱打人,我是太爱你,你犯错了我不舍得打,我就只能打他们了。”
于思洋问:“那您怎么才能不打他们啊?”
郭德纲说:“只要你不在跟漂亮姐姐照相,我就不打他们了。”
然后就看到于思洋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掉,嘴里还说着:“我谁也放不下啊,我两边都放不下!”
郭德纲见状,只好认输:“得了得了,我不管你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估计让郭德纲认输的人,也只有于思洋了。
一次,于思洋去郭德纲家,看到郭德纲正在玩电脑,就问:“师父,我能用用吗?”郭德纲说:“不行,我正工作呢!楼下有电脑,你去楼下玩去。”
于思洋一听转身离开了,临走前说:“你等着吧!一会电脑就炸了。”
估计敢让郭德纲电脑炸的人,也只有于思洋。
有一次演出完,郭德纲抱着于思洋在车里,突然他就问郭德纲:“师父,你结婚了吗?”
郭德纲说:“我结婚了。那你爸爸结婚了吗?”
于思洋说:“这我不知道!”
郭德纲又问:“你结婚了吗?”
于思洋:“我没有。”
郭德纲:“你怎么不结婚?”
于思洋:“我可能不够岁数。”
郭德纲:“那你什么时候够岁数?”
于思洋:“怎么也得明年!”
为了吃的,于思洋也是耍尽滑头。他对郭德纲说:“师父,我做梦梦见了麦当劳。”
郭德纲说:“好的,师父给你买,梦见啥买啥!”
于思洋接着说:“那师父,我还梦见肯德基了。”
不得不说,于思洋真是从小就人小鬼大,再加上郭德纲和于谦的熏陶,于思洋长大后想不进入相声这行都难啊!
如今那个古灵精怪的毛头小子,也长成了15岁的翩翩少年。年纪小小的他,也为德云社的砸挂提供了不少的素材,也希望长大后的他依旧这么风趣幽默!
近日,德云社的孟鹤堂发了单曲《三大白骨精》,德云社的众多师兄弟们也是纷纷转发宣传,看来孟鹤堂是要进军歌唱界了。
不过德云社如今,娱乐领悟几乎占全了,想歌坛进攻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相声也讲究“说、学、逗、唱”,想来他们的唱功应该也是不错的。
也期待德云社多几位歌手!
于思洋一听转身离开了,临走前说:“你等着吧,一会电脑就炸了。”
2006年,于谦与白慧明的儿子于思洋出生,6
个月时于思洋就拜了郭德纲为师,入了“云”字科,取名于云霆。别看他人小,辈分却很大,连岳云鹏都要毕恭毕敬的喊他一声“五哥”。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名师出高徒,在父亲与师父的耳濡目染之下,于思洋从小就展现出了极高的语言天赋,金句频出,段子也是张口就来。
当初于思洋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他不愿意去,于谦和白慧明一狠心就把他扔给了老师转身就走,只听见他在后面大喊:
“你们不管我啦!你们这对狗·男女!”
于谦被整的哭笑不得。
从小,于思洋就非常向往舞台,因为他经常躲在幕后看师父与父亲演出,看到两个人把台下那么多人逗得哈哈大笑,他觉得父亲和师父十分了不起。
一次,于思洋躲在幕后偷看时,看到父亲与师父快要谢幕了,便蹭的一下跑了上去,惹得全场观众欢呼鼓掌。
郭德纲一把抱起于思洋放在演出桌上,用巧克力忽悠他唱一首。结果于思洋毫不怯场,眼盯着巧克力就开始唱,最后以歌曲萌翻全场。
于谦说:“我儿子于思洋是典型的金牛座,好听点叫过日子,难听点就叫抠儿。”
有一次过节,于谦拿了100块钱的红包给于思洋,跟他说:“过节了,一会儿你给老师一个红包,表示一点儿心意。”
于思洋不解的问:“咱们为什么要给老师红包啊?”
于谦说:“给老师红包就图个喜庆,里面有钱。”“啊?里面还有钱?里面有多少钱?”
于谦说:“里面有100块钱!”
于思洋马上攥住红包说:“100块钱?将来咱买东西咱还得用呢!”
结果上完课,于谦把老师喊过来说:“老师,于思洋和你有话说。”
“于思洋,快点过来,把红包给老师来。”
谁知,于思洋拿着红包磨磨唧唧半天就是不给老师,最后他和老师一人拿了一半红包,于思洋还是不撒手。
白慧明看不下去了,直接一把拽过红包给了老师。结果,于思洋不干了,对着白慧明大喊:“妈妈,咱们的钱为什么要给她呀?”
郭麒麟说:“于思洋最喜欢年轻貌美的姐姐。”
2011年的“钢丝节”上,郭麒麟拉着于思洋上台,结果一上台他就到盯着前排一漂亮姐姐,郭德纲问他:“你怎么老盯着人漂亮姐姐啊?”
郭德纲话音刚落,于思洋就直接张开双臂,大喊:“姐姐!”去抱人家。最后,这开场小曲儿的风头全被于思洋给抢了。
有一次,郭德纲为了改掉于思洋喜欢漂亮姐姐这个毛病,就和其他几个徒弟一起演了出戏。等于思洋一过来,郭德纲就假装“扇”几个徒弟耳光,然后“扇”完就出去了。
于思洋就跟着郭德纲出来了,问他:“师父,您怎么这么别打人啊?”
郭德纲说:“我不是爱打人,我是太爱你,你犯错了我不舍得打,我就只能打他们了。”
于思洋问:“那您怎么才能不打他们啊?”
郭德纲说:“只要你不在跟漂亮姐姐照相,我就不打他们了。”
然后就看到于思洋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掉,嘴里还说着:“我谁也放不下啊,我两边都放不下!”
郭德纲见状,只好认输:“得了得了,我不管你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估计让郭德纲认输的人,也只有于思洋了。
一次,于思洋去郭德纲家,看到郭德纲正在玩电脑,就问:“师父,我能用用吗?”郭德纲说:“不行,我正工作呢!楼下有电脑,你去楼下玩去。”
于思洋一听转身离开了,临走前说:“你等着吧!一会电脑就炸了。”
估计敢让郭德纲电脑炸的人,也只有于思洋。
有一次演出完,郭德纲抱着于思洋在车里,突然他就问郭德纲:“师父,你结婚了吗?”
郭德纲说:“我结婚了。那你爸爸结婚了吗?”
于思洋说:“这我不知道!”
郭德纲又问:“你结婚了吗?”
于思洋:“我没有。”
郭德纲:“你怎么不结婚?”
于思洋:“我可能不够岁数。”
郭德纲:“那你什么时候够岁数?”
于思洋:“怎么也得明年!”
为了吃的,于思洋也是耍尽滑头。他对郭德纲说:“师父,我做梦梦见了麦当劳。”
郭德纲说:“好的,师父给你买,梦见啥买啥!”
于思洋接着说:“那师父,我还梦见肯德基了。”
不得不说,于思洋真是从小就人小鬼大,再加上郭德纲和于谦的熏陶,于思洋长大后想不进入相声这行都难啊!
如今那个古灵精怪的毛头小子,也长成了15岁的翩翩少年。年纪小小的他,也为德云社的砸挂提供了不少的素材,也希望长大后的他依旧这么风趣幽默!
近日,德云社的孟鹤堂发了单曲《三大白骨精》,德云社的众多师兄弟们也是纷纷转发宣传,看来孟鹤堂是要进军歌唱界了。
不过德云社如今,娱乐领悟几乎占全了,想歌坛进攻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相声也讲究“说、学、逗、唱”,想来他们的唱功应该也是不错的。
也期待德云社多几位歌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网曝:鸡泽县城管局乱扣乱罚符合规定吗?
近日,不断接到鸡泽县农民反映,称:到县城卖菜,卖水果等,都会遭到城管扣车不开扣车单,扣物不开扣物清单只罚款的处罚,大家都知道,城管扣了不少电子磅,而且,罚款还不开票,罚款金额多则100元,少则50元。
处罚时候,城管竟然还敢让卖菜的人用微信支付所谓的罚款。更让人愤怒的是还处罚了鸡泽县双塔镇西仝庄村一位卖鸭蛋的农家女。这位农家女的故事让人听了都掉眼泪,她的老公已经去世,她带着四个孩子过着紧张的生活,生活保障实在无着落,后来大队便给她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让她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她每次到县城卖鸭蛋看到城管吓得赶紧就跑,停都不敢停,有一次被城管局一个姓夏的城管把车扣了,姓夏的城管说:你拿100块钱让你把三轮车开走,一车鸭蛋也卖不了100元,她急得都哭了,后来,一位城管局内部看门的老大爷知道她的故事后,心里也难受,告诉她哪个锁子一拉就开,让她偷偷摸摸把车开走了。
现在,好多自产自销的村里的大爷大妈们再也不敢来城里卖东西了,大街上看不到杨曹庄的杨大爷卖葡萄了,看不到田庄村郝大爷卖菜了,再也听不到沿街叫卖声了……
城管局的门口,赫然写着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哪整治小摊小贩也许是城管局的工作,也许是为了人民幸福的方向,但不问缘由的以罚代管,见了就罚钱也不开票的做法符合规定吗?这其中,到底收了老百姓多少钱,这部分钱到哪了?是交入国家财政,还是装进了某些人的兜里,谁能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啊?城管局如此做法,是不是执法人性化,幸福化?是不是多引导、多劝导,并尽量给这些人寻找合适的场地,不要动不动就罚款更好、更人性化、更亲民、更便民呢?
望当地相关部门核实关注!
(来源网络)
近日,不断接到鸡泽县农民反映,称:到县城卖菜,卖水果等,都会遭到城管扣车不开扣车单,扣物不开扣物清单只罚款的处罚,大家都知道,城管扣了不少电子磅,而且,罚款还不开票,罚款金额多则100元,少则50元。
处罚时候,城管竟然还敢让卖菜的人用微信支付所谓的罚款。更让人愤怒的是还处罚了鸡泽县双塔镇西仝庄村一位卖鸭蛋的农家女。这位农家女的故事让人听了都掉眼泪,她的老公已经去世,她带着四个孩子过着紧张的生活,生活保障实在无着落,后来大队便给她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让她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她每次到县城卖鸭蛋看到城管吓得赶紧就跑,停都不敢停,有一次被城管局一个姓夏的城管把车扣了,姓夏的城管说:你拿100块钱让你把三轮车开走,一车鸭蛋也卖不了100元,她急得都哭了,后来,一位城管局内部看门的老大爷知道她的故事后,心里也难受,告诉她哪个锁子一拉就开,让她偷偷摸摸把车开走了。
现在,好多自产自销的村里的大爷大妈们再也不敢来城里卖东西了,大街上看不到杨曹庄的杨大爷卖葡萄了,看不到田庄村郝大爷卖菜了,再也听不到沿街叫卖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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