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2021年我国农机市场怎么样，权威分析来了！】据统计，去年我国农机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533.39亿元，同比攀升7.81％，今年上半年农机市场呈现先抑后扬的趋势，整体情况好于往年。面对不错的“上半场”，我们依旧不能掉以轻心，今年如何完美收官又成了农机人的新课题。此外，上半年的细分市场行情如何？今年又有哪些风口领域？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又该如何从容应对？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农机流通协会秘书处总监张华光，从他的分析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一、主要机型有升有降
据统计，上半年全国累计销售各种型号拖拉机21.13万台，同比小幅增长4.71％。总体来看，中拖在大中拖占比中依然占据七成以上的份额，今年上半年销量占比高达75.96％。“今年农机市场能否延续2020年的井喷行情，主要取决于去年农机市场利好因素能否延续，和影响今年市场走势的利好与利空因素之间的激烈较量。”张华光指出，由于大中拖结构性调整加速等利好因素与利空因素相比，显得较为单薄，预计今年大中拖市场下滑的概率很大。
多年来，收获机市场的竞争从未停歇，目前市场已进入了以产品为王的时代。其中，轮式谷物联合收获机集中度高。销量前五的品牌中，上半年累计销售1.99万台，同比增长6.99％，占比83.61％。玉米收获机市场集中度大幅度提升，前七大品牌累计销售9524万台，占比85.99％，提升10.33个百分点。
张华光：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洗牌”加剧，80余家年销量不足百台的小品牌，上半年同比下滑6.28％。履带式收获机市场也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上半年六大品牌累计销售2.65万台，同比大幅度增长23.83％。
“在第三季度，玉米、水稻以及各类经济作物陆续进入收获季节，将形成‘三箭齐发’的市场形势，成为推动市场增长的主要推手，第四季度市场进入收官阶段，年底将处于市场淡季。”张华光预测，市场将稳健增长，但增幅会下调。
上半年插秧机市场则呈大幅度增长、市场需求结构逐渐优化的发展趋势。截至6月底，国内累计销售各种型号插秧机5万余台，同比大幅增长45.64％。张华光预计，今年插秧机市场仍将保持较好增长，全年销量有望突破8万台，同比增幅在10％左右。
二、特种机具仍处市场机遇期
“畜牧机械是一个正在高速增长的领域。目前国内累计销售各类畜牧机械16.62万台，同比增长100.97％。”张华光分析，畜牧机械的9个细分机型均呈现大幅度攀升，除铡草机、畜禽精准化饲养设备大幅度增长外，其他机型均出现飙升。从市场需求结构分析，饲料（草）粉碎机占据了36.49％的份额，占比上扬11.47％。
张华光：通过对近十年畜牧机械市场走势的分析，我们判断，当前市场仍处于发展机遇期，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方向为大型高端化农机，且不可逆转。今年市场或进入整盘期，销量在18万台左右，同比增幅不超过10％。
近两年来，打捆机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以及“粮改饲”等各项政策的推动下，从原来的低速增长一举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去年打捆机市场销量大幅度增长，累计销售各种机型3.63万台，同比大幅度增长17.81％。“今年随着市场进入周期性调整期，以及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将进一步聚焦与粮食作物相关的农机作业环节和装备领域，预计今年打捆机市场销量在3.6万台左右，同比与去年持平。”张华光说。
“果蔬烘干机也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谈及原因，张华光认为，当前新鲜蔬菜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脱水蔬菜开始越来越多地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加上当前补贴政策对烘干机进行打包补贴等因素，去年我国果蔬烘干机累计销售8.84万台，同比增长91.76％。累计实现销售额10.56亿元，同比增长23.65％。今年销售额则有望突破12亿元，同比保持10％以上的增长。
张华光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表示，展望中长期，农机市场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未来3年由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驱动，我国农机制造业提升全球竞争力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今年农机市场最大的转变则是朝着结构性调整迈进。
三、需求碎片化，减量提质是趋势
去年的农机市场呈现高歌猛进的势头，但张华光提醒，这种增长并非农机市场内生性动力所致，更多源于疫情并发因素产生的驱动力。
张华光：当前农机市场正处于转型期，而转型形成的“空窗期”决定了农机市场未来3-5年会是一个低速发展阶段。
张华光告诉记者，我们仍然可以抓住机遇，在蓝海中成长。比如在三大粮食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之时，经济类作物的机械化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譬如蔬菜、棉花、油料和糖料的种植或收获环节是农机化的短板。而我国引进的国外机型，价格昂贵。以青毛豆收获机为例，一台进口机械价格高达120万元。而国内企业研发的此类产品，售价60万元的话，利润空间也非常大。“因此我们预计未来几年此类市场将成为农机市场的风口。”张华光说。
“市场需求则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减量提质将成为未来市场的新特点”“对生产企业来说，大企业应走多元化的道路，小企业则瞄准专业化。”
张华光：经销商应做好高中档产品的组合，同时完成由大众产品市场向小众产品市场的转移、商业和盈利模式的创新，实现由原来销售为中心向服务为中心的转移。
“此外，主要解决大田作物机械化的大型农机和主要解决丘陵山区小田作物机械化的小型农机将同时发展、双轨并行。”张华光告诉记者，大型农机主要满足新型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和在农业规模经营的逐渐扩大。此外，保护性耕作的推广和补贴政策的促进，都将促进大型机具的发展。但我国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决定了，适合丘陵山区的小型机械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农机市场的新引擎。
“毋庸置疑，我国农机市场正迎来大型高端农机时代。高端、智能农机是未来我国农机企业必争的战略要地。”张华光断言，只有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国产农机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优势地位。只有发展智能农业、精准农业，比如基于高精度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定位、导航辅助驾驶技术，根据作物长势、病虫害等情况形成处方图，实施控制喷雾流量，实现按需精准作业，才能形成市场区隔的重要指标。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梦帆 颜旭）
一、主要机型有升有降
据统计，上半年全国累计销售各种型号拖拉机21.13万台，同比小幅增长4.71％。总体来看，中拖在大中拖占比中依然占据七成以上的份额，今年上半年销量占比高达75.96％。“今年农机市场能否延续2020年的井喷行情，主要取决于去年农机市场利好因素能否延续，和影响今年市场走势的利好与利空因素之间的激烈较量。”张华光指出，由于大中拖结构性调整加速等利好因素与利空因素相比，显得较为单薄，预计今年大中拖市场下滑的概率很大。
多年来，收获机市场的竞争从未停歇，目前市场已进入了以产品为王的时代。其中，轮式谷物联合收获机集中度高。销量前五的品牌中，上半年累计销售1.99万台，同比增长6.99％，占比83.61％。玉米收获机市场集中度大幅度提升，前七大品牌累计销售9524万台，占比85.99％，提升10.33个百分点。
张华光：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洗牌”加剧，80余家年销量不足百台的小品牌，上半年同比下滑6.28％。履带式收获机市场也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上半年六大品牌累计销售2.65万台，同比大幅度增长23.83％。
“在第三季度，玉米、水稻以及各类经济作物陆续进入收获季节，将形成‘三箭齐发’的市场形势，成为推动市场增长的主要推手，第四季度市场进入收官阶段，年底将处于市场淡季。”张华光预测，市场将稳健增长，但增幅会下调。
上半年插秧机市场则呈大幅度增长、市场需求结构逐渐优化的发展趋势。截至6月底，国内累计销售各种型号插秧机5万余台，同比大幅增长45.64％。张华光预计，今年插秧机市场仍将保持较好增长，全年销量有望突破8万台，同比增幅在10％左右。
二、特种机具仍处市场机遇期
“畜牧机械是一个正在高速增长的领域。目前国内累计销售各类畜牧机械16.62万台，同比增长100.97％。”张华光分析，畜牧机械的9个细分机型均呈现大幅度攀升，除铡草机、畜禽精准化饲养设备大幅度增长外，其他机型均出现飙升。从市场需求结构分析，饲料（草）粉碎机占据了36.49％的份额，占比上扬11.47％。
张华光：通过对近十年畜牧机械市场走势的分析，我们判断，当前市场仍处于发展机遇期，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方向为大型高端化农机，且不可逆转。今年市场或进入整盘期，销量在18万台左右，同比增幅不超过10％。
近两年来，打捆机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以及“粮改饲”等各项政策的推动下，从原来的低速增长一举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去年打捆机市场销量大幅度增长，累计销售各种机型3.63万台，同比大幅度增长17.81％。“今年随着市场进入周期性调整期，以及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将进一步聚焦与粮食作物相关的农机作业环节和装备领域，预计今年打捆机市场销量在3.6万台左右，同比与去年持平。”张华光说。
“果蔬烘干机也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谈及原因，张华光认为，当前新鲜蔬菜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脱水蔬菜开始越来越多地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加上当前补贴政策对烘干机进行打包补贴等因素，去年我国果蔬烘干机累计销售8.84万台，同比增长91.76％。累计实现销售额10.56亿元，同比增长23.65％。今年销售额则有望突破12亿元，同比保持10％以上的增长。
张华光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表示，展望中长期，农机市场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未来3年由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驱动，我国农机制造业提升全球竞争力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今年农机市场最大的转变则是朝着结构性调整迈进。
三、需求碎片化，减量提质是趋势
去年的农机市场呈现高歌猛进的势头，但张华光提醒，这种增长并非农机市场内生性动力所致，更多源于疫情并发因素产生的驱动力。
张华光：当前农机市场正处于转型期，而转型形成的“空窗期”决定了农机市场未来3-5年会是一个低速发展阶段。
张华光告诉记者，我们仍然可以抓住机遇，在蓝海中成长。比如在三大粮食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之时，经济类作物的机械化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譬如蔬菜、棉花、油料和糖料的种植或收获环节是农机化的短板。而我国引进的国外机型，价格昂贵。以青毛豆收获机为例，一台进口机械价格高达120万元。而国内企业研发的此类产品，售价60万元的话，利润空间也非常大。“因此我们预计未来几年此类市场将成为农机市场的风口。”张华光说。
“市场需求则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减量提质将成为未来市场的新特点”“对生产企业来说，大企业应走多元化的道路，小企业则瞄准专业化。”
张华光：经销商应做好高中档产品的组合，同时完成由大众产品市场向小众产品市场的转移、商业和盈利模式的创新，实现由原来销售为中心向服务为中心的转移。
“此外，主要解决大田作物机械化的大型农机和主要解决丘陵山区小田作物机械化的小型农机将同时发展、双轨并行。”张华光告诉记者，大型农机主要满足新型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和在农业规模经营的逐渐扩大。此外，保护性耕作的推广和补贴政策的促进，都将促进大型机具的发展。但我国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决定了，适合丘陵山区的小型机械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农机市场的新引擎。
“毋庸置疑，我国农机市场正迎来大型高端农机时代。高端、智能农机是未来我国农机企业必争的战略要地。”张华光断言，只有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国产农机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优势地位。只有发展智能农业、精准农业，比如基于高精度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定位、导航辅助驾驶技术，根据作物长势、病虫害等情况形成处方图，实施控制喷雾流量，实现按需精准作业，才能形成市场区隔的重要指标。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梦帆 颜旭）
不同的人格类型根据自己能够接受的世界的一方面构建了自己的认知体系，就如下图，每个人就像一个星球，有自己的卫星圈，生活中看到的世界的一面，取决于自己的星球的“运转法则”，每个法则是不同的，如果有这样一群数量足够大的人构建的法则抨击了数量小的法则，数量小的法则的人格体系就会崩塌，进入怀疑主义，认为自己出了点问题，自己看到的世界也许是“病态”的。图片如此这般，哪个世界是真的呢？不过我们都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带着自己的3D眼镜在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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