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高新区块发布阶段性建设成果（上）
作者：吴明 张晓梅 张骅
1月28日上午，合肥高新区党工委委员、人事劳动局局长李宁，在合肥高新区自贸区高新区块阶段性建设成果发布会上宣称，截止2020年底，合肥高新区新增国家高企300家、总数达1500家，约占全市1/2、全省1/5；新认定瞪羚、潜在独角兽等高成长企业614家，发掘“爆品”企业3家、“深科技”企业约100家，建设全国开发区首个“企业家大学”，提升200名“领航”企业家综合素养。
安徽自贸区获批以来，高新区块在五大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发布会上，合肥高新区党工委委员、人事劳动局局长李宁对高新区块一百多天以来的建设成果进行了介绍，重点强调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开放创新、服务创新领域的举措和成效。
一是狠抓制度创新，探索改革新模式。编制并印发自贸区高新区块建设实施方案，详细勾勒出自贸区建设的宏伟蓝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围绕科技创新、新经济培育、营商环境等特色领域，凝练了“量子中心”集聚发展模式、“一网通”国际人才服务体系等创新成果13项，初步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高新样本”。以赋权事项为抓手，围绕自贸区发展需求，梳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点、堵点，积极争取上级赋权，积极承接省里拟下放的89个赋权事项，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层级和营商环境水平。以复制推广为要求，全面承接全国21个自贸区凝练的复制推广事项，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加快实施“放管服”改革，推进证照“一口受理、并联办理”审批服务模式，实现企业提交材料平均精简至1.5件，政府审批时间缩减至1.76天。自贸区高新区块范围内新注册企业超1300户，企业总数超过1.1万户，新增企业数约占全省的1/3；签约入驻项目105个，总投资约380亿元。
二是狠抓科技创新，构建创业新生态。构建多级创新平台，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区建设，量子创新院1号科研楼顺利竣工，人工智能研究院、合肥先进计算中心落户，离子医学中心研发取得新突破，科大高新校区、天地一体化中心加快建设，自贸区原始创新策源地初步成型。加快研发平台建设，全区规上工业、服务业企业设置研发机构513个，占比77%。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设合肥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汇聚省内技术专家团队326支、科技成果689项，技术需求117项，以“挂榜、接榜”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构建科技创新生态，完善“政产学研用金”创新体系，新增专业孵化载体180万平方，科技型企业1100余户；打造“双创”升级版，“双创”工作再获国务院表彰。实施上市企业“破茧工程”，自贸区揭牌后，新增自主培育上市企业2家，全年新增上市企业5家，新增数位居全省第一。加速自贸区科技金融保障赋能，推出科技信用贷、瞪羚贷、转型升级贷等金融产品，新签约重点金融基金项目24个、总投资约70亿元，聚集基金规模突破2000亿元，其中国有平台主导基金规模突破600亿元，投资项目超过260个，聚力打造全省最优的自贸区金融环境体系。
三是狠抓产业创新，培育经济新动能。立足自贸区高新区块产业优势，打造智能经济、健康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共享经济“1+4”新经济形态，发布“经济大脑”、“政务+”等新经济10大应用场景清单。打通产业链条，建设“链通高新”平台，成立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产业联盟，促进自贸区高新区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融通发展。加大动能培育，实施企业“掘金计划”，开展“双高”企业培育、“爆品”和“深科技”企业发掘、“领航”企业家培养等专项行动，新增国家高企300家、总数达1500家，约占全市1/2、全省1/5；新认定瞪羚、潜在独角兽等高成长企业614家，发掘“爆品”企业3家、“深科技”企业约100家，建设全国开发区首个“企业家大学”，提升200名“领航”企业家综合素养。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中国声谷、中国安全谷，加快推进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人工智能研究院、国家智能语音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要平台建设。目前，中国声谷已经顺利实现千家企业、千亿营收的“双千”目标；中国安全谷成为全国首批6家“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之一。
四是狠抓开放创新，开启发展新格局。主动服务融入国家战略，出台《合肥高新区深度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暨国际化补短板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新增“一带一路”国家外经企业23家，新增协议投资额5.8亿美元，大大提升高新区块国际化水平。落实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新引进美国百胜、坦能、法液空等重点外资项目，到位资金超6亿美元，持续在扩大外资增量、稳固外资存量上下真功夫。推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积极对接长三角地区名校名企，引进畅移信息、麦斯杰等长三角项目，对接上海中小企业上市促进中心，参加长江流域园区联盟，欧美同学会长三角首个海创中心正式落户。支持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成功获批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成功争取国家引导地方资金建设中德创新园，组织第三届侨梦苑海外创新创业大赛，推进匈牙利欧侨产业园深度合作，在匈牙利和合肥高新区双向挂牌“科技创新中心”。支持企业申请海外知识产权，鼓励区内优质知产机构积极加强海外合作，支持企业申请PCT国际专利133件，同比增长33%。
五是狠抓服务创新，构筑保障新体系。实施营商环境“领跑计划”，发布自贸区高新区块营商环境指数，在用地建设审批、部门政务效能提升方面形成深度研究成果。园区营商环境显著提升,设立自贸区服务专窗，政务大厅进驻事项634个，超90%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企业登记“一日办结”率达100%。成立项目推进服务专班，为重点项目提供一站式、标准化服务，持续推进“拿地即开工”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国际人才城建设，服务外籍专家超过4300人次。出台自贸区高新区块推进科技金融示范区建设系列政策，为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保障。加大人才住房保障，合肥市首个人才公寓项目擢秀园启动公开配售。全力推进名校战略，引入科大附中、合肥六中，建成投用合肥加拿大国际学校二期。完成基础实施建设投资约240亿元，全面建成“七纵六横”主要路网，水电气保障能力超过现有高峰需求的50%。上线全省首个区级“智慧城管”平台，智慧环保、智慧停车、智慧巡河等民生服务信息化平台相继建成。
下一步，自贸区高新区块将深入贯彻“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落实省市工作部署，勠力同心、尽锐出战，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深入对接高水平国际贸易规则，加快推进制度创新，积极争取上级赋能，推动落实复制推广事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探索形成差异化的改革成果。同时，持续推进高新区块原始创新策源地建设，加快中科大高新校区尽快投用，促进量子信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特色产业快速发展，打好“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特色牌，助力合肥市“科大硅谷、量子中心”建设，努力将高新区块打造成为贸易投资便利、创新活跃强劲、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更多高新力量！
落实省、市方案要求，率先发布区块建设实施方案
合肥高新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工作要求，率先出台了区块层面的建设实施方案。
发布会上，合肥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管理局介绍了《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片区高新区块建设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方案主要从总体要求、功能布局、主要任务和措施、保障机制四个部分来细化和落实，在吸收省、市内容的同时，加入了建立国际人才服务体系、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建设科技金融示范区、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高新区块特色自选动作，初步梳理了136条具体工作任务。主要任务包括：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一是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以高新区营商环境“领跑计划”为引领，对企业开办注销、工程建设项目等的办事流程进行再造和精简，完善区域“经济大脑”平台；二是切实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争取部分省市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三是创新土地规划利用模式，
探索实施适当提高产业用地建筑密度等措施。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一是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建立多层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二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打造“线上平台、线下专业化服务”的技术转移新模式；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应用，争取在区内设立专利审查协作中心及专利、商标注册受理窗口；四是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探索建立国际园区合作、跨国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分享等新机制；五是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建立海外人才项目“预孵化”机制，探索柔性引才；六是建立国际人才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合肥国际人才城，组建外籍人士服务工作专班。
全面优化产业体系方面，一是打造世界一流战新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两大国家战新产业集群，推动生物医药、网络信息安全等产业纳入新一批国家战新产业集群建设；二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开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试点；三是加快布局未来产业，支持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类脑芯片、新一代人工智能、精准医疗、网络安全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四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争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五是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探索从制度层面提高污染防治水平。
深化投资领域改革方面，一是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推动科研和技术服务、电信等领域对外开放；二是强化投资促进与保护，加快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策，建立健全外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和投诉工作机制；三是提升对外投资合作水平，制定境外投资促进政策，探索设立境外投资服务平台，完善境外投资服务体系。
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方面，一是优化贸易监管服务体系，争取海关在区内设立窗口，建立生物医药特殊物品和生物材料一站式进出口服务平台，进一步设立综合保税区，发展“保税+”功能平台；二是培育货物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争取申报国家级、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争取合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各项政策在高新区块联动适用；三是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及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探索实施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激发金融创新活力方面，一是构建科技投融资体系，打造科技金融创新示范区，支持金融机构在区内设立科技支行、科创中心，挂牌自贸区支行；二是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落实放宽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等措施，落实促进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化相关政策；三是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对重大风险的识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一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主动对接上海、江苏、浙江自贸试验区；二是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加快与长江经济带其他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三是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商共建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创建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14条具体措施
2020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国发〔2020〕7号，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代国家高新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意见》出台后，合肥高新区高度重视《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结合“十四五”发展规划及自贸试验区建设，出台了《合肥高新区关于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的措施意见》（以下简称“措施意见”）。
《措施意见》分为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加大开放创新力度和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五个部分共14条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聚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通过引进搭建各类创新平台、面向全球招引人才、强化深科技企业与爆品企业培育、建设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等举措，大力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吸引培育一流创新人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
二是聚焦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通过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度、采用孵化载体差异化管理模式、构建高企动态培育与高成长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支持对园区企业自主创新产品的财政采购、建设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等措施，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营造更好的双创生态。
三是聚焦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通过实施“新经济发展计划”、打造新经济十大应用场景、推进百亿企业培育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做大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并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作者：吴明 张晓梅 张骅
1月28日上午，合肥高新区党工委委员、人事劳动局局长李宁，在合肥高新区自贸区高新区块阶段性建设成果发布会上宣称，截止2020年底，合肥高新区新增国家高企300家、总数达1500家，约占全市1/2、全省1/5；新认定瞪羚、潜在独角兽等高成长企业614家，发掘“爆品”企业3家、“深科技”企业约100家，建设全国开发区首个“企业家大学”，提升200名“领航”企业家综合素养。
安徽自贸区获批以来，高新区块在五大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发布会上，合肥高新区党工委委员、人事劳动局局长李宁对高新区块一百多天以来的建设成果进行了介绍，重点强调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开放创新、服务创新领域的举措和成效。
一是狠抓制度创新，探索改革新模式。编制并印发自贸区高新区块建设实施方案，详细勾勒出自贸区建设的宏伟蓝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围绕科技创新、新经济培育、营商环境等特色领域，凝练了“量子中心”集聚发展模式、“一网通”国际人才服务体系等创新成果13项，初步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高新样本”。以赋权事项为抓手，围绕自贸区发展需求，梳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点、堵点，积极争取上级赋权，积极承接省里拟下放的89个赋权事项，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层级和营商环境水平。以复制推广为要求，全面承接全国21个自贸区凝练的复制推广事项，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加快实施“放管服”改革，推进证照“一口受理、并联办理”审批服务模式，实现企业提交材料平均精简至1.5件，政府审批时间缩减至1.76天。自贸区高新区块范围内新注册企业超1300户，企业总数超过1.1万户，新增企业数约占全省的1/3；签约入驻项目105个，总投资约380亿元。
二是狠抓科技创新，构建创业新生态。构建多级创新平台，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区建设，量子创新院1号科研楼顺利竣工，人工智能研究院、合肥先进计算中心落户，离子医学中心研发取得新突破，科大高新校区、天地一体化中心加快建设，自贸区原始创新策源地初步成型。加快研发平台建设，全区规上工业、服务业企业设置研发机构513个，占比77%。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设合肥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汇聚省内技术专家团队326支、科技成果689项，技术需求117项，以“挂榜、接榜”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构建科技创新生态，完善“政产学研用金”创新体系，新增专业孵化载体180万平方，科技型企业1100余户；打造“双创”升级版，“双创”工作再获国务院表彰。实施上市企业“破茧工程”，自贸区揭牌后，新增自主培育上市企业2家，全年新增上市企业5家，新增数位居全省第一。加速自贸区科技金融保障赋能，推出科技信用贷、瞪羚贷、转型升级贷等金融产品，新签约重点金融基金项目24个、总投资约70亿元，聚集基金规模突破2000亿元，其中国有平台主导基金规模突破600亿元，投资项目超过260个，聚力打造全省最优的自贸区金融环境体系。
三是狠抓产业创新，培育经济新动能。立足自贸区高新区块产业优势，打造智能经济、健康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共享经济“1+4”新经济形态，发布“经济大脑”、“政务+”等新经济10大应用场景清单。打通产业链条，建设“链通高新”平台，成立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产业联盟，促进自贸区高新区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融通发展。加大动能培育，实施企业“掘金计划”，开展“双高”企业培育、“爆品”和“深科技”企业发掘、“领航”企业家培养等专项行动，新增国家高企300家、总数达1500家，约占全市1/2、全省1/5；新认定瞪羚、潜在独角兽等高成长企业614家，发掘“爆品”企业3家、“深科技”企业约100家，建设全国开发区首个“企业家大学”，提升200名“领航”企业家综合素养。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中国声谷、中国安全谷，加快推进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人工智能研究院、国家智能语音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要平台建设。目前，中国声谷已经顺利实现千家企业、千亿营收的“双千”目标；中国安全谷成为全国首批6家“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之一。
四是狠抓开放创新，开启发展新格局。主动服务融入国家战略，出台《合肥高新区深度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暨国际化补短板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新增“一带一路”国家外经企业23家，新增协议投资额5.8亿美元，大大提升高新区块国际化水平。落实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新引进美国百胜、坦能、法液空等重点外资项目，到位资金超6亿美元，持续在扩大外资增量、稳固外资存量上下真功夫。推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积极对接长三角地区名校名企，引进畅移信息、麦斯杰等长三角项目，对接上海中小企业上市促进中心，参加长江流域园区联盟，欧美同学会长三角首个海创中心正式落户。支持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成功获批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成功争取国家引导地方资金建设中德创新园，组织第三届侨梦苑海外创新创业大赛，推进匈牙利欧侨产业园深度合作，在匈牙利和合肥高新区双向挂牌“科技创新中心”。支持企业申请海外知识产权，鼓励区内优质知产机构积极加强海外合作，支持企业申请PCT国际专利133件，同比增长33%。
五是狠抓服务创新，构筑保障新体系。实施营商环境“领跑计划”，发布自贸区高新区块营商环境指数，在用地建设审批、部门政务效能提升方面形成深度研究成果。园区营商环境显著提升,设立自贸区服务专窗，政务大厅进驻事项634个，超90%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企业登记“一日办结”率达100%。成立项目推进服务专班，为重点项目提供一站式、标准化服务，持续推进“拿地即开工”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国际人才城建设，服务外籍专家超过4300人次。出台自贸区高新区块推进科技金融示范区建设系列政策，为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保障。加大人才住房保障，合肥市首个人才公寓项目擢秀园启动公开配售。全力推进名校战略，引入科大附中、合肥六中，建成投用合肥加拿大国际学校二期。完成基础实施建设投资约240亿元，全面建成“七纵六横”主要路网，水电气保障能力超过现有高峰需求的50%。上线全省首个区级“智慧城管”平台，智慧环保、智慧停车、智慧巡河等民生服务信息化平台相继建成。
下一步，自贸区高新区块将深入贯彻“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落实省市工作部署，勠力同心、尽锐出战，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深入对接高水平国际贸易规则，加快推进制度创新，积极争取上级赋能，推动落实复制推广事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探索形成差异化的改革成果。同时，持续推进高新区块原始创新策源地建设，加快中科大高新校区尽快投用，促进量子信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特色产业快速发展，打好“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特色牌，助力合肥市“科大硅谷、量子中心”建设，努力将高新区块打造成为贸易投资便利、创新活跃强劲、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更多高新力量！
落实省、市方案要求，率先发布区块建设实施方案
合肥高新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工作要求，率先出台了区块层面的建设实施方案。
发布会上，合肥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管理局介绍了《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片区高新区块建设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方案主要从总体要求、功能布局、主要任务和措施、保障机制四个部分来细化和落实，在吸收省、市内容的同时，加入了建立国际人才服务体系、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建设科技金融示范区、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高新区块特色自选动作，初步梳理了136条具体工作任务。主要任务包括：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一是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以高新区营商环境“领跑计划”为引领，对企业开办注销、工程建设项目等的办事流程进行再造和精简，完善区域“经济大脑”平台；二是切实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争取部分省市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三是创新土地规划利用模式，
探索实施适当提高产业用地建筑密度等措施。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一是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建立多层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二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打造“线上平台、线下专业化服务”的技术转移新模式；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应用，争取在区内设立专利审查协作中心及专利、商标注册受理窗口；四是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探索建立国际园区合作、跨国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分享等新机制；五是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建立海外人才项目“预孵化”机制，探索柔性引才；六是建立国际人才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合肥国际人才城，组建外籍人士服务工作专班。
全面优化产业体系方面，一是打造世界一流战新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两大国家战新产业集群，推动生物医药、网络信息安全等产业纳入新一批国家战新产业集群建设；二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开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试点；三是加快布局未来产业，支持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类脑芯片、新一代人工智能、精准医疗、网络安全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四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争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五是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探索从制度层面提高污染防治水平。
深化投资领域改革方面，一是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推动科研和技术服务、电信等领域对外开放；二是强化投资促进与保护，加快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策，建立健全外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和投诉工作机制；三是提升对外投资合作水平，制定境外投资促进政策，探索设立境外投资服务平台，完善境外投资服务体系。
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方面，一是优化贸易监管服务体系，争取海关在区内设立窗口，建立生物医药特殊物品和生物材料一站式进出口服务平台，进一步设立综合保税区，发展“保税+”功能平台；二是培育货物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争取申报国家级、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争取合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各项政策在高新区块联动适用；三是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及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探索实施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激发金融创新活力方面，一是构建科技投融资体系，打造科技金融创新示范区，支持金融机构在区内设立科技支行、科创中心，挂牌自贸区支行；二是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落实放宽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等措施，落实促进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化相关政策；三是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对重大风险的识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一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主动对接上海、江苏、浙江自贸试验区；二是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加快与长江经济带其他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三是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商共建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创建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14条具体措施
2020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国发〔2020〕7号，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代国家高新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意见》出台后，合肥高新区高度重视《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结合“十四五”发展规划及自贸试验区建设，出台了《合肥高新区关于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的措施意见》（以下简称“措施意见”）。
《措施意见》分为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加大开放创新力度和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五个部分共14条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聚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通过引进搭建各类创新平台、面向全球招引人才、强化深科技企业与爆品企业培育、建设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等举措，大力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吸引培育一流创新人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
二是聚焦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通过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度、采用孵化载体差异化管理模式、构建高企动态培育与高成长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支持对园区企业自主创新产品的财政采购、建设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等措施，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营造更好的双创生态。
三是聚焦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通过实施“新经济发展计划”、打造新经济十大应用场景、推进百亿企业培育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做大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并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权威疫苗专家邵一鸣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中国八成人接种疫苗才能群体免疫# 】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亿背景下，疫苗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27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截至26日，我国已接种新冠疫苗2276.7万剂次。针对疫苗接种、研制等话题，《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参加中国新冠疫苗技术评审的世卫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权威疫苗专家邵一鸣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中国八成人接种疫苗才能群体免疫# 】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亿背景下，疫苗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27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截至26日，我国已接种新冠疫苗2276.7万剂次。针对疫苗接种、研制等话题，《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参加中国新冠疫苗技术评审的世卫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全文：https://t.cn/A65fLpRc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全文：https://t.cn/A65fLpRc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