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港警讯# 【民警护航迷途老人找到家人[心]】#我为群众办实事# 11月4日15时许,贵港市公安局狮子岭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港北区金港大道某物流店内有一名老人疑似走失，请求出警帮助。接到求助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查看，经了解，老人忘了回家的路线便一人停留在店里，民警上前询问老人的家人联系方式等信息，因老人年事已高，无法回答民警的询问，民警只能先将老人带回派出所先做安顿。经过一番查询，民警很快与其家人取得联系，过了一会，其家属赶到派出所，看到老人安然无恙，激动地紧握民警的手连声致谢。临走前，民警叮嘱并提醒家属：日后一定要悉心照顾好老人，尽量不要让老人单独外出。如有事需外出，家人尽量陪伴在身边，平时应在老人口袋里装个小纸条或卡片，写清家属姓名、老人病史等信息，这样可以确保老人走失后及时得到帮助。

曼福瑞德·波克特，德国人，世界著名汉学家…中医学家。他的藏书甚丰，收藏的中文书籍有近万册。四书五经，老子、孟子，唐诗宋词，红楼、水浒，以至平妖传，大同书无不研读。他读更多的，还是包括《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在内的诸多中医典藉及现代中医著作。
以下是《科技中国》对他的专访 ：

《科技中国》：在您看来，当前中医药发展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影响中医药全球化的因素是什么？

波克特：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自己把自己的宝贝当作垃圾忽视甚至丢掉了。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中医药在中国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科学原理认识不够。就象刚才讲的：居然也有许多中国的中医们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这是问题的实质。中国至今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全人类福祉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的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认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

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在中国，虽然有“中西医并重”的行政规定，但在医疗的事实上，中医不能和西医享有同等的学术地位。专门研究中医的机构少，经费少，更危险的是研究方法的偏谬。研究人员没能对中医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用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论据去证实中医药的科学特点 。

在中国，对中医的歧视处处可见。中国的西医师有157万人，中医师只有27万。在综合医院中，中西医的比例约为1：9甚至5：95。更奇怪的是，在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学院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医院中，病历90％是用西医诊断学和病理学的术语写的，能用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方法来诊病和开方的，一种说法是不到一万人，而且这些人年事已高。果真这样，那就悲惨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医正在不断走下坡路，走向衰落。这种倾向如不迅速而有力地加以扭转，这个曾在理论上、实践上达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平的医学，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这不但对中国人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世界人民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医的衰败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也是一个严竣的社会问题，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2003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13亿人，如果没有中医，谁能支付起那么高的医疗费用呢？ 到过欧美的人就会知道，欧美的医疗效果并不一定好，许多病的治疗上并不满意。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跑到欧美做中医呢？中国要保证老百姓的医疗，当然更不能缺少中医 。

介绍：
   《科技中国》杂志创刊于1996年，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主办，国家科技部主管的重要刊物。《科技中国》杂志是一本科技政经类的高端杂志，立足市场需求，面向科技界、企业界、科学家、企业家，用深度、生动的报道，记录科技在中国发展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2016年我国向欧洲专利局提交了7150件专利申请，获得授权仅2513件，占申请量的35%，远低于日本和德国……以专利转化率计，我国一流高校普遍低于10%… 授权发明专利方面，2018年，浙大、清华、东南大学等的所有79961件高校授权发明专利中，转让的数量只有2312件，许可数量只有111件

以代表我国高校最高水平的清华大学为例，截至2020年，清华大学专利转让1795件，专利转化率也只有9% 。
落到最终的产业化成果，数字更惨淡。
“清华大学走到中试阶段的技术，最终产业化的成功率不足5%。”清华大学河北中试基地负责人曹建国近日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透露 。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不在乎死，但不是要有意去死，那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肯逃走呢？斯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有一句话说，苏格拉底宁愿为了在雅典保护哲学牺牲生命，也不愿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把哲学引进克里特（意指流亡）。

为什么不逃走？逃走也可以研究哲学啊，甚至像阿那克萨哥拉一样把哲学引进另外一个城邦，为什么不呢？也许是因为他年事已高，也许是他认为如果一走了之会对雅典的哲学产生很大的威胁，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以他的生命才能更有力的保卫哲学。

另外我们说他不逃离可以说是一种抗议，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感激，因为这毕竟是政治领域中最好的制度，虽然它有着很严重的缺陷，这毕竟是他母邦的制度，它在那里生活了70年，所以他不能不一方面在法律上服从，一方面在精神上反抗。甚至可以说这两者是一致的，即必须通过在法律上忠诚才能进行精神上的反抗——他必须对法律说“是”，才能对政治说“不”。

就雅典人这方面来说，他们也并非一定要苏格拉底死，问题在于雅典的民主自身遇到了危机，而反省的哲学却在兴起，也许，民主在它鼎盛辉煌的时候不会在意这一点，而当它岌岌可危的时候，它就会惶恐不安，甚至产生过度反应，这样一个时机也很重要的。

尤其像斯通所说的，雅典发生过三次政治上的“地震”——公元前411年，400人委员会统治了4个月；前403年，30僭主统治了8个月；前401年，30僭主的余部进行了反抗。在这三次“地震”中，死伤无数，让雅典人心有余悸。

有人说，在伯利克里时代，苏格拉底决不会死。所以正是在民主衰落的时候，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批评和反省就被看成是莫大的威胁，但雅典人仍然不是非让他死不可——毕竟，在他之前的阿那克萨哥拉没有死，在他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死——只是想让他闭嘴，而苏格拉底宁死也不愿停止言谈，哲学对于他来说是神圣的事业、奉献毕生的事业，所以矛盾无法化解。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里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安全系数是不一样的，甚至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安全阀”和“警戒线”也是不一样的。

但不管怎样，苏格拉底确实可以不死，但他毕竟死了，而他的死却胜过了生所造成的影响，就像一粒麦子死了以后，掉进土里，才生出许许多多的麦子来。他失败了，但也成功了，他死去了，但精神是永远存在的。

苏格拉底之死深刻哲理

苏格拉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行动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话语的思想家，通过语言和对话来思考，而这样一种“思想的行为艺术”的最高杰作就是他的审判和处死。

苏格拉底死了，而雅典人还活着，时光又过去了两千多年，一代代人死去了，现在我们还活着，那么苏格拉底之死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我想就是：通过死能够传递许多生的讯息，死亡使我们知道生命应该是完整的，死亡使我们知道人的幸福、德性是要盖棺方能论定的，甚至盖棺还不能论定；第二，苏格拉底之死可以帮助我们选择人生的道路、职业的生涯，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政治家，你要知道政治的限制，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或者说爱智者，就要对贫困、冷清甚至是迫害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