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王安石没有顺手搭救过苏轼。

整个乌台诗案的各种各样的相关记载中有过营救苏轼行为举动的人有：苏辙（这没什么好说的了），曹太皇太后（这个后面细讲），张方平，范镇，王安礼和吴充，章惇，王安石。
其中张方平范镇，他们的记载和上书营救行为细节都来自于他们当事人本人（大苏本人给张方平范镇）写得墓志铭、神道碑文、行状，李焘在长编中也引用考证了，这是确凿无疑的。王安礼和吴充都是面谏神宗，李焘在写长编时说他读到的王安礼的面谏记录来自《王安礼行状》，可信度较高，后《宋史》中王安礼的本传也采用了这一事迹。吴充的面谏记录来自吕本中《杂记》，李焘说是孤证，当考。

然而，章惇和王安石在乌台诗案时上书进言的记载都只来自南宋人周紫芝的《诗谳》。也就是说，【有且只有】这么一份【孤证】记录。如下：

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选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直也。”【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独神庙惜其才，不忍杀。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议以公一言而决。呜呼，谁谓两公乃有是言哉。盖义理人心所同，初岂有异，特论事有不合焉。

虽然周紫芝说自己见到的是表章原文，但是此上书内容在章惇别集中无存，没有其他任何旁证的资料，且内容与曹太皇太后劝说神宗的进言十分相似。不过章惇和苏轼确实在元祐之前并未决裂，苏轼在黄州依然有写给章惇的信件，于是内山精也认为似有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有关王安石的这个段子，在周紫芝的《诗谳》之前、之后，都完全找不到同类的记录，即没有任何当世人提到过王安石本人在此案中有任何表态。周紫芝本人的用词也是“旧传”，传闻就罢了，还要加个“旧”，即可信度非常非常之低。
至于周紫芝是个什么人呢？周紫芝（1082-1155年），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人，南宋文学家。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中进士。“紫芝年过六十始通籍，而集中谀颂秦桧父子者，连篇累牍，殆于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且不说乌台诗案发生的年代已有多远，就单说记叙者是这样一位人品的人物。
但，朱刚老师的考证甚至认为《诗谳》是书商牟利之作，内容简略，且署名出于伪托。——意思就是就连周紫芝可能都攀扯不上，完全就是一本东拼西凑的《揭秘清宫疑云》《解密民国xx大案》之流的盗版地摊文学。

敬请常念 南无阿弥陀佛

学佛而不欲做大通家，专心致志于净 土 法 门，可谓宿有慧根，具择法眼矣。既欲即生了大事，当以净土五经为常课。金刚经念也好，不念也好，无碍。日暮途远，固当专一其心。夜间念佛，昼则泛研经论，或致精神注重于义路，净业难达于一心。主宾倒置，在种善根边则有，在了大事边则欠矣。净 土 法 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若具真信切愿，纵未到一心不乱，亦可往生。阁下以一心不乱为期，而日唯研究各经论，似乎与所期望不甚相符。至于皈依与否，均无关系。既不肯自屈，还是不皈依好。力修净业，往生西方，亲炙弥陀世尊，更不须以下劣庸僧为师也。光与阁下同是莲池会中伴侣，不必用此假名字以自屈。然欲皈依，决不能以不自屈见允。以破坏维持法化之恒规也。——《印光法师文钞》• 复露园居士书

学佛而不欲做大通家，专心致志于净 土 法 门，可谓宿有慧根，具择法眼矣。既欲即生了大事，当以净土五经为常课。金刚经念也好，不念也好，无碍。日暮途远，固当专一其心。夜间念佛，昼则泛研经论，或致精神注重于义路，净业难达于一心。主宾倒置，在种善根边则有，在了大事边则欠矣。

净 土 法 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若具真信切愿，纵未到一心不乱，亦可往生。阁下以一心不乱为期，而日唯研究各经论，似乎与所期望不甚相符。至于皈依与否，均无关系。既不肯自屈，还是不皈依好。力修净业，往生西方，亲炙弥陀世尊，更不须以下劣庸僧为师也。光与阁下同是莲池会中伴侣，不必用此假名字以自屈。然欲皈依，决不能以不自屈见允。以破坏维持法化之恒规也。

——《印光法师文钞》• 复露园居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