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生活观念的转变,显然导源于儒释道三教合流。士大夫代表了儒学正宗,但在明代,已经深受老庄、佛教的影响。江盈科在《自述》诗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老庄生活观的认同,即吃亏是福、知足常乐。诗云:“人情譬如马,吃亏乃知福”,“善哉老氏书,知足常是乐。”在《忆昔》诗中,亦云:“达哉庄生言,三旌等羊肆。” 受老庄生活观念的影响,这些士大夫大多抱有一种对官场厌 倦的情绪。如江盈科,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选任苏州府长洲县知县。五年秩满,迁吏部考功司主事,因为考察他在长洲任上时征赋不及格,于是改任大理寺正。所以,他对自己在长洲做官的生活,一直体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在诗中称“六年苦海长洲令”,甚至将名场视为戏场:“看破名场是戏场,悲来喜去为谁忙?”“无心更与时贤竞,散发聊便卧上皇。” 正因为此,江盈科在很多诗歌中,表达了对做官的厌烦,不愿再做宰官之身,如诗云:“解绶便安逸,抽簪得隐沦。为偿牛马债,一见宰官身。笑面人前假,攒眉背后真。从今登觉路,无喜亦无嗔。”将做官视为偿还做牛做马之债,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情绪。
当然,对官场厌倦情绪的产生,除了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做官之贫,如江盈科有诗说他做官三年之贫,其中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似母,宦囊薄于儒。乞米怜腰惯,窥铜笑貌癯。乡书不敢寄,猨鹤恐嘲予。”二是政拙,江盈科有诗云:“直以肝肠合,宁论臭味同?世情欺政拙,吾党负诗工。” 作为一个文人,他们在政治上确实缺乏治理的干才,但对自己的诗才还是相当自负的。
在厌倦了官场生活之后,这些士大夫所羡慕乃至最后的归路,往往就是逃禅。江盈科在给月空长老的诗中云:“逃禅余有意,欲撇进贤冠。”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袁宏道的身上。当袁宏道移病南归时,江盈科赠予他一诗,明确指出袁宏道原具佛性,不是一般的官场失意之后的“逃禅”。诗有句云:“宰官原佛性,不是学逃禅。” 逃禅之后,他们的生活不外乎学佛、吃斋、读经。江盈科有《学佛》《崇国寺吃斋》《念经》三诗,所咏就是逃禅以后的生活。 此外,在明代的士大夫中,已经形成了一股与僧人相交的风气。从江盈科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所交往的僧人不少,分别有月空长老、怀旭长老、虎丘僧明觉、僧人愚庵、僧人朗目、娄门寺老僧、百花庵僧,等等。 士大夫与这些僧人平常相聚在一起,其交往内容也相当丰富,或是士人聚集在僧寺一起品茗,或是替僧人之画题上一些诗句。
崇信老庄,皈依禅释,导致士大夫生活观念发生两大转变:一是信命思想的风行。如刘荣嗣云:“人生顺逆,命定之矣,踌躇计较为用也。所谓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二是“人生贵适志”思想的出现。明代的士大夫,始终抱有一种“人生贵适志”的人生态度,在生活中追求一种闲适之趣。他们最为无奈却又不得不应酬的是下面两件事:一是做官时的“簿书期会”,二是在故乡时的“酒食征逐”。 这些应酬,无不使他们感到心累。所以,他们有时所向往的是山童野叟之乐。
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在士大夫中风行起来。如洪应明云:“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明代的城市化、商业化相当明显,理应是社会各阶层无不忙于逐利,缺少一定的闲暇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亦即明代士大夫的生活已如“舞蝶游蜂”一般,是“忙中之闲,闲中之忙”, 由此确立了忙与闲的互动之势,甚而“忙中偷闲”。
正是这种“忙里偷闲”的观念,才最终确立了士大夫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追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理应提到晋代陶渊明的《闲情赋》,赋中铺陈,缠绵婉娈,无不寄其闲情。至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一书出,取情多而用物闳,更是成为天下雅人韵士家传户诵之书。然若论悠闲的生活方式,明代的士大夫堪称典型。
这种生活方式,奠基于士大夫对“逸态闲情”的追求,亦即在生活上追求一种闲居之趣。就逸态闲情而言,无论是昼闲人寂,只听数声鸟语悠扬,还是夜静天高,仅看一片云光舒卷,无不会使他们感到耳根尽彻、眼界俱空。在他们眼中,好书良友是千载奇逢,碗茗炉烟是一生清福。闲暇之时,烹山茗,听瓶声,一炉之内,即可识得阴阳之理;即使是自己与人弈棋,或者在旁观看,亦可悟得生杀之机。毫无疑问,这既是一种逸态闲情,只需自尚,不必外修边幅;又独具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加以掩饰。 就闲居之趣而言,他们从内心已经深切体会到闲居可以带来以下五种快乐:一是不与人交接,可以免却拜送之礼的烦恼;二是闲暇增多,可以终日观书、鼓琴;三是无论睡起,无不随意,没有拘碍;四是与尘世相隔,可以不闻炎凉嚣杂;五是心无旁骛,可以一心课子耕读。 这种闲居生活,即使只有茅屋三间,木榻一枕,但还是明窗净几,烧上一炉清香,啜上几盅苦茗,有时读数行书,有时与高僧谈禅,或者当暖日和风之时,在豆棚菜圃之中,无事时听友人说说鬼话,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书代益友,以著述代功业,无不是一种赏心乐事。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当然,对官场厌倦情绪的产生,除了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做官之贫,如江盈科有诗说他做官三年之贫,其中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似母,宦囊薄于儒。乞米怜腰惯,窥铜笑貌癯。乡书不敢寄,猨鹤恐嘲予。”二是政拙,江盈科有诗云:“直以肝肠合,宁论臭味同?世情欺政拙,吾党负诗工。” 作为一个文人,他们在政治上确实缺乏治理的干才,但对自己的诗才还是相当自负的。
在厌倦了官场生活之后,这些士大夫所羡慕乃至最后的归路,往往就是逃禅。江盈科在给月空长老的诗中云:“逃禅余有意,欲撇进贤冠。”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袁宏道的身上。当袁宏道移病南归时,江盈科赠予他一诗,明确指出袁宏道原具佛性,不是一般的官场失意之后的“逃禅”。诗有句云:“宰官原佛性,不是学逃禅。” 逃禅之后,他们的生活不外乎学佛、吃斋、读经。江盈科有《学佛》《崇国寺吃斋》《念经》三诗,所咏就是逃禅以后的生活。 此外,在明代的士大夫中,已经形成了一股与僧人相交的风气。从江盈科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所交往的僧人不少,分别有月空长老、怀旭长老、虎丘僧明觉、僧人愚庵、僧人朗目、娄门寺老僧、百花庵僧,等等。 士大夫与这些僧人平常相聚在一起,其交往内容也相当丰富,或是士人聚集在僧寺一起品茗,或是替僧人之画题上一些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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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忙里偷闲”的观念,才最终确立了士大夫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追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理应提到晋代陶渊明的《闲情赋》,赋中铺陈,缠绵婉娈,无不寄其闲情。至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一书出,取情多而用物闳,更是成为天下雅人韵士家传户诵之书。然若论悠闲的生活方式,明代的士大夫堪称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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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真的是一样很神奇的东西,它能让一个原本胆怯的姑娘变得勇敢,也能让一个不那么坚强的姑娘学会控制自己的泪水,我喜欢你,想让你知道,不想自己一个人默默开心,难过,你那么美好,你应该知道,我这么勇敢,我应该骄傲,今天的你在我眼中格外耀眼,所以这一刻更应该好好珍惜,等有一天,我倦了,我还会记得,当初的你是这么美好,彼时的我亦是那么勇敢和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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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业主刘总也做出了开工讲话,感谢刘总送上浓浓的祝福,对我们的信任,您的信任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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