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身边事# 【惠东鞋业定下发展小目标:打造世界制鞋业“未来工厂”】年产女鞋9.5亿双，出口6亿双，总产值310亿元，上交税收约占全县工业税收的30%……女鞋已成为惠州市惠东县外贸出口总值最大的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该县鞋业制造走过了30多年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家庭作坊生产到机械化流水线生产的发展历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不高、生产成本逐年上涨、平台支撑力不足等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制约惠东鞋业发展的难题。
近日，惠东县中小企业局发布了《惠东县制鞋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下称《规划》），明确将通过稳定出口、扩大内需、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稳步提高惠东女鞋产品产销量，提高行业整体效益水平，计划2025年，该县鞋业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达1000亿元，年均增长不低于10%，出口额达100亿美元。
龙头+配套
从“生产基地”转型“总部经济”
目前，惠东拥有制鞋厂家6265家，是该县各行业中在册数最大、集群效应最突出的产业。然而，随着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以模仿设计为主的鞋企还处于加工制造的发展阶段，走的仍是“以量取胜、低价竞争”的传统发展道路，企业效益仅为微薄的加工利润，整体竞争力不强，具有显著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屈指可数。
“要培育龙头企业，引导行业向价值链两端拓展，实现‘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的转型。”惠东县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张宠华表示，惠东鞋业不缺加工制造环节，缺的是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
张宠华指出，一方面要依赖龙头企业多年来积累的行业内资源，发挥业源关系优势，发展外贸服务业，拓展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则需要鼓励、引导企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向研发、创意、设计等技术、知识含量较高的服务企业发展。
鞋业龙头企业如何实现发展带动？《规划》指出，要引导中小微企业围绕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配套，鼓励龙头企业不断将部分生产工艺、生产环节分离出来，带动配套企业专业化发展，支持中小微企业进入龙头企业的供应网络，到2025年基本形成“龙头+配套”的制鞋产业发展模式。此外，《规划》还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联合、并购和品牌经营、虚拟经营等方式整合中小微企业，并纳入到整体上市计划。
“要形成以产业链为纽带，以优势企业为龙头，影响和带动其他企业合作配套，构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相互配套协作、上下游产业链接紧密的产业组织体系。”张宠华说。
集聚发展
打造世界制鞋业“未来工厂”
目前，惠东鞋企中85%以上的厂家为个体户，通过手工作坊式生产，只有不到15%的厂家注册为企业，实行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其中，规上制鞋企业100多家，仅占鞋厂总数的4.5%。总的来说，制鞋企业大多数小而弱、流动资金不足、转型升级困难，由此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的隐患。
对此，《规划》指出，将推进“低小散”“脏乱差”企业综合整治，以查无照、除隐患、严执法为切入点，建立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倒逼落后产能加快转型提升，整治期内仍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予以关停并转。
面对风云莫测的市场变化，中小微鞋企是否只有被淘汰或被吞并的结果？张宠华表示，中小微企业是惠东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如促进就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对这类企业的政策不能实行“一刀切”，“一些小企业经营压力大无法开工，但马上就有新的创业者接手生产线创造价值，企业发展真正缺的是政策和配套。”
如何给予中小微鞋企政策引导？《规划》指出，惠东将推进“小微园”建设工程，按照小微企业创业园建设规划的要求，围绕大岭、黄埠、吉隆三个主要制鞋产业集聚区，推进建设若干个“制鞋小微企业创业园”，并成立专家团队对该类企业进行全面孵化培育、扶持，包括加快企业“空间换地”步伐，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厂房改、扩、建等，通过引导小微企业入园集聚发展，打造世界制鞋业“未来工厂”。
值得一提的是，为强化资源产出导向，健全推动制鞋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倒逼效应，该县将推进企业分类评价制度，建立完善企业综合评价分类结果与资源要素配置激励奖惩相结合的联动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电产比、电税比，结合全县电税比模块评价体系，对规上企业和用电量在一定量级以上的规下企业实施分类评价，并对A、B、C三类企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用能、排污、融资等资源要素上实行差别化政策。”张宠华说。
智能制造
建设“共享车间” 成立专业院校
“招工难”“用工贵”是惠东鞋企如今最头疼的难题。在解决用工的问题上，《规划》强调推进智能化发展，按照部分环节“机器换人”、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机联网、厂联网要求，提升企业自动化、信息化水平，重点加快生产过程自动化进程。
为缓解企业单独投入设备成本的巨大压力，惠东还将探索建立“机器换人”产业技术联盟，重点推进“共享车间”建设。通过建立鞋业“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平台，吸引优质服务商入驻，提供制鞋企业先进制鞋设备、技术支持和设备改进等服务，提供专家诊断、方案设计、实施应用等内容，推进以企业联盟为主体的“共享车间”建设。
实际上，早在3年前，惠东便有鞋企引入了3D打印技术，通过3D打印机制作的女鞋，一台机器就可以从事6个工人的工作，极大降低了制鞋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且材料污染更小、成品做工精细。
“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张宠华指出，在机械化改造过程中，先进机器需要更高端的人才进行操作，如何培养和引进这类人才将是最大的难点，“目前来说，惠东鞋企不仅缺少普通工人，中层技术人员、管理人才、鞋产品设计师更加紧缺。”
前不久，惠州学院惠东时尚创意学院理事会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惠东时尚创意学院”建设工作拉开帷幕，未来将在培养创意人才、深化技术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为惠东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与科技动能。“学院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开展，预计明年1月启动招生。”张宠华透露。
在夯实创新与时尚领域人力资源方面，《规划》明确，将引导企业进一步确立人才引进、培养、开发、使用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政府在引进与培养人才的服务作用，通过强化人才支撑，推进企业及产业创新发展，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政府政策扶持、行业组织促进的创新体系。
对此，惠东的目标是，到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2%以上，新产品产值率达30%以上，新增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5家以上，新增专利授权100项左右。每年重点支持1—3项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引进1—2家国内知名的鞋类设计创意企业（机构）和鞋类科技研发机构。
走出去
夯实品牌基础 推广鞋业文化
“惠东女鞋主要通过广州站西鞋业鞋材商圈及香港澳门等地的企业订单作为跳板进行对外贸易。”张宠华介绍说，随着近几年电子商务的发展，惠东鞋业电商产业迅速崛起，目前，已有4000多家电商专门从事鞋业销售，在阿里巴巴、淘宝、京东等知名平台注册的网店5000余家。“但相比订单模式，电商销售量仅占其中一小部分。”
“提升惠东女鞋行业地位，还需要不断加强渠道建设。”张宠华表示，制鞋企业要以拓展市场、扩大销售、促进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积极承接国内订单，逐步推进企业发展自主品牌，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升级需求，扩大国内市场，同时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形成国际化营销网络，开拓中东、俄罗斯、非洲、欧洲、东南亚、西亚和中南美等新兴市场。
为鼓励企业拓展市场，《规划》明确，将组织企业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展览会和市场拓展活动；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境内外的商会、协会开展合作，组织企业组团到国外参加展会等，并对展位费和整体广告宣传、公共布展等费用给予一定补贴。
去年，位于惠东县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国家级鞋材及鞋产品质检中心落成，在全国5家针对鞋产品质检机构中，这是唯一一家坐落在县级地区的国家级质检中心，该中心除可以为鞋企提供质检服务外，还为品牌培育和研发生产提供高端全产业链的公共技术服务，打开了惠东女鞋直供高端及海外市场的大门，解决了企业销售的后顾之忧。
张宠华透露，为更好地擦亮“中国女鞋生产基地”这一金字招牌，该县还将计划打造鞋业文化馆，作为惠东女鞋名品的展销窗口，提供专业化作品展示、产品展览和交易的公共服务平台，以此引导时尚消费，发展网红直播营销，促进大众消费升级。
“我们预想，这座文化馆将建成一只鞋的模样，成为惠东城市的新地标，对外展示鞋业文化历史的同时，拉动旅游业发展。”张宠华说。via南方日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不高、生产成本逐年上涨、平台支撑力不足等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制约惠东鞋业发展的难题。
近日，惠东县中小企业局发布了《惠东县制鞋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下称《规划》），明确将通过稳定出口、扩大内需、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稳步提高惠东女鞋产品产销量，提高行业整体效益水平，计划2025年，该县鞋业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达1000亿元，年均增长不低于10%，出口额达100亿美元。
龙头+配套
从“生产基地”转型“总部经济”
目前，惠东拥有制鞋厂家6265家，是该县各行业中在册数最大、集群效应最突出的产业。然而，随着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以模仿设计为主的鞋企还处于加工制造的发展阶段，走的仍是“以量取胜、低价竞争”的传统发展道路，企业效益仅为微薄的加工利润，整体竞争力不强，具有显著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屈指可数。
“要培育龙头企业，引导行业向价值链两端拓展，实现‘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的转型。”惠东县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张宠华表示，惠东鞋业不缺加工制造环节，缺的是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
张宠华指出，一方面要依赖龙头企业多年来积累的行业内资源，发挥业源关系优势，发展外贸服务业，拓展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则需要鼓励、引导企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向研发、创意、设计等技术、知识含量较高的服务企业发展。
鞋业龙头企业如何实现发展带动？《规划》指出，要引导中小微企业围绕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配套，鼓励龙头企业不断将部分生产工艺、生产环节分离出来，带动配套企业专业化发展，支持中小微企业进入龙头企业的供应网络，到2025年基本形成“龙头+配套”的制鞋产业发展模式。此外，《规划》还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联合、并购和品牌经营、虚拟经营等方式整合中小微企业，并纳入到整体上市计划。
“要形成以产业链为纽带，以优势企业为龙头，影响和带动其他企业合作配套，构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相互配套协作、上下游产业链接紧密的产业组织体系。”张宠华说。
集聚发展
打造世界制鞋业“未来工厂”
目前，惠东鞋企中85%以上的厂家为个体户，通过手工作坊式生产，只有不到15%的厂家注册为企业，实行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其中，规上制鞋企业100多家，仅占鞋厂总数的4.5%。总的来说，制鞋企业大多数小而弱、流动资金不足、转型升级困难，由此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的隐患。
对此，《规划》指出，将推进“低小散”“脏乱差”企业综合整治，以查无照、除隐患、严执法为切入点，建立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倒逼落后产能加快转型提升，整治期内仍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予以关停并转。
面对风云莫测的市场变化，中小微鞋企是否只有被淘汰或被吞并的结果？张宠华表示，中小微企业是惠东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如促进就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对这类企业的政策不能实行“一刀切”，“一些小企业经营压力大无法开工，但马上就有新的创业者接手生产线创造价值，企业发展真正缺的是政策和配套。”
如何给予中小微鞋企政策引导？《规划》指出，惠东将推进“小微园”建设工程，按照小微企业创业园建设规划的要求，围绕大岭、黄埠、吉隆三个主要制鞋产业集聚区，推进建设若干个“制鞋小微企业创业园”，并成立专家团队对该类企业进行全面孵化培育、扶持，包括加快企业“空间换地”步伐，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厂房改、扩、建等，通过引导小微企业入园集聚发展，打造世界制鞋业“未来工厂”。
值得一提的是，为强化资源产出导向，健全推动制鞋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倒逼效应，该县将推进企业分类评价制度，建立完善企业综合评价分类结果与资源要素配置激励奖惩相结合的联动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电产比、电税比，结合全县电税比模块评价体系，对规上企业和用电量在一定量级以上的规下企业实施分类评价，并对A、B、C三类企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用能、排污、融资等资源要素上实行差别化政策。”张宠华说。
智能制造
建设“共享车间” 成立专业院校
“招工难”“用工贵”是惠东鞋企如今最头疼的难题。在解决用工的问题上，《规划》强调推进智能化发展，按照部分环节“机器换人”、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机联网、厂联网要求，提升企业自动化、信息化水平，重点加快生产过程自动化进程。
为缓解企业单独投入设备成本的巨大压力，惠东还将探索建立“机器换人”产业技术联盟，重点推进“共享车间”建设。通过建立鞋业“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平台，吸引优质服务商入驻，提供制鞋企业先进制鞋设备、技术支持和设备改进等服务，提供专家诊断、方案设计、实施应用等内容，推进以企业联盟为主体的“共享车间”建设。
实际上，早在3年前，惠东便有鞋企引入了3D打印技术，通过3D打印机制作的女鞋，一台机器就可以从事6个工人的工作，极大降低了制鞋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且材料污染更小、成品做工精细。
“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张宠华指出，在机械化改造过程中，先进机器需要更高端的人才进行操作，如何培养和引进这类人才将是最大的难点，“目前来说，惠东鞋企不仅缺少普通工人，中层技术人员、管理人才、鞋产品设计师更加紧缺。”
前不久，惠州学院惠东时尚创意学院理事会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惠东时尚创意学院”建设工作拉开帷幕，未来将在培养创意人才、深化技术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为惠东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与科技动能。“学院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开展，预计明年1月启动招生。”张宠华透露。
在夯实创新与时尚领域人力资源方面，《规划》明确，将引导企业进一步确立人才引进、培养、开发、使用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政府在引进与培养人才的服务作用，通过强化人才支撑，推进企业及产业创新发展，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政府政策扶持、行业组织促进的创新体系。
对此，惠东的目标是，到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2%以上，新产品产值率达30%以上，新增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5家以上，新增专利授权100项左右。每年重点支持1—3项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引进1—2家国内知名的鞋类设计创意企业（机构）和鞋类科技研发机构。
走出去
夯实品牌基础 推广鞋业文化
“惠东女鞋主要通过广州站西鞋业鞋材商圈及香港澳门等地的企业订单作为跳板进行对外贸易。”张宠华介绍说，随着近几年电子商务的发展，惠东鞋业电商产业迅速崛起，目前，已有4000多家电商专门从事鞋业销售，在阿里巴巴、淘宝、京东等知名平台注册的网店5000余家。“但相比订单模式，电商销售量仅占其中一小部分。”
“提升惠东女鞋行业地位，还需要不断加强渠道建设。”张宠华表示，制鞋企业要以拓展市场、扩大销售、促进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积极承接国内订单，逐步推进企业发展自主品牌，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升级需求，扩大国内市场，同时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形成国际化营销网络，开拓中东、俄罗斯、非洲、欧洲、东南亚、西亚和中南美等新兴市场。
为鼓励企业拓展市场，《规划》明确，将组织企业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展览会和市场拓展活动；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境内外的商会、协会开展合作，组织企业组团到国外参加展会等，并对展位费和整体广告宣传、公共布展等费用给予一定补贴。
去年，位于惠东县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国家级鞋材及鞋产品质检中心落成，在全国5家针对鞋产品质检机构中，这是唯一一家坐落在县级地区的国家级质检中心，该中心除可以为鞋企提供质检服务外，还为品牌培育和研发生产提供高端全产业链的公共技术服务，打开了惠东女鞋直供高端及海外市场的大门，解决了企业销售的后顾之忧。
张宠华透露，为更好地擦亮“中国女鞋生产基地”这一金字招牌，该县还将计划打造鞋业文化馆，作为惠东女鞋名品的展销窗口，提供专业化作品展示、产品展览和交易的公共服务平台，以此引导时尚消费，发展网红直播营销，促进大众消费升级。
“我们预想，这座文化馆将建成一只鞋的模样，成为惠东城市的新地标，对外展示鞋业文化历史的同时，拉动旅游业发展。”张宠华说。via南方日报
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2019-06-06 14:52:57 来源: 科技日报微信公众号 作者: 刘艳 崔爽
今天上午，工信部发布4张5G牌照，标志5G商用的开始，中国进入5G时代。
除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中国网络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广电）拿到第四张5G牌照，跻身第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
超出市场预期提前发牌、越过临时牌直接发正式商用牌照，显示出在设备和产品方面，中国准备好了。
更重要的是，相比其他国家抢位发牌，中国5G发牌意义特殊：以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用户数量，5G商用有标志性意义。
关于5G商用牌照发放，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赶紧往下看☟
运营商为何三变四？
牌照发几张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靴子落地，广电入局。为何是它？
中国广电副总经理曾庆军表示，这张牌照实际上是颁发给全国有线电视及广电行业。
曾庆军表示，通过中国广电的高起点的服务，可以提供生动的贴近人民生活的新服务，如4K高清直播；打造现代智慧城市的物联网的先进网络，全面提升技术、产业、服务，助推5G全面引领的态势。
和其它三家相比，广电的5G网络将是汇集广播电视现代通信和物联网服务的5G网络，让用户享受智慧广电服务，甚至是社会化的智慧城市服务。
这符合 5G建设共建共享的原则，中国铁塔表示，坚持能共享不新建，能共建不独建，全力支撑服务四家电信企业快速经济地建设5G网络。目前已储备875万路灯杆、监控杆，超350万电力杆塔，以及33万物业楼宇，为5G基站低成本快速布设奠定基础。
直接发牌对运营商有啥好处？
以往运营商都会先拿到临时牌照，进行实验，再大规模商用。此次5G发牌干脆利落，对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IMT-2020（5G）推进组组长王志勤表示：直接发牌是沿用国际惯例，运营商自由度更大。
以往都是经过实验，再进行商业应用，这次是直接发牌照。这种模式是跟国际惯例比较一致的，别的国家很早就发牌照发频率，政策环境很稳定，运营商可以更好地自主规划网络和业务。我国在5G发牌上采用这种模式，给了运营企业更大自由度。
用的啥芯片？
5G发牌，作为全球唯一能够提供端到端5G商用解决方案的通信企业，华为表示“全力支持运营商建好中国5G”。
华为表示，公司自2009年起着手5G研究，已累计投入20亿美金用于5G技术与产品研发，当前已具备从芯片、产品到系统组网全面领先的5G能力。
截止目前，华为共提交5G标准提案18000多篇，标准提案及通过数高居全球首位，向ESTI 声明5G基本专利2570族，持续排名业界第一，其主导的极化码、上下行解耦、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等关键技术已成为5G国际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华为已实现全系列业界领先自研芯片的规模商用，包括全球首款5G基站芯片组天罡、5G终端基带芯片巴龙以及终端处理器芯片麒麟980。
为何提前发牌？
为何选在此时发牌？王志勤表示，前段时间5G的设备和产品基本成熟，具备商用条件，今年4月韩国和美国也相继启动5G应用，在这个大环境下，我国发放5G牌照，一方面通过网络的建设来带动产业链、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带动5g的性能提升。
更重要的是，5G是构建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5G的建设可以带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通过与工业、农业、交通等行业的结合，形成5G的融合应用，促进经济的转型发展，选择这个时间点发牌，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据工信部披露，截至2019年5月，在全球20多家企业的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中，我国企业占比超过30%，位居首位。在产业发展方面，我国率先启动5G技术研发试验，加快了5G设备研发和产业化进程。目前我国5G中频段系统设备、终端芯片、智能手机处于全球产业第一梯队。
何时能用？
针对普遍关注的对公众放号的问题，王志勤表示“这不是0和1的概念，各家运营商会采取不同策略，个人用户不会太慢”。
现在运营企业也在做一些体验用户，在一些手机类业务比较成熟的条件下，也许大家会采取不同的政策。
市场普遍预测，个人用户享受5G服务时间大概在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
但王志勤表示，5G业务肯定先在个别城市个别地区布局，不需要全城全网。依托4G建5G，初期阶段运营企业可能还是在北上广深相对完整覆盖、布局业务，其他城市可能是做业务培育式的点状布局，优先覆盖特殊行业应用。
中国移动表示，获得5G业务经营许可后，将加快5G网络部署，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5G精品网络，今年9月底前在超过40个城市提供5G服务，客户“不换卡”“不换号”就可开通5G服务，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范围，让广大客户方便、快捷地使用5G业务，享受5G新技术带来的福利。
中国联通表示，本周开始在40城市范围开展“走进联通·5G在身边”为主题的5G体验活动，欢迎广大客户参与体验联通5G服务。
5G基站辐射大吗？
前段时间搜狐CEO张朝阳公开表示“5G基站密度极高，对人体危害很大”引发热议。
王志勤强调，经过辐射测试，5G基站辐射符合国内标准，比国际标准严5至6倍。一直以来我国辐射标准严于国际标准，对运营企业有严格的环保标准，无须担心。
5G手机会不会很贵？
目前可见的5G手机价格至少一万元左右，曾有电信分析师表示明年第四季度可以降至两三千，对此，王志勤直言“太乐观了，我觉得悬”。
中国联通表示，目前，各终端厂商已经研发了多款5G终端，将进行入网测试，获得入网许可后上市销售。运营商会积极推动终端品类的丰富和产品成熟，推动终端量产和价格的进一步降低，满足用户对5G终端的需求。
套餐资费怎么算？
用上5G手机，资费怎么算？
对此，中国联通表示，流量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初步计划，面对消费者市场，5G收费模式与4G产品既有承接又有创新，也会根据5G业务的技术特点研究新的计费模式。
在政企客户市场，5G服务结合网络的建设将更个性化和场景化，预计会根据客户需求，一客一策，推出基于场景的多元化收费模式。
5G商用面临哪些挑战？
3G商用是2008年底，4G商用也比全球晚三年，在中国使用的设备都非常成熟稳定，价位也已经回落，用户其实可以直接用。
但来到5G时代，中国进入第一梯队，这也带来更多挑战：
5G网络先行，牌照发放是允许运营商进行规模化网络建设，后续还需要网络优化、手机产品的互操作等，这些在牌照发放后还需要一个磨合期。
另外针对5G的特点，除了商业模式比较成熟的移动互联网之外还有行业应用，这是很大的挑战，全球都一样，大家都面临着从移动互联到移动物联的挑战。
网络先行后，更大的挑战是在网络之上去培育新的行业应用，和实体经济共同寻找最适合的应用场景、模式技术、解决方法、物联网终端产品等，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
中国电信表示，已与合作伙伴开展了丰富的5G应用创新实践，目前已涵盖政务、制造、交通、物流、教育、医疗、媒体、警务、旅游、环保十大垂直行业重点应用场景，联合试验客户已超过200家。
外企如何参与5G发展？
在5G建设中，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一贯秉持的理念。
2013年，我国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爱立信、诺基亚、高通、英特尔、罗德与施瓦茨等多家知名国外企业都是推进组成员单位。基于推进组平台，国内外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究、技术试验和产品测试验证，共同制定技术规范和测试规范，并积极参与测试，全球系统设备、芯片、终端、测试仪表等企业相互合作、共同促进，为加快我国5G产业链的发展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针对5G发牌，英特尔公司表示：“英特尔在全球范围支持5G的加速发展。我们很高兴看到英特尔在中国5G网络部署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将继续与中国的科技产业生态拓展合作，支持5G不断发展。”
目前，全球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各国企业通力合作、互利共赢。4G时代，多家国外企业已经参与我国移动通信市场，是我国移动通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工信部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继续深化合作，共谋5G发展和创新，共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
2019-06-06 14:52:57 来源: 科技日报微信公众号 作者: 刘艳 崔爽
今天上午，工信部发布4张5G牌照，标志5G商用的开始，中国进入5G时代。
除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中国网络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广电）拿到第四张5G牌照，跻身第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
超出市场预期提前发牌、越过临时牌直接发正式商用牌照，显示出在设备和产品方面，中国准备好了。
更重要的是，相比其他国家抢位发牌，中国5G发牌意义特殊：以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用户数量，5G商用有标志性意义。
关于5G商用牌照发放，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赶紧往下看☟
运营商为何三变四？
牌照发几张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靴子落地，广电入局。为何是它？
中国广电副总经理曾庆军表示，这张牌照实际上是颁发给全国有线电视及广电行业。
曾庆军表示，通过中国广电的高起点的服务，可以提供生动的贴近人民生活的新服务，如4K高清直播；打造现代智慧城市的物联网的先进网络，全面提升技术、产业、服务，助推5G全面引领的态势。
和其它三家相比，广电的5G网络将是汇集广播电视现代通信和物联网服务的5G网络，让用户享受智慧广电服务，甚至是社会化的智慧城市服务。
这符合 5G建设共建共享的原则，中国铁塔表示，坚持能共享不新建，能共建不独建，全力支撑服务四家电信企业快速经济地建设5G网络。目前已储备875万路灯杆、监控杆，超350万电力杆塔，以及33万物业楼宇，为5G基站低成本快速布设奠定基础。
直接发牌对运营商有啥好处？
以往运营商都会先拿到临时牌照，进行实验，再大规模商用。此次5G发牌干脆利落，对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IMT-2020（5G）推进组组长王志勤表示：直接发牌是沿用国际惯例，运营商自由度更大。
以往都是经过实验，再进行商业应用，这次是直接发牌照。这种模式是跟国际惯例比较一致的，别的国家很早就发牌照发频率，政策环境很稳定，运营商可以更好地自主规划网络和业务。我国在5G发牌上采用这种模式，给了运营企业更大自由度。
用的啥芯片？
5G发牌，作为全球唯一能够提供端到端5G商用解决方案的通信企业，华为表示“全力支持运营商建好中国5G”。
华为表示，公司自2009年起着手5G研究，已累计投入20亿美金用于5G技术与产品研发，当前已具备从芯片、产品到系统组网全面领先的5G能力。
截止目前，华为共提交5G标准提案18000多篇，标准提案及通过数高居全球首位，向ESTI 声明5G基本专利2570族，持续排名业界第一，其主导的极化码、上下行解耦、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等关键技术已成为5G国际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华为已实现全系列业界领先自研芯片的规模商用，包括全球首款5G基站芯片组天罡、5G终端基带芯片巴龙以及终端处理器芯片麒麟980。
为何提前发牌？
为何选在此时发牌？王志勤表示，前段时间5G的设备和产品基本成熟，具备商用条件，今年4月韩国和美国也相继启动5G应用，在这个大环境下，我国发放5G牌照，一方面通过网络的建设来带动产业链、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带动5g的性能提升。
更重要的是，5G是构建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5G的建设可以带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通过与工业、农业、交通等行业的结合，形成5G的融合应用，促进经济的转型发展，选择这个时间点发牌，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据工信部披露，截至2019年5月，在全球20多家企业的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中，我国企业占比超过30%，位居首位。在产业发展方面，我国率先启动5G技术研发试验，加快了5G设备研发和产业化进程。目前我国5G中频段系统设备、终端芯片、智能手机处于全球产业第一梯队。
何时能用？
针对普遍关注的对公众放号的问题，王志勤表示“这不是0和1的概念，各家运营商会采取不同策略，个人用户不会太慢”。
现在运营企业也在做一些体验用户，在一些手机类业务比较成熟的条件下，也许大家会采取不同的政策。
市场普遍预测，个人用户享受5G服务时间大概在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
但王志勤表示，5G业务肯定先在个别城市个别地区布局，不需要全城全网。依托4G建5G，初期阶段运营企业可能还是在北上广深相对完整覆盖、布局业务，其他城市可能是做业务培育式的点状布局，优先覆盖特殊行业应用。
中国移动表示，获得5G业务经营许可后，将加快5G网络部署，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5G精品网络，今年9月底前在超过40个城市提供5G服务，客户“不换卡”“不换号”就可开通5G服务，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范围，让广大客户方便、快捷地使用5G业务，享受5G新技术带来的福利。
中国联通表示，本周开始在40城市范围开展“走进联通·5G在身边”为主题的5G体验活动，欢迎广大客户参与体验联通5G服务。
5G基站辐射大吗？
前段时间搜狐CEO张朝阳公开表示“5G基站密度极高，对人体危害很大”引发热议。
王志勤强调，经过辐射测试，5G基站辐射符合国内标准，比国际标准严5至6倍。一直以来我国辐射标准严于国际标准，对运营企业有严格的环保标准，无须担心。
5G手机会不会很贵？
目前可见的5G手机价格至少一万元左右，曾有电信分析师表示明年第四季度可以降至两三千，对此，王志勤直言“太乐观了，我觉得悬”。
中国联通表示，目前，各终端厂商已经研发了多款5G终端，将进行入网测试，获得入网许可后上市销售。运营商会积极推动终端品类的丰富和产品成熟，推动终端量产和价格的进一步降低，满足用户对5G终端的需求。
套餐资费怎么算？
用上5G手机，资费怎么算？
对此，中国联通表示，流量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初步计划，面对消费者市场，5G收费模式与4G产品既有承接又有创新，也会根据5G业务的技术特点研究新的计费模式。
在政企客户市场，5G服务结合网络的建设将更个性化和场景化，预计会根据客户需求，一客一策，推出基于场景的多元化收费模式。
5G商用面临哪些挑战？
3G商用是2008年底，4G商用也比全球晚三年，在中国使用的设备都非常成熟稳定，价位也已经回落，用户其实可以直接用。
但来到5G时代，中国进入第一梯队，这也带来更多挑战：
5G网络先行，牌照发放是允许运营商进行规模化网络建设，后续还需要网络优化、手机产品的互操作等，这些在牌照发放后还需要一个磨合期。
另外针对5G的特点，除了商业模式比较成熟的移动互联网之外还有行业应用，这是很大的挑战，全球都一样，大家都面临着从移动互联到移动物联的挑战。
网络先行后，更大的挑战是在网络之上去培育新的行业应用，和实体经济共同寻找最适合的应用场景、模式技术、解决方法、物联网终端产品等，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
中国电信表示，已与合作伙伴开展了丰富的5G应用创新实践，目前已涵盖政务、制造、交通、物流、教育、医疗、媒体、警务、旅游、环保十大垂直行业重点应用场景，联合试验客户已超过200家。
外企如何参与5G发展？
在5G建设中，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一贯秉持的理念。
2013年，我国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爱立信、诺基亚、高通、英特尔、罗德与施瓦茨等多家知名国外企业都是推进组成员单位。基于推进组平台，国内外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究、技术试验和产品测试验证，共同制定技术规范和测试规范，并积极参与测试，全球系统设备、芯片、终端、测试仪表等企业相互合作、共同促进，为加快我国5G产业链的发展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针对5G发牌，英特尔公司表示：“英特尔在全球范围支持5G的加速发展。我们很高兴看到英特尔在中国5G网络部署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将继续与中国的科技产业生态拓展合作，支持5G不断发展。”
目前，全球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各国企业通力合作、互利共赢。4G时代，多家国外企业已经参与我国移动通信市场，是我国移动通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工信部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继续深化合作，共谋5G发展和创新，共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
#卓远原创#《政府投资条例》解读——以“投融资再平衡模型”为视角
2019年4月14日，国务院总理签发第712号国务院令，公布《政府投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作为政府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条例》的颁布实施意义重大。自《条例》公布后，司法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等从《条例》制定的初衷、总体思路、积极意义以及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项目监管、对政府投资与PPP项目的影响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而且为进一步贯彻实施《条例》，国家发改委紧接着在5月6日专门发布了《关于做好<政府投资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796号），突显《条例》贯彻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主要运用南京卓远“投融资再平衡模型” ，考察《条例》在整个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定位，并基于其定位分析《条例》颁布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政府与国资（平台）“公公合作”关系线规范的缺失问题。
一、《条例》在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定位
在“投融资再平衡模型”中，以“投融资主体”为视角观察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可以发现在整个投融资体制改革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法制化管理体系基本划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投融资主体各单线条的规范，包括政府投资与社会领域投资两类；二是投融资主体各关系线的规范，包括政府与国资（平台）间的“公公合作”、政府与社会资本间的“公私合作”（如PPP、特许经营等）及国资（平台）与社会资本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三类。
在此框架下，《条例》在上述法制化管理体系中应如何定位？本文认为，因《条例》在第二条明确“本条例所称政府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等”，其中，关于“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的理解，结合过往系列政策文件，以及《条例》第六条关于政府投资方式的规定，既然在政府投资方式上同时包含直接投资以及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间接投资方式，则此处“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即应理解为项目本身“包含全部或部分”使用预算安排资金的情况。而在采取资本金注入等间接投资方式时，实质上即主要涉及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或特许经营等模式，因此，《政府投资条例》实际上同时归属于政府投资领域的单线条法律规范和政府与社会资本间的关系线法律规范。
二、《条例》对过往政府投资领域法律规范的延续与发展
明确《条例》在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定位后，需进一步溯本求源，探究其法律条款内容与过往政府投资领域法律规范的关系。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即已明确提出要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等投资体制改革目标，至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出台，国家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上已取得新的突破。
在此期间，作为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发改投资[2005]1392号文）、中央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令2014年第7号、发改投资[2014]2129号文）、政府性资金对社会投资项目的支持（发改投资[2012]1580号文、发改投资〔2015〕823号文）、企业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令2014年第11号、国家发改委令2017年第2号、国家发改委令2018年第14号等）及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运行管理（国家发改委等十八部委令2017年第3号）等多个方面发布了一系列法律政策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领域划分、监管方式等基础问题，但也带来“政府投资管理缺乏上位法，现有规章、规范性文件权威性不足、指导性不够、约束性不强的问题”。
《条例》即是在上述一系列法律规范基础上形成的，是对过往法律规范的延续与发展。一方面，从法律条款内容上来看，《条例》总体上并未颠覆过往认知，基本维持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与原则，甚至在一些条款上是对过往法律政策的原文引用，如在第三条规定的政府投资资金投向及政府投资范围定期评估调整机制等，是对中发〔2016〕18号文的承继，但也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一些调整，将中发〔2016〕18号文中“政府投资资金只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调整为“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删除了“原则上不支持经营性项目”的规定等；《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早在 2006年原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即发布《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建市（2006）6号），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一律不得以建筑业企业带资承包的方式进行建设，不得将建筑业企业带资承包作为招投标条件，此次《条例》再次重申此项规定，相信对于当前政府投资领域工程建设投融资模式乱象能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条例》也对过往政策规定进行了发展与统一，国家发改委《关于做好<政府投资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796号）文件中也指出，接下来要全面清理不符合《条例》的现行制度，且相关清理进度安排已提上日程。
三、《条例》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影响
基于上文分析《条例》兼顾了政府投资单线条法律规范和政府与社会资本间的关系线法律规范之定位，以及《条例》对过往政策的延续性与统一性，则对于政府方以资本金注入等方式参与的PPP项目或政府付费类、可行性缺口补助类PPP项目，即应同时适用《条例》的规定，但问题在于，对于政府方未参股的纯使用者付费类PPP项目，是否需适用《条例》的规定？因根据《条例》，政府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等；而企业投资，结合《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17年第2号）等相关政策，主要指企业在中国境内使用自己筹措资金以及使用自己筹措的资金并申请使用政府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等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因此，上述问题即进一步演化为：政府方未参股的纯使用者付费类PPP项目是否需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本文认为，这一类项目虽然不涉及政府方资本金注入，也不涉及后续的可行性缺口补助支出，但由于使用者付费类PPP项目也需按照PPP相关政策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且需单列政府承担风险带来的财政或有支出责任（当然“或有支出”本身并不代表必然发生，但为定性方便，在此不作细究），此项支出也需纳入财政预算。另一方面，PPP模式本身具有一定特殊性，既然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那么“政府参与”即为PPP项目的应有之意，无论是否使用预算资金，政府方均需对PPP项目进行监管、考核，因此，本文认为，在现有法律规范下各类型PPP项目都应依法适用《政府投资条例》，建议将PPP项目纳入《政府投资条例》管理范围，并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进行统一管理。
在此前提下，结合《条例》的规定，对于PPP项目，一方面，在投资决策上，项目单位应当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按照政府投资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报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批；另一方面，在项目建设上，应符合开工建设条件、工程变更程序要求、不得垫资施工要求、投资概算控制要求、建设工期限制、竣工验收要求以及项目后评价等工程建设系列要求。尤其《条例》在第五条提出“政府投资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国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预算约束。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以及第十八条明确“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应当和本级预算相衔接”等的规定，与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文件精神相一致，同时对于PPP项目即将大范围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来说，也应提前做好衔接工作。
但总体来说，《政府投资条例》是对过往政府投资领域法律规范的延续，在其颁布之前，PPP项目在实操中已按照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执行政府投资决策审批及项目工程建设规范，因此《政府投资条例》的施行在投资决策和项目建设管理方面能与PPP实操顺利接轨，并不会对PPP项目投资决策、建设实施造成较大影响。
四、《条例》对政府与国资（平台）“公公合作”关系线规范的缺失
基于国资（平台）区别于一般社会资本的“公”主体属性 ，则国资（平台）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投资行为应如何认定？本文认为，结合前述关于“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相关界定，国资（平台）在作为政府出资代表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资本金注入方式参与项目时，其投资行为应认定为政府投资行为；而基于市场化竞争、自筹资金参与项目时，其投资行为应认定为企业投资行为。在此前提下，建立在授权与契约基础上的“公公合作”模式能使国资（平台）的“企业投资行为”定性更加清晰，且按照《条例》，“政府投资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国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预算约束。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因此，对于实践中国资（平台）以代建模式承接的相关公益性项目，属于政府投资项目，应按照《条例》的规定安排预算资金，且不得由施工方垫资建设，这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另一方面也对当前实践中存在的由代建方筹资或施工方垫资的违规情形能有所遏制。《条例》在第三十三条及第三十四条也就“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未按照规定及时、足额办理政府投资资金拨付”以及“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建设”等情形明确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从“投融资再平衡模型”中的“项目属性”这一要素考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大致分为公益性项目、准公益性项目及经营性项目三大类，政府投资领域与企业投资领域即在这三大类项目中进行划分。《条例》在第三条和第六条明确政府投资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对确需支持的经营性项目，主要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也可以适当采取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结合地方（如上海）国企分类改革理论，未来竞争类国企会更多投向社会领域投资项目范围，而公共服务类国企及功能类国企基于公益属性，会更多地投向政府投资领域项目范围。
综上，基于国资（平台）尤其是功能类国企主要以社会效益为首，兼顾经济效益，与一般社会资本相比具备更多的“公”主体属性，且上文所述国资（平台）在投资行为定性及投资项目范围上均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应将国资（平台）置于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独立主体进行规范，明确国资（平台）可经政府授权在特定项目领域进行投资经营，以形成完整的投融资领域政府、国资（平台）、社会资本各单线条规范及政府与国资（平台）“公公合作”（委托代建、ABO模式等）、政府与社会资本“公私合作”（PPP、特许经营等）、国资（平台）与社会资本“混合所有制改革”各关系线规范的法制化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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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4日，国务院总理签发第712号国务院令，公布《政府投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作为政府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条例》的颁布实施意义重大。自《条例》公布后，司法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等从《条例》制定的初衷、总体思路、积极意义以及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项目监管、对政府投资与PPP项目的影响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而且为进一步贯彻实施《条例》，国家发改委紧接着在5月6日专门发布了《关于做好<政府投资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796号），突显《条例》贯彻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主要运用南京卓远“投融资再平衡模型” ，考察《条例》在整个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定位，并基于其定位分析《条例》颁布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政府与国资（平台）“公公合作”关系线规范的缺失问题。
一、《条例》在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定位
在“投融资再平衡模型”中，以“投融资主体”为视角观察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可以发现在整个投融资体制改革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法制化管理体系基本划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投融资主体各单线条的规范，包括政府投资与社会领域投资两类；二是投融资主体各关系线的规范，包括政府与国资（平台）间的“公公合作”、政府与社会资本间的“公私合作”（如PPP、特许经营等）及国资（平台）与社会资本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三类。
在此框架下，《条例》在上述法制化管理体系中应如何定位？本文认为，因《条例》在第二条明确“本条例所称政府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等”，其中，关于“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的理解，结合过往系列政策文件，以及《条例》第六条关于政府投资方式的规定，既然在政府投资方式上同时包含直接投资以及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间接投资方式，则此处“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即应理解为项目本身“包含全部或部分”使用预算安排资金的情况。而在采取资本金注入等间接投资方式时，实质上即主要涉及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或特许经营等模式，因此，《政府投资条例》实际上同时归属于政府投资领域的单线条法律规范和政府与社会资本间的关系线法律规范。
二、《条例》对过往政府投资领域法律规范的延续与发展
明确《条例》在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定位后，需进一步溯本求源，探究其法律条款内容与过往政府投资领域法律规范的关系。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即已明确提出要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等投资体制改革目标，至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出台，国家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上已取得新的突破。
在此期间，作为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发改投资[2005]1392号文）、中央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令2014年第7号、发改投资[2014]2129号文）、政府性资金对社会投资项目的支持（发改投资[2012]1580号文、发改投资〔2015〕823号文）、企业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令2014年第11号、国家发改委令2017年第2号、国家发改委令2018年第14号等）及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运行管理（国家发改委等十八部委令2017年第3号）等多个方面发布了一系列法律政策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领域划分、监管方式等基础问题，但也带来“政府投资管理缺乏上位法，现有规章、规范性文件权威性不足、指导性不够、约束性不强的问题”。
《条例》即是在上述一系列法律规范基础上形成的，是对过往法律规范的延续与发展。一方面，从法律条款内容上来看，《条例》总体上并未颠覆过往认知，基本维持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与原则，甚至在一些条款上是对过往法律政策的原文引用，如在第三条规定的政府投资资金投向及政府投资范围定期评估调整机制等，是对中发〔2016〕18号文的承继，但也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一些调整，将中发〔2016〕18号文中“政府投资资金只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调整为“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删除了“原则上不支持经营性项目”的规定等；《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早在 2006年原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即发布《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建市（2006）6号），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一律不得以建筑业企业带资承包的方式进行建设，不得将建筑业企业带资承包作为招投标条件，此次《条例》再次重申此项规定，相信对于当前政府投资领域工程建设投融资模式乱象能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条例》也对过往政策规定进行了发展与统一，国家发改委《关于做好<政府投资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796号）文件中也指出，接下来要全面清理不符合《条例》的现行制度，且相关清理进度安排已提上日程。
三、《条例》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影响
基于上文分析《条例》兼顾了政府投资单线条法律规范和政府与社会资本间的关系线法律规范之定位，以及《条例》对过往政策的延续性与统一性，则对于政府方以资本金注入等方式参与的PPP项目或政府付费类、可行性缺口补助类PPP项目，即应同时适用《条例》的规定，但问题在于，对于政府方未参股的纯使用者付费类PPP项目，是否需适用《条例》的规定？因根据《条例》，政府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等；而企业投资，结合《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17年第2号）等相关政策，主要指企业在中国境内使用自己筹措资金以及使用自己筹措的资金并申请使用政府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等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因此，上述问题即进一步演化为：政府方未参股的纯使用者付费类PPP项目是否需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本文认为，这一类项目虽然不涉及政府方资本金注入，也不涉及后续的可行性缺口补助支出，但由于使用者付费类PPP项目也需按照PPP相关政策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且需单列政府承担风险带来的财政或有支出责任（当然“或有支出”本身并不代表必然发生，但为定性方便，在此不作细究），此项支出也需纳入财政预算。另一方面，PPP模式本身具有一定特殊性，既然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那么“政府参与”即为PPP项目的应有之意，无论是否使用预算资金，政府方均需对PPP项目进行监管、考核，因此，本文认为，在现有法律规范下各类型PPP项目都应依法适用《政府投资条例》，建议将PPP项目纳入《政府投资条例》管理范围，并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进行统一管理。
在此前提下，结合《条例》的规定，对于PPP项目，一方面，在投资决策上，项目单位应当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按照政府投资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报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批；另一方面，在项目建设上，应符合开工建设条件、工程变更程序要求、不得垫资施工要求、投资概算控制要求、建设工期限制、竣工验收要求以及项目后评价等工程建设系列要求。尤其《条例》在第五条提出“政府投资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国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预算约束。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以及第十八条明确“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应当和本级预算相衔接”等的规定，与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文件精神相一致，同时对于PPP项目即将大范围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来说，也应提前做好衔接工作。
但总体来说，《政府投资条例》是对过往政府投资领域法律规范的延续，在其颁布之前，PPP项目在实操中已按照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执行政府投资决策审批及项目工程建设规范，因此《政府投资条例》的施行在投资决策和项目建设管理方面能与PPP实操顺利接轨，并不会对PPP项目投资决策、建设实施造成较大影响。
四、《条例》对政府与国资（平台）“公公合作”关系线规范的缺失
基于国资（平台）区别于一般社会资本的“公”主体属性 ，则国资（平台）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投资行为应如何认定？本文认为，结合前述关于“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相关界定，国资（平台）在作为政府出资代表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资本金注入方式参与项目时，其投资行为应认定为政府投资行为；而基于市场化竞争、自筹资金参与项目时，其投资行为应认定为企业投资行为。在此前提下，建立在授权与契约基础上的“公公合作”模式能使国资（平台）的“企业投资行为”定性更加清晰，且按照《条例》，“政府投资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国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预算约束。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因此，对于实践中国资（平台）以代建模式承接的相关公益性项目，属于政府投资项目，应按照《条例》的规定安排预算资金，且不得由施工方垫资建设，这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另一方面也对当前实践中存在的由代建方筹资或施工方垫资的违规情形能有所遏制。《条例》在第三十三条及第三十四条也就“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未按照规定及时、足额办理政府投资资金拨付”以及“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建设”等情形明确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从“投融资再平衡模型”中的“项目属性”这一要素考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大致分为公益性项目、准公益性项目及经营性项目三大类，政府投资领域与企业投资领域即在这三大类项目中进行划分。《条例》在第三条和第六条明确政府投资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对确需支持的经营性项目，主要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也可以适当采取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结合地方（如上海）国企分类改革理论，未来竞争类国企会更多投向社会领域投资项目范围，而公共服务类国企及功能类国企基于公益属性，会更多地投向政府投资领域项目范围。
综上，基于国资（平台）尤其是功能类国企主要以社会效益为首，兼顾经济效益，与一般社会资本相比具备更多的“公”主体属性，且上文所述国资（平台）在投资行为定性及投资项目范围上均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应将国资（平台）置于投融资法制化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独立主体进行规范，明确国资（平台）可经政府授权在特定项目领域进行投资经营，以形成完整的投融资领域政府、国资（平台）、社会资本各单线条规范及政府与国资（平台）“公公合作”（委托代建、ABO模式等）、政府与社会资本“公私合作”（PPP、特许经营等）、国资（平台）与社会资本“混合所有制改革”各关系线规范的法制化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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