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身边事##沈阳生活##沈阳新鲜事##沈阳新闻##沈阳分享##沈阳事儿##沈阳同城# 沈阳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恰到好处地记叙、议论、抒情，使传与评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创作才情。此书堪称沈阳地区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认真阅读与典藏。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恰到好处地记叙、议论、抒情，使传与评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创作才情。此书堪称沈阳地区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认真阅读与典藏。
【歌唱大地的丰收——近观鲁剧】去年以来，由山东影视机构制作的电视剧《经山历海》《温暖的味道》《好雨知时节》等，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一线省级卫视播出，掀起了一股收视热潮，为建党百年的荧屏盛会增添了一抹别样亮色，为广大观众带来了极为丰富的视觉享受和精神滋养。
观照现实，是鲁剧不变的选择
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亘古未变的梦想，这个梦想今天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无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事件，也涌现出大量“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人和事，注定被留在历史长河之中，被烙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人们不会忘记，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工作的，里面是满满的关心关注和大量的真金白银，成为实现乡村脱贫奔小康的铺路石，助力千万个乡村实现从贫穷落后到富裕文明的“化茧成蝶”。人们更不会忘记，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坚持抓紧精准脱贫的同时，及时提出了“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山东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一批又一批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偏远落后的村庄，他们不忘初心，扎根基层，勇担使命，成为脱贫攻坚的生力军；一个又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通过强班子、理路子、解难题、办实事，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一群又一群朴实又可爱的农村干部，勇于向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宣战，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和汗水，扔掉贫穷落后的大帽子。这一桩桩、一件件、一幅幅，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温润的情感和表现手法来展现新时代的“乡村巨变”，用影视艺术歌颂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政策，为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立体鲜活的新时代乡村人物图谱，也为当今的荧屏奉献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和生活气息的感人故事。
《经山历海》以乡镇干部为主角，反映了以吴小蒿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楷坡镇百姓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该剧把石屋村、安澜村、平湖村三个村情地貌不同、贫富差距悬殊的村子串联起来，彰显了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殊途同归。这是一部讴歌奋进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与使命，体现为民情怀、主动作为的实干与担当精神，有情怀、接地气、有笑有泪、打动人心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该剧导演杨亚洲说：“这部剧没有大道理，只有朴素的情感，这些剧中的人物完成蜕变，越来越像创作团队曾经采访过的那些干部、党员、群众，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党的感情，都是真真切切的。”
《温暖的味道》则取材于齐鲁大地上千千万万个“第一书记”的鲜活现实，讲述了商报主编兼美食博主、“第一书记”孙光明带领后石沟村走向小康生活的故事，展现了后石沟村乡亲们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不断克服困难、探索新发展模式，进而奔向“最美乡村”的幸福之路。《好雨知时节》则讲述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冯天蓝，受国家政策的吸引，主动选择回到老家苹果村，把村民团结起来共同发展高质量苹果种植，一步步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故事。该剧反映了国家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下农村的大变革，堪称一部浓缩的乡村振兴影像艺术史。
做有温度、有情怀的好作品
作为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他们抱持的是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乡村生活和人物，他们展现的是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现实生活。他们坚持用镜头记录和诠释新时代，用感人的真实故事作为创作素材，以深度契合农村生活的逻辑及艺术，创作出有情怀、接地气、有筋骨、有热度的优秀作品。
这些影视剧的共同特点是抱持严肃的创作态度，在深入生活中，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正如电视剧《经山历海》原小说作家赵德发所说：“深入乡村振兴一线，深入体察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人物群像，敏锐捕捉时代新人中的典型人物，是我们创作者的使命担当。”于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饱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感知着乡村的家常里短，演绎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新时代乡村图谱。
这三部剧都立足复杂的农村社会关注乡村建设中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将新时代乡村变革记录下来，将新时代精神价值传达出来。特别是直面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反映了过程中的艰辛和复杂。比如，农村群众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数百年遗留的家族矛盾、利益纠葛相互交织，经济发展条件各异等。和我们党的每一项事业一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们既要跨越地理上的群山和大海，更要征服人生中的高山和巨浪。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也正是鲁剧必须始终坚守的初心和原点。像《经山历海》既涉及乡村搬迁、暴雨救灾、安全生产等基层治理的普遍问题，又关注物价上涨、家庭情感等“琐碎小事”。剧中人物吴小蒿也正是不断在各种博弈和角逐中寻求新的平衡，展现了乡村建设的不易和艰难。正如编剧雷娟所言，“我们的创作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国家何尝不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是这么一场伟大的变革。”而《温暖的味道》则真实反映了中国大多数乡村将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如何让农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之中，农村产业如何转型升级，如何使“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村民如何持久富裕，等等。主演靳东说：“我与这部剧的主创团队期待通过一个个充满温情的故事，能够与观众共同成长，并肩奋进，努力成长为‘中国精神’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创造者和普及者、‘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好雨知时节》中主人公冯久旺临危受命大刀阔斧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农业，合理布局乡村产业发展，把一个只有苹果的苹果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多元化、现代化的新农村。而冯久旺也在产业变革的乡村振兴中实现了个人抱负和价值，成长为一个优秀基层党支部的带头人。
可以说，这些剧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更深层次的是蕴含着乡村振兴中基层党建、干部成长、产业发展、生态农村建设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丰富内涵。
以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力作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升华和再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始终抱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不是简单地追求好看、好卖、好玩，而是力求真实地反映当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变迁，让广大观众从中了解乡村、认识乡村、深入乡村、热爱乡村。可以说，正是山东影视剧创作者的用心用情用力，成就了山东近期反映“三农”题材影视剧的好戏连台、异彩纷呈。
为了贴近乡村实际，《经山历海》导演杨亚洲与主创团队先后采访了120多位基层党员干部，倾听他们讲述内心的感受，将真实的素材融入故事之中；在剧本打磨阶段还邀请基层干部参与剧本的讨论，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并在创作中力求真实，从而无限接近被采访者的灵魂。
在这些影视剧中，还反映和体现出了深厚齐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山东是内陆农耕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汇聚之地，优秀的齐鲁文化既拥有鲁文化的儒家价值观，同时蕴含着齐文化的经世济民和务实开放。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潜心挖掘齐鲁文化深刻内涵，用心解读齐鲁文化的基因和密码，让乡村振兴题材剧释放出感动人心的文化力量。《经山历海》中吴小蒿率真的性格潜隐着诚信仁义、经世济民等精神价值，《温暖的味道》表达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使乡村题材电视剧达到了兼具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的新高度。
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还巧妙地将党性和人民性融于创作之中，精心地处理宏观与微观叙事，以及“大”与“小”情感的关系。宏观视野是党领导下的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微观则是具体的事件；“大”的是基层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小”则是个人的生活、工作琐碎和个人成长。《经山历海》运用细腻的表现手法，通过点点滴滴的真实细节和鲜活的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的人物群像，在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中成就影视精品，让观众在润物无声中感悟党的思想伟力，体会人民至上的乡村振兴理念，在身临其境中产生心理上的共情。而《温暖的味道》则以温润人心的艺术手法，通过小故事阐述大道理，引发观众的认同与共鸣。特别是融入直播、民宿旅游、电商销售等时代元素，替代了传统涉农题材浓浓的泥土气息，以及农民泥裹裤腿、灰尘满衣的刻板印象，呈现出时尚、清爽的现代农民形象，塑造了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更贴近时代的新农民群像，充分展现了乡村新风貌。
用真心、诚心、匠心对待艺术和观众的创作者，社会、观众也会用热心、关心回馈他们。这几部电视剧诠释了涉农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同样可以自然、清新、时尚，并能直抵人心。《经山历海》首周播出收视率达到1.078%，并一直稳居高位。《温暖的味道》平均收视率为0.495%，连续数周位列上星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更是收获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可谓是鲁剧的“破圈”之作。《好雨知时节》尽管没有取得前两部剧的骄人战绩，但也获得了不凡的收视率和较高的观众认知度。这充分说明，影视创作只有源于生活，才能体现真情实感，才能击中观众最柔软的内心，获得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
发挥“影视+”社会担当
艺术从来是高尚者的行为。作为影视剧创作者，尤其要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发挥“影视+”的作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像影视剧中所展现的乡村景色和田园风光，让观众在愉悦追剧的同时，开始向往剧中的山山水水，追寻剧中可爱的人物。在每部剧热播的同时，都催生拍摄地及周边地区的文旅热。影视剧对农村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经山历海》拍摄地日照海洋美学馆，是一处同时拥有诗与远方的外景地。人们可在此面朝大海，倚栏听涛，枕浪而眠。海洋美学馆的游泳池、游乐场、帆船、沙滩、酒店、餐厅……随着该剧的热播，这些拍摄地都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直接带动了航海展览馆、美食餐厅、星空泳池、观澜咖啡、海边书院、儿童乐园、潜水探秘等特色旅游项目的火爆。
而《好雨知时节》的拍摄地栖霞市复兴村是三面环山、山清水秀的乡村，在该剧热播后也引来不少游人前来旅游。《温暖的味道》的热播更使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后石沟村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该剧拍摄的大槐树、明清四合院、谷仓、阳光超市等布景，让不少观众心生向往。凭借该剧的影响力，后石沟村举办了第一届乡村旅游文化节和乡村旅游开放日活动，接待游客1.2万余人，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坚定了村民发展“乡村影视+生态旅游”的信心。该剧还改变了后石沟村村民的思维和生产生活方式。村民通过出租自住房屋、参与群演等方式增收和致富，村集体仅场地使用费一年就能增收十几万元。后石沟村从山区腹地发展为乡村影视基地，这正是齐鲁大地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光明日报》对此评价说“引进一部剧，搞活一个村。”
观照现实，是鲁剧不变的选择
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亘古未变的梦想，这个梦想今天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无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事件，也涌现出大量“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人和事，注定被留在历史长河之中，被烙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人们不会忘记，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工作的，里面是满满的关心关注和大量的真金白银，成为实现乡村脱贫奔小康的铺路石，助力千万个乡村实现从贫穷落后到富裕文明的“化茧成蝶”。人们更不会忘记，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坚持抓紧精准脱贫的同时，及时提出了“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山东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一批又一批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偏远落后的村庄，他们不忘初心，扎根基层，勇担使命，成为脱贫攻坚的生力军；一个又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通过强班子、理路子、解难题、办实事，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一群又一群朴实又可爱的农村干部，勇于向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宣战，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和汗水，扔掉贫穷落后的大帽子。这一桩桩、一件件、一幅幅，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温润的情感和表现手法来展现新时代的“乡村巨变”，用影视艺术歌颂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政策，为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立体鲜活的新时代乡村人物图谱，也为当今的荧屏奉献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和生活气息的感人故事。
《经山历海》以乡镇干部为主角，反映了以吴小蒿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楷坡镇百姓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该剧把石屋村、安澜村、平湖村三个村情地貌不同、贫富差距悬殊的村子串联起来，彰显了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殊途同归。这是一部讴歌奋进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与使命，体现为民情怀、主动作为的实干与担当精神，有情怀、接地气、有笑有泪、打动人心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该剧导演杨亚洲说：“这部剧没有大道理，只有朴素的情感，这些剧中的人物完成蜕变，越来越像创作团队曾经采访过的那些干部、党员、群众，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党的感情，都是真真切切的。”
《温暖的味道》则取材于齐鲁大地上千千万万个“第一书记”的鲜活现实，讲述了商报主编兼美食博主、“第一书记”孙光明带领后石沟村走向小康生活的故事，展现了后石沟村乡亲们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不断克服困难、探索新发展模式，进而奔向“最美乡村”的幸福之路。《好雨知时节》则讲述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冯天蓝，受国家政策的吸引，主动选择回到老家苹果村，把村民团结起来共同发展高质量苹果种植，一步步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故事。该剧反映了国家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下农村的大变革，堪称一部浓缩的乡村振兴影像艺术史。
做有温度、有情怀的好作品
作为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他们抱持的是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乡村生活和人物，他们展现的是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现实生活。他们坚持用镜头记录和诠释新时代，用感人的真实故事作为创作素材，以深度契合农村生活的逻辑及艺术，创作出有情怀、接地气、有筋骨、有热度的优秀作品。
这些影视剧的共同特点是抱持严肃的创作态度，在深入生活中，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正如电视剧《经山历海》原小说作家赵德发所说：“深入乡村振兴一线，深入体察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人物群像，敏锐捕捉时代新人中的典型人物，是我们创作者的使命担当。”于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饱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感知着乡村的家常里短，演绎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新时代乡村图谱。
这三部剧都立足复杂的农村社会关注乡村建设中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将新时代乡村变革记录下来，将新时代精神价值传达出来。特别是直面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反映了过程中的艰辛和复杂。比如，农村群众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数百年遗留的家族矛盾、利益纠葛相互交织，经济发展条件各异等。和我们党的每一项事业一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们既要跨越地理上的群山和大海，更要征服人生中的高山和巨浪。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也正是鲁剧必须始终坚守的初心和原点。像《经山历海》既涉及乡村搬迁、暴雨救灾、安全生产等基层治理的普遍问题，又关注物价上涨、家庭情感等“琐碎小事”。剧中人物吴小蒿也正是不断在各种博弈和角逐中寻求新的平衡，展现了乡村建设的不易和艰难。正如编剧雷娟所言，“我们的创作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国家何尝不是在经山历海？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是这么一场伟大的变革。”而《温暖的味道》则真实反映了中国大多数乡村将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如何让农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之中，农村产业如何转型升级，如何使“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村民如何持久富裕，等等。主演靳东说：“我与这部剧的主创团队期待通过一个个充满温情的故事，能够与观众共同成长，并肩奋进，努力成长为‘中国精神’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创造者和普及者、‘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好雨知时节》中主人公冯久旺临危受命大刀阔斧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农业，合理布局乡村产业发展，把一个只有苹果的苹果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多元化、现代化的新农村。而冯久旺也在产业变革的乡村振兴中实现了个人抱负和价值，成长为一个优秀基层党支部的带头人。
可以说，这些剧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更深层次的是蕴含着乡村振兴中基层党建、干部成长、产业发展、生态农村建设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丰富内涵。
以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力作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升华和再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始终抱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不是简单地追求好看、好卖、好玩，而是力求真实地反映当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变迁，让广大观众从中了解乡村、认识乡村、深入乡村、热爱乡村。可以说，正是山东影视剧创作者的用心用情用力，成就了山东近期反映“三农”题材影视剧的好戏连台、异彩纷呈。
为了贴近乡村实际，《经山历海》导演杨亚洲与主创团队先后采访了120多位基层党员干部，倾听他们讲述内心的感受，将真实的素材融入故事之中；在剧本打磨阶段还邀请基层干部参与剧本的讨论，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并在创作中力求真实，从而无限接近被采访者的灵魂。
在这些影视剧中，还反映和体现出了深厚齐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山东是内陆农耕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汇聚之地，优秀的齐鲁文化既拥有鲁文化的儒家价值观，同时蕴含着齐文化的经世济民和务实开放。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潜心挖掘齐鲁文化深刻内涵，用心解读齐鲁文化的基因和密码，让乡村振兴题材剧释放出感动人心的文化力量。《经山历海》中吴小蒿率真的性格潜隐着诚信仁义、经世济民等精神价值，《温暖的味道》表达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使乡村题材电视剧达到了兼具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的新高度。
山东的影视剧创作者还巧妙地将党性和人民性融于创作之中，精心地处理宏观与微观叙事，以及“大”与“小”情感的关系。宏观视野是党领导下的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微观则是具体的事件；“大”的是基层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小”则是个人的生活、工作琐碎和个人成长。《经山历海》运用细腻的表现手法，通过点点滴滴的真实细节和鲜活的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的人物群像，在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中成就影视精品，让观众在润物无声中感悟党的思想伟力，体会人民至上的乡村振兴理念，在身临其境中产生心理上的共情。而《温暖的味道》则以温润人心的艺术手法，通过小故事阐述大道理，引发观众的认同与共鸣。特别是融入直播、民宿旅游、电商销售等时代元素，替代了传统涉农题材浓浓的泥土气息，以及农民泥裹裤腿、灰尘满衣的刻板印象，呈现出时尚、清爽的现代农民形象，塑造了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更贴近时代的新农民群像，充分展现了乡村新风貌。
用真心、诚心、匠心对待艺术和观众的创作者，社会、观众也会用热心、关心回馈他们。这几部电视剧诠释了涉农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同样可以自然、清新、时尚，并能直抵人心。《经山历海》首周播出收视率达到1.078%，并一直稳居高位。《温暖的味道》平均收视率为0.495%，连续数周位列上星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更是收获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可谓是鲁剧的“破圈”之作。《好雨知时节》尽管没有取得前两部剧的骄人战绩，但也获得了不凡的收视率和较高的观众认知度。这充分说明，影视创作只有源于生活，才能体现真情实感，才能击中观众最柔软的内心，获得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
发挥“影视+”社会担当
艺术从来是高尚者的行为。作为影视剧创作者，尤其要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发挥“影视+”的作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像影视剧中所展现的乡村景色和田园风光，让观众在愉悦追剧的同时，开始向往剧中的山山水水，追寻剧中可爱的人物。在每部剧热播的同时，都催生拍摄地及周边地区的文旅热。影视剧对农村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经山历海》拍摄地日照海洋美学馆，是一处同时拥有诗与远方的外景地。人们可在此面朝大海，倚栏听涛，枕浪而眠。海洋美学馆的游泳池、游乐场、帆船、沙滩、酒店、餐厅……随着该剧的热播，这些拍摄地都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直接带动了航海展览馆、美食餐厅、星空泳池、观澜咖啡、海边书院、儿童乐园、潜水探秘等特色旅游项目的火爆。
而《好雨知时节》的拍摄地栖霞市复兴村是三面环山、山清水秀的乡村，在该剧热播后也引来不少游人前来旅游。《温暖的味道》的热播更使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后石沟村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该剧拍摄的大槐树、明清四合院、谷仓、阳光超市等布景，让不少观众心生向往。凭借该剧的影响力，后石沟村举办了第一届乡村旅游文化节和乡村旅游开放日活动，接待游客1.2万余人，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坚定了村民发展“乡村影视+生态旅游”的信心。该剧还改变了后石沟村村民的思维和生产生活方式。村民通过出租自住房屋、参与群演等方式增收和致富，村集体仅场地使用费一年就能增收十几万元。后石沟村从山区腹地发展为乡村影视基地，这正是齐鲁大地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光明日报》对此评价说“引进一部剧，搞活一个村。”
#宋代建盏[超话]##古建窑##宋朝##历史文化#
浅析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
作者：杨锦
独立研究者、收藏家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主要收藏黑釉瓷器及杂项），武夷山市职工文体协会副会长；武夷山市福清商会副会长；武夷山市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
“缘起”
笔者所在城市武夷山是全球知名的茶叶产区，也是宋代北苑贡茶 —— 建茶的主要产区。茶器因茶而生，不同的品茶方式还需选用适宜的茶器。东坡先生爱茶，“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说的就是好茶与好茶器相得益彰的重要性。
我在研读武夷山茶的宋代历史时，第一次接触了黑釉茶器 — 建盏的概念，随后立即被建窑茶碗朴素、优雅之造型，丰富多彩的釉面所吸引。
当我了解到三件藏于日本的国宝“曜变天目”时，更是被其涵盖宇宙的气势、深邃玄幽的变化所震撼。建盏研究、收藏之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友人常戏称吾为盏痴…
“传承”
宋代建盏烧制技艺并没有从宋代流传至今，而是断烧了600年。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恢复建盏制作工艺，现代能工巧匠们烧制出足以媲美宋代的鹧鸪、油滴、兔毫、乌金、茶绿，柿红等斑纹建盏，但唯独对曜变天目的烧造至今还尚未完全攻克…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水平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烧不出宋代的曜变建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上，宋代建窑釉面的高科技程度，远超今人想象，以构成银油滴的二维分布微米级别的氧化铁为例，人类在20世纪才正式发现并归类命名。
在大量翻阅文献资料，收集建盏瓷片进行研究比对的同时，探访名师交流解惑，宋代曜变盏烧造之迷在心里一直萦绕，亦希望通过此文，分享一些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曜变”
吾以为，宋代曜变建盏有可能是二次施釉一次烧造或二次施釉两次烧造（描金银彩类）而成。
若我的浅见能为对曜变天目技术复兴提供参考与借鉴，为解密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提供方向，那是最好不过了。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登基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随着政权的南迁，北方大量文人学者、僧侣、手工业者、商人等迁移南方，造成了南北方的文化大融合、大发展。
北方著名窑厂的制瓷业者大量南迁，将烧造青白瓷和手绘金彩瓷的技艺带到了南方，并与当地烧瓷工艺结合而产生新的瓷器工艺如景德镇青白瓷，武夷山遇林亭窑（因烧制描金银彩茶盏而闻名）等都是南北烧瓷技术融合创新的典范。
东张窑描银盏，引自《海丝瑰宝》
“曜变的诞生”
宋代曜变建盏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诞生的呢？ 也许是建窑御用工匠为南宋宫廷烧造的创新产品，也许是当时宫廷、士大夫竞相追逐的名品？
何为“曜变”建盏？何为“类曜变”建盏？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是在解读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之前，需要先了解的概念。
“曜变天目”一词日本有记载，谐音耀变，字意日光照耀下色彩玄妙莫测的变幻。《君台观左右帐记》写于十六世前期日本室町慕府时期，主要记录足利将军所收藏的唐物并进行评鉴，书中对曜变建盏有明确的评判：“建盏之无上神品，乃世上罕见之物，其地黑，有小而薄之星斑，围绕之玉白色晕，美如织锦，万匹之物也。
由此可见曜变建盏必顺具备有曜彩和曜核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曜变也许缺少了其中的一个条件？
“宋代的记载”
宋代文献中是否有曜变建盏的记录呢？
南宋建阳人祝穆在《方兴胜览》中对产于故乡的建盏有过这样的记载：“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艰得之。”
宋徽宗赐蔡京赏茶时所用“建溪异毫盏”应该是祝穆书中所提及的毫变盏，是毫变盏的最高等级—乌金（绀黑）鹧鸪斑毫变斑，宫廷专用御制。
这是宋代记载中，最接近描述曜变天目的文字，异毫，是否就是当下的曜变呢？
“烧造方法”
宋代曜变的烧造方法的四个问题：
1，目前已知的几件曜变建盏与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市临安皇城遗址出土的描银鹧鸪斑（类曜变）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乌金（绀黑）釉深腹束口斗茶盏。
“绀黑”一词出至北宋蔡襄的《茶录》中；“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乌黑如漆，黑里泛青是官家对茶盏最为推崇的釉色。
可以理解为：乌金釉是曜变的必然条件，或选择烧造曜变盏的茶盏都是优中选精。
建窑窑址和临安皇城遗址和建宁府遗址出土的乌金（绀黑）类曜变的瓷片都非常稀少，若以物以稀为贵而言，这是比较珍稀的品种。
建盏进贡宫廷或许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可能由朝廷设计专门的御用茶盏器型，并委托地方政府建宁府督办烧造。按理，建宁府会组织最优秀的制盏工匠，有严格的烧制工序，上乘的工艺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应属精品。
茶盏圈足底刻有、印有“供御，进盏，新窑”等指向朝廷、官家的款识，由专门的朝廷监匠官在建窑场监督烧制。监匠官现场挑选符合进贡要求的茶盏运送到建宁府的督造办进行二次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就当场砸碎，销毁，不允许流入民间。
府督造办官员审核通过后转运至临安皇家内务府。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建窑窑址、建宁府，皇城遗址均有类曜变瓷片出现。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由于宋代建盏烧造的成品率极低，而刻有官款的建盏烧出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概率极低，为满足宫廷对乌金（绀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需求，只能从民窑中精选高等级的乌金釉盏（现存的四块曜变建盏及类曜变建盏瓷片均未铭刻官家款识），通过融合北方窑人工点彩技巧，釉面描绘鹧鸪斑，再通过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复烧，生产出符合宫廷要求的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呢？
由于复烧采用低温形式，成品率极高，几乎不会烧坏。除非在建窑窑工搬运，成品运输转运时不小心摔坏。如果是自然烧制，窑址上应该有相当比例的残品瓷片，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为什么建窑窑址上曜变及类曜变瓷片特别稀少的原因的一种解释。
2 ，日本的三件曜变天目笔者都没有看过实物，只能通过图片的信息，结合出土的类曜变瓷片进行比对剖析，推测这三件有可能是通过二次施釉二次复烧而成。
静嘉堂文库美术曜变建盏目前没有出土与其相似的类曜变瓷片，无法有力的证明它是人为干涉的结果。但我们仔细的观察它的曜斑核，发现它们时聚时散，疏密有度，有看似有规律可寻的群落状，曜核形态成异形椭圆，异形椭圆形有些逆重力线条，各曜核描绘的力道和特征几乎一致。
建盏的烧制采用匣钵正烧法，密闭的匣钵里还原气氛强烈，还原的铁离子析释到釉层表面在自然重力的作用下，自然流淌形成各色斑纹。
建窑遗址成千上万的自然烧造的鹧鸪斑纹，油滴斑瓷片目前没有发现一片同静嘉堂曜核的形态相同的，这是否能间接的佐证静嘉堂曜变天目不是一次自然烧成的呢？
藤田美术馆的曜变天目和杭州发现的曜变建盏的曜核成圓圈状或椭圆形，其形态有所不同，但形成原因可能是一致的。曜核旁带着光晕，似有人为描绘痕迹。
近几年随着城市的扩容，杭州的临安皇城遗址，建瓯的建宁府城市遗址都出土过表现形式相同的曜变及类曜变瓷片。
大德龙光寺曜变天目盏为人工描绘最为确定，通过图片就可清晰的观察到曜核的白斑有规律的聚散分布，此类白斑多为二次点绘，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临安城市遗址都出现类似的描银类曜变瓷片（图片）
3，曜变建盏的曜彩是二次复烧后形成的？还是传世使用中形成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曜彩形成的机理。
形成七彩光的宋代建盏普遍都有一层薄的干涉膜（干涉膜的形成受到窑内气氛变化的影响，它的形成的充满偶然性，人力很难控制）自然光通过两层膜的反射发生光的干涉现象，形成光的叠加产生七彩斑斓光，最后形成曜彩。
二次低温复烧窑内气氛是否会形成干涉膜？通过比较建窑、遇林亭、东张窑描金彩盏的瓷片标本，都有发现一些形成曜彩干涉膜的瓷片。所以曜变建盏的曜彩应该是二次低温烧造过程中形成的，而非传世使用中形成的（日本传世建盏因長期使用普遍都带彩）。
而且自然烧造形成的七彩更加绚丽、灵动，曜彩会随着光线角度变化而变化。在传世过程中形成的彩光比较隐晦、含蓄，彩光也较为呆板，缺乏灵气。
宋代建窑复烧乌金釉鹧鸪斑毫变盏过程中，极少数乌金鹧鸪斑毫变盏因窑内气氛的变化形成了干涉膜，产生了变幻的曜彩就成就了宋代的曜变建盏，未形成干涉膜的就成为宋代乌金描彩鹧鸪斑盏（出土瓷片可证）。
静嘉堂曜变天目和杭州市出土的曜变天目有呈现出多重立体彩的效果，盏内釉面上有兔毫和小油滴，这是因为在选择点绘用的乌金釉建盏釉面上已有自然烧造的兔毫和油滴并局部带自然烧造的彩，结合复烧后形成的干涉膜，就形成现在绚丽变幻的曜彩表现。
4，何为“曜斑”？笔者认为就是黑化的鹧鸪斑纹周围形成日晕曜彩。通过对比成千上万的宋代建窑瓷片，只有在超高温烧过的“火头货”里找到黑化的“斑核”而自然烧造黑化的斑核多数呈滴毫状。
宋代乌金釉的瓷片中没有发现有自然烧造的黑化斑核，主要是烧成乌金釉色的盏所用的匣钵气氛和温度达不到黑化油滴的条件，故而形不成黑化斑核。而人为乌金描银鹧鸪斑的二次烧造却更容易形成“斑核”。
秘制的银涂料点绘鹧鸪斑于乌金釉面上，放入窑炉在800c 度左右温度窑火复烧，当乌金釉层表面产生薄干涉膜时而点绘鹧鸪斑因覆盖银涂料于釉上，无法形成干涉膜。在周围曜彩的映衬下形成曜斑核。
宋代曜变建盏的曜核黑化可能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可能是柴烧龙窑窑温很难匀衡控制，炉内局部温度超过960C（960度为银的液态点）时，银涂料产生了“气化”现象，形成鹧鸪斑空洞呈现乌金釉本色黑斑。另一方面宋代曜变盏在使用过程或经历千年的自然氧过程中，银涂料氧化成黑色或自然脱落都会形成黑色斑核。
现代建盏匠人已破解了自然烧造曜彩的技术，目前可能尚未攻克自然烧造“曜斑”的工艺，故暂时还未能完全烧造出与宋代相同工艺的曜变盏。
综上所述，现代建盏匠人们沿着一次自然烧造的工艺复原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技艺或许是一直未烧造出宋代曜变建盏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仅仅是笔者综合自己经验提出的一个观点，还有待专家和建盏匠人之后一起探索、论证。
“谁的曜变天目？”
虽然“曜变”一词是日本文书中所记载，但宋代曜变建盏的故乡是中国，是福建建窑。宋代曜变建盏的美感也符合日本禅宗文化的诉求，日本禅宗文化起源于中国唐宋禅宗文化东渡，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日本对建盏的审美情趣及评价标准也应源于宋代。宋代曜变建盏是日本的国宝，也更是中国的国宝。
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无论是自然一次烧造还是人为二次点绘复烧，都是宋代建窑工匠智慧的结晶，是建窑建盏享誉世界的名片，是中国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一只千年的茶碗，至今依然激励一代代现代制盏匠人为还原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而努力奋进，让现代制盏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制造一千年，让我们一起为建窑发声！
浅析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
作者：杨锦
独立研究者、收藏家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主要收藏黑釉瓷器及杂项），武夷山市职工文体协会副会长；武夷山市福清商会副会长；武夷山市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
“缘起”
笔者所在城市武夷山是全球知名的茶叶产区，也是宋代北苑贡茶 —— 建茶的主要产区。茶器因茶而生，不同的品茶方式还需选用适宜的茶器。东坡先生爱茶，“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说的就是好茶与好茶器相得益彰的重要性。
我在研读武夷山茶的宋代历史时，第一次接触了黑釉茶器 — 建盏的概念，随后立即被建窑茶碗朴素、优雅之造型，丰富多彩的釉面所吸引。
当我了解到三件藏于日本的国宝“曜变天目”时，更是被其涵盖宇宙的气势、深邃玄幽的变化所震撼。建盏研究、收藏之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友人常戏称吾为盏痴…
“传承”
宋代建盏烧制技艺并没有从宋代流传至今，而是断烧了600年。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恢复建盏制作工艺，现代能工巧匠们烧制出足以媲美宋代的鹧鸪、油滴、兔毫、乌金、茶绿，柿红等斑纹建盏，但唯独对曜变天目的烧造至今还尚未完全攻克…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水平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烧不出宋代的曜变建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上，宋代建窑釉面的高科技程度，远超今人想象，以构成银油滴的二维分布微米级别的氧化铁为例，人类在20世纪才正式发现并归类命名。
在大量翻阅文献资料，收集建盏瓷片进行研究比对的同时，探访名师交流解惑，宋代曜变盏烧造之迷在心里一直萦绕，亦希望通过此文，分享一些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曜变”
吾以为，宋代曜变建盏有可能是二次施釉一次烧造或二次施釉两次烧造（描金银彩类）而成。
若我的浅见能为对曜变天目技术复兴提供参考与借鉴，为解密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提供方向，那是最好不过了。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登基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随着政权的南迁，北方大量文人学者、僧侣、手工业者、商人等迁移南方，造成了南北方的文化大融合、大发展。
北方著名窑厂的制瓷业者大量南迁，将烧造青白瓷和手绘金彩瓷的技艺带到了南方，并与当地烧瓷工艺结合而产生新的瓷器工艺如景德镇青白瓷，武夷山遇林亭窑（因烧制描金银彩茶盏而闻名）等都是南北烧瓷技术融合创新的典范。
东张窑描银盏，引自《海丝瑰宝》
“曜变的诞生”
宋代曜变建盏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诞生的呢？ 也许是建窑御用工匠为南宋宫廷烧造的创新产品，也许是当时宫廷、士大夫竞相追逐的名品？
何为“曜变”建盏？何为“类曜变”建盏？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是在解读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之前，需要先了解的概念。
“曜变天目”一词日本有记载，谐音耀变，字意日光照耀下色彩玄妙莫测的变幻。《君台观左右帐记》写于十六世前期日本室町慕府时期，主要记录足利将军所收藏的唐物并进行评鉴，书中对曜变建盏有明确的评判：“建盏之无上神品，乃世上罕见之物，其地黑，有小而薄之星斑，围绕之玉白色晕，美如织锦，万匹之物也。
由此可见曜变建盏必顺具备有曜彩和曜核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曜变也许缺少了其中的一个条件？
“宋代的记载”
宋代文献中是否有曜变建盏的记录呢？
南宋建阳人祝穆在《方兴胜览》中对产于故乡的建盏有过这样的记载：“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艰得之。”
宋徽宗赐蔡京赏茶时所用“建溪异毫盏”应该是祝穆书中所提及的毫变盏，是毫变盏的最高等级—乌金（绀黑）鹧鸪斑毫变斑，宫廷专用御制。
这是宋代记载中，最接近描述曜变天目的文字，异毫，是否就是当下的曜变呢？
“烧造方法”
宋代曜变的烧造方法的四个问题：
1，目前已知的几件曜变建盏与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市临安皇城遗址出土的描银鹧鸪斑（类曜变）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乌金（绀黑）釉深腹束口斗茶盏。
“绀黑”一词出至北宋蔡襄的《茶录》中；“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乌黑如漆，黑里泛青是官家对茶盏最为推崇的釉色。
可以理解为：乌金釉是曜变的必然条件，或选择烧造曜变盏的茶盏都是优中选精。
建窑窑址和临安皇城遗址和建宁府遗址出土的乌金（绀黑）类曜变的瓷片都非常稀少，若以物以稀为贵而言，这是比较珍稀的品种。
建盏进贡宫廷或许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可能由朝廷设计专门的御用茶盏器型，并委托地方政府建宁府督办烧造。按理，建宁府会组织最优秀的制盏工匠，有严格的烧制工序，上乘的工艺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应属精品。
茶盏圈足底刻有、印有“供御，进盏，新窑”等指向朝廷、官家的款识，由专门的朝廷监匠官在建窑场监督烧制。监匠官现场挑选符合进贡要求的茶盏运送到建宁府的督造办进行二次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就当场砸碎，销毁，不允许流入民间。
府督造办官员审核通过后转运至临安皇家内务府。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建窑窑址、建宁府，皇城遗址均有类曜变瓷片出现。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由于宋代建盏烧造的成品率极低，而刻有官款的建盏烧出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概率极低，为满足宫廷对乌金（绀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需求，只能从民窑中精选高等级的乌金釉盏（现存的四块曜变建盏及类曜变建盏瓷片均未铭刻官家款识），通过融合北方窑人工点彩技巧，釉面描绘鹧鸪斑，再通过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复烧，生产出符合宫廷要求的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呢？
由于复烧采用低温形式，成品率极高，几乎不会烧坏。除非在建窑窑工搬运，成品运输转运时不小心摔坏。如果是自然烧制，窑址上应该有相当比例的残品瓷片，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为什么建窑窑址上曜变及类曜变瓷片特别稀少的原因的一种解释。
2 ，日本的三件曜变天目笔者都没有看过实物，只能通过图片的信息，结合出土的类曜变瓷片进行比对剖析，推测这三件有可能是通过二次施釉二次复烧而成。
静嘉堂文库美术曜变建盏目前没有出土与其相似的类曜变瓷片，无法有力的证明它是人为干涉的结果。但我们仔细的观察它的曜斑核，发现它们时聚时散，疏密有度，有看似有规律可寻的群落状，曜核形态成异形椭圆，异形椭圆形有些逆重力线条，各曜核描绘的力道和特征几乎一致。
建盏的烧制采用匣钵正烧法，密闭的匣钵里还原气氛强烈，还原的铁离子析释到釉层表面在自然重力的作用下，自然流淌形成各色斑纹。
建窑遗址成千上万的自然烧造的鹧鸪斑纹，油滴斑瓷片目前没有发现一片同静嘉堂曜核的形态相同的，这是否能间接的佐证静嘉堂曜变天目不是一次自然烧成的呢？
藤田美术馆的曜变天目和杭州发现的曜变建盏的曜核成圓圈状或椭圆形，其形态有所不同，但形成原因可能是一致的。曜核旁带着光晕，似有人为描绘痕迹。
近几年随着城市的扩容，杭州的临安皇城遗址，建瓯的建宁府城市遗址都出土过表现形式相同的曜变及类曜变瓷片。
大德龙光寺曜变天目盏为人工描绘最为确定，通过图片就可清晰的观察到曜核的白斑有规律的聚散分布，此类白斑多为二次点绘，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临安城市遗址都出现类似的描银类曜变瓷片（图片）
3，曜变建盏的曜彩是二次复烧后形成的？还是传世使用中形成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曜彩形成的机理。
形成七彩光的宋代建盏普遍都有一层薄的干涉膜（干涉膜的形成受到窑内气氛变化的影响，它的形成的充满偶然性，人力很难控制）自然光通过两层膜的反射发生光的干涉现象，形成光的叠加产生七彩斑斓光，最后形成曜彩。
二次低温复烧窑内气氛是否会形成干涉膜？通过比较建窑、遇林亭、东张窑描金彩盏的瓷片标本，都有发现一些形成曜彩干涉膜的瓷片。所以曜变建盏的曜彩应该是二次低温烧造过程中形成的，而非传世使用中形成的（日本传世建盏因長期使用普遍都带彩）。
而且自然烧造形成的七彩更加绚丽、灵动，曜彩会随着光线角度变化而变化。在传世过程中形成的彩光比较隐晦、含蓄，彩光也较为呆板，缺乏灵气。
宋代建窑复烧乌金釉鹧鸪斑毫变盏过程中，极少数乌金鹧鸪斑毫变盏因窑内气氛的变化形成了干涉膜，产生了变幻的曜彩就成就了宋代的曜变建盏，未形成干涉膜的就成为宋代乌金描彩鹧鸪斑盏（出土瓷片可证）。
静嘉堂曜变天目和杭州市出土的曜变天目有呈现出多重立体彩的效果，盏内釉面上有兔毫和小油滴，这是因为在选择点绘用的乌金釉建盏釉面上已有自然烧造的兔毫和油滴并局部带自然烧造的彩，结合复烧后形成的干涉膜，就形成现在绚丽变幻的曜彩表现。
4，何为“曜斑”？笔者认为就是黑化的鹧鸪斑纹周围形成日晕曜彩。通过对比成千上万的宋代建窑瓷片，只有在超高温烧过的“火头货”里找到黑化的“斑核”而自然烧造黑化的斑核多数呈滴毫状。
宋代乌金釉的瓷片中没有发现有自然烧造的黑化斑核，主要是烧成乌金釉色的盏所用的匣钵气氛和温度达不到黑化油滴的条件，故而形不成黑化斑核。而人为乌金描银鹧鸪斑的二次烧造却更容易形成“斑核”。
秘制的银涂料点绘鹧鸪斑于乌金釉面上，放入窑炉在800c 度左右温度窑火复烧，当乌金釉层表面产生薄干涉膜时而点绘鹧鸪斑因覆盖银涂料于釉上，无法形成干涉膜。在周围曜彩的映衬下形成曜斑核。
宋代曜变建盏的曜核黑化可能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可能是柴烧龙窑窑温很难匀衡控制，炉内局部温度超过960C（960度为银的液态点）时，银涂料产生了“气化”现象，形成鹧鸪斑空洞呈现乌金釉本色黑斑。另一方面宋代曜变盏在使用过程或经历千年的自然氧过程中，银涂料氧化成黑色或自然脱落都会形成黑色斑核。
现代建盏匠人已破解了自然烧造曜彩的技术，目前可能尚未攻克自然烧造“曜斑”的工艺，故暂时还未能完全烧造出与宋代相同工艺的曜变盏。
综上所述，现代建盏匠人们沿着一次自然烧造的工艺复原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技艺或许是一直未烧造出宋代曜变建盏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仅仅是笔者综合自己经验提出的一个观点，还有待专家和建盏匠人之后一起探索、论证。
“谁的曜变天目？”
虽然“曜变”一词是日本文书中所记载，但宋代曜变建盏的故乡是中国，是福建建窑。宋代曜变建盏的美感也符合日本禅宗文化的诉求，日本禅宗文化起源于中国唐宋禅宗文化东渡，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日本对建盏的审美情趣及评价标准也应源于宋代。宋代曜变建盏是日本的国宝，也更是中国的国宝。
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无论是自然一次烧造还是人为二次点绘复烧，都是宋代建窑工匠智慧的结晶，是建窑建盏享誉世界的名片，是中国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一只千年的茶碗，至今依然激励一代代现代制盏匠人为还原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而努力奋进，让现代制盏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制造一千年，让我们一起为建窑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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