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要怎么读：铁骑、一骑当千，欲将轻骑逐，一骑红尘妃子笑...（上）
之前我们曾经聊过几个特别容易纠结的汉字读音。比如：
89%的人记得小时候“说服”读shuì，所以我买了一堆老词典来验证...
“血”的读音，到底改成读什么了？
语文教材的汉语拼音字母表里有个“v”？该怎么读呢
汉语拼音的“o”，到底应该怎么读？
嗯？为什么“嗯”字的正确拼音居然不是en？
我们都记得自己小时候学“一骑当千”，“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时候，这个音读“jì”，但现在的字典上，只有“qí”的音了。于是在很多自媒体的文章中，这也成为“教育部最近又乱改读音”的例子之一。
那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聊这个字吧：1，“骑”字读音是怎么变化的？2，在提到的这些古诗，成语中，“骑”应该怎么读。
“骑”在古代的读音中的确是两个。根据南宋刘渊编纂的《平水韵》，“骑”字有两个读音，“跨马”的意思时读平声，“车骑”是去声，的确是可以对应“qí”和“jì”两个音。
当然，古汉语的发音和现在汉语不同。不过，进入近代之后，在1949年前的词典上，的确也是收录了“qí”和“jì”两个音。
不过有趣的是，在当时不同词典上，这两个音的词义解读，有较大的不同。
比如在《国语辞典》中，“骑qí”的解释是“跨马”，和《平水韵》中的解释类似。而“jì”则对应“马军”。另外，在马军含义的几个词：骑兵、骑士，在这本词典里是两个音都没问题的：可以是“qí兵”，也可以是“jì兵”。
而另外一本《中华国语大词典》中则有不同的说明：“qí”是跨在牲口上，差不多，但“jì”则是指“备好鞍子的马”。这里指的是马而不是军队了。而“骑兵”也只有“qí”这一个读法。
面对这样的混乱，在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关于“骑”的读音则走了两个不同的路线。
我国台湾地区试图用“词性”来区分两个读音，认为动词读“qí”，而名词就读“jì”。这样无论是骑的马（坐骑）还是骑马的士兵（铁骑、轻骑），都可以按“jì”读了。
台湾地区《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看上去这么区分比较清楚简单，但实际上在具体词汇上却更造成了混乱。比如“骑兵”就依旧读“qí”，但“骑士”却变成了2个读音：如果是“骑马的兵士”，就需要读“jì士”，但如果是说骑小摩托的，或者是欧洲的knights，就要读“qí士”。
这么纠结的读音规定反而让人混乱，比如下面这种欧风的场面中，到底谁是骑马的兵士，谁是低阶贵族？到底应该读“qí士”还是读“jì士”？要一个个查身份证来分吗？在日常中，仅从台湾的影视剧或者综艺节目中看，他们日常读这两个音的时候也挺乱的。
而在大陆地区，我们则走了另外一个路线。直接“干净利索”的将“jì”的音拿掉了。在1983年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就只保留了一个“qí”的读音了。并且收录了轻骑、铁骑这样的词。
之后的几个版本，比如《现代汉语词典》1983版，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我们小时候，“骑”就只有一个读音了，并不是最近才修改的。在1985年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中，也说明了所有“骑”统读为“qí”。
但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操作太简单粗暴，导致很多古文古诗读起来很别扭，语文老师大多不认账，要求恢复“jì”音的呼声一直很高。
可能因此，在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增加了关于“旧读jì”的说明，也算是折中了一下。
所以关于“骑”字的读音演变，《现代汉语词典》2016版就是这样的。古代的确有对应现在二声和四声两种读法，主要对应不同的含义。“qí”对应的是跨坐的含义，而“jì”对应的则是乘坐的动物，以及引申出的骑马的人和骑兵。
这种多音字的形成在中文中是非常常见的 —— 因为中文“字少意多”，所以一个字需要对应多个含义，有时候为了有效区分不同的含义，避免口语中常遇到的歧义，就会给一个字多个词义。
但是随着语言的变化，有时候其中一个字义不再常用，或者用新字代表，或者歧义不大了，那么多音字的意义也就逐渐消失了。一个多音字就可能变成了单音字。
古文因为言简意赅，“骑qí”和“骑jì”的多个含义必须用两个音来读，才更明确。而到“啰啰嗦嗦”的现代汉语中，语言表达中用字更多，歧义减少，使用多个音消除歧义的意义就减少了。
比如古汉语中，“吾有一铁骑”，如果读成qí，听者就要纠结这人是在嘚瑟骑兵还是旗帜，或者棋子，读成jì就可以消除很多歧义。但在现代汉语中“我手下有一名铁甲重骑”，这里的“骑”无论读成什么都不会造成歧义了。
不过，虽然这种合并读音有语言自然发展的因素在，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费力不讨好的。语言发展是民众在使用中自然的趋势，没必要靠行政手段强制推进和制定太多规范。
之前我们曾经聊过几个特别容易纠结的汉字读音。比如：
89%的人记得小时候“说服”读shuì，所以我买了一堆老词典来验证...
“血”的读音，到底改成读什么了？
语文教材的汉语拼音字母表里有个“v”？该怎么读呢
汉语拼音的“o”，到底应该怎么读？
嗯？为什么“嗯”字的正确拼音居然不是en？
我们都记得自己小时候学“一骑当千”，“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时候，这个音读“jì”，但现在的字典上，只有“qí”的音了。于是在很多自媒体的文章中，这也成为“教育部最近又乱改读音”的例子之一。
那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聊这个字吧：1，“骑”字读音是怎么变化的？2，在提到的这些古诗，成语中，“骑”应该怎么读。
“骑”在古代的读音中的确是两个。根据南宋刘渊编纂的《平水韵》，“骑”字有两个读音，“跨马”的意思时读平声，“车骑”是去声，的确是可以对应“qí”和“jì”两个音。
当然，古汉语的发音和现在汉语不同。不过，进入近代之后，在1949年前的词典上，的确也是收录了“qí”和“jì”两个音。
不过有趣的是，在当时不同词典上，这两个音的词义解读，有较大的不同。
比如在《国语辞典》中，“骑qí”的解释是“跨马”，和《平水韵》中的解释类似。而“jì”则对应“马军”。另外，在马军含义的几个词：骑兵、骑士，在这本词典里是两个音都没问题的：可以是“qí兵”，也可以是“jì兵”。
而另外一本《中华国语大词典》中则有不同的说明：“qí”是跨在牲口上，差不多，但“jì”则是指“备好鞍子的马”。这里指的是马而不是军队了。而“骑兵”也只有“qí”这一个读法。
面对这样的混乱，在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关于“骑”的读音则走了两个不同的路线。
我国台湾地区试图用“词性”来区分两个读音，认为动词读“qí”，而名词就读“jì”。这样无论是骑的马（坐骑）还是骑马的士兵（铁骑、轻骑），都可以按“jì”读了。
台湾地区《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看上去这么区分比较清楚简单，但实际上在具体词汇上却更造成了混乱。比如“骑兵”就依旧读“qí”，但“骑士”却变成了2个读音：如果是“骑马的兵士”，就需要读“jì士”，但如果是说骑小摩托的，或者是欧洲的knights，就要读“qí士”。
这么纠结的读音规定反而让人混乱，比如下面这种欧风的场面中，到底谁是骑马的兵士，谁是低阶贵族？到底应该读“qí士”还是读“jì士”？要一个个查身份证来分吗？在日常中，仅从台湾的影视剧或者综艺节目中看，他们日常读这两个音的时候也挺乱的。
而在大陆地区，我们则走了另外一个路线。直接“干净利索”的将“jì”的音拿掉了。在1983年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就只保留了一个“qí”的读音了。并且收录了轻骑、铁骑这样的词。
之后的几个版本，比如《现代汉语词典》1983版，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我们小时候，“骑”就只有一个读音了，并不是最近才修改的。在1985年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中，也说明了所有“骑”统读为“qí”。
但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操作太简单粗暴，导致很多古文古诗读起来很别扭，语文老师大多不认账，要求恢复“jì”音的呼声一直很高。
可能因此，在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增加了关于“旧读jì”的说明，也算是折中了一下。
所以关于“骑”字的读音演变，《现代汉语词典》2016版就是这样的。古代的确有对应现在二声和四声两种读法，主要对应不同的含义。“qí”对应的是跨坐的含义，而“jì”对应的则是乘坐的动物，以及引申出的骑马的人和骑兵。
这种多音字的形成在中文中是非常常见的 —— 因为中文“字少意多”，所以一个字需要对应多个含义，有时候为了有效区分不同的含义，避免口语中常遇到的歧义，就会给一个字多个词义。
但是随着语言的变化，有时候其中一个字义不再常用，或者用新字代表，或者歧义不大了，那么多音字的意义也就逐渐消失了。一个多音字就可能变成了单音字。
古文因为言简意赅，“骑qí”和“骑jì”的多个含义必须用两个音来读，才更明确。而到“啰啰嗦嗦”的现代汉语中，语言表达中用字更多，歧义减少，使用多个音消除歧义的意义就减少了。
比如古汉语中，“吾有一铁骑”，如果读成qí，听者就要纠结这人是在嘚瑟骑兵还是旗帜，或者棋子，读成jì就可以消除很多歧义。但在现代汉语中“我手下有一名铁甲重骑”，这里的“骑”无论读成什么都不会造成歧义了。
不过，虽然这种合并读音有语言自然发展的因素在，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费力不讨好的。语言发展是民众在使用中自然的趋势，没必要靠行政手段强制推进和制定太多规范。
本来想转发的，忍了，不然又要说王力宏的粉丝围攻、网暴！我们是王力宏的粉丝没错，但是也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你可以讨论他的事，不过前提要专业、合理、合法！编他“死”，是几个意思？为了卖课，就这样吃人血馒头！现在学法的难道就这水平，当个喷子就能吸粉？哦，人家说了，可能用词不当，不该用“骂”，呵呵[微笑]即使你讨论案例，你要先了解他是在哪儿打官司，适合哪条法条吧！就看小作文给他判案，连学法的都这样，可想而知那些所谓的吃瓜群众了[微笑]
智仁原创 | 违法解除后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考量要素
章吴睿
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员工在被开除后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员工和单位之间的关系从建立到终止，背后原因往往充满故事性，也并非一朝一夕而形成。有的时候会因为过于复杂导致双方的争议并不能因为违法解除行为本身被认定而就此了结。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赋予员工在单位单方违法解除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主张两个诉求：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赔偿金。
在违法解除情况下员工选择主张赔偿金得到法律支持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无需考虑单位是否愿意赔偿或者能否赔偿的问题。但如果员工选择继续履行，则会引发双方进一步的争议，除了违法解除本身，劳动合同能否或者当否继续是需要我们作为当事人或裁判者进一步研议的。
首先，第四十八条的字面表述是“劳动者要求”而“用人单位应当”。《劳动合同法》中处处可见的“应当”往往是对用人单位施加的法定义务或者惩罚措施，比如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样是“劳动者提出”搭配“应当”的方式，不同的是第八十四条的条款后半句留下了口子，即：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依然可以转变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因此，实务中法院的裁判观点也对该条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对于一些特定情况下导致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的，即使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也可能不会得到支持，主要有以下5种：
1.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责令关闭、吊销撤销、解散等导致单位主体灭失的情形；
2.劳动者在法定维权程序中达到退休年龄或原劳动合同自然到期（要续签无固定除外）；
3.劳动者已经入职新单位；
4.原岗位已经被替代且具备唯一性且不可重复存在，双方不能就新岗位达成协议的；
5.单位要求复工但是劳动者拒绝。
我们看到前述情形能够比较清晰地列举劳动合同在特定情形下已经不具备客观上地继续履行的条件。当然，列举式往往无法彻底解决实际生活中复杂的劳资关系。如果有其他可能导致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则劳动合同当然还是不会被强制继续。这种思路在目前的法院的判决中是占压倒性优势的。无论如何，前述各类情况在实务中对各方而言都是比较容易判断或预判的，也比较便于证明责任的承担方进行举证。
但实际上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履行还有必要考虑到一定程度上主观方面的情况。劳动合同关系兼具人合性，人身隶属性，是劳资双方在一定信任基础之上建立的。如果双方彻底丧失了这种基础，继续履行并不会为劳资关系带来缓和更不会和好如初，还一定程度上限制单位和员工个人的共同发展，引发更多纠纷不说，进而影响大环境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构建。目前的不少判例显示如果有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完全丧失继续履行的信任基础或基本的信赖，也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法继续履行。
但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是不宜扩大或者夸大主观因素在这类案件中起到的作用的。
首先，不能以单位一方的不愿意继续履行或表态作为丧失信任和体谅的标准。信赖本身是非常主观的标准，即使在法律程序中也不容易进行判断。常理而言，劳动争议发生于违法解除之后，必然是公司一方已经明确拒绝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如果以单方不愿意继续履行来作为“不信任、不体谅”的外在表现，那么所有违法解除案件都没有了恢复继续履行的必要。那么第四十八条继续履行条款就永远无法再适用。
其次，是否具备信任基础不应以发生争议之后双方的表态或者行为来判断，也不能以违法解除而产生矛盾为由认为不适合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既然发生了劳动争议，双方当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误会，不能因为双方在法律层面表现的态度不一就认为不应予恢复劳动关系。如果在合同签订之前，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对对方没有信任，任何法律都不会强制达成合同或交易。更何况违法解除是法律层面的否定性评价，行为人应当为此承担造成冲突或矛盾的责任。
再次，信任基础应以劳动合同正常履行期间双方就对方的客观评价为依归，而且主张无法恢复的一方应当充分举证。而这就需要联系到双方发生争议的背景因素，在违法解除案件中这种矛盾爆发可能是长期互相不满积累所致，也可能是突然间单位的单方举措，前者更有可能构成主观上的无法继续履行，而后者则对用人单位较为不利。
用人单位既不能简单地以无合适岗位或“满编”作为不愿意恢复的理由，如果再无法举证证明存在其他主客观的履行困难，那么违法解除本身将成为和谐劳动关系的“破坏者”。
作者简介
章吴睿
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教育背景：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专业方向：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培训，知识产权维护、诉讼，公司治理结构、股权设计
执业格言：
作为一名律师，首要的及重要的职责是，将一切置于其委托当事人的利益之下
章吴睿
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员工在被开除后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员工和单位之间的关系从建立到终止，背后原因往往充满故事性，也并非一朝一夕而形成。有的时候会因为过于复杂导致双方的争议并不能因为违法解除行为本身被认定而就此了结。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赋予员工在单位单方违法解除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主张两个诉求：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赔偿金。
在违法解除情况下员工选择主张赔偿金得到法律支持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无需考虑单位是否愿意赔偿或者能否赔偿的问题。但如果员工选择继续履行，则会引发双方进一步的争议，除了违法解除本身，劳动合同能否或者当否继续是需要我们作为当事人或裁判者进一步研议的。
首先，第四十八条的字面表述是“劳动者要求”而“用人单位应当”。《劳动合同法》中处处可见的“应当”往往是对用人单位施加的法定义务或者惩罚措施，比如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样是“劳动者提出”搭配“应当”的方式，不同的是第八十四条的条款后半句留下了口子，即：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依然可以转变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因此，实务中法院的裁判观点也对该条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对于一些特定情况下导致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的，即使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也可能不会得到支持，主要有以下5种：
1.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责令关闭、吊销撤销、解散等导致单位主体灭失的情形；
2.劳动者在法定维权程序中达到退休年龄或原劳动合同自然到期（要续签无固定除外）；
3.劳动者已经入职新单位；
4.原岗位已经被替代且具备唯一性且不可重复存在，双方不能就新岗位达成协议的；
5.单位要求复工但是劳动者拒绝。
我们看到前述情形能够比较清晰地列举劳动合同在特定情形下已经不具备客观上地继续履行的条件。当然，列举式往往无法彻底解决实际生活中复杂的劳资关系。如果有其他可能导致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则劳动合同当然还是不会被强制继续。这种思路在目前的法院的判决中是占压倒性优势的。无论如何，前述各类情况在实务中对各方而言都是比较容易判断或预判的，也比较便于证明责任的承担方进行举证。
但实际上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履行还有必要考虑到一定程度上主观方面的情况。劳动合同关系兼具人合性，人身隶属性，是劳资双方在一定信任基础之上建立的。如果双方彻底丧失了这种基础，继续履行并不会为劳资关系带来缓和更不会和好如初，还一定程度上限制单位和员工个人的共同发展，引发更多纠纷不说，进而影响大环境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构建。目前的不少判例显示如果有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完全丧失继续履行的信任基础或基本的信赖，也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法继续履行。
但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是不宜扩大或者夸大主观因素在这类案件中起到的作用的。
首先，不能以单位一方的不愿意继续履行或表态作为丧失信任和体谅的标准。信赖本身是非常主观的标准，即使在法律程序中也不容易进行判断。常理而言，劳动争议发生于违法解除之后，必然是公司一方已经明确拒绝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如果以单方不愿意继续履行来作为“不信任、不体谅”的外在表现，那么所有违法解除案件都没有了恢复继续履行的必要。那么第四十八条继续履行条款就永远无法再适用。
其次，是否具备信任基础不应以发生争议之后双方的表态或者行为来判断，也不能以违法解除而产生矛盾为由认为不适合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既然发生了劳动争议，双方当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误会，不能因为双方在法律层面表现的态度不一就认为不应予恢复劳动关系。如果在合同签订之前，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对对方没有信任，任何法律都不会强制达成合同或交易。更何况违法解除是法律层面的否定性评价，行为人应当为此承担造成冲突或矛盾的责任。
再次，信任基础应以劳动合同正常履行期间双方就对方的客观评价为依归，而且主张无法恢复的一方应当充分举证。而这就需要联系到双方发生争议的背景因素，在违法解除案件中这种矛盾爆发可能是长期互相不满积累所致，也可能是突然间单位的单方举措，前者更有可能构成主观上的无法继续履行，而后者则对用人单位较为不利。
用人单位既不能简单地以无合适岗位或“满编”作为不愿意恢复的理由，如果再无法举证证明存在其他主客观的履行困难，那么违法解除本身将成为和谐劳动关系的“破坏者”。
作者简介
章吴睿
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教育背景：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专业方向：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培训，知识产权维护、诉讼，公司治理结构、股权设计
执业格言：
作为一名律师，首要的及重要的职责是，将一切置于其委托当事人的利益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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