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疫情协调员著书，披露美式“政治防疫”】
美国防疫真相，长文，值得一读……问题出在特朗普撒谎干预、被错当成流感、检测不足、无症状失控、数据不准、机制官僚……那些神话美式防疫，鼓动我们抄作业的人应该会拒绝看这样的打脸信息，更不会告诉你这样的信息。
前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 Deborah Birx 博士在周二出版的新书中表示，数据收集和测试、沟通缓慢以及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人际冲突等问题损害了美国对 2019 冠状艾滋病疫情的最初应对。
在“沉默的入侵：特朗普政府、 2019 冠状病毒病和在为时已晚之前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比尔克斯讲述了她如何努力说服一个对疫情毫无准备的政府和特朗普总统，后者很快对她关于病毒可能造成的破坏的生硬预测感到冷淡。
“任何其他总统都会想知道事情会变得多么糟糕，以及如何才能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比克斯在 2020 年的工作组中写道“这不是任何其他总统或任何其他白宫。这是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的白宫。我站在不断流动的沙子上，在我所不认识的政治人物中，一个显然喜欢听到关于他好的或喜欢听，否则就不听新闻的总统。”
Bi rx 也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出了批评，因为它对这种疾病的最初反应是类似流感的，而且各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她将这部分归因于 CDC 主任 Robert Redfield 博士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任命者”的身份。
“普通民众会质疑来自鲍勃和白宫的一切，”她说，她很难让疾控中心官员承认冠状病毒的广泛无症状传播。
尽管如此，当政治信息排挤公共卫生信息时，比克斯写道，她和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中的一些医生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有人被解雇，Redfield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 Anthony Fauci 博士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 Stephen Hahn 博士同意他们都辞职以示抗议。
她写道：“我既不希望被解雇，也不愿意在别人被解雇的情况下辞职。”
“我不相信我的离开会让事情变得更好。指责特朗普政府的疏忽不会突然产生与他们不同的应对疫情的反应。”
她写道，解雇她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在 2020 年 8 月，比克斯告诉 CNN 的达纳·巴什（ Dana Bash ），这种病毒“非常普遍”之后，他写道，特朗普打电话给她，要求说出预约采访的人的名字，说：“就是这样！听明白了吗？再也不要（那样说）了！病毒已经被控制住了。“
虽然他们在进步，她写道“总统错了。我们没能控制住病毒。”
Birx 写道，除了一个“功能失调”的白宫，美国还在努力跟上快速传播的病毒。她说，解决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所暴露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拯救这个国家。
1. 解决数据汇集和分析不足的问题
“数据是流行病的一切，”比克斯在书中写道。数据表明了你们的差距；它表明了社区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反应；它揭示了真相，说明了哪些方面的情况正在恶化，哪些方面情况正在好转。它可以让您保持专注,并制定循证政策。没有全面的数据，你就不会有全面的回应。”
在加入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反应小组之前， Birx 写道，她认为美国卫生官员看到了她无法访问的数据。但是，当她在 2020 年 3 月她加入后，比尔克斯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在新出现的冠状病毒的数据收集方面“相当落后”，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比尔克斯曾参与总统的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Birx 描述了 3 月份的一次会议，特别工作组在会上收到了一张双面打印的数据，“汇总了各州的病例数据和死亡情况”。
她写道，在 2020 年，一些州的数据经常通过传真发送，然后传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明确的数据？”她纳闷。
她说：“我用手捂着眼睛，摇摇头。我曾期待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但现在我可以看到，在非洲花费数年时间建立的数据报告机制出现在了美国，而且我们得花好几天的时间来完成同样的工作。”
2. 要知道一种新的病毒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Birx 写道，甚至在她加入白宫团队之前，她就怀疑无症状的传播导致了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快速上升，尽管证据不足。
她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在表格中看到无症状、有症状和轻度症状的病例被忽略，每当我看到一个数字表明确诊病例时，我都会将其乘以 3 到 10 倍。”
至少在早期，关注的是那些有症状的人，就像流感的情况一样。但是引起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病毒非常不同。
当纽约市的病例激增时，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这种急剧增加“不能仅仅用症状扩散来解释”。
“如果之前对无症状传播在多大程度上是病例数上升的重要因素有任何疑问的话，纽约市的数据使研究小组确信，我对至少 30 - 50 %无症状传播的估计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可能是保守的。”比克斯写道。
“尽管测试问题使我们无法获得所需的数据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大量的数字证据，但情况非常清楚。
“对我们这些在那个小房间里的人来说，怀疑已经被一种共同的恐惧所取代，”她在谈到工作组时说。
3. 尽早开发测试
在美国进行检测是一个重要的需求，这导致了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清晰的数据的缺乏以及对无声传播的误解。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早期测试是有缺陷的，使国家几周后的测试， Bi rx 写道。即使在那时，公共卫生实验室也没有足够的设备来快速处理 2019 冠状病毒病反应所需的数量。
Birx 在她任职初期曾写过一次与美国 COVID - 19 测试制造商的会议，她说，这才了解到白宫在有限的测试和缓慢的测试处理上拖拖拉拉与制造商开会，代表了“最坏的情况”。
她写道：“在后来的谈话中，我问一家对生产高通量和即时检测至关重要的生产商，是否有人在 2020 年 1 月和 2 月给他们打过电话。”
“他们的回答是，事实上，这是反过来的：制造商打电话给疾控中心，了解它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可以如何帮助。制造商们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及其准备和反应助理部长办公室负责。“他们被告知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比克斯写道。
后来，特朗普关于检测的言论发生了变化——他表示，美国的病例数高是因为它检测了这么多人但比克斯说,工作组正迅速扩大这项计划,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测试和用品上,并在养老院和大学实施系列测试。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测试中停止这种加速。总统擅长说一套话来安抚他的选民，而他的政府却做另一套来支持抗击病毒，”她写道。
4. 在问题出现之前，推动解决方案
Bi rx 的书最后列出了美国应对和防范流感的“关键问题”。它包括明确各机构之间的责任分工，加强检测和诊断，改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收集，以及公共卫生协调的“总体”改进。
为了管理目前的流行病，仍然需要作出一些改变。
她写道：“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等到激增或节日来临。”“我们了解到，爆发中有间歇期。在这些间歇期，我们需要扩大测试访问。我们本应利用这段时间为下一次增兵做准备，让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做出保护脆弱家庭成员所需的关键行为改变。”
展望未来， Bi rx 写道，解决方案不能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被推进到位。
她写道：“我们不需要一套标准和程序来改善国家的公共卫生，另一套用于防范大流行——它们需要在大流行之间整合和利用，以改善国民的健康。”
“我们需要停止只是观察问题，要开始解决问题。”
https://t.cn/A6XheaSU
美国防疫真相，长文，值得一读……问题出在特朗普撒谎干预、被错当成流感、检测不足、无症状失控、数据不准、机制官僚……那些神话美式防疫，鼓动我们抄作业的人应该会拒绝看这样的打脸信息，更不会告诉你这样的信息。
前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 Deborah Birx 博士在周二出版的新书中表示，数据收集和测试、沟通缓慢以及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人际冲突等问题损害了美国对 2019 冠状艾滋病疫情的最初应对。
在“沉默的入侵：特朗普政府、 2019 冠状病毒病和在为时已晚之前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比尔克斯讲述了她如何努力说服一个对疫情毫无准备的政府和特朗普总统，后者很快对她关于病毒可能造成的破坏的生硬预测感到冷淡。
“任何其他总统都会想知道事情会变得多么糟糕，以及如何才能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比克斯在 2020 年的工作组中写道“这不是任何其他总统或任何其他白宫。这是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的白宫。我站在不断流动的沙子上，在我所不认识的政治人物中，一个显然喜欢听到关于他好的或喜欢听，否则就不听新闻的总统。”
Bi rx 也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出了批评，因为它对这种疾病的最初反应是类似流感的，而且各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她将这部分归因于 CDC 主任 Robert Redfield 博士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任命者”的身份。
“普通民众会质疑来自鲍勃和白宫的一切，”她说，她很难让疾控中心官员承认冠状病毒的广泛无症状传播。
尽管如此，当政治信息排挤公共卫生信息时，比克斯写道，她和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中的一些医生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有人被解雇，Redfield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 Anthony Fauci 博士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 Stephen Hahn 博士同意他们都辞职以示抗议。
她写道：“我既不希望被解雇，也不愿意在别人被解雇的情况下辞职。”
“我不相信我的离开会让事情变得更好。指责特朗普政府的疏忽不会突然产生与他们不同的应对疫情的反应。”
她写道，解雇她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在 2020 年 8 月，比克斯告诉 CNN 的达纳·巴什（ Dana Bash ），这种病毒“非常普遍”之后，他写道，特朗普打电话给她，要求说出预约采访的人的名字，说：“就是这样！听明白了吗？再也不要（那样说）了！病毒已经被控制住了。“
虽然他们在进步，她写道“总统错了。我们没能控制住病毒。”
Birx 写道，除了一个“功能失调”的白宫，美国还在努力跟上快速传播的病毒。她说，解决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所暴露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拯救这个国家。
1. 解决数据汇集和分析不足的问题
“数据是流行病的一切，”比克斯在书中写道。数据表明了你们的差距；它表明了社区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反应；它揭示了真相，说明了哪些方面的情况正在恶化，哪些方面情况正在好转。它可以让您保持专注,并制定循证政策。没有全面的数据，你就不会有全面的回应。”
在加入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反应小组之前， Birx 写道，她认为美国卫生官员看到了她无法访问的数据。但是，当她在 2020 年 3 月她加入后，比尔克斯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在新出现的冠状病毒的数据收集方面“相当落后”，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比尔克斯曾参与总统的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Birx 描述了 3 月份的一次会议，特别工作组在会上收到了一张双面打印的数据，“汇总了各州的病例数据和死亡情况”。
她写道，在 2020 年，一些州的数据经常通过传真发送，然后传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明确的数据？”她纳闷。
她说：“我用手捂着眼睛，摇摇头。我曾期待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但现在我可以看到，在非洲花费数年时间建立的数据报告机制出现在了美国，而且我们得花好几天的时间来完成同样的工作。”
2. 要知道一种新的病毒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Birx 写道，甚至在她加入白宫团队之前，她就怀疑无症状的传播导致了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快速上升，尽管证据不足。
她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在表格中看到无症状、有症状和轻度症状的病例被忽略，每当我看到一个数字表明确诊病例时，我都会将其乘以 3 到 10 倍。”
至少在早期，关注的是那些有症状的人，就像流感的情况一样。但是引起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病毒非常不同。
当纽约市的病例激增时，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这种急剧增加“不能仅仅用症状扩散来解释”。
“如果之前对无症状传播在多大程度上是病例数上升的重要因素有任何疑问的话，纽约市的数据使研究小组确信，我对至少 30 - 50 %无症状传播的估计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可能是保守的。”比克斯写道。
“尽管测试问题使我们无法获得所需的数据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大量的数字证据，但情况非常清楚。
“对我们这些在那个小房间里的人来说，怀疑已经被一种共同的恐惧所取代，”她在谈到工作组时说。
3. 尽早开发测试
在美国进行检测是一个重要的需求，这导致了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清晰的数据的缺乏以及对无声传播的误解。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早期测试是有缺陷的，使国家几周后的测试， Bi rx 写道。即使在那时，公共卫生实验室也没有足够的设备来快速处理 2019 冠状病毒病反应所需的数量。
Birx 在她任职初期曾写过一次与美国 COVID - 19 测试制造商的会议，她说，这才了解到白宫在有限的测试和缓慢的测试处理上拖拖拉拉与制造商开会，代表了“最坏的情况”。
她写道：“在后来的谈话中，我问一家对生产高通量和即时检测至关重要的生产商，是否有人在 2020 年 1 月和 2 月给他们打过电话。”
“他们的回答是，事实上，这是反过来的：制造商打电话给疾控中心，了解它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可以如何帮助。制造商们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及其准备和反应助理部长办公室负责。“他们被告知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比克斯写道。
后来，特朗普关于检测的言论发生了变化——他表示，美国的病例数高是因为它检测了这么多人但比克斯说,工作组正迅速扩大这项计划,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测试和用品上,并在养老院和大学实施系列测试。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测试中停止这种加速。总统擅长说一套话来安抚他的选民，而他的政府却做另一套来支持抗击病毒，”她写道。
4. 在问题出现之前，推动解决方案
Bi rx 的书最后列出了美国应对和防范流感的“关键问题”。它包括明确各机构之间的责任分工，加强检测和诊断，改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收集，以及公共卫生协调的“总体”改进。
为了管理目前的流行病，仍然需要作出一些改变。
她写道：“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等到激增或节日来临。”“我们了解到，爆发中有间歇期。在这些间歇期，我们需要扩大测试访问。我们本应利用这段时间为下一次增兵做准备，让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做出保护脆弱家庭成员所需的关键行为改变。”
展望未来， Bi rx 写道，解决方案不能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被推进到位。
她写道：“我们不需要一套标准和程序来改善国家的公共卫生，另一套用于防范大流行——它们需要在大流行之间整合和利用，以改善国民的健康。”
“我们需要停止只是观察问题，要开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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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借湄公河水对付中国#【独家披露：#美这样借湄公河水对付中国#】蜿蜒的澜沧江—湄公河就像一条纽带，把中国和湄公河流经的东南亚五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澜湄合作的良好状况让一些西方国家“坐不住”了，“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中国大坝造成东南亚地区国家缺水”等论调不断以研究机构“成果”的面目见诸西方媒体。其中，受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自2020年年底启动以来，不断炒作中国大坝对下游地区造成“负面水文影响”。《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由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及水资源检测机构“地球之眼”共同负责运营的项目，正在配合美国政府编织有一条从数据监测到政策影响的完整对华攻击链，而其核心目的就是将湄公河水当成武器，破坏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
“大坝监测”成抹黑中国“证据”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3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5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海，全长4880公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总人口约3.26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围绕这条大河，流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其中，在湄公河干流上开发的水坝主要集中在上游中国境内，共11座水坝，这些水坝成为了以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重点”。
2020年12月，由史汀生中心牵头组建、“地球之眼”为合作伙伴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正式启动，并在形式上仿照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插手南海问题而启动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该项目的在线监测平台利用遥感、卫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获取所谓的自然流量，即推算无上游中国大坝条件下的天然流量。该平台收集湄公河流域的水坝信息、流域温度、湿度和降水信息，记录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动态，通过美国国防气象卫星监测收集湄公河流域地面信息，并通过算法转化为清盛断面（泰国清盛水文站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此外，史汀生中心还建设了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项目追踪监测平台，监视的内容主要是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全面信息来源。
“湄公河大坝监测”目前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但其所发布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近期对“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小湾水库水位在2020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数据为例，“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卫星遥感方式监测到的数据，和实测水位的升降情况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误差高至3到10米不等。清华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对于相关水库水位和储量监测结果与实际水位误差也较大，特别是对于狭长的水库。
虽然存在严重失真，但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而言却格外“好用”，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反华媒体，更是将“湄公河大坝监测”的数据和报告作为炒作渲染“中国大坝导致湄公河流域干旱”等话题的“有力证据”。
5个课题编织对华“攻击链”
2020年底启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相互配合，围绕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大打“水舆论战”的一部分，背后则是一场谋划已久、布局广泛的“湄公河大棋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国际问题智库。2019年，该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出版了《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从葡萄歉收、旅游经济损失、淹没区居民拆迁、流域干旱、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河流垃圾增多等多角度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损害下游国家利益。
这本厚达384页的书也拉开了史汀生中心借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对华发起密集攻击的序幕。事实上，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大量国外媒体已经在美国相关智囊机构的引导下不断发布湄公河上游水坝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报道，但仅限于毫无科学证据的鼓吹。而史汀生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地球之眼”的入局，为此类炒作和抹黑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湄公河遭受到百年一遇的旱情。借此时机，受美国“湄公河下游倡议”资助，“地球之眼”发布《自然条件下湄公河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影响水位高度和自然流量，并将2019年湄公河下游干旱归咎于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蓄水。紧随该报告，史汀生中心于2020年4月14日在其网站发表了《中国如何关掉湄公河的水龙头》，不仅对“地球之眼”的报告结论大为支持，还提出许多煽动性观点。例如：“在2019年长达6个月的雨季中，中国大坝完全阻止了泰国清盛县测量点的水位上升”；“中国将水资源看做有主权属性的商品，而不是可以与下游国家平等分享的资源”。此后，史汀生中心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新证据：科学表明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进一步指责中国正在摧毁湄公河下游的水资源供给。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不久后就指出“地球之眼”报告存在数据选择不科学、模型中的因素太少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实，但由于报告为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美国政客和媒体迅速跟进。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宣称，“地球之眼”的报告结果令人担忧，并无端指责“中国上游的大坝运行已单方面改变湄公河流量，对流域沿岸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2020年12月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正式开启合作，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一条针对中国的攻击链也逐渐形成。《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涉及湄公河的5个研究课题之一，其他4个分别为“湄公河流域连接”“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湄公河政策”项目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道政策对话”。上述5个课题层层递进，以“湄公河流域连接”作为切入点，以水坝监测和基础设施追踪作为工具，在收集所谓“信息”后，再炮制所谓的“科学证据”，为美国提供反华素材，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并企图影响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
《环球时报》记者在梳理史汀生中心湄公河项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者等方面信息后发现，一个以湄公河相关话题为核心、渲染“中国威胁”的“小圈子”已经形成，其中既包括“地球之眼”、国际环境管理中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也吸引了《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和旅居国外的所谓水利专家王维洛、泰国大学老师猜那龙·瑟他赛等人，通过发布偏向性的文章和观点“带歪节奏”。
史汀生中心还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新闻机构”等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宣传造势，在东南亚国家招募所谓“独立记者”，旨在针对大坝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区问题开展调查报道。每名参与项目的记者，可获得3000美元的补助。
故意制造“湄公河水舆论战”
无论是史汀生中心、“地球之眼”，还是与它们配合紧密的政客、媒体和各类组织，炒作湄公河水资源话题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关注相关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福祉，而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水电开发，美国又开始重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高调“重返湄公河”，并于同年与老、泰、柬、越建立“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年美国又将缅甸正式纳入该倡议。2016年3月，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后，美国又开始针对性地调整“湄公河策略”，将水资源列在新调整后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第一序位、继续炒作“中国水坝威胁论”“中国环境破坏论”。2020年，特朗普政府与湄公河五国、东盟秘书处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湄公河水资源项目的实质性投入不及奥巴马政府，却发动低成本的对华“湄公河水舆论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开始“登场”。
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监测工具，继续关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一举一动。2021年8月2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宣称“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对华进行遏制的重要战略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1年，美国政府向“湄公河伙伴国”提供了超过43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捐赠援助，其中近40亿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大部分流向各类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湄公河水舆论战”的手段和图谋路人皆知，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反感。近年来，澜湄六国水利主管部门一直重申要加强协商对话、经验交流、项目合作，增进互惠互信，进一步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2019年以来，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长期研究水外交与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美国已将“水舆论战”从早期的经济与生态领域提升至“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借助智库、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三频共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水舆论攻势”。美国一方面意识到其早年所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乃至升级后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机制成员构成与发展力度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欲通过“国际化”湄公河议题，借机围堵和打压中国。张励认为，美国将湄公河打造为“中美对抗新战场”不符合流域六国的共同利益，也无助于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 白云怡）
“大坝监测”成抹黑中国“证据”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3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5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海，全长4880公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总人口约3.26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围绕这条大河，流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其中，在湄公河干流上开发的水坝主要集中在上游中国境内，共11座水坝，这些水坝成为了以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重点”。
2020年12月，由史汀生中心牵头组建、“地球之眼”为合作伙伴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正式启动，并在形式上仿照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插手南海问题而启动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该项目的在线监测平台利用遥感、卫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获取所谓的自然流量，即推算无上游中国大坝条件下的天然流量。该平台收集湄公河流域的水坝信息、流域温度、湿度和降水信息，记录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动态，通过美国国防气象卫星监测收集湄公河流域地面信息，并通过算法转化为清盛断面（泰国清盛水文站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此外，史汀生中心还建设了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项目追踪监测平台，监视的内容主要是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全面信息来源。
“湄公河大坝监测”目前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但其所发布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近期对“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小湾水库水位在2020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数据为例，“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卫星遥感方式监测到的数据，和实测水位的升降情况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误差高至3到10米不等。清华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对于相关水库水位和储量监测结果与实际水位误差也较大，特别是对于狭长的水库。
虽然存在严重失真，但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而言却格外“好用”，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反华媒体，更是将“湄公河大坝监测”的数据和报告作为炒作渲染“中国大坝导致湄公河流域干旱”等话题的“有力证据”。
5个课题编织对华“攻击链”
2020年底启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相互配合，围绕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大打“水舆论战”的一部分，背后则是一场谋划已久、布局广泛的“湄公河大棋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国际问题智库。2019年，该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出版了《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从葡萄歉收、旅游经济损失、淹没区居民拆迁、流域干旱、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河流垃圾增多等多角度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损害下游国家利益。
这本厚达384页的书也拉开了史汀生中心借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对华发起密集攻击的序幕。事实上，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大量国外媒体已经在美国相关智囊机构的引导下不断发布湄公河上游水坝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报道，但仅限于毫无科学证据的鼓吹。而史汀生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地球之眼”的入局，为此类炒作和抹黑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湄公河遭受到百年一遇的旱情。借此时机，受美国“湄公河下游倡议”资助，“地球之眼”发布《自然条件下湄公河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影响水位高度和自然流量，并将2019年湄公河下游干旱归咎于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蓄水。紧随该报告，史汀生中心于2020年4月14日在其网站发表了《中国如何关掉湄公河的水龙头》，不仅对“地球之眼”的报告结论大为支持，还提出许多煽动性观点。例如：“在2019年长达6个月的雨季中，中国大坝完全阻止了泰国清盛县测量点的水位上升”；“中国将水资源看做有主权属性的商品，而不是可以与下游国家平等分享的资源”。此后，史汀生中心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新证据：科学表明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进一步指责中国正在摧毁湄公河下游的水资源供给。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不久后就指出“地球之眼”报告存在数据选择不科学、模型中的因素太少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实，但由于报告为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美国政客和媒体迅速跟进。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宣称，“地球之眼”的报告结果令人担忧，并无端指责“中国上游的大坝运行已单方面改变湄公河流量，对流域沿岸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2020年12月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正式开启合作，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一条针对中国的攻击链也逐渐形成。《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涉及湄公河的5个研究课题之一，其他4个分别为“湄公河流域连接”“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湄公河政策”项目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道政策对话”。上述5个课题层层递进，以“湄公河流域连接”作为切入点，以水坝监测和基础设施追踪作为工具，在收集所谓“信息”后，再炮制所谓的“科学证据”，为美国提供反华素材，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并企图影响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
《环球时报》记者在梳理史汀生中心湄公河项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者等方面信息后发现，一个以湄公河相关话题为核心、渲染“中国威胁”的“小圈子”已经形成，其中既包括“地球之眼”、国际环境管理中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也吸引了《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和旅居国外的所谓水利专家王维洛、泰国大学老师猜那龙·瑟他赛等人，通过发布偏向性的文章和观点“带歪节奏”。
史汀生中心还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新闻机构”等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宣传造势，在东南亚国家招募所谓“独立记者”，旨在针对大坝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区问题开展调查报道。每名参与项目的记者，可获得3000美元的补助。
故意制造“湄公河水舆论战”
无论是史汀生中心、“地球之眼”，还是与它们配合紧密的政客、媒体和各类组织，炒作湄公河水资源话题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关注相关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福祉，而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水电开发，美国又开始重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高调“重返湄公河”，并于同年与老、泰、柬、越建立“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年美国又将缅甸正式纳入该倡议。2016年3月，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后，美国又开始针对性地调整“湄公河策略”，将水资源列在新调整后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第一序位、继续炒作“中国水坝威胁论”“中国环境破坏论”。2020年，特朗普政府与湄公河五国、东盟秘书处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湄公河水资源项目的实质性投入不及奥巴马政府，却发动低成本的对华“湄公河水舆论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开始“登场”。
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监测工具，继续关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一举一动。2021年8月2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宣称“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对华进行遏制的重要战略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1年，美国政府向“湄公河伙伴国”提供了超过43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捐赠援助，其中近40亿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大部分流向各类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湄公河水舆论战”的手段和图谋路人皆知，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反感。近年来，澜湄六国水利主管部门一直重申要加强协商对话、经验交流、项目合作，增进互惠互信，进一步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2019年以来，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长期研究水外交与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美国已将“水舆论战”从早期的经济与生态领域提升至“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借助智库、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三频共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水舆论攻势”。美国一方面意识到其早年所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乃至升级后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机制成员构成与发展力度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欲通过“国际化”湄公河议题，借机围堵和打压中国。张励认为，美国将湄公河打造为“中美对抗新战场”不符合流域六国的共同利益，也无助于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 白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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