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牺牲细节# ：救出团长后再次冲锋，再未归来】据新华社报道，加勒万河谷，这条位于西部边境喀喇昆仑山脉褶皱深处的细长峡谷，激流滔滔，乱石嶙峋。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的一线——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十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喊：“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带头蹚河，不顾近5000米的海拔跑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则考验信念。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山……胸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肩负“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担当，陈红军坚守着无数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扎根奉献奋战在边防斗争一线。
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恐慌，但使命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不到2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他寄的礼物。”
结婚4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2020年春节，只有短短17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说：“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爱情的结晶；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肖嵌文清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和陈红军联系是2020年6月5日，那时怀孕已有5个多月，“他特别喜欢丫头”。肖嵌文曾开玩笑问陈红军：“如果是个男孩，你还不爱了吗？”
“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边大声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王钰在陈红军等人牺牲现场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的一线——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十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喊：“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带头蹚河，不顾近5000米的海拔跑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则考验信念。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山……胸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肩负“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担当，陈红军坚守着无数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扎根奉献奋战在边防斗争一线。
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恐慌，但使命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不到2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他寄的礼物。”
结婚4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2020年春节，只有短短17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说：“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爱情的结晶；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肖嵌文清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和陈红军联系是2020年6月5日，那时怀孕已有5个多月，“他特别喜欢丫头”。肖嵌文曾开玩笑问陈红军：“如果是个男孩，你还不爱了吗？”
“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边大声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王钰在陈红军等人牺牲现场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
【#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牺牲细节# ：救出团长后再次冲锋，再未归来】据新华社报道，加勒万河谷，这条位于西部边境喀喇昆仑山脉褶皱深处的细长峡谷，激流滔滔，乱石嶙峋。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的一线——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十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喊：“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带头蹚河，不顾近5000米的海拔跑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则考验信念。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山……胸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肩负“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担当，陈红军坚守着无数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扎根奉献奋战在边防斗争一线。
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恐慌，但使命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不到2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他寄的礼物。”
结婚4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2020年春节，只有短短17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说：“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爱情的结晶；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肖嵌文清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和陈红军联系是2020年6月5日，那时怀孕已有5个多月，“他特别喜欢丫头”。肖嵌文曾开玩笑问陈红军：“如果是个男孩，你还不爱了吗？”
“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边大声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王钰在陈红军等人牺牲现场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的一线——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十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喊：“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带头蹚河，不顾近5000米的海拔跑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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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恐慌，但使命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不到2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他寄的礼物。”
结婚4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2020年春节，只有短短17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说：“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爱情的结晶；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肖嵌文清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和陈红军联系是2020年6月5日，那时怀孕已有5个多月，“他特别喜欢丫头”。肖嵌文曾开玩笑问陈红军：“如果是个男孩，你还不爱了吗？”
“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边大声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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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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