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90后在看<围城>这部老剧吗？》文｜阿嚏
2022年4月21日，著名导演黄蜀芹在沪离世。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但提起她执导拍摄的电视剧《围城》，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至少有所耳闻。剧版《围城》改编自钱锺书的同名长篇小说，于1990年播出，和《渴望》一样，都是那一年家喻户晓的作品。要是以年纪论，《围城》这部剧长于很多“90后”。
中国科幻作家宝树曾借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科技三定律”总结出了“流行文化三定律”，其中第一条便是，“大多数我出生时已经有的流行文化都是陈旧老土不值一提的”。有调侃的成分在，但也说出了不少人在追剧观影时的一种选择倾向。这可能也是视频网站上，总会有人时不时在《围城》的弹幕里问“有90后在看这部剧吗”的原因。那么追看一部比自己还年长的剧时，我到底在看些什么呢？
最初接触到《围城》是因为一位作家对这本书的推崇。读是读了，但也就是把情节过了一遍，钱锺书笔下那些精妙的比喻和讽刺有很多都消化不了。能领略到其中的幽默和尖锐是大学毕业两三年之后，那时候我正在谈一段除了没领证其它都和结婚无异的漫长恋爱，一向靠听有声书助眠的我，在听《围城》的那段时间经常入睡失败，越听越精神，“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相较于通过阅读去了解《围城》的故事，追剧确实是一种更轻松的进入方式，况且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惊人的卡司阵容。陈道明、英达、葛优和吕丽萍等几位主演就不用多说了，剧中戏份并不多的配角也都是熟脸，哪怕一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多半也在其他影视作品中见过。
同在子爵号邮轮上，和方鸿渐一起回国的人中，有一个是《情深深雨濛濛》中可云的父亲。抱着小孩和苏文纨聊天的孙太太则是《欢乐颂》中樊胜美的母亲。隔着三十多年的时光，和发弹幕的网友一起辨认出不同角色之下的同一位演员，是看这部老剧的过程中的另一层乐趣。
《围城》故事以1937年的夏天为起点，主要讲的是海外留学归来的乡绅之子方鸿渐辗转于几个城市，换了几份工作，辗转于几个女人，谈了几段恋爱，最终走入婚姻的这段人生。第一版《围城》在1947年出版，此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对这本书的评价并不高，批评之一就是说作者“抓住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现在想来，如果这部作品和改编拍摄的电视剧选择着重突出抗日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在感情生活上，方鸿渐遇见了四位性格各不相同的女性。第一位是仅有鱼水之欢的鲍小姐；
第二位是对他倾心但他并不感冒的大家闺秀苏文纨；
第三位是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她和方鸿渐互生情愫、彼此爱慕，可最后却因误会而分手；
第四位，也是最终和方鸿渐结婚的，则是孙柔嘉，一位在婚前唯唯诺诺、扮演天真，在婚后方显露出强势、精明一面的女人。
杨绛在《围城》一书的后记中写，“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之人，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深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从我们这代人的结婚率来看，杨绛先生多虑了，无需依靠“真爱变怨偶”情节，我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婚姻的复杂性，并对其持谨慎态度。
据我的不全面了解，我们这代人中，有一部分人虽然自己单身，但是酷爱嗑CP，所谓的“我可以不谈恋爱，但我嗑的CP必须在一起”。而在《围城》这部剧里，最好嗑的要属方鸿渐和赵辛楣这对“同病不同情”的好兄弟。
“同情兄”的说法是赵辛楣提的，原本指的是有同一个梦中情人的两个男人，那时他以为方鸿渐和自己一样，都爱慕着苏文纨。直到方鸿渐告诉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唐晓芙，这两个失恋的男人才算是彻底敞开心扉，从假情敌变成了真朋友。
后来两人一同从上海前往湖南平城的三闾大学任教，路上因为战时的缘故，他们共同经历了不少波折，但二人自始至终在同一阵线，还经常私下拿另一位同路的李梅亭打趣。
葛优的外形和演技，跟李梅亭这个有点好色、还有点鸡贼的角色配适度极高。我印象里最逗的一段是，他们一行人路上遇到大雨，李梅亭为了保住带的一箱子药不被淋湿，把药箱放在黄包车里避雨，自己则走在路上。孙柔嘉好心递给了他一把绿色油纸伞，李梅亭就打了起来，结果那把伞掉色，李梅亭头上、脸上、衬衫上全泛着绿光。方鸿渐先发现了这一幕，赶紧叫赵辛楣来看。
当然了，他俩的情谊不仅仅是互相分享一些逗乐的小事，在人生比较重要的节点上，他们也能给彼此提个醒。在船上，孙柔嘉在方鸿渐面前扮演无知少女，回到船舱后，赵辛楣立刻把孙小姐要扮猪吃老虎的心思告诉了方鸿渐。赵辛楣在给孙小姐拆台的时候，估计是一点没想起来，自己名义上还是她的叔叔呢。
在三闾大学任教期间，赵辛楣认识了中国文学系主任汪处厚的妻子汪太太。这个汪太太有几分苏文纨的神韵，所以赵辛楣对她特别着迷。眼见赵辛楣有越陷越深的趋势，方鸿渐立刻劝他少去汪家，还要他避免感情上的刺激。把这些看成是朋友间的友爱互动，说得通，看成是“争风吃醋的小场面”，似乎也说得通。
漫长的旅途中，他们同吃同住；短暂的教师生涯里，他们一起入职，又前后脚离职；提起方鸿渐这个人，读者和观众都会想到那句“不讨厌，但全无用处”，这句话不是方的任何一位女友说的，而是出自赵辛楣之口。在方鸿渐和孙柔嘉吵最后一架时，方前一句说完，“（找工作）我谁也不靠”，下一句便是，“赵辛楣，我已经打电报给他了，转运公司也联系好了”。这两句看起来矛盾，但仔细一想能发现，方鸿渐表达的其实是，在他心里，赵辛楣是个完完全全的自己人。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方鸿渐和赵辛楣这样的CP，接受起来没什么难度。比较有趣的发现其实是看完剧，重读《围城》时看到的这句话，“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近八十年前，钱锺书已经在书里提及过同性恋爱了。是我少见多怪了，我们这些年轻人自以为新鲜的东西，其实一直存在。
2022年4月21日，著名导演黄蜀芹在沪离世。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但提起她执导拍摄的电视剧《围城》，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至少有所耳闻。剧版《围城》改编自钱锺书的同名长篇小说，于1990年播出，和《渴望》一样，都是那一年家喻户晓的作品。要是以年纪论，《围城》这部剧长于很多“90后”。
中国科幻作家宝树曾借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科技三定律”总结出了“流行文化三定律”，其中第一条便是，“大多数我出生时已经有的流行文化都是陈旧老土不值一提的”。有调侃的成分在，但也说出了不少人在追剧观影时的一种选择倾向。这可能也是视频网站上，总会有人时不时在《围城》的弹幕里问“有90后在看这部剧吗”的原因。那么追看一部比自己还年长的剧时，我到底在看些什么呢？
最初接触到《围城》是因为一位作家对这本书的推崇。读是读了，但也就是把情节过了一遍，钱锺书笔下那些精妙的比喻和讽刺有很多都消化不了。能领略到其中的幽默和尖锐是大学毕业两三年之后，那时候我正在谈一段除了没领证其它都和结婚无异的漫长恋爱，一向靠听有声书助眠的我，在听《围城》的那段时间经常入睡失败，越听越精神，“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相较于通过阅读去了解《围城》的故事，追剧确实是一种更轻松的进入方式，况且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惊人的卡司阵容。陈道明、英达、葛优和吕丽萍等几位主演就不用多说了，剧中戏份并不多的配角也都是熟脸，哪怕一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多半也在其他影视作品中见过。
同在子爵号邮轮上，和方鸿渐一起回国的人中，有一个是《情深深雨濛濛》中可云的父亲。抱着小孩和苏文纨聊天的孙太太则是《欢乐颂》中樊胜美的母亲。隔着三十多年的时光，和发弹幕的网友一起辨认出不同角色之下的同一位演员，是看这部老剧的过程中的另一层乐趣。
《围城》故事以1937年的夏天为起点，主要讲的是海外留学归来的乡绅之子方鸿渐辗转于几个城市，换了几份工作，辗转于几个女人，谈了几段恋爱，最终走入婚姻的这段人生。第一版《围城》在1947年出版，此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对这本书的评价并不高，批评之一就是说作者“抓住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现在想来，如果这部作品和改编拍摄的电视剧选择着重突出抗日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在感情生活上，方鸿渐遇见了四位性格各不相同的女性。第一位是仅有鱼水之欢的鲍小姐；
第二位是对他倾心但他并不感冒的大家闺秀苏文纨；
第三位是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她和方鸿渐互生情愫、彼此爱慕，可最后却因误会而分手；
第四位，也是最终和方鸿渐结婚的，则是孙柔嘉，一位在婚前唯唯诺诺、扮演天真，在婚后方显露出强势、精明一面的女人。
杨绛在《围城》一书的后记中写，“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之人，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深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从我们这代人的结婚率来看，杨绛先生多虑了，无需依靠“真爱变怨偶”情节，我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婚姻的复杂性，并对其持谨慎态度。
据我的不全面了解，我们这代人中，有一部分人虽然自己单身，但是酷爱嗑CP，所谓的“我可以不谈恋爱，但我嗑的CP必须在一起”。而在《围城》这部剧里，最好嗑的要属方鸿渐和赵辛楣这对“同病不同情”的好兄弟。
“同情兄”的说法是赵辛楣提的，原本指的是有同一个梦中情人的两个男人，那时他以为方鸿渐和自己一样，都爱慕着苏文纨。直到方鸿渐告诉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唐晓芙，这两个失恋的男人才算是彻底敞开心扉，从假情敌变成了真朋友。
后来两人一同从上海前往湖南平城的三闾大学任教，路上因为战时的缘故，他们共同经历了不少波折，但二人自始至终在同一阵线，还经常私下拿另一位同路的李梅亭打趣。
葛优的外形和演技，跟李梅亭这个有点好色、还有点鸡贼的角色配适度极高。我印象里最逗的一段是，他们一行人路上遇到大雨，李梅亭为了保住带的一箱子药不被淋湿，把药箱放在黄包车里避雨，自己则走在路上。孙柔嘉好心递给了他一把绿色油纸伞，李梅亭就打了起来，结果那把伞掉色，李梅亭头上、脸上、衬衫上全泛着绿光。方鸿渐先发现了这一幕，赶紧叫赵辛楣来看。
当然了，他俩的情谊不仅仅是互相分享一些逗乐的小事，在人生比较重要的节点上，他们也能给彼此提个醒。在船上，孙柔嘉在方鸿渐面前扮演无知少女，回到船舱后，赵辛楣立刻把孙小姐要扮猪吃老虎的心思告诉了方鸿渐。赵辛楣在给孙小姐拆台的时候，估计是一点没想起来，自己名义上还是她的叔叔呢。
在三闾大学任教期间，赵辛楣认识了中国文学系主任汪处厚的妻子汪太太。这个汪太太有几分苏文纨的神韵，所以赵辛楣对她特别着迷。眼见赵辛楣有越陷越深的趋势，方鸿渐立刻劝他少去汪家，还要他避免感情上的刺激。把这些看成是朋友间的友爱互动，说得通，看成是“争风吃醋的小场面”，似乎也说得通。
漫长的旅途中，他们同吃同住；短暂的教师生涯里，他们一起入职，又前后脚离职；提起方鸿渐这个人，读者和观众都会想到那句“不讨厌，但全无用处”，这句话不是方的任何一位女友说的，而是出自赵辛楣之口。在方鸿渐和孙柔嘉吵最后一架时，方前一句说完，“（找工作）我谁也不靠”，下一句便是，“赵辛楣，我已经打电报给他了，转运公司也联系好了”。这两句看起来矛盾，但仔细一想能发现，方鸿渐表达的其实是，在他心里，赵辛楣是个完完全全的自己人。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方鸿渐和赵辛楣这样的CP，接受起来没什么难度。比较有趣的发现其实是看完剧，重读《围城》时看到的这句话，“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近八十年前，钱锺书已经在书里提及过同性恋爱了。是我少见多怪了，我们这些年轻人自以为新鲜的东西，其实一直存在。
第四天，北海市玩腻了，终于坐上了早班船到涠洲岛，船上风景挺好看的，想要上甲板要额外花费110，全程1:30小时，甲板风很大，根本拍不了，没花这冤枉钱，就在窗户边拍了下，下船要走很远一段路，排队扫码出站，回收到民宿短息，定的民宿在五彩滩的附近，老板会喊车接送，打电话的大哥广东普通话重复了几次，才知道他人在哪里，等了20分钟人才到齐，岛上其实不大，很多弯道，会看到道路还在修缮，绿化还没完全铺盖，到了民宿，附近都是居民楼改的，我们的房间在五楼，爬楼梯也是没谁了，11点出门觅食，民宿老板和韩庚很像，很贴心会拿地图给你讲哪里吃吃玩，厨艺也很棒，租了民宿的电动车就去了南湾，15分钟就到了，吃的不多，很多店也没开门，要下午3点，团了个餐，简单吃了点。
#在大厂上班是什么体验# 交出工牌，走出大门。站在北京初秋的蓝天下，吹着微凉小风，有种“出狱”的自由。至此，一个中年人的互联网大厂生存实验，画上了一个句号。
事情开始在春天的末尾。我告别了上一份工作，正在家里休生养息的时候，意外拿到了一个大厂的offer。报到的前一天我还在犹豫，毕竟人至中年，第一想要的是安稳；但又克制不了内心的好奇，“去看看吧，看看也好”。于是，夏初的小暖阳陪着我开始了崭新的搬砖生涯。
未入围城时，想象着这是一个严谨、高效的现代化机器，信息输入、信息输出，中间每个环节的人如同程序化设定完成工作，彼此客气疏离，等级扁平，以结果为诉求。这是我最可怕的想象，毕竟人被异化成了工具，是非常Cult的科技隐喻，从卓别林到《云图》，概莫能外地告知着我们科技流水线是如何剥夺了人类的自由。
然而我没有想到，被剥夺感最强烈的，甚至不是流水线。
最开始来自于个人身份被剥夺感。“互联网花名文化”，懂的都懂。当我告别了三十多年的姓名，以一个陌生的名字进入一个陌生的集体，所有交往的人都是一个符号。这里我所说的并非字面意义，线上交流为主的大厂，你完全无从想象跟你聊天的人是谁。千奇百怪的花名，更是阻隔了对一个人实质性的关联。
于是，我作为一个代号生存在一堆代号中，默认着与自己的社会关系有了切割。事实上，离职时的一键删除，以“花名”为代表的组织关系立刻清零，曾经合作过的几十个群、上百个代号，立刻归零，这一段经历几乎不转化为社会关系。
第二个最大的挑战，是“互联网黑话”。在最开始的两周，开会也好、私下交流也好，基本上我听不懂大家的话。“勾兑后拉齐了认知”，“拉唤新老用户，保证水位”，做了笔记都看不懂什么意思，时不时去百度“CRP”、“PUV”。一个月后的父亲节，我跟同事说要让儿子触达一下核心用户，她说你要让他发个PUSH吗？我回复说“安排个霸屏”。我把这个笑话拿回家给我老公讲，他完全听不懂。这种语言上的割裂，是另外一种社会身份的剥夺，它只属于你的组织、你的工作，不属于你，无法共享给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哪怕是一个笑话。
第三个挑战，也是让我最后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对个人生命的毫无节制的消耗和浪费。互联网行业出圈的词儿是“996”、“007”，有偿或无偿，加班总是常态。工作当然是满满当当，手机通讯APP无时无刻不在响起，有时候是凌晨一点已经睡了，有时候是周末带孩子外出的路上。我需要时时刻刻背着电脑，办公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地铁、出租车、高铁、咖啡馆、酒吧、展览馆，甚至医院。在离职前的一周，蹲在医院急诊室门口打开电脑挥手就是一个策划案。
加班已经完全失去“加班”的概念，成为正常工作状态，也许你要说，互联网高薪毕竟标注了价码。但有些班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项目方案，策划案、营销案、复盘案，一个又一个写，一遍又一遍改，每一遍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所以我最多一个版本改了20版，听同事说他们甚至改过50版的。
下班后，改方案改到十二点成为日常。“改方案”是另外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你需要不停地去猜对方的喜好、意图，渐渐被驯化成为他人思想的服从者。这对于一个在意自我、追求灵魂自由的成年人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感受。
在高度饱和的工作量之下，PPT大战意味着又一个凌晨12点后的加班。之前的我会嗤之以鼻：“你可以不做啊！”但你不做，就意味着leader们默认你没有干活，也就意味着在考核时被打低分，就意味着你将被末位淘汰。重压之下，不得不卷。
一到个体，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可以把酒言欢的；可是组织的异化，一定要驱赶着你远离人性的方向，去“高效”，去“节能”，去抛下自尊“证明自己”，完成个人自由意志的让渡，逐渐认可和践行组织的“价值观”。这种驱赶的力量如此巨大，它让你认可这种痛苦是成长，让你潜移默化地去拥护。“再忍几个月，你就不痛苦了”，大家劝我的话，总让我想起在“飞翔的荷兰人”上服苦役、与船融为一体的老比尔。
我不记得老比尔有没有得到拯救，但我决意下船了。100天的大厂生存实验，组织的力量确实可以改变人，推动我无休止地投入时间、精力到工作中，作为一个人形OKR容器，游离于家庭之外；让我收获了一些“老娘尚可一战”的些微成就感刺激之外，也不得不面对健康被侵蚀的身体、亲子时间被挤占后孩子的疏远，以及毫无喘息机会、疲于奔命时，无暇顾及的自我丧失感。
葛薇龙“去看看”，从此陷入纸醉金迷；大厂可能是太劳累以及缺乏纸醉金迷，于是我“去看看”后没有陷入，迅速撤身回到我的自由散漫状态。人这一生过于短暂，比起拼了命博一个巾笥而藏，“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这就是我的实验结论。
节选自《100天互联网大厂生存实验》文 | 读者：浮舟
事情开始在春天的末尾。我告别了上一份工作，正在家里休生养息的时候，意外拿到了一个大厂的offer。报到的前一天我还在犹豫，毕竟人至中年，第一想要的是安稳；但又克制不了内心的好奇，“去看看吧，看看也好”。于是，夏初的小暖阳陪着我开始了崭新的搬砖生涯。
未入围城时，想象着这是一个严谨、高效的现代化机器，信息输入、信息输出，中间每个环节的人如同程序化设定完成工作，彼此客气疏离，等级扁平，以结果为诉求。这是我最可怕的想象，毕竟人被异化成了工具，是非常Cult的科技隐喻，从卓别林到《云图》，概莫能外地告知着我们科技流水线是如何剥夺了人类的自由。
然而我没有想到，被剥夺感最强烈的，甚至不是流水线。
最开始来自于个人身份被剥夺感。“互联网花名文化”，懂的都懂。当我告别了三十多年的姓名，以一个陌生的名字进入一个陌生的集体，所有交往的人都是一个符号。这里我所说的并非字面意义，线上交流为主的大厂，你完全无从想象跟你聊天的人是谁。千奇百怪的花名，更是阻隔了对一个人实质性的关联。
于是，我作为一个代号生存在一堆代号中，默认着与自己的社会关系有了切割。事实上，离职时的一键删除，以“花名”为代表的组织关系立刻清零，曾经合作过的几十个群、上百个代号，立刻归零，这一段经历几乎不转化为社会关系。
第二个最大的挑战，是“互联网黑话”。在最开始的两周，开会也好、私下交流也好，基本上我听不懂大家的话。“勾兑后拉齐了认知”，“拉唤新老用户，保证水位”，做了笔记都看不懂什么意思，时不时去百度“CRP”、“PUV”。一个月后的父亲节，我跟同事说要让儿子触达一下核心用户，她说你要让他发个PUSH吗？我回复说“安排个霸屏”。我把这个笑话拿回家给我老公讲，他完全听不懂。这种语言上的割裂，是另外一种社会身份的剥夺，它只属于你的组织、你的工作，不属于你，无法共享给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哪怕是一个笑话。
第三个挑战，也是让我最后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对个人生命的毫无节制的消耗和浪费。互联网行业出圈的词儿是“996”、“007”，有偿或无偿，加班总是常态。工作当然是满满当当，手机通讯APP无时无刻不在响起，有时候是凌晨一点已经睡了，有时候是周末带孩子外出的路上。我需要时时刻刻背着电脑，办公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地铁、出租车、高铁、咖啡馆、酒吧、展览馆，甚至医院。在离职前的一周，蹲在医院急诊室门口打开电脑挥手就是一个策划案。
加班已经完全失去“加班”的概念，成为正常工作状态，也许你要说，互联网高薪毕竟标注了价码。但有些班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项目方案，策划案、营销案、复盘案，一个又一个写，一遍又一遍改，每一遍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所以我最多一个版本改了20版，听同事说他们甚至改过50版的。
下班后，改方案改到十二点成为日常。“改方案”是另外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你需要不停地去猜对方的喜好、意图，渐渐被驯化成为他人思想的服从者。这对于一个在意自我、追求灵魂自由的成年人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感受。
在高度饱和的工作量之下，PPT大战意味着又一个凌晨12点后的加班。之前的我会嗤之以鼻：“你可以不做啊！”但你不做，就意味着leader们默认你没有干活，也就意味着在考核时被打低分，就意味着你将被末位淘汰。重压之下，不得不卷。
一到个体，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可以把酒言欢的；可是组织的异化，一定要驱赶着你远离人性的方向，去“高效”，去“节能”，去抛下自尊“证明自己”，完成个人自由意志的让渡，逐渐认可和践行组织的“价值观”。这种驱赶的力量如此巨大，它让你认可这种痛苦是成长，让你潜移默化地去拥护。“再忍几个月，你就不痛苦了”，大家劝我的话，总让我想起在“飞翔的荷兰人”上服苦役、与船融为一体的老比尔。
我不记得老比尔有没有得到拯救，但我决意下船了。100天的大厂生存实验，组织的力量确实可以改变人，推动我无休止地投入时间、精力到工作中，作为一个人形OKR容器，游离于家庭之外；让我收获了一些“老娘尚可一战”的些微成就感刺激之外，也不得不面对健康被侵蚀的身体、亲子时间被挤占后孩子的疏远，以及毫无喘息机会、疲于奔命时，无暇顾及的自我丧失感。
葛薇龙“去看看”，从此陷入纸醉金迷；大厂可能是太劳累以及缺乏纸醉金迷，于是我“去看看”后没有陷入，迅速撤身回到我的自由散漫状态。人这一生过于短暂，比起拼了命博一个巾笥而藏，“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这就是我的实验结论。
节选自《100天互联网大厂生存实验》文 | 读者：浮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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