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首次明确传达谋求胜俄的信号#【美西方持续“拱火”，被指首次明确传达谋求“胜俄”信号】（文/李东旭 耿鹏宇）自3月底乌俄谈判代表在伊斯坦布尔达成“建设性成果”以来，乌俄局势热度不降反升，在土耳其方面多次斡旋乌俄举行领导人会晤并释放马里乌波尔被困人员无果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日至28日先后访问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乌俄冲突、化解人道主义危机展开新一轮斡旋但未能取得有力成果。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及其盟国开始升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战场局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乌俄不可能达成真正妥协而国际社会的劝和促谈也将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28日古特雷斯在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在随后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在推动全面停火的同时将力求采取现实措施挽救生命、维持有效的人道主义走廊、实现局部停火、为平民和物资补给提供安全通道。
泽连斯基感谢古特雷斯对乌俄冲突的立场以及为缓和局势进行的斡旋努力。他说，乌方愿意就马里乌波尔人员撤离问题与俄方进行“紧急会谈”，希望古特雷斯的参与对人员撤离问题发挥有效作用。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在会见古特雷斯期间，俄总统普京原则同意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亚速钢铁厂平民撤离，但俄乌就落实行动的具体措施尚未达成共识和发布相关声明，古特雷斯的斡旋“成果”恐难以兑现。此外在访问基辅期间，古特雷斯公开抨击俄“入侵”侵犯了乌领土和主权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精神，联合国将继续与诉诸武力的行为做斗争。与此同时，基辅和全国多处目标遭到空袭，让古特雷斯的斡旋之行蒙上阴影。
乌克兰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基里尔·莫尔恰诺夫认为，古特雷斯作为新的“和平缔造者”不太可能比埃尔多安和马克龙等国家领导人做得更好，因为乌俄双方不会轻易放弃各自既定目标。他认为，虽然俄总统普京下令停止对亚速钢铁厂的攻击行动但俄军并未停火，俄方担心乌军会利用停火间隙重新补充给养和转移部队，而乌军从马里乌波尔的“撤离”或转移将被乌当局视为巨大的胜利并被赋予象征性意义，这显然是俄方不能接受的。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西方持续炒作俄“战争罪行”并不断升级对俄制裁和对乌全方位援助背景下，联合国等有关方面的斡旋活动将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3月底乌俄谈判代表在土耳其举行第五轮面对面谈判，双方就签署乌克兰安全保障协议和15年内不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问题的原则立场达成“建设性”成果。当天，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俄方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第一阶段主要任务，之后俄军开始从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区撤离。
在俄军撤离基辅州后不久，乌克兰布恰市市长费向媒体宣布在布恰一处大型坟坑发现280名遇害平民。
围绕“布恰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克拉马托尔斯克火车站袭击事件，俄罗斯、乌克兰和美欧国家的舆论战、外交战和相互制裁开始升级。
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等十余国家宣布驱逐俄外交人员。欧盟理事会8日宣布对俄罗斯采取第五轮制裁，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率团访问乌克兰并向乌方递交了有关欧盟候选国地位的“问卷”，表明欧盟对乌“支持和信心”。
随后，奥地利、英国、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西班牙、丹麦等国领导人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密集访问基辅并视察布恰、博罗江卡等地，声援乌克兰。各方在谴责俄“战争罪行”同时纷纷表示将加大对乌军事和金融援助并酝酿对俄发起新一轮严厉制裁。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企图在俄乌谈判刚刚取得进展时，通过煽动“布恰事件”阻挠双方谈判，“一旦有理由希望在谈判中取得‘某种有限度的进展’，就会出现阻碍谈判的情况”。
普京与古特雷斯举行会谈时表示，俄乌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谈判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不幸的是俄被卷入布恰事件中，而俄军与此完全无关，此后乌方谈判代表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乌方背离了原先打算搁置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和顿巴斯领土安全保障问题的立场。
分析人士认为，美西方持续炒作“布恰事件”并明确表示将向乌提供及时、全方位援助无异于在乌俄局势上继续浇油拱火，对于冲突解决和恢复该地区和平百害而无一利。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安德烈·扎戈罗德纽克27日在乌克兰《真理报》发文称，美国防长奥斯汀27日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主持召开的多国防长会议将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对乌俄战争政策新的“转折点”，美国及其盟国对乌俄战争的“投资”已不再满足于“抗俄”“弱俄”的目标，西方首次明确传达了谋求“胜俄”的信号，美国及其盟国接下来在对乌援助规模、武器种类和相应的金融支持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丹尼斯·杰尼索夫认为，当前形势下不应对俄乌谈判取得积极的、建设性的进展抱有特别期待。北约情报人员的公开活动、武器示范性交付、不断追加的对俄制裁，这一切都迫使俄离开谈判桌走向战场。俄方只能通过军事行动才能让乌方有重返谈判桌的明确愿望，并且避免西方对乌供应武器进一步威胁边境地区安全。（参与记者：李东旭 李铭 耿鹏宇）
28日古特雷斯在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在随后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在推动全面停火的同时将力求采取现实措施挽救生命、维持有效的人道主义走廊、实现局部停火、为平民和物资补给提供安全通道。
泽连斯基感谢古特雷斯对乌俄冲突的立场以及为缓和局势进行的斡旋努力。他说，乌方愿意就马里乌波尔人员撤离问题与俄方进行“紧急会谈”，希望古特雷斯的参与对人员撤离问题发挥有效作用。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在会见古特雷斯期间，俄总统普京原则同意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亚速钢铁厂平民撤离，但俄乌就落实行动的具体措施尚未达成共识和发布相关声明，古特雷斯的斡旋“成果”恐难以兑现。此外在访问基辅期间，古特雷斯公开抨击俄“入侵”侵犯了乌领土和主权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精神，联合国将继续与诉诸武力的行为做斗争。与此同时，基辅和全国多处目标遭到空袭，让古特雷斯的斡旋之行蒙上阴影。
乌克兰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基里尔·莫尔恰诺夫认为，古特雷斯作为新的“和平缔造者”不太可能比埃尔多安和马克龙等国家领导人做得更好，因为乌俄双方不会轻易放弃各自既定目标。他认为，虽然俄总统普京下令停止对亚速钢铁厂的攻击行动但俄军并未停火，俄方担心乌军会利用停火间隙重新补充给养和转移部队，而乌军从马里乌波尔的“撤离”或转移将被乌当局视为巨大的胜利并被赋予象征性意义，这显然是俄方不能接受的。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西方持续炒作俄“战争罪行”并不断升级对俄制裁和对乌全方位援助背景下，联合国等有关方面的斡旋活动将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3月底乌俄谈判代表在土耳其举行第五轮面对面谈判，双方就签署乌克兰安全保障协议和15年内不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问题的原则立场达成“建设性”成果。当天，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俄方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第一阶段主要任务，之后俄军开始从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区撤离。
在俄军撤离基辅州后不久，乌克兰布恰市市长费向媒体宣布在布恰一处大型坟坑发现280名遇害平民。
围绕“布恰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克拉马托尔斯克火车站袭击事件，俄罗斯、乌克兰和美欧国家的舆论战、外交战和相互制裁开始升级。
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等十余国家宣布驱逐俄外交人员。欧盟理事会8日宣布对俄罗斯采取第五轮制裁，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率团访问乌克兰并向乌方递交了有关欧盟候选国地位的“问卷”，表明欧盟对乌“支持和信心”。
随后，奥地利、英国、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西班牙、丹麦等国领导人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密集访问基辅并视察布恰、博罗江卡等地，声援乌克兰。各方在谴责俄“战争罪行”同时纷纷表示将加大对乌军事和金融援助并酝酿对俄发起新一轮严厉制裁。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企图在俄乌谈判刚刚取得进展时，通过煽动“布恰事件”阻挠双方谈判，“一旦有理由希望在谈判中取得‘某种有限度的进展’，就会出现阻碍谈判的情况”。
普京与古特雷斯举行会谈时表示，俄乌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谈判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不幸的是俄被卷入布恰事件中，而俄军与此完全无关，此后乌方谈判代表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乌方背离了原先打算搁置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和顿巴斯领土安全保障问题的立场。
分析人士认为，美西方持续炒作“布恰事件”并明确表示将向乌提供及时、全方位援助无异于在乌俄局势上继续浇油拱火，对于冲突解决和恢复该地区和平百害而无一利。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安德烈·扎戈罗德纽克27日在乌克兰《真理报》发文称，美国防长奥斯汀27日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主持召开的多国防长会议将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对乌俄战争政策新的“转折点”，美国及其盟国对乌俄战争的“投资”已不再满足于“抗俄”“弱俄”的目标，西方首次明确传达了谋求“胜俄”的信号，美国及其盟国接下来在对乌援助规模、武器种类和相应的金融支持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丹尼斯·杰尼索夫认为，当前形势下不应对俄乌谈判取得积极的、建设性的进展抱有特别期待。北约情报人员的公开活动、武器示范性交付、不断追加的对俄制裁，这一切都迫使俄离开谈判桌走向战场。俄方只能通过军事行动才能让乌方有重返谈判桌的明确愿望，并且避免西方对乌供应武器进一步威胁边境地区安全。（参与记者：李东旭 李铭 耿鹏宇）
“湿墨大写意”
——桂海杰的突破
白 乔
在桂海杰的大写意绘画作品中曾经追求过以书入画，金石之气的阳刚之美，也曾追求过寄情画意，笔简意远的文人画风，还曾探索过借西润中，以彩代墨，抽象构成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但终久被前人在各领域创造的辉煌成就所淹没。当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现象对自己绘画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时，桂海杰已经在大写意绘画领域摸索了二十余年，他深刻体会到了要想在高度成熟的大写意绘画中超越革新，每走一步都将显得十分艰难，以至于有很多的创新派先锋画家要么在历史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要么被前辈大师的功绩淹没吞噬，这使得桂海杰一度陷入痛苦思考之中。
他开始重新审视大写意绘画发展过程中一切创新出现的时代背景和特点，重新审视历代创新者们的优点和不足。他发现在中国大写意绘画中“气韵生动”、“水墨淋漓”、“骨法用笔”、“阳刚大气”、“笔简意远”、“情趣超然”已发展得高度成熟和完美，而且在各个单一特征上都已出现过巨匠大师，象青藤、白阳、八大、石涛、金农、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但这些巨匠大师因有个性不同和偏好不同，往往在某一节点上完美追求而在另一节点上显露不足，这就给大写意绘画的继续发展和创新留有余地。譬如徐青藤开创“水墨淋漓、气韵生动”之先河，但却缺少金石之气；八大山人画风俊逸、寄情于画无人能敌，但却凝练不足，欠阳刚雄健之势；吴昌硕引金石入画，开阳刚大气之风貌，但造型能力明显不足：潘天寿骨法用笔、经营位置可圈可点，但在自然写意、水墨韵味之生动气韵方面则显得捉襟见肘；齐白石技术全面、功夫扎实，但又在各个方面都留有余地，这也给后人的继续创新发展留下无限空间。
也正是前辈大师们对后辈的眷顾而留下发展空间，使得桂海杰在大写意绘画领域得以继续前行，桂海杰在反复研究中国大写意的发展历程，深入思考中国大写意绘画的现实生存状态，全面审视大写意绘画先辈大师们走过的的路径、成功的原因和未来前行方向之后，结合自身的艺术特点、个性特质和艺术体验所得的经验以及时代发展需要，选择了“湿墨大写意”之路，作为自己大写意绘画创新发展的努力方向。
为什么选择“湿墨大写意”之路？什么是“湿墨大写意”？ “湿墨大写意”有什么笔墨特点和样式特征？“湿墨大写意”想传递什么样的艺术信息？想表达什么思想情绪？带着这些好奇的问号，我们开始关注桂海杰的“湿墨大写意”。
首先从桂海杰的“湿墨大写意”创作理念中使我们联想到了青藤、阳白的泼墨大写意，吴昌硕、赵之谦的金石大写意，黄宾虹的以书入画大写意、齐白石的浓墨重彩大写意、潘天寿的奇险布局大写意、崔子范的重墨构成大写意，以及李可染的积墨大写意、张仃的焦墨大写意等等。我们发现，在这些风格迥异的大写意画法背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假如说，这种“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创作样式正好符合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审美标准，同时又能完善了中国绘画的艺术语言、内涵、形式的不足和缺陷，那么这种创作样式就会成为一种风格而被千秋标榜。看桂海杰的“湿墨大写意”作品，给我们传递了在我们熟知的传统审美背景下所透露出的“新颖”、“清奇”、“活力”和“朝气”。画面丰满立体，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纵横交错，满纸湿漉漉的水墨画痕，但又繁而不乱，笔笔清楚。好像刚从水中冒出芙蓉，充满生命活力和蓬勃的朝气。
如果更深层地去挖掘桂海杰“湿墨大写意”的创新法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笔墨形式”、“精神内涵”、“坚守和突破”三个方面去理解和解读。
“笔墨形式上”， 桂海杰“湿墨大写意” 线条追求内敛和稳重，将笔线深藏于水墨之中，崇尚以柔克刚式的中和柔美。竭力避开情绪宣泄式、张扬跋扈式的线条出现，从而抢突视觉感观、影响画面内涵的突现。用笔表现方式依旧保留了传统大写意中中锋用笔、抒情写意、笔简意赅的特征，不同的是画面更重厚积和丰富，只是用笔技法更简洁单纯化，以避免繁杂啰嗦，从而达到笔墨服务于意境内容的终极目的。比如：将笔线藏于水晕之中，笔线的出现只是表达了画面物体的一部分特征，而非无目的地独立出现和无目的性地无为表现。用墨追求淡雅清新，以水为主体，将笔墨融于水中，以改传统以墨为主、墨分五色的表现形式。在画面调子处理上，借鉴西方绘画调和法则和传统摄影艺术中显影方法，力求画面色调在高度统一中求适度对比，改变了传统大写意中为了追求笔墨变化对比，而出现繁杂混乱的局面。传统大写意绘画由于追求笔简意远的格调，经常出现画面单调空洞，为了弥补这种单调和空洞，进而提出计白当黑，以诗入画、以书法入画式的填充和弥补。当然后人将以书入画，以诗入画由形式填空发展为画中内涵意境的追求。这也正是桂海杰“湿墨大写意”绘画创作所追求的根本。在桂海杰“湿墨大写意”作品中随处可见淡墨水痕和若隐若现的笔形墨迹互相交织，突现出画面丰富厚实、滋润秀美的面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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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内涵上”，由于画家桂海杰长期关注生态环境、生命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表现出对人们过度开发环境，导致生态恶化，生灵涂炭，生存危机的深度担忧和极度焦虑，他除了在十余所大学讲坛讲授自然、生态、人文环境保护以外，尽力用画笔去描述和表达生态、自然环境的和谐和唯美。这种表达没有以消极的宣泄出现在画面，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引导大家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留恋和向往。画面中多以美好的、理想的、优美的生态场境出现，题材多选健康的极具生命力的无名植物、花草为主题，将生命灌注其中，与其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产生明显的对比，从而来唤醒人们的良知，最终达到共同关爱环境、保护环境为目标。
“坚守和突破上”，我们可以从李一先生的文章“桂海杰的艺术心路”中得以解读。文中这样写道：桂海杰先生的湿墨大写意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创新突破，说它有益是因为这种创新突破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具体体现在四大突破和四个坚持之上。四大突破具体表现在：一、突破传统大写意小品化、大作品空泛化的尴尬局面，反复尝试在画面丰富多彩条件下的笔墨简洁单纯化。二、突破传统大写意雄健阳刚与隐忍阴柔的极端走向，追求刚柔并济、中庸之道。三、突破传统大写意大画无情趣、小画无气韵的现实状态，力求大画创作意在笔先、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四、突破传统大写意绘画中对比过度、调和不足的通病，坚持追求在高度统调下寻求适度对比。桂海杰先生在努力进行四大突破中，为了不使这种突破偏离传统轨迹而变得面目全非，从而紧紧抓住四个坚持。一、坚持中国大写意创新在现代条件下的必要性和可表现性。二、坚持深入挖掘成熟的传统大写意绘画背景下隐藏着存在缺陷的、可完善的因素。三、坚持在全面了解中国大写意的发展脉络、深入了解和运用传统笔墨条件下的革新和变法。四、坚持厚积实践后的创新求变理念。
——桂海杰的突破
白 乔
在桂海杰的大写意绘画作品中曾经追求过以书入画，金石之气的阳刚之美，也曾追求过寄情画意，笔简意远的文人画风，还曾探索过借西润中，以彩代墨，抽象构成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但终久被前人在各领域创造的辉煌成就所淹没。当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现象对自己绘画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时，桂海杰已经在大写意绘画领域摸索了二十余年，他深刻体会到了要想在高度成熟的大写意绘画中超越革新，每走一步都将显得十分艰难，以至于有很多的创新派先锋画家要么在历史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要么被前辈大师的功绩淹没吞噬，这使得桂海杰一度陷入痛苦思考之中。
他开始重新审视大写意绘画发展过程中一切创新出现的时代背景和特点，重新审视历代创新者们的优点和不足。他发现在中国大写意绘画中“气韵生动”、“水墨淋漓”、“骨法用笔”、“阳刚大气”、“笔简意远”、“情趣超然”已发展得高度成熟和完美，而且在各个单一特征上都已出现过巨匠大师，象青藤、白阳、八大、石涛、金农、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但这些巨匠大师因有个性不同和偏好不同，往往在某一节点上完美追求而在另一节点上显露不足，这就给大写意绘画的继续发展和创新留有余地。譬如徐青藤开创“水墨淋漓、气韵生动”之先河，但却缺少金石之气；八大山人画风俊逸、寄情于画无人能敌，但却凝练不足，欠阳刚雄健之势；吴昌硕引金石入画，开阳刚大气之风貌，但造型能力明显不足：潘天寿骨法用笔、经营位置可圈可点，但在自然写意、水墨韵味之生动气韵方面则显得捉襟见肘；齐白石技术全面、功夫扎实，但又在各个方面都留有余地，这也给后人的继续创新发展留下无限空间。
也正是前辈大师们对后辈的眷顾而留下发展空间，使得桂海杰在大写意绘画领域得以继续前行，桂海杰在反复研究中国大写意的发展历程，深入思考中国大写意绘画的现实生存状态，全面审视大写意绘画先辈大师们走过的的路径、成功的原因和未来前行方向之后，结合自身的艺术特点、个性特质和艺术体验所得的经验以及时代发展需要，选择了“湿墨大写意”之路，作为自己大写意绘画创新发展的努力方向。
为什么选择“湿墨大写意”之路？什么是“湿墨大写意”？ “湿墨大写意”有什么笔墨特点和样式特征？“湿墨大写意”想传递什么样的艺术信息？想表达什么思想情绪？带着这些好奇的问号，我们开始关注桂海杰的“湿墨大写意”。
首先从桂海杰的“湿墨大写意”创作理念中使我们联想到了青藤、阳白的泼墨大写意，吴昌硕、赵之谦的金石大写意，黄宾虹的以书入画大写意、齐白石的浓墨重彩大写意、潘天寿的奇险布局大写意、崔子范的重墨构成大写意，以及李可染的积墨大写意、张仃的焦墨大写意等等。我们发现，在这些风格迥异的大写意画法背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假如说，这种“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创作样式正好符合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审美标准，同时又能完善了中国绘画的艺术语言、内涵、形式的不足和缺陷，那么这种创作样式就会成为一种风格而被千秋标榜。看桂海杰的“湿墨大写意”作品，给我们传递了在我们熟知的传统审美背景下所透露出的“新颖”、“清奇”、“活力”和“朝气”。画面丰满立体，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纵横交错，满纸湿漉漉的水墨画痕，但又繁而不乱，笔笔清楚。好像刚从水中冒出芙蓉，充满生命活力和蓬勃的朝气。
如果更深层地去挖掘桂海杰“湿墨大写意”的创新法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笔墨形式”、“精神内涵”、“坚守和突破”三个方面去理解和解读。
“笔墨形式上”， 桂海杰“湿墨大写意” 线条追求内敛和稳重，将笔线深藏于水墨之中，崇尚以柔克刚式的中和柔美。竭力避开情绪宣泄式、张扬跋扈式的线条出现，从而抢突视觉感观、影响画面内涵的突现。用笔表现方式依旧保留了传统大写意中中锋用笔、抒情写意、笔简意赅的特征，不同的是画面更重厚积和丰富，只是用笔技法更简洁单纯化，以避免繁杂啰嗦，从而达到笔墨服务于意境内容的终极目的。比如：将笔线藏于水晕之中，笔线的出现只是表达了画面物体的一部分特征，而非无目的地独立出现和无目的性地无为表现。用墨追求淡雅清新，以水为主体，将笔墨融于水中，以改传统以墨为主、墨分五色的表现形式。在画面调子处理上，借鉴西方绘画调和法则和传统摄影艺术中显影方法，力求画面色调在高度统一中求适度对比，改变了传统大写意中为了追求笔墨变化对比，而出现繁杂混乱的局面。传统大写意绘画由于追求笔简意远的格调，经常出现画面单调空洞，为了弥补这种单调和空洞，进而提出计白当黑，以诗入画、以书法入画式的填充和弥补。当然后人将以书入画，以诗入画由形式填空发展为画中内涵意境的追求。这也正是桂海杰“湿墨大写意”绘画创作所追求的根本。在桂海杰“湿墨大写意”作品中随处可见淡墨水痕和若隐若现的笔形墨迹互相交织，突现出画面丰富厚实、滋润秀美的面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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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内涵上”，由于画家桂海杰长期关注生态环境、生命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表现出对人们过度开发环境，导致生态恶化，生灵涂炭，生存危机的深度担忧和极度焦虑，他除了在十余所大学讲坛讲授自然、生态、人文环境保护以外，尽力用画笔去描述和表达生态、自然环境的和谐和唯美。这种表达没有以消极的宣泄出现在画面，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引导大家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留恋和向往。画面中多以美好的、理想的、优美的生态场境出现，题材多选健康的极具生命力的无名植物、花草为主题，将生命灌注其中，与其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产生明显的对比，从而来唤醒人们的良知，最终达到共同关爱环境、保护环境为目标。
“坚守和突破上”，我们可以从李一先生的文章“桂海杰的艺术心路”中得以解读。文中这样写道：桂海杰先生的湿墨大写意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创新突破，说它有益是因为这种创新突破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具体体现在四大突破和四个坚持之上。四大突破具体表现在：一、突破传统大写意小品化、大作品空泛化的尴尬局面，反复尝试在画面丰富多彩条件下的笔墨简洁单纯化。二、突破传统大写意雄健阳刚与隐忍阴柔的极端走向，追求刚柔并济、中庸之道。三、突破传统大写意大画无情趣、小画无气韵的现实状态，力求大画创作意在笔先、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四、突破传统大写意绘画中对比过度、调和不足的通病，坚持追求在高度统调下寻求适度对比。桂海杰先生在努力进行四大突破中，为了不使这种突破偏离传统轨迹而变得面目全非，从而紧紧抓住四个坚持。一、坚持中国大写意创新在现代条件下的必要性和可表现性。二、坚持深入挖掘成熟的传统大写意绘画背景下隐藏着存在缺陷的、可完善的因素。三、坚持在全面了解中国大写意的发展脉络、深入了解和运用传统笔墨条件下的革新和变法。四、坚持厚积实践后的创新求变理念。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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