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北京，看着病床上的女儿，父亲近乎哀求：“别练了，再练腿就没了！”女儿却坚定地摇头：“国家需要我，废了这条腿我也要顶上！”
1980年至今，从冬奥会参赛到领奖台，中国人用了整整12年，而为了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这名叫做叶乔波的女子，竟不惜废掉自己的一条腿——
40年前，不到13岁的叶乔波特招进入八一速滑队。
当时，滑冰与滑雪在我国还属小众项目，不管是待遇还是训练条件都非常艰苦。
没有室内冰场，为寻找可以尽早上冰训练的地方，不到13岁的叶乔波和队友在接近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里，辗转黑河、嫩江、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地，哪里最冷，哪里有冰，他们就去哪里。
北方室外五六级的寒风，往往刚到了地方，就被冻得没了知觉，每堂课一滑就是3个小时，对只有13岁的她，无疑是一场精神与身体地折磨——
“那时我年龄最小，几乎每天都是哭着训练。”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早上起来被子上都是一层霜，冰鞋冻在地上，拿不起来。”
所有人都以为年龄最小的她会第一个放弃，却没有想到，她却是最拼命的那个——
教练规定做500个深蹲，她偏要做1000个；
规定在冰上划100圈，她就要划200圈；
每天从早到晚8至10个小时的训练，几乎贯穿了她21年的运动生涯。
努力从不辜负有心人——
1991年，世界女子速滑锦标赛500米比赛中，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征的她，便勇夺世界杯金牌；
同年3月，她在德国因策尔获得世界短距离速滑锦标赛5枚银牌，被外电称为“中国的银姑娘”。
可荣誉和金牌背后，无人知晓，此前的一次训练中的意外受伤，让她的膝盖患有严重地积水和囊肿，为了不耽误比赛，没有随行医生的她，只能给自己针灸，在腿上扎了100多针，才能勉强站起。
1992年2月，法国，叶乔波终于踏上梦寐以求的冬奥会赛场。
在擅长的500米速滑比赛中，她由外道滑向内道实施超越时，由于内道选手没有按规则让道，两人的冰刀和身体先后碰撞两次，最终叶乔波以40.51秒获得该项目银牌，收获我国冬奥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在她并不擅长地的1000米比赛中，拼尽全力、带上出战的她，仅差0.02秒再次惜败。
这两枚银牌，却是中国速滑运动了不起地突破，更是中国体育冬季项目地里程碑，更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冬奥会赛场上升起。
可对于把祖国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叶乔波来说，接连错失两枚金牌，让她难以释怀。
她暗下决心，这一次，她一定要夺得金牌！
那一年，她28岁，是一名别人眼中的“老将”。
而多年超负荷的训练，早已让她的膝盖残破不堪——
左膝半月板破损严重，两侧韧带断裂，软骨脱落……
“你已经不能再比赛了！”
但是医生的劝告却阻挡不了一个老兵对于金牌的执着、对于祖国的信仰，叶乔波选择继续战斗——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前夕，叶乔波接受了膝盖手术，取出了5块碎骨。
但为了不耽误训练，手术后第二天，叶乔波就不听劝告下床一瘸一拐开始训练，隔天护士就抽出一大吸管脓血，再用厚厚地绷带强行将膑骨复位。
钻心的疼痛，痛苦的复健，让她连一次全蹲都无法完成。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父亲第一次对乔波说出了“咱别练了，身体要紧。”
但这一次无论是谁来劝她，她都要坚持训练。
叶乔波说：“国家需要我，我就要毫不犹豫地顶上，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努力，我责无旁贷。”
1994年2月19日，叶乔波在擅长的500米比赛中失利，无缘前10名。但几天后，她再次上场，咬牙完成了1000米比赛，并获得一枚铜牌。
“为了这块铜牌，我宁可让这条腿废了！”
叶乔波后来说，她不仅是一名运动员，也是一名军人，在最后的战役中，就是要用生命去完成使命，这是她的选择，也是她无悔的信仰。
1994年6月5日的退役晚会上，30岁的叶乔波坐在轮椅上哽咽道：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得起我的祖国。”
太史公记：自1992年叶乔波实现奥运奖牌零的突破后，时隔了二十二年的历程，由张虹代表中国获得了第一枚速度滑冰的奥运金牌。几代人的前赴后继，让中国速度滑冰在世界冰坛上崭露头角。
尽管从未在冬奥会上夺金，但叶乔波却始终是中国冰雪运动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那朵铿锵玫瑰！
而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在她的故事里，有的不只是那些永不褪色的历史瞬间，还有永不放弃，永不言败，永不退场的“乔波精神”！
的确，体育竞技，意味着无限的希望，更充满着无处不在的残酷。
可是我们依然佩服并尊重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灵魂！
生活中亦是如此，成功，是每个人的渴求，但前进的路从来都不平坦。
只有从不上战场的人，才不会输。
请记住，人生无惧失败！因为英雄，不只是跑得最快、打得最好的人，更是面对挫折和失败，仍旧敢于挑战自我的人，不是吗？
1980年至今，从冬奥会参赛到领奖台，中国人用了整整12年，而为了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这名叫做叶乔波的女子，竟不惜废掉自己的一条腿——
40年前，不到13岁的叶乔波特招进入八一速滑队。
当时，滑冰与滑雪在我国还属小众项目，不管是待遇还是训练条件都非常艰苦。
没有室内冰场，为寻找可以尽早上冰训练的地方，不到13岁的叶乔波和队友在接近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里，辗转黑河、嫩江、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地，哪里最冷，哪里有冰，他们就去哪里。
北方室外五六级的寒风，往往刚到了地方，就被冻得没了知觉，每堂课一滑就是3个小时，对只有13岁的她，无疑是一场精神与身体地折磨——
“那时我年龄最小，几乎每天都是哭着训练。”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早上起来被子上都是一层霜，冰鞋冻在地上，拿不起来。”
所有人都以为年龄最小的她会第一个放弃，却没有想到，她却是最拼命的那个——
教练规定做500个深蹲，她偏要做1000个；
规定在冰上划100圈，她就要划200圈；
每天从早到晚8至10个小时的训练，几乎贯穿了她21年的运动生涯。
努力从不辜负有心人——
1991年，世界女子速滑锦标赛500米比赛中，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征的她，便勇夺世界杯金牌；
同年3月，她在德国因策尔获得世界短距离速滑锦标赛5枚银牌，被外电称为“中国的银姑娘”。
可荣誉和金牌背后，无人知晓，此前的一次训练中的意外受伤，让她的膝盖患有严重地积水和囊肿，为了不耽误比赛，没有随行医生的她，只能给自己针灸，在腿上扎了100多针，才能勉强站起。
1992年2月，法国，叶乔波终于踏上梦寐以求的冬奥会赛场。
在擅长的500米速滑比赛中，她由外道滑向内道实施超越时，由于内道选手没有按规则让道，两人的冰刀和身体先后碰撞两次，最终叶乔波以40.51秒获得该项目银牌，收获我国冬奥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在她并不擅长地的1000米比赛中，拼尽全力、带上出战的她，仅差0.02秒再次惜败。
这两枚银牌，却是中国速滑运动了不起地突破，更是中国体育冬季项目地里程碑，更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冬奥会赛场上升起。
可对于把祖国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叶乔波来说，接连错失两枚金牌，让她难以释怀。
她暗下决心，这一次，她一定要夺得金牌！
那一年，她28岁，是一名别人眼中的“老将”。
而多年超负荷的训练，早已让她的膝盖残破不堪——
左膝半月板破损严重，两侧韧带断裂，软骨脱落……
“你已经不能再比赛了！”
但是医生的劝告却阻挡不了一个老兵对于金牌的执着、对于祖国的信仰，叶乔波选择继续战斗——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前夕，叶乔波接受了膝盖手术，取出了5块碎骨。
但为了不耽误训练，手术后第二天，叶乔波就不听劝告下床一瘸一拐开始训练，隔天护士就抽出一大吸管脓血，再用厚厚地绷带强行将膑骨复位。
钻心的疼痛，痛苦的复健，让她连一次全蹲都无法完成。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父亲第一次对乔波说出了“咱别练了，身体要紧。”
但这一次无论是谁来劝她，她都要坚持训练。
叶乔波说：“国家需要我，我就要毫不犹豫地顶上，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努力，我责无旁贷。”
1994年2月19日，叶乔波在擅长的500米比赛中失利，无缘前10名。但几天后，她再次上场，咬牙完成了1000米比赛，并获得一枚铜牌。
“为了这块铜牌，我宁可让这条腿废了！”
叶乔波后来说，她不仅是一名运动员，也是一名军人，在最后的战役中，就是要用生命去完成使命，这是她的选择，也是她无悔的信仰。
1994年6月5日的退役晚会上，30岁的叶乔波坐在轮椅上哽咽道：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得起我的祖国。”
太史公记：自1992年叶乔波实现奥运奖牌零的突破后，时隔了二十二年的历程，由张虹代表中国获得了第一枚速度滑冰的奥运金牌。几代人的前赴后继，让中国速度滑冰在世界冰坛上崭露头角。
尽管从未在冬奥会上夺金，但叶乔波却始终是中国冰雪运动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那朵铿锵玫瑰！
而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在她的故事里，有的不只是那些永不褪色的历史瞬间，还有永不放弃，永不言败，永不退场的“乔波精神”！
的确，体育竞技，意味着无限的希望，更充满着无处不在的残酷。
可是我们依然佩服并尊重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灵魂！
生活中亦是如此，成功，是每个人的渴求，但前进的路从来都不平坦。
只有从不上战场的人，才不会输。
请记住，人生无惧失败！因为英雄，不只是跑得最快、打得最好的人，更是面对挫折和失败，仍旧敢于挑战自我的人，不是吗？
#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海航重整舞弊终身蒙羞#
海航各融资平台300多亿债务，自2018年逾期起一直没有归还受害百姓。6万多家庭，数十万百姓，每天都经历着痛苦不堪的煎熬。现在海航破产重整进入提交草案阶段，但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竟然出了一个如此非公平非公正的草案，把债权人分为369等，甚至以救助之名（实为“空白”债权转让协议）来混淆视听，以时间线、同意表决票和多项附加条件来影响公正投票。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到共同富裕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遵循市场化法制化原则，才能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而海航如今选择性的、按阶段式的，根据自身需求式的法制化市场化合乎真正的法理么？
高层私兑、重整期间私兑西安银行无人追究责任。
如今如此草案如何能让多年来受害的数万家庭理解？如何能让数十万受害百姓接受自己的血汗钱被无良企业鲸吞？如何能让百姓以后继续信任所敬所爱的国家政府？
请各相关部门群策群力合力化解海航金融风险，秉持“零容忍”态度，严惩逃废债行为，保护群众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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