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认知了清明，就懂得了人生！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站到祖先和亲人的坟前，才明白了：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处！”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从哪来？静立茔冢默然，你便会追寻到这个答案。
你来自父母，父母来自祖父母，祖祖辈辈，总会有根，总归有源。
开枝散叶。枝再繁，叶再茂，扎向大地的根，只有一处。
这就是融入血脉中的眷念，是我们的来处。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生者寻根，叶落归根。有人烟处，必有血脉传承。
难怪有人说，清明节就是中国的感恩节！
清明时节，教我做人。
清洁、清廉、清净，无非一个清白；
明事、明礼、明法，无非一个明白！
清白明白之人，自有清风拂面涤心，自有明月皎洁般的真善美。
红尘滚滚、功名利禄，如果你过于执着、拿不起放不下，为权、为钱、为名、为情黯然神伤，不妨清明时分去扫墓。
那里，自有另一种答案，让你心如止水、超然物外！
清爽做人，清白做事，足矣！岂能事事如意，但求无愧于心！
到哪去？
不管是谁，多么伟大，这世间终将忘记你的存在，“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这样一想，很多事自可淡然、豁然、悠然、乐然、坦然。
当你明白了“从哪来、到哪去”，“我是谁”似已豁然开朗！
认知了清明，就懂得了人生！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是人子（女），你是人父（母），你是（妻），你是华夏血脉，你是人类赤子。
难怪有人说，清明祭祖，彰显的是一种血脉的传承和责任。
来到这世间，你安身立命，拥有自己的角色，承担相应的责任。
清明是责任、是感恩，是哀思、是心静，是思接千载、神游万仞，是传承、是教育。清明，更像一种精神。
认知了清明，就懂得了人生！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站到祖先和亲人的坟前，才明白了：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处！”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从哪来？静立茔冢默然，你便会追寻到这个答案。
你来自父母，父母来自祖父母，祖祖辈辈，总会有根，总归有源。
开枝散叶。枝再繁，叶再茂，扎向大地的根，只有一处。
这就是融入血脉中的眷念，是我们的来处。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生者寻根，叶落归根。有人烟处，必有血脉传承。
难怪有人说，清明节就是中国的感恩节！
清明时节，教我做人。
清洁、清廉、清净，无非一个清白；
明事、明礼、明法，无非一个明白！
清白明白之人，自有清风拂面涤心，自有明月皎洁般的真善美。
红尘滚滚、功名利禄，如果你过于执着、拿不起放不下，为权、为钱、为名、为情黯然神伤，不妨清明时分去扫墓。
那里，自有另一种答案，让你心如止水、超然物外！
清爽做人，清白做事，足矣！岂能事事如意，但求无愧于心！
到哪去？
不管是谁，多么伟大，这世间终将忘记你的存在，“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这样一想，很多事自可淡然、豁然、悠然、乐然、坦然。
当你明白了“从哪来、到哪去”，“我是谁”似已豁然开朗！
认知了清明，就懂得了人生！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是人子（女），你是人父（母），你是（妻），你是华夏血脉，你是人类赤子。
难怪有人说，清明祭祖，彰显的是一种血脉的传承和责任。
来到这世间，你安身立命，拥有自己的角色，承担相应的责任。
清明是责任、是感恩，是哀思、是心静，是思接千载、神游万仞，是传承、是教育。清明，更像一种精神。
认知了清明，就懂得了人生！
刘晓睿纂古琴曲《箕山龝月》释义，据《历代古琴文献汇编》
共计收录于6部琴谱内
壹《真传正宗琴谱》
收録于明代万历十七年杨抡撰辑的《真传正宗琴谱》中第35首琴曲，角音，凡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按是曲，乃我明会稽䖏士毛继祖。拟巢由之髙洁而作也。㫺尭知许由之贤，欲禅以位，由闻言而避，临流洗耳以絶之。同峕巢父㱃牛，有勿污牛口之诮。二子髙尚如此，故毛生想象其退居箕山，望月吟弄，清风髙节，千载兴起，遂援峄阳之孤响，写逸士之幽褱，乃作是操。其中洋洋盈耳之妙，一唱三叹之音，真可为巢许摹写心曲矣。审音者，其澄心清聴，勿以寻常泛视也。
贰《琴谱合璧》
收録于明代万歴三十七年杨抡撰辑的《琴谱合璧》中第36首琴曲，角音，凡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按是曲，乃我明金陵处士周桐庵，拟巢由之髙洁而校也。昔尧知许由之贤，欲禅以位，由闻言而避，临流洗耳以絶之，同时巢父㱃牛，有勿污牛口之诮。二子髙尚如此，故周生想象其退居箕山，望月吟弄，清风髙节，千载兴起，遂授峄阳之孤响，写逸士之幽衷，乃校是操。其中洋洋盈耳之妙，一唱三叹之音，真可为巢许摹冩心曲矣。审音者，其澄心清聴，勿以寻常泛视也。
叁《乐仙琴谱》
收録于明代天启三年汪善吾撰辑的《乐仙琴谱》中第14首琴曲，角音，凡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按斯操，乃尧知许由之贤，欲禅以位，由临流洗耳以絶之。同时巢父㱃牛，有勿污牛口之诮。因巢许二子之高洁，周桐庵公退居箕山，遂援峄阳之孤响，望月吟弄，其中洋洋盈耳之妙，一唱三叹之音，眞可为巢许摹洗心曲也。
肆《琴谱析微》
收録于清代康熙三十一年鲁鼐撰辑的《琴谱析微》中第10首琴曲，角音，凢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此曲要缓，取音古淡，吟猱相冝，始淂曲中妙境。
后记
临水结茅，自是髙人。况箕山一操，古澹之趣，触指而生，巢由寉妙处。先生已淂其中三昧，余受具指法，犹宗巢由也。山阴马兆辰 拱之氏识
伍《五知斋琴谱》
收録于清代康熙六十年周鲁封撰辑的《五知斋琴谱》中第11首琴曲，角音，凡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箕山操，巢许隐于箕山而作也。帝尧知许由之贤，欲禅以位，由恶闻其言，临流洗耳。适巢父飮牛水次，问之，吿以故。巢父曰，勿污吾牛口。遂牵牛上流飮焉。于是同隐箕山，因作斯曲。古澹夷犹，有啸风弄月，遗世独立之意。洵非后世操缦家，所能摹拟而赝作者也。
段标题
其四 龙蟠豹隐，海起云高
其五 风帆鸟引，明月听杜鹃，取缓实方慢
其六 木逢生意，梅绽含香 ，末句宽和，取两手缓坚溜亮
其七 深山无历日，寒书不知年。取末缓连顿挫。
其八 山高秋月皎，雨隐祈衷肠，妙在六七八句，字字缓连一气。
其九 靑峰一笑，白石丹砂 。一二三句用跌，四句叶留顿挫，五句恬美，六七句付，八又起。
其十 还丹炼就，普照九州岛 四句用神恐失调，余皆连接。
其十一 一气紧接。
其十二 云阴烟水，峰合箕山。
其十三 焚香就月，暂寄丝桐。
其十四 三句元畅通彻，余安顿法
其十五 露髪脱顶，散诞无拘，一二连，三句歌妙，余缓润妙
其十六 飡霞饮露，挂月留云，一二句起妙，余用轻重跌亮
其十七 赏心花月，歌笑中流，总结前韵，字字实作
其十八 梅戏梢头月，世事两相忘，此段似慢非慢，㣲有跌意收音
后记
琴之大曲有五，洞天，箕山，羽化，秋鸿，胡笳是也。洞天和静，淸远，有髙旷之风，而无枯寂之态。羽化恬雅圆润，如美人歌㗋婉转，如明珠光色照人，可以养心适志。秋鸿，宏亮竒特，听之发人壮志，时作鹏抟九万之思。胡笳，悲壮淋漓，如高渐离击筑燕市，令人慷慨悲歌。至若箕山，幽竒古澹，如在幽崖邃壑，听万顷松涛，浩浩乎凭虚御风，不复知有人世间也。熟此五调，则其余可以思过半矣。
陆《琴学摘要》
收録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王心葵撰辑的《琴学摘要》中第19首琴曲，黄钟调角音，凡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箕山操，巢许隐于箕山而作也。帝尧知许由之贤，欲禅以位，由悪闻其言，临流洗耳，适巢父飮牛水次，问之，吿以故。巢父曰，勿污吾牛口，遂牵牛上流飮焉。于是同隐箕山，因作斯曲。古淡夷犹，有啸风弄月遗世独立之意，洵非后世操缦家所能摹儗赝作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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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收录于6部琴谱内
壹《真传正宗琴谱》
收録于明代万历十七年杨抡撰辑的《真传正宗琴谱》中第35首琴曲，角音，凡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按是曲，乃我明会稽䖏士毛继祖。拟巢由之髙洁而作也。㫺尭知许由之贤，欲禅以位，由闻言而避，临流洗耳以絶之。同峕巢父㱃牛，有勿污牛口之诮。二子髙尚如此，故毛生想象其退居箕山，望月吟弄，清风髙节，千载兴起，遂援峄阳之孤响，写逸士之幽褱，乃作是操。其中洋洋盈耳之妙，一唱三叹之音，真可为巢许摹写心曲矣。审音者，其澄心清聴，勿以寻常泛视也。
贰《琴谱合璧》
收録于明代万歴三十七年杨抡撰辑的《琴谱合璧》中第36首琴曲，角音，凡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按是曲，乃我明金陵处士周桐庵，拟巢由之髙洁而校也。昔尧知许由之贤，欲禅以位，由闻言而避，临流洗耳以絶之，同时巢父㱃牛，有勿污牛口之诮。二子髙尚如此，故周生想象其退居箕山，望月吟弄，清风髙节，千载兴起，遂授峄阳之孤响，写逸士之幽衷，乃校是操。其中洋洋盈耳之妙，一唱三叹之音，真可为巢许摹冩心曲矣。审音者，其澄心清聴，勿以寻常泛视也。
叁《乐仙琴谱》
收録于明代天启三年汪善吾撰辑的《乐仙琴谱》中第14首琴曲，角音，凡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按斯操，乃尧知许由之贤，欲禅以位，由临流洗耳以絶之。同时巢父㱃牛，有勿污牛口之诮。因巢许二子之高洁，周桐庵公退居箕山，遂援峄阳之孤响，望月吟弄，其中洋洋盈耳之妙，一唱三叹之音，眞可为巢许摹洗心曲也。
肆《琴谱析微》
收録于清代康熙三十一年鲁鼐撰辑的《琴谱析微》中第10首琴曲，角音，凢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此曲要缓，取音古淡，吟猱相冝，始淂曲中妙境。
后记
临水结茅，自是髙人。况箕山一操，古澹之趣，触指而生，巢由寉妙处。先生已淂其中三昧，余受具指法，犹宗巢由也。山阴马兆辰 拱之氏识
伍《五知斋琴谱》
收録于清代康熙六十年周鲁封撰辑的《五知斋琴谱》中第11首琴曲，角音，凡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箕山操，巢许隐于箕山而作也。帝尧知许由之贤，欲禅以位，由恶闻其言，临流洗耳。适巢父飮牛水次，问之，吿以故。巢父曰，勿污吾牛口。遂牵牛上流飮焉。于是同隐箕山，因作斯曲。古澹夷犹，有啸风弄月，遗世独立之意。洵非后世操缦家，所能摹拟而赝作者也。
段标题
其四 龙蟠豹隐，海起云高
其五 风帆鸟引，明月听杜鹃，取缓实方慢
其六 木逢生意，梅绽含香 ，末句宽和，取两手缓坚溜亮
其七 深山无历日，寒书不知年。取末缓连顿挫。
其八 山高秋月皎，雨隐祈衷肠，妙在六七八句，字字缓连一气。
其九 靑峰一笑，白石丹砂 。一二三句用跌，四句叶留顿挫，五句恬美，六七句付，八又起。
其十 还丹炼就，普照九州岛 四句用神恐失调，余皆连接。
其十一 一气紧接。
其十二 云阴烟水，峰合箕山。
其十三 焚香就月，暂寄丝桐。
其十四 三句元畅通彻，余安顿法
其十五 露髪脱顶，散诞无拘，一二连，三句歌妙，余缓润妙
其十六 飡霞饮露，挂月留云，一二句起妙，余用轻重跌亮
其十七 赏心花月，歌笑中流，总结前韵，字字实作
其十八 梅戏梢头月，世事两相忘，此段似慢非慢，㣲有跌意收音
后记
琴之大曲有五，洞天，箕山，羽化，秋鸿，胡笳是也。洞天和静，淸远，有髙旷之风，而无枯寂之态。羽化恬雅圆润，如美人歌㗋婉转，如明珠光色照人，可以养心适志。秋鸿，宏亮竒特，听之发人壮志，时作鹏抟九万之思。胡笳，悲壮淋漓，如高渐离击筑燕市，令人慷慨悲歌。至若箕山，幽竒古澹，如在幽崖邃壑，听万顷松涛，浩浩乎凭虚御风，不复知有人世间也。熟此五调，则其余可以思过半矣。
陆《琴学摘要》
收録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王心葵撰辑的《琴学摘要》中第19首琴曲，黄钟调角音，凡二十四段。
曲意/解题
箕山操，巢许隐于箕山而作也。帝尧知许由之贤，欲禅以位，由悪闻其言，临流洗耳，适巢父飮牛水次，问之，吿以故。巢父曰，勿污吾牛口，遂牵牛上流飮焉。于是同隐箕山，因作斯曲。古淡夷犹，有啸风弄月遗世独立之意，洵非后世操缦家所能摹儗赝作者也。
#古琴##刘晓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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