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少数”老修行才知道的“修行秘密”，却被许多人修行人斥为“旁门左道”！
1、通常的政经济科教文等都属于世俗文化，解决的是修身、齐家、谋生、治国、平天下的日常生活事务，以及如何在人类社会和自身生活环境中获得功名事业的成功和幸福，在此视野之外还有一种隐秘传承的修炼文化。
修炼文化着眼于世俗文化之外的探索，将人、生命、物质和宇宙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予以解读，解决人的生命的根本幸福和最终归宿问题，是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
修炼文化东西方都有，东方的除了道家理论外，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的民间独传、秘传奇门修炼理论，不修佛不修道，以少为人知的独特方法进行修炼，奇门修炼相对于佛家、道家等正法门，被称之为旁门左道。
其实佛教大小乘和道教可以说是显教，为了传播普及，而修炼文化不讲普度只重传承，它是严格地选择徒弟并秘密地传授修炼方法，其特点是单传、密授、密修、独炼，不能公开，不易普及，多在不为人知的深山老林或山洞秘地进行。
以修炼的方式来划分，人类修炼文化可分为修性、修命和性命双修三种情况。
2、所谓修性，就是在修炼过程中主要侧重于修心，就是对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状况的改变，没有对炼功手法和动作的专门要求，大多易于普及。
修命的功法，往往不易普及，对传授对象要求也很严格，必须具备很高的心性标准，是常人社会中大德之士或道德修养良好的人，因此，就侧重了形体动作和手法，要求改变本体。
如道家修炼方法、奇门修炼方法大多属于修命。修命的功法可以使人体净化、百脉皆开，三花聚顶，身体内部修出元婴或金刚不坏之体等，更能使人祛病健身、延缓衰老、显得年轻，并且形成多种神通术类的东西。
性命双修功法，是性命兼修，内外兼修，既修炼心性，又改变本体。因此既有严格的心性和思想道德要求，又有形体动作和炼功手法，修炼有成者往往产生出超越一般常人的超常能力，如遥视预见、遁迹隐形等，因此真正的性命双修功法往往是一种高标准、高层次的修炼方法，难得而不易求。
不管是哪一种修炼，最终目标都是要在修炼结束时开悟证道、功成圆满，按照道家说法就是要“不在五行中，跳出三界外”，脱离常人社会所存在的空间，提升自己在宇宙中的生命境界。
修炼的最基本条件是师和道，师父传法讲道，护佑徒弟，帮助其解决修炼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师也有层次高低的不同。“明师出高徒”，“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层次高的师父具有更高的功力和威德，可以使徒弟明白更高的法理，可以帮助修炼者修炼到更高的境界。
不同境界有不同的法，道门三千，有大道也有小法，大道用于修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命运，小道则流于算卦、看风水、驱邪、治病等。大道往往至简至易，而小道往往烦琐复杂，修炼者对法或道的体悟程度，决定了修炼达到的果位和境界高低。
如果说师和法是修炼的外部因素的话，那么修炼者自身的根基好坏，根器大小，则是修炼的内部因素。根基好，悟性好的话，修炼过程中会更容易领悟，精进迅速，根基差、悟性差的面对考验时往往容易动摇，不得其要，半途而废。
3、道家言三千六百法门，不论哪一种，基本都是在师父的护佑和帮助下，依佛法或道法修炼，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身心同时发生变化，修炼的具体方法随修炼法门和个人根器因缘的不同而异，没有统一的修炼方法。
道家有金丹大道安炉设鼎，采药炼丹等，个人因缘修法，但万法归一，只要是正的宗教或正的修炼法门，都要求修炼者具有极高的道德标准和思想境界，佛家讲慈悲喜舍，普度众生，道家讲上善若水，齐观不争......
修炼结束时，人的生命已经远远超越常人境界了，思想已经升华，身体也非常人的肉身凡胎了。
道家来修炼结束时是以白日飞升或尸解的方式离开人世的。所谓白日飞升又叫”羽化”，就是白天腾飞到空中，同时天门大开，上界在空中把得道者接走。《神仙传》一类的道家典籍中多有记载，张道陵、邱弘济、许旌阳、葛洪等都曾留下白日飞升的神迹。人们所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实际上来源于道家的这种修炼现象，近代“仙学巨子”陈撄宁先生就试图达到白日飞升的境界，可惜没有成功。
而尸解则是道士得道后使用指物化物的神通做个障眼法，只假托一物（如衣、鞋、杖、剑）变成自己的形象，自己则遗世升天。如果后来再打开棺材，里面的东西就会恢复原状，变成衣服或鞋子，这些都是常人现代科学暂时无法解释的神奇现象。
可以说以上说的修炼文化仍然在秘密的传承着，一般人无缘得见，只待有缘人自行入门，俗话说医不叩门，道不轻传，有时候并不是你想学就能学到的。
1、通常的政经济科教文等都属于世俗文化，解决的是修身、齐家、谋生、治国、平天下的日常生活事务，以及如何在人类社会和自身生活环境中获得功名事业的成功和幸福，在此视野之外还有一种隐秘传承的修炼文化。
修炼文化着眼于世俗文化之外的探索，将人、生命、物质和宇宙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予以解读，解决人的生命的根本幸福和最终归宿问题，是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
修炼文化东西方都有，东方的除了道家理论外，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的民间独传、秘传奇门修炼理论，不修佛不修道，以少为人知的独特方法进行修炼，奇门修炼相对于佛家、道家等正法门，被称之为旁门左道。
其实佛教大小乘和道教可以说是显教，为了传播普及，而修炼文化不讲普度只重传承，它是严格地选择徒弟并秘密地传授修炼方法，其特点是单传、密授、密修、独炼，不能公开，不易普及，多在不为人知的深山老林或山洞秘地进行。
以修炼的方式来划分，人类修炼文化可分为修性、修命和性命双修三种情况。
2、所谓修性，就是在修炼过程中主要侧重于修心，就是对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状况的改变，没有对炼功手法和动作的专门要求，大多易于普及。
修命的功法，往往不易普及，对传授对象要求也很严格，必须具备很高的心性标准，是常人社会中大德之士或道德修养良好的人，因此，就侧重了形体动作和手法，要求改变本体。
如道家修炼方法、奇门修炼方法大多属于修命。修命的功法可以使人体净化、百脉皆开，三花聚顶，身体内部修出元婴或金刚不坏之体等，更能使人祛病健身、延缓衰老、显得年轻，并且形成多种神通术类的东西。
性命双修功法，是性命兼修，内外兼修，既修炼心性，又改变本体。因此既有严格的心性和思想道德要求，又有形体动作和炼功手法，修炼有成者往往产生出超越一般常人的超常能力，如遥视预见、遁迹隐形等，因此真正的性命双修功法往往是一种高标准、高层次的修炼方法，难得而不易求。
不管是哪一种修炼，最终目标都是要在修炼结束时开悟证道、功成圆满，按照道家说法就是要“不在五行中，跳出三界外”，脱离常人社会所存在的空间，提升自己在宇宙中的生命境界。
修炼的最基本条件是师和道，师父传法讲道，护佑徒弟，帮助其解决修炼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师也有层次高低的不同。“明师出高徒”，“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层次高的师父具有更高的功力和威德，可以使徒弟明白更高的法理，可以帮助修炼者修炼到更高的境界。
不同境界有不同的法，道门三千，有大道也有小法，大道用于修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命运，小道则流于算卦、看风水、驱邪、治病等。大道往往至简至易，而小道往往烦琐复杂，修炼者对法或道的体悟程度，决定了修炼达到的果位和境界高低。
如果说师和法是修炼的外部因素的话，那么修炼者自身的根基好坏，根器大小，则是修炼的内部因素。根基好，悟性好的话，修炼过程中会更容易领悟，精进迅速，根基差、悟性差的面对考验时往往容易动摇，不得其要，半途而废。
3、道家言三千六百法门，不论哪一种，基本都是在师父的护佑和帮助下，依佛法或道法修炼，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身心同时发生变化，修炼的具体方法随修炼法门和个人根器因缘的不同而异，没有统一的修炼方法。
道家有金丹大道安炉设鼎，采药炼丹等，个人因缘修法，但万法归一，只要是正的宗教或正的修炼法门，都要求修炼者具有极高的道德标准和思想境界，佛家讲慈悲喜舍，普度众生，道家讲上善若水，齐观不争......
修炼结束时，人的生命已经远远超越常人境界了，思想已经升华，身体也非常人的肉身凡胎了。
道家来修炼结束时是以白日飞升或尸解的方式离开人世的。所谓白日飞升又叫”羽化”，就是白天腾飞到空中，同时天门大开，上界在空中把得道者接走。《神仙传》一类的道家典籍中多有记载，张道陵、邱弘济、许旌阳、葛洪等都曾留下白日飞升的神迹。人们所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实际上来源于道家的这种修炼现象，近代“仙学巨子”陈撄宁先生就试图达到白日飞升的境界，可惜没有成功。
而尸解则是道士得道后使用指物化物的神通做个障眼法，只假托一物（如衣、鞋、杖、剑）变成自己的形象，自己则遗世升天。如果后来再打开棺材，里面的东西就会恢复原状，变成衣服或鞋子，这些都是常人现代科学暂时无法解释的神奇现象。
可以说以上说的修炼文化仍然在秘密的传承着，一般人无缘得见，只待有缘人自行入门，俗话说医不叩门，道不轻传，有时候并不是你想学就能学到的。
惊现“系统性造假”大案！62家公司遭受“无妄之灾”，4中介被查！祸起这家明星企业，高管集体辞职、公司“失踪”…… 每日经济新闻
~~~文末有福利~~~
52家拟IPO企业正在遭遇一场“无妄之灾”。因相关中介机构被立案调查，这些企业的上市申请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上市进程的暂停对于任何一家拟IPO企业来说都是一种极大损失。而这一切或起源于新三板一家明星企业——蓝山科技（830815）。
2020年4月，蓝山科技开始冲击新三板精选层，却在全国股转公司自律审查及证监会现场抽查过程中，被发现信息披露真实性存疑，最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随后，蓝山科技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诉讼、账户冻结、业务停摆、董监高管集体辞职……蓝山科技在申报精选层之前，一直是新三板中的绩优股，不到半年时间，完全崩塌、跌落神坛，震惊了市场。
目前，蓝山科技业务已处于停顿状态，其股票也已经于5月6日停牌，存在较大终止挂牌的风险。证监会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尚未有结论。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蓝山科技官网公布的办公地。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可杨 摄
该公司上市时聘请的4家中介机构也被牵连其中，蓝山科技的4家中介机构分别是华龙证券、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下称“中兴财光华”）、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下称“天元律所”）以及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开元资产评估”）。这4家机构都是资本市场上的常客，参与过很多企业的IPO项目。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截至目前，因蓝山科技违规事件被波及的上市、拟上市公司已经多达62家，其中34家创业板、8家科创板和10家主板拟上市公司IPO申请被中止审核，涉及企业包括明星项目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5家创业板和1家科创板企业的再融资申请被暂停；2家创业板和2家主板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被搁置。
外界更关注的是，整个事件中，负责督导、审计、评估等的中介机构们是否有责任？有投行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项目做成这样，要说中介机构没有责任肯定说不过去了。不过，目前监管层尚未有结论。而这些遭拖累而遭中止审核的项目，并非都需要另外聘请中介机构重新上会。
8月24日、2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别来到蓝山科技在官网公布的办公地以及公告的公司联系地址走访，两地的物业人员均表示，蓝山科技已经搬走。但在8月25日蓝山科技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进展的公告中，公司地址依旧未见变更。
祸起蓝山科技
被立案调查的4家中介机构中，华龙证券是蓝山科技挂牌新三板时的主办券商，且合作至今，而中兴财光华、天元律所，则分别是蓝山科技精选层挂牌时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律所，开元资产评估则为蓝山科技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一切的源头，是昔日新三板明星公司蓝山科技去年的突然爆雷。如今回看，蓝山科技的坠落，始于冲击新三板精选层。
北京蓝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集光通信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光传输接入设备及其解决方案提供商。2014年由华龙证券推荐在新三板挂牌，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跻身创新层，成为新三板明星公司。
随后，蓝山科技决定冲击精选层。2020年4月29日晚间，公司发布了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事项的相关公告，并向全国股转系统报送了申请材料。
但两周后，全国股转公司向蓝山科技就申请材料下发了审查问询函，连发40问，主要涉及供应商、客户集中以及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问题。
蓝山科技的供应商门槛不高。2018年，成都可勤达尔科技有限公司以1449.49万元的采购金额，成为当年蓝山科技的第四大供应商，而事实上，这家公司2018年7月才刚刚成立，2018年这家公司的社保缴纳人数为0，2020年12月15日成都可勤达尔科技有限公司宣布注销。
2019年，水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聿科技）成为其第三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3409.99万元，此外，水聿科技还是蓝山科技的预付账款第一大客户，2019年末时的预付账款余额为4102.04万元。2019年该公司的社保实缴人数仅为2人。

图片来源：公开发行说明书（申报稿）
还有客户是“邻居“。2019年，北京天越五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越五洲）成为蓝山科技的第四大客户，销售金额9440.37万元。天越五洲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牡丹科技楼B座2层东侧E107，巧合的是，蓝山科技当时的办公地就位于牡丹科技楼隔壁。8月24日上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牡丹科技楼走访，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楼里没有天越五洲这家公司，自己在牡丹科技楼工作六年，也未曾听说过上述公司。
除了上述供应商和客户的情况，问询还要求蓝山科技说明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情况、要求结合下游市场规模以及公司核心竞争力等，说明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下降的原因等。
这份问询函，蓝山科技至今仍未回复。2020年9月28日，蓝山科技公告称，终止在精选层挂牌审查的决定，并撤回了相关申请文件。
蓝山科技去哪了
撤回冲击精选层的申请后，蓝山科技陷入一系列巨震。而后，蓝山科技似乎就“失踪”了。
2020年10月29日晚间，蓝山科技连发五条公告，包括披露公司及北京中经赛博（蓝山科技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公告中，蓝山科技自曝，受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生产模式变化、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因素影响，主要业务光通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已处于停顿状态，大部分员工已离职。公司还表示，部分董监高辞职，大部分员工已离职，且有大额融资款尚未清偿，因此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蓝山科技的董监高人员相继辞职或离职。2020年10月21日，副总经理周权辞职。截至2020年10月底，3名监事全部辞职或离职；两名董事离职或辞职，高级技术顾问、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经赛博副董事长汪中辞职。2020年11月20号的问询函回复显示，蓝山科技仅剩下2名员工。
2020年11月27日，证监会宣布对北京蓝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过程中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证监会还表示，在全国股转公司自律审查及证监会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蓝山科技信息披露真实性存疑，涉嫌违反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蓝山科技成为首家因信披违规被立案调查的拟精选层公司。目前，关于蓝山科技的调查还在进行中，而蓝山科技这家公司却似乎“失踪”了。
8月24日上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投资者身份来到蓝山科技官网显示的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121号走访，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蓝山科技在此地办公十多年，大约八个月前突然搬走，还有租金尚未缴清，目前物业方也联系不上。
25日上午，记者又来到蓝山科技公告变更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裕安路22号3幢1层101号走访，仍未见蓝山科技在此地办公。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大约5、6月的时候，蓝山科技已经搬走。不过，在蓝山科技8月25日晚间发布的最新公告中，公司地址依旧是此地。

北京市顺义区裕安路22号，蓝山科技公告的联系地址。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可杨 摄
此外，记者多次拨打蓝山科技公告的联系电话，均未获接听。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蓝山科技的股东户数为1718户，股吧中有多位股民称，试图拨打蓝山科技电话了解情况，均未获接听。
业内：中介机构难辞其咎，应严惩不贷
蓝山科技曾是一家新三板明星公司。去年4月底，在华龙证券的保荐下，这家公司欲挂牌新三板精选层，并募资2亿元，加码研发和偿还贷款等。
彼时，华龙证券撰写的蓝山科技《公开发行说明书》（申报稿）对这家公司不乏溢美之词。诸如“在行业内深耕多年，拥有一系列核心技术”、“壁垒较高”、“具有技术与研发优势”等。
然而，仅仅数月这家明星公司就“猝死”了。去年11月初，蓝山科技在回复监管问询时坦言，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主要业务处于停顿状态，大部分员工也已离职，而截止到回复日，仅剩下2名员工。
短短几个月，从保荐券商口中的“香饽饽”，到只剩下2名员工的“空壳子”。中介机构，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蓝山科技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今年8月，蓝山科技4家涉事中介机构——华龙证券、中兴财光华、天元律所及开元资产评估，被证监会调查。
“之前是对公司立案，应该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中介机构，也有责任。”一位投行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而受华龙证券、中兴财光华等中介机构遭调查拖累，62家公司的的IPO、再融资、并购重组等项目被搁置。其中34家创业板、8家科创板和10家主板拟上市公司IPO申请被中止审核，涉及企业包括明星项目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5家创业板和1家科创板企业的再融资申请被暂停；2家创业板和2家主板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被搁置。
“项目做成这样，要说中介机构没有责任肯定说不过去了。”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称。
不过，上述投行人士也坦言，这些遭拖累而遭中止审核的项目，并非都需要另外聘请中介机构重新上会。“以前一般会换，现在都是等一等了。如果不是签字人员被调查，只要做个复核就行，时间不长。”
目前，已经有多家受影响的公司对外表示：“正在按要求完成恢复审核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尽快提交恢复审核申请。”
“这次蓝山科技或涉及财务造假，保荐券商、会计事务所、律所、评估机构，全部牵涉的中介机构都遭到调查，可以说这是一种‘窝案’效应。”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对牵涉其中的中介机构，应该从重查处、严惩不贷。
实际上，近年来，A股不少上市公司爆雷事件中，都可能看到中介机构履职尽责不到位的问题。去年5月，证监会主要负责人更是明确表态，有的中介机构甚至放弃操守和底线，沦为“放风者”和造假“帮凶”。而目前，监管层也在强化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压实压严它们的责任，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
8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华龙证券，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监管层正在审查蓝山科技的相关事实和材料，以敏感时期不便发声为由婉拒了采访。
记者|可杨 朱万平 https://t.cn/A6IYN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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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家拟IPO企业正在遭遇一场“无妄之灾”。因相关中介机构被立案调查，这些企业的上市申请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上市进程的暂停对于任何一家拟IPO企业来说都是一种极大损失。而这一切或起源于新三板一家明星企业——蓝山科技（830815）。
2020年4月，蓝山科技开始冲击新三板精选层，却在全国股转公司自律审查及证监会现场抽查过程中，被发现信息披露真实性存疑，最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随后，蓝山科技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诉讼、账户冻结、业务停摆、董监高管集体辞职……蓝山科技在申报精选层之前，一直是新三板中的绩优股，不到半年时间，完全崩塌、跌落神坛，震惊了市场。
目前，蓝山科技业务已处于停顿状态，其股票也已经于5月6日停牌，存在较大终止挂牌的风险。证监会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尚未有结论。

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蓝山科技官网公布的办公地。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可杨 摄
该公司上市时聘请的4家中介机构也被牵连其中，蓝山科技的4家中介机构分别是华龙证券、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下称“中兴财光华”）、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下称“天元律所”）以及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开元资产评估”）。这4家机构都是资本市场上的常客，参与过很多企业的IPO项目。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截至目前，因蓝山科技违规事件被波及的上市、拟上市公司已经多达62家，其中34家创业板、8家科创板和10家主板拟上市公司IPO申请被中止审核，涉及企业包括明星项目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5家创业板和1家科创板企业的再融资申请被暂停；2家创业板和2家主板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被搁置。
外界更关注的是，整个事件中，负责督导、审计、评估等的中介机构们是否有责任？有投行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项目做成这样，要说中介机构没有责任肯定说不过去了。不过，目前监管层尚未有结论。而这些遭拖累而遭中止审核的项目，并非都需要另外聘请中介机构重新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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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蓝山科技
被立案调查的4家中介机构中，华龙证券是蓝山科技挂牌新三板时的主办券商，且合作至今，而中兴财光华、天元律所，则分别是蓝山科技精选层挂牌时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律所，开元资产评估则为蓝山科技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一切的源头，是昔日新三板明星公司蓝山科技去年的突然爆雷。如今回看，蓝山科技的坠落，始于冲击新三板精选层。
北京蓝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集光通信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光传输接入设备及其解决方案提供商。2014年由华龙证券推荐在新三板挂牌，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跻身创新层，成为新三板明星公司。
随后，蓝山科技决定冲击精选层。2020年4月29日晚间，公司发布了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事项的相关公告，并向全国股转系统报送了申请材料。
但两周后，全国股转公司向蓝山科技就申请材料下发了审查问询函，连发40问，主要涉及供应商、客户集中以及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问题。
蓝山科技的供应商门槛不高。2018年，成都可勤达尔科技有限公司以1449.49万元的采购金额，成为当年蓝山科技的第四大供应商，而事实上，这家公司2018年7月才刚刚成立，2018年这家公司的社保缴纳人数为0，2020年12月15日成都可勤达尔科技有限公司宣布注销。
2019年，水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聿科技）成为其第三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3409.99万元，此外，水聿科技还是蓝山科技的预付账款第一大客户，2019年末时的预付账款余额为4102.04万元。2019年该公司的社保实缴人数仅为2人。

图片来源：公开发行说明书（申报稿）
还有客户是“邻居“。2019年，北京天越五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越五洲）成为蓝山科技的第四大客户，销售金额9440.37万元。天越五洲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牡丹科技楼B座2层东侧E107，巧合的是，蓝山科技当时的办公地就位于牡丹科技楼隔壁。8月24日上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牡丹科技楼走访，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楼里没有天越五洲这家公司，自己在牡丹科技楼工作六年，也未曾听说过上述公司。
除了上述供应商和客户的情况，问询还要求蓝山科技说明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情况、要求结合下游市场规模以及公司核心竞争力等，说明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下降的原因等。
这份问询函，蓝山科技至今仍未回复。2020年9月28日，蓝山科技公告称，终止在精选层挂牌审查的决定，并撤回了相关申请文件。
蓝山科技去哪了
撤回冲击精选层的申请后，蓝山科技陷入一系列巨震。而后，蓝山科技似乎就“失踪”了。
2020年10月29日晚间，蓝山科技连发五条公告，包括披露公司及北京中经赛博（蓝山科技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公告中，蓝山科技自曝，受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生产模式变化、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因素影响，主要业务光通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已处于停顿状态，大部分员工已离职。公司还表示，部分董监高辞职，大部分员工已离职，且有大额融资款尚未清偿，因此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蓝山科技的董监高人员相继辞职或离职。2020年10月21日，副总经理周权辞职。截至2020年10月底，3名监事全部辞职或离职；两名董事离职或辞职，高级技术顾问、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经赛博副董事长汪中辞职。2020年11月20号的问询函回复显示，蓝山科技仅剩下2名员工。
2020年11月27日，证监会宣布对北京蓝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过程中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证监会还表示，在全国股转公司自律审查及证监会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蓝山科技信息披露真实性存疑，涉嫌违反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蓝山科技成为首家因信披违规被立案调查的拟精选层公司。目前，关于蓝山科技的调查还在进行中，而蓝山科技这家公司却似乎“失踪”了。
8月24日上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投资者身份来到蓝山科技官网显示的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121号走访，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蓝山科技在此地办公十多年，大约八个月前突然搬走，还有租金尚未缴清，目前物业方也联系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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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记者多次拨打蓝山科技公告的联系电话，均未获接听。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蓝山科技的股东户数为1718户，股吧中有多位股民称，试图拨打蓝山科技电话了解情况，均未获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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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科技曾是一家新三板明星公司。去年4月底，在华龙证券的保荐下，这家公司欲挂牌新三板精选层，并募资2亿元，加码研发和偿还贷款等。
彼时，华龙证券撰写的蓝山科技《公开发行说明书》（申报稿）对这家公司不乏溢美之词。诸如“在行业内深耕多年，拥有一系列核心技术”、“壁垒较高”、“具有技术与研发优势”等。
然而，仅仅数月这家明星公司就“猝死”了。去年11月初，蓝山科技在回复监管问询时坦言，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主要业务处于停顿状态，大部分员工也已离职，而截止到回复日，仅剩下2名员工。
短短几个月，从保荐券商口中的“香饽饽”，到只剩下2名员工的“空壳子”。中介机构，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蓝山科技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今年8月，蓝山科技4家涉事中介机构——华龙证券、中兴财光华、天元律所及开元资产评估，被证监会调查。
“之前是对公司立案，应该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中介机构，也有责任。”一位投行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而受华龙证券、中兴财光华等中介机构遭调查拖累，62家公司的的IPO、再融资、并购重组等项目被搁置。其中34家创业板、8家科创板和10家主板拟上市公司IPO申请被中止审核，涉及企业包括明星项目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5家创业板和1家科创板企业的再融资申请被暂停；2家创业板和2家主板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被搁置。
“项目做成这样，要说中介机构没有责任肯定说不过去了。”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称。
不过，上述投行人士也坦言，这些遭拖累而遭中止审核的项目，并非都需要另外聘请中介机构重新上会。“以前一般会换，现在都是等一等了。如果不是签字人员被调查，只要做个复核就行，时间不长。”
目前，已经有多家受影响的公司对外表示：“正在按要求完成恢复审核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尽快提交恢复审核申请。”
“这次蓝山科技或涉及财务造假，保荐券商、会计事务所、律所、评估机构，全部牵涉的中介机构都遭到调查，可以说这是一种‘窝案’效应。”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对牵涉其中的中介机构，应该从重查处、严惩不贷。
实际上，近年来，A股不少上市公司爆雷事件中，都可能看到中介机构履职尽责不到位的问题。去年5月，证监会主要负责人更是明确表态，有的中介机构甚至放弃操守和底线，沦为“放风者”和造假“帮凶”。而目前，监管层也在强化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压实压严它们的责任，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
8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华龙证券，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监管层正在审查蓝山科技的相关事实和材料，以敏感时期不便发声为由婉拒了采访。
记者|可杨 朱万平 https://t.cn/A6IYNaCM
好文—上下同欲者胜，上下同欲在于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搭建一定的交集。解决决策者“基数思维1 2 3”和执行者“序数思维，首先 其次 第三”交集。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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