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昕说迎合不如真我#刘雨昕敢说出这样的话并坚定执行是因为她的真我十分美好、纯净、向善、向上！所有好词都用她身上也不过分。反观个别人的真我早就如烂泥一般，如不迎合，那只会遭到摒弃。为了挽留，只好迎合。迎合了，也失了自己。所以呀，我女继续做自己保持真我吧，发光发热那也是必然的，麻麻支持！

因为太累了肌肉也酸痛，今天吃过饭很早就睡着了，刚刚做了很神奇的梦，很长很长，难道记得如此详细，必须赶紧记录下来。
我梦到自己和朋友暂住在大山的一个旅店，旅店养了许多细犬，大致长图中这个样子，但是耳朵没这么长，毛发更长更飘逸，有金色毛发的、银色毛发，还有黑色的，四肢纤长，在山间跑动的时候都很帅很飒，它们会轮流到山上一间小屋边的溪水里饮水，一只接一只。
原来的旅店老板有两层房间，第二层房间地板上有个破损，原老板叮嘱我和我的朋友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会有新老板来管理一段时间，让我们一定不要修补二层房间的地板。
后来住的时间久了，我和朋友经常到山上的小房间小住，我们也经常看细犬在溪边饮水。一段时间后原来的老板回来了和新老板一起，我们都继续在旅店生活。忽然有一天原老板出门办事，新老板上到二楼说让我们补二楼房间的地板，我拿着钉子和锤子就上楼了，因为时间太久，我早就忘了叮嘱，在钉钉子的时候我迟疑了，总是觉得忘了什么，但是没有想起来。一边想一边很缓慢的钉，钉子钉完的一瞬间我忽然发现自己想起了不能修补地板的嘱托，但是因为没有发生什么，所以我和朋友照例上。
到山上的房间里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事情有了变化。
山上的雾忽然浓了起来，朦胧了许多，细犬们也忽然浑身发光，毛发飞舞，眼睛似有亮光，一起昂首看着山顶，忽然它们一起跑向了山上，这是以前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事情有诡异就给新老板打电话说让他快联系原老板。新老板一开始不以为意但是也根据我们的说法联系了原老板，我和朋友一直盯着山上的方向，因为我们发现细犬们并未跑远，只在在半山腰的地方停了下来，化作了好像龙的模样在那里盘旋，并且一动不动只是在那里盘旋，我和朋友很害怕，就躲到了山上的小屋中。
忽然细犬们开始行动，一股脑地向我们的所在的房间冲来，我们很害怕躲在了房间的一个角落里，那个角落因为有一根柱子的遮挡，所以我们可以完美的躲在那个小小的角落，角落里有一把椅子，我坐在椅子上朋友趴在我的身上只把后背露出去，我用双手紧紧地搂住她的后背。
我们好像玩捉鬼游戏那样祈求不被细犬们发现，然而也是异想天开，细犬一下发现了我们，它们好像变成了人的模样，开始和我们对话。
我能感到有尖又长的指甲，在我的手背上划过，一个细犬的领头和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再躲了，我和朋友两个沉默不敢面对现实，指甲又一次的在我手上划过，这次的力气加重了，感觉在手上会留下血痕，但我们两个依然默不作声，希望原老板知道可以来救我们。
终于我还是被领头的一把拉了出去。他拽上我胳膊直接登上了66层的高度，天空上好像有阶梯的样子，我只记得我们在第66层悬停住了，他说他必须要让我死，我的朋友暂时还在下面，我为了活命只能开始和他聊天，使他放松警惕。说了很多很多话，想让他敞开心扉过程中的很多话我忘了，但是为了活命，我说我喜欢他，想和他一起生活。其实怎么可能喜欢呢，他拽着我到66层的时候我头一直像鸵鸟一样，埋在他身上。连他长什么样子都看不见，我不敢说话，只想讨好他，这个过程非常恐怖，一点也不美好不像电视剧，是真实的为了活命讨好一个杀人犯的感觉。聊了很多，一开始他的杀意很强。慢慢地因为我真的和他聊了很多，他好像打算放过我了，故事的最后因为快醒了，结尾的很快。原老板回来了，所有的细犬（除了领头）都由人型变回了犬型冲向了山下的旅店。我心里感到害怕，不知道它们下山是因为原老板回来了，还是因为它们冲下山是为了杀剩下的人。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抬头看领头的样貌，比起人类，他的人形有狐狸的特征， 他有浅金色的柔软头发和狐狸耳朵，我只好赶紧说好听的讨好他，夸他好看之类的，问他山下的人可以活命吗？他没有说话，神情冷漠放我下了山，他也再没有回到旅店。最后我只记得原老板回来了，所有的细犬又回到了原来的模样，只有领头那只淡金色的消失了，但是他临走前和我约定好会定期见面，他会化作人形和我约会（？），我虽然无语，但是怕死也接受了，甚至还有一些期待。醒来前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我打扮好之后在喷泉边等这个领头约会，他刚来我就醒了。
OK结束了，梦里差点被杀死那里好真实啊，尤其是被指甲划那里，濒死的恐惧感，后面我虽然为了活命舔狗一般好话说尽，但最后怎么还有点言情向了呢，好不理解[允悲]

　　那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通知我与几位作家一起去青海深入生活，主要任务是采访20世纪50年代末内地“援青”的邮电职工。 　　将近一个月，我们在地广人稀的青海，白天行车，晚上访谈。我生长在繁华的江南城市，戈壁的空旷、辽阔、静谧，令我震惊。 　　只有在戈壁上，才真正可以见到天似穹庐，才真正可以看到弧形的地平线。公路好像把地球劈成了两个半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永无休止地伸展在我们的视野里。寂然无声的茫茫戈壁，除了风蚀和地壳运动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地存在了亿万斯年。寂寞似乎像时间一样永恒。在这里，最起码的愿望常常成为一种奢侈——哪怕需要的只是一片刚刚能遮住脑门的绿荫。强烈的紫外线无情地扎进面部，留下血红的烙印；戈壁风沙如同锋利的雕刀在脸上刻下粗糙的皱纹。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旅途只有苍凉，也会有意外的惊喜。 　　那一天，夕阳在风沙里沉浮。起先还不时地能见到骆驼草和红柳丛。后来，远远近近就只有红色的沙砾和铁青的岩石了。茫茫天地间除了我们这辆车，连一丝生气也感受不到。 　　忽然，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幢小屋，孤零零地立在戈壁上，就像是月球上的一个黑点。 　　这是一个邮电线务站。屋子里，简朴而整洁，电话交换台竟是用石块垒成的。屋子里只有一个瘦削的年轻人，黝黑，但眉清目秀。 　　线务站不在预定的访问日程里。但这次偶然的相遇，却带来了一场让我最难忘、心灵最受撼动的访谈。 　　这位瘦削的年轻人，给我们讲起了他与这个线务站之间的故事…… 　　在西宁搭的便车整整走了三天，终于把我留在去往县城岔路口一片扬起的尘土里。 　　我看到父亲背着邮包，迎面向我走过来。 　　“我代表我们全局来迎接你。便车搞不好就出岔子，说不准时间，怕你到了见不到我，我昨天半夜就从局里出发了，在这里等了你一整天。” 　　之后，他把我的行李小心地放进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 　　“快点上车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值得高兴。几天跑下来，我的心情坏透了。我有点想哭。我听说过，有些像我一样从邮校毕业分配到基层的人，从西宁出发两天，就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转身搭便车返回。 　　我与父亲在半夜以后到达了县城。一条不足两百米的街，两边都是轮廓硬朗的房子。有几星昏黄的亮光从黑暗中透出来。 　　这个夜晚到达的并不是目的地。我们将要去的那个线务站，离县城还有一百多公里。 　　县境平均海拔四千米，年平均气温零下十五摄氏度。严寒使人望而却步。父亲之前的几任局长，没有一个在这里干到任满。父亲却说，除非组织上另有需要，他会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 　　父亲来青海后，最初是乡邮员。几十年的时间，他在这里的山地、草场和戈壁走瘸了两条腿。但他喜欢这里，说这里空气稀薄，但很清新；人烟稀少，但人很热情；还有不常见到的野生动物，不怕人，跟人很亲近。 　　两天后，父亲开着手扶拖拉机，把我送到了线务站。 　　父亲出发前夜，曾向当地牧民买了一头羊。我们到时，帐篷里一个大大的牛粪灶，烧得热气腾腾。几个牧民正帮着宰羊，灌血肠，熬杂碎，煮手抓，揪面片。全局十来个人都坐在地上，却给我留了个马扎。 　　我当然明白父亲的苦心。他那张写满了期望的脸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未来。他一口一句“老了”，他的样子的确比平原上七十岁的人还老，可他还不到五十岁。看着他那张脸，我不寒而栗：五十岁以前，我就会这样老吗？ 　　这里的每个线务站之间，相隔差不多上百公里。我常常对着空旷无边的戈壁发怔。 　　有时候，我抓紧双拳——似乎想要攥住什么——声嘶力竭地叫喊。声音不管拖得怎样长，都很快被戈壁吞没，没有回声。 　　我同青海不可分离的命运，似乎在我父母结合时就注定了。他们来“援青”后就再没有回过老家。我在西宁的邮电中专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意愿，也回到了县里。 　　到线务站后，除了局里同事隔些日子给我送一趟粮食、煤和维修零件，大部分日子里，我见不到一个人，看见的只能是太阳和月亮的换班。今天和明天完全一样，就像珠串上的两颗珠子。 　　在我之前，这个线务站连续九年一直是全省的模范线务站。上一位线务工出席过全国的先进表彰大会，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九年。人们在他留下的工作日志上一再看到这样的句子：“什么时候有人来啊……我一定要坚持住……局里人还有几天就来了……” 　　有天早上，我忽然听见了鸟叫。我疑疑惑惑地从床上爬起来，疑疑惑惑地推开窗子—— 　　真的有一只鸟，就在窗外不远的线杆上做巢！ 　　我慌慌张张地扑到门外，兴奋得全身发抖。 　　以后的日子，我每天查完线路就是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只鸟，飞出去，又飞回来，从不知什么地方衔来了干草，衔来了土块。于是荒滩上，有了两个巢：一个是鸟巢，一个是线务站；有两个生命：一个是鸟，一个是我。 　　我们相依为命了。我把拌炒面的曲拉和最新鲜的烤饼都留给了它。我一声口哨，它就飞到我的窗子里来，在屋子里神气地走来走去。我出去查线或是查线回来的路上，它会出其不意地从我身后一下子扑到我的肩膀上。 　　可是，却从县局里来了电话： 　　“线路上是不是有鸟巢？”电话里传来父亲沙哑的声音，“得移掉它。鸟巢里要是有铁丝什么的，可能会给线路造成短路。” 　　“不！” 　　我坚决挂掉了电话。 　　第二天，我却被鸟凄厉的叫声惊醒。我爬起床，看到那只鸟正拼命地扑打着我的窗户。 　　窗外站着父亲，他已经把鸟巢从线杆上端下来了。 　　“要不，你会下不了手的。” 　　他满脸惭愧地看着我。 　　父亲退休的时候，省局在西宁市为第一代“援青”人盖了宿舍。但父亲不肯去住。一直到去世，他都住在县里…… 　　直到他讲完了，良久不再吭声，我们这拨人还是一片静默，甚至，有泪水滴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