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有话说# 在民族文化宫主楼东二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之“民族瑰宝——民族文化宫馆藏文物精品展”中，展出了一部形制特殊的《龙藏》，此部是乾隆三年首次印刷的100部之一。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

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行业信息#

药监系统干的破事儿。

大家领了预备案号，盒子都在打样，正在走审核流程，结果药监局元旦前临时通知，说备案号元旦前后截止，元旦前申请的不能用。
厂家吐槽，妈蛋，领了后正在走流程 ，你突然说不让用，打样、印刷、制版费算谁的？

药监系统没办法，说写邮件来申请，我们把备案号还给你们。

见图

药监说，你说你印了？印了把证据拿出来[笑cry]

宁夏号称“塞上江南”，自古富庶，且南有六盘之险峻，北有贺兰之巍峨。春秋时期，狄戎部落就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秦汉时期，大力发展农业，实行屯田，经济得到发展；张骞“凿空西域”，宁夏又在丝绸之路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北宋初年，党项人建立西夏，定都兴庆(今银川)；元代一统，设立“宁夏府路”，是为宁夏地名之始。
宁夏博物馆最引人瞩目的藏品是岩画和西夏文物。
岩画以贺兰山发现的最多也最精彩，几乎涵盖了世界岩画的所有内容，包括人面像、动物、符号、狩猎、放牧、争战、舞蹈等。
而西夏这个神秘的王朝，政权的核心就在宁夏，所以博物馆最重量级的文物都与西夏文明有关。虽然出于仇恨，元朝攻灭西夏后，对这个国家实施了毁灭性的报复。西夏王陵的地面建筑付之一炬，地下遗存破坏殆尽，连“西夏史”也没有修(所以如今《二十四史》独不见西夏)，以至于六百年后的清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这个被遗忘的王朝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即使今天，有关西夏的历史，还有许多谜团等待更多的发现。因此，博物馆中的西夏文物更显弥足珍贵，让今天的我们有幸一窥这个享国190年王朝之一斑。
图一: 狼和羊岩画
从画面上我们清晰地看到，狼锋利的前爪以及它向前扑食的凶猛形象。画面上的三只小羊，是贺兰山地区特有的岩羊，狼身上有许多小点，是为了体现毛的质感，看上去也颇具立体感。同时，我们发现，这些小点儿是用尖锐的铁质工具敲凿而成的，换句话说，这幅岩画大概是在铁器时代产生的。
图二: 原始牛头化石，距今四万年前，旧石器时代。
这个化石长129厘米，宽55厘米，专家依据牛头化石还原它的体重在2—3吨，相当于现在一头小象的重量。推测上万年前的宁夏，湖泊众多、草木茂盛，非常适合大型野生动物的生存。
图三: 彩慧泥塑罗汉身像，西夏
罗汉盘腿而坐，面部饱满，形象自然、神态生动、双眼半睁半闭，结跏趺坐，衣服纹路自然下垂，将修行人所修炼的“心静则灵，佛祖在我心”的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
图四: 狩猎纹金方奇，隋代
该牌饰以失蜡法浇铸而成，牌面饰有狩猎纹图案，饰牌背面左、下、右三边铸有铭文，为魏碑体隶书。正文56个字，每四字为一句。铭文中有“良工刻构，造兹方奇”，故依据铭文，该器物暂定名“方奇”。“方奇”在《词源》中的解释为:“地方所产珍奇之物”。饰牌上的狩猎纹构图与常见的波斯银盘和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内石榻上的雕画相类似。关于这件文物的命名或用途，目前尚无定论。
图五: 鎏金铜牛，西夏
青铜铸造、空心、外表鎏金，重达188公斤。整座铜牛取跪卧姿，双角弯曲，双耳椭圆直立，牛的眼睛圆睁而且外突，注视着远方。这样大的一件青铜铸造物品需要集塑型、铸造、鎏金、抛光等许多工艺于一身，西夏能铸造出如此炉火纯青的艺术品，足见在其金属加工工艺技术上都已相当成熟，这件鎏金铜牛也是西夏时期冶炼铸造技术的经典代表作品，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图六: 石刻胡旋舞墓门，唐
“胡旋舞”是唐代社会上非常流行的舞蹈。我国对胡旋舞长期只有文献记载，没有形象的实物，而我们眼前的这件实物，就是标准的、典型的胡旋舞形象。门扇正面凿磨光滑，在左右两扇石门上各清晰地刻画有一位男性胡旋舞者的图案。它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唐代音乐、舞蹈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胡旋舞》一诗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是一件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
图七: 琉璃鸱吻，西夏
这件“琉璃鸱吻”通体施琉璃，是西夏现存最大、最完整、最具西夏风格和特点的一件建筑构件。琉璃鸱吻是用于大型建筑正脊两端的装饰构件，据说可以灭火、镇灾，还可以逢凶化吉。另外，在西夏法典中明文规定了琉璃制品仅许皇族使用，以体现森严的等级制。(此件为复制品，原件在国家博物馆。)
图八: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的西夏文佛经。这说明元代王祯《活字印书法》中“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技术，早在西夏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件《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以有力的实物资料，捍卫了木活字印刷起源于中国的事实，同时也将以往元代王祯发明木活字的说法提前了130年。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这件国宝发现后，棒子才没再说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允悲])
图九: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西夏
这件国宝级文物“人像碑座”，它是用来承驮石碑的，碑上刻着帝王的丰功伟绩。这样的“人像碑座”在西夏王陵共出土了14件，仅这一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原因就在于它碑面左上角上，阴刻有三行西夏文字，共15个字，从左到右翻译成汉字依次为：“小虫旷负、志文之座、瞻行通雕写流行”，目前专家们仅知中间的这行“志文之座”，就是这件人像碑座的名称。碑的后面还有一行汉字，题刻“砌垒匠高世昌”六个大字，是众多修建陵墓者留下的唯一一个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