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在重庆时期，以好人缘著称。可他在展露“菩萨心肠”的时候，能够摆正主从关系，力所能及，从不逾矩。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https://t.cn/R2Wxnht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https://t.cn/R2Wxnht
毛人凤在重庆时期，以好人缘著称。可他在展露“菩萨心肠”的时候，能够摆正主从关系，力所能及，从不逾矩。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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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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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绸与敦煌壁画服饰
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地的敦煌，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丝绸等纺织品中西交流的历史文物。敦煌石窟艺术也是如此，在壁画、彩塑中，无论是天国的众神还是人间的众生，他们的衣冠服饰都是历代社会中人们衣着的再现。其中属于神的服饰就有佛陀、菩萨、天王力士服饰；属于人的服饰主要有帝王、官吏、妇女、舞乐、武士、庶民百姓等几种。这些服饰又因不同的国家、民族而各异，它们如实地表现了千年间十余个朝代各国、各民族、各阶层不同身份的世俗人的穿戴。如莫高窟第220窟（初唐），榆林窟第35窟（五代）等壁画中的帝王像，莫高窟98窟（五代）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头戴七星冕旒，身着绣有日月山川等十二章的龙袍，都是高级丝绸制做的皇帝袍服。第130窟（盛唐）晋昌郡太守墨离使乐廷瑰的软裹、澜衫、乌鞋以及夫人王氏等的衣着，第61窟（五代）戴凤冠，衣绣花大翻领回鹘装，脸饰花钢的回鹘公主曹元禄姬画像等等，都如实地表现了当时贵妇的"时世妆"。还有那褒衣博带、宽袍大袖的汉装；戴毡帽、绣帽、锦帽、毡笠、浑脱帽，穿窄身小袖袍，裤褶、革带、乌靴的胡服，以及当时西北地区匈奴、鲜卑、突厥、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的服饰，还有如社人、农夫、铁匠、织师、猎夫、船工等下层劳动人民的裤褶、半臂、襦裤、犊鼻裤、窄衫小袖等服装，仆僮、奴婢、伎人的装束等等，尤如一座中古时期衣冠服饰陈列馆。 通过衣冠服饰的形式、纹样、色彩、质地等，不仅可看到当时的纺织品原料、品种，也可以看出丝绸锦绣及其印染工艺技术的高度成就，特别是在纹样的设计和创造上，出现了不少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纺织品图案，这些图案与出土文物中的丝绸图案非常相似。
早期壁画和彩塑中就已能看到刺绣、织锦和蜡缬花纹。隋唐以来逐渐精致，与人相等大小的供养人像衣裙上有绣花、有织锦、有缬染、有绘画等不同手法的装饰。 装饰纹样多种多样，从早期的棋格纹小团花到隋唐时丰富多彩的纹样。特别是从隋代开始出现了不少漂亮的织锦图案，如隋代第420、427窟的彩塑身上出现了菱形狮凤纹、环珠狩猎纹、环珠禽鸟纹、环珠团花纹等服饰图案。277、401、402、407、425等窟，佛龛周沿边饰图案中出现环珠对马纹、环珠翼马纹、环珠团花纹，与传统的忍冬花鸟纹图案同时流行。这些不仅使隋代图案纹饰内容大为丰实，同时也扩大了隋代图案的装饰范围。在彩塑上饰织锦纹，首开敦煌彩塑华丽风气。用织锦团花边装饰佛龛周沿，既简洁又新颖，成为后来唐代佛龛装饰的模式。这些纺织图案的出现是当时蚕桑纺织业的发达、丝绸贸易兴盛的反映。如第420窟西壁正龛外南侧观音裙上满绘着的联珠狩猎纹织锦图案；277窟主室两壁龛沿两侧及上方的19组双马联珠纹边饰，造型优美新颖，具有浓厚的波斯萨珊风格。它是中西丝路贸易文化交流的产物。唐代壁画、彩塑中也有大量精美的织锦、染织图案。如石榴纹、团科纹、宝相花纹、菱纹、方胜纹、云纹、练雀纹、雁纹、鸳鸯纹、翔凤纹。团龙纹、狻猊纹等等。如初唐328窟龛内塑像的衣饰富有织物感；中唐159窟中两菩萨的裙披和阿难的内衣，迦叶的锦裙，都呈现出纹饰华丽的丝织物质感。
特别是晚唐时代，缬染普遍流行，往往在衣裙上画出蜡缬、夹缬、染缬的不同效果，最引人注目的是朱紫自然交错的撮晕缬，五彩缤纷，鲜艳夺目。例如第156窟南北壁下部历史人物画中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中，众多的人物都穿上了朝廷"敦赐锦"所做的官服，其中四尊舞乐人，身着团花染缬舞衣，缓缓相对而舞。第 138窟壁画上的女供养人的衣服上绘有花兽织锦图案，服饰上装饰着对称狻猊，作欢腾活跃状。狻猊周围有云纹环绕，其上还绘有五彩的花朵，以朱红色作衬底，这是当时贵族妇女的服饰。第12窟染缬服饰图案，色彩简洁鲜明，朱红与石绿色晕染的彩色染缬作衬底。底色有锯齿形的晕染痕迹，也有"裁制巧密光灿灿"的质感。又如第9窟东壁下方南北两侧女供养人披帛、袖口，衣服的染缬纹饰，线条清晰，色泽艳丽，质地细密，轻薄、柔软，有薄透的质感。 莫高窟出土的北魏刺绣和唐代丝织物，藏经洞发现的相当数量的丝绸、麻布等艺术品，充分证明了石窟壁画、彩塑图案都来源于当时中西交流中丝绸的图案纹饰和当时人们的衣冠服饰及其纺织品。而这些纺织品不但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织锦工艺技术、印染技术，而且吸收了西方丝绸纺织的技术和风格。莫高窟五代98窟北壁的《华严经变》中绘了一辆纺车和一架织机，五代6窟的同类壁画中也绘了一辆纺车。据专家考证，这种纺车属于多崔纺车范畴，即我国元代以前使用的三维纺车。我国古代的多崔纺车，有脚踏式和手摇式两种。前者见于史书记载，手摇式的已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金代的《纺车图》中有所反映。敦煌壁画中的两架纺车，没画脚木，可能和故宫那幅相同，也是手摇式的。操作时，可以一人独自从事，也可二人配合。但其绘成时间，则远较那幅画为早，很可能是现存有关这种纺车的最早资料。元代465窟的"藏密"壁画中不仅绘有"捻线师"用手工捻毛线，而且还有"织布师"用腰挂坐织机织布的画面。 敦煌壁画中纺织图案及其工具形象资料和丝绸纺织品实物，对处干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敦煌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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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地的敦煌，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丝绸等纺织品中西交流的历史文物。敦煌石窟艺术也是如此，在壁画、彩塑中，无论是天国的众神还是人间的众生，他们的衣冠服饰都是历代社会中人们衣着的再现。其中属于神的服饰就有佛陀、菩萨、天王力士服饰；属于人的服饰主要有帝王、官吏、妇女、舞乐、武士、庶民百姓等几种。这些服饰又因不同的国家、民族而各异，它们如实地表现了千年间十余个朝代各国、各民族、各阶层不同身份的世俗人的穿戴。如莫高窟第220窟（初唐），榆林窟第35窟（五代）等壁画中的帝王像，莫高窟98窟（五代）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头戴七星冕旒，身着绣有日月山川等十二章的龙袍，都是高级丝绸制做的皇帝袍服。第130窟（盛唐）晋昌郡太守墨离使乐廷瑰的软裹、澜衫、乌鞋以及夫人王氏等的衣着，第61窟（五代）戴凤冠，衣绣花大翻领回鹘装，脸饰花钢的回鹘公主曹元禄姬画像等等，都如实地表现了当时贵妇的"时世妆"。还有那褒衣博带、宽袍大袖的汉装；戴毡帽、绣帽、锦帽、毡笠、浑脱帽，穿窄身小袖袍，裤褶、革带、乌靴的胡服，以及当时西北地区匈奴、鲜卑、突厥、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的服饰，还有如社人、农夫、铁匠、织师、猎夫、船工等下层劳动人民的裤褶、半臂、襦裤、犊鼻裤、窄衫小袖等服装，仆僮、奴婢、伎人的装束等等，尤如一座中古时期衣冠服饰陈列馆。 通过衣冠服饰的形式、纹样、色彩、质地等，不仅可看到当时的纺织品原料、品种，也可以看出丝绸锦绣及其印染工艺技术的高度成就，特别是在纹样的设计和创造上，出现了不少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纺织品图案，这些图案与出土文物中的丝绸图案非常相似。
早期壁画和彩塑中就已能看到刺绣、织锦和蜡缬花纹。隋唐以来逐渐精致，与人相等大小的供养人像衣裙上有绣花、有织锦、有缬染、有绘画等不同手法的装饰。 装饰纹样多种多样，从早期的棋格纹小团花到隋唐时丰富多彩的纹样。特别是从隋代开始出现了不少漂亮的织锦图案，如隋代第420、427窟的彩塑身上出现了菱形狮凤纹、环珠狩猎纹、环珠禽鸟纹、环珠团花纹等服饰图案。277、401、402、407、425等窟，佛龛周沿边饰图案中出现环珠对马纹、环珠翼马纹、环珠团花纹，与传统的忍冬花鸟纹图案同时流行。这些不仅使隋代图案纹饰内容大为丰实，同时也扩大了隋代图案的装饰范围。在彩塑上饰织锦纹，首开敦煌彩塑华丽风气。用织锦团花边装饰佛龛周沿，既简洁又新颖，成为后来唐代佛龛装饰的模式。这些纺织图案的出现是当时蚕桑纺织业的发达、丝绸贸易兴盛的反映。如第420窟西壁正龛外南侧观音裙上满绘着的联珠狩猎纹织锦图案；277窟主室两壁龛沿两侧及上方的19组双马联珠纹边饰，造型优美新颖，具有浓厚的波斯萨珊风格。它是中西丝路贸易文化交流的产物。唐代壁画、彩塑中也有大量精美的织锦、染织图案。如石榴纹、团科纹、宝相花纹、菱纹、方胜纹、云纹、练雀纹、雁纹、鸳鸯纹、翔凤纹。团龙纹、狻猊纹等等。如初唐328窟龛内塑像的衣饰富有织物感；中唐159窟中两菩萨的裙披和阿难的内衣，迦叶的锦裙，都呈现出纹饰华丽的丝织物质感。
特别是晚唐时代，缬染普遍流行，往往在衣裙上画出蜡缬、夹缬、染缬的不同效果，最引人注目的是朱紫自然交错的撮晕缬，五彩缤纷，鲜艳夺目。例如第156窟南北壁下部历史人物画中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中，众多的人物都穿上了朝廷"敦赐锦"所做的官服，其中四尊舞乐人，身着团花染缬舞衣，缓缓相对而舞。第 138窟壁画上的女供养人的衣服上绘有花兽织锦图案，服饰上装饰着对称狻猊，作欢腾活跃状。狻猊周围有云纹环绕，其上还绘有五彩的花朵，以朱红色作衬底，这是当时贵族妇女的服饰。第12窟染缬服饰图案，色彩简洁鲜明，朱红与石绿色晕染的彩色染缬作衬底。底色有锯齿形的晕染痕迹，也有"裁制巧密光灿灿"的质感。又如第9窟东壁下方南北两侧女供养人披帛、袖口，衣服的染缬纹饰，线条清晰，色泽艳丽，质地细密，轻薄、柔软，有薄透的质感。 莫高窟出土的北魏刺绣和唐代丝织物，藏经洞发现的相当数量的丝绸、麻布等艺术品，充分证明了石窟壁画、彩塑图案都来源于当时中西交流中丝绸的图案纹饰和当时人们的衣冠服饰及其纺织品。而这些纺织品不但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织锦工艺技术、印染技术，而且吸收了西方丝绸纺织的技术和风格。莫高窟五代98窟北壁的《华严经变》中绘了一辆纺车和一架织机，五代6窟的同类壁画中也绘了一辆纺车。据专家考证，这种纺车属于多崔纺车范畴，即我国元代以前使用的三维纺车。我国古代的多崔纺车，有脚踏式和手摇式两种。前者见于史书记载，手摇式的已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金代的《纺车图》中有所反映。敦煌壁画中的两架纺车，没画脚木，可能和故宫那幅相同，也是手摇式的。操作时，可以一人独自从事，也可二人配合。但其绘成时间，则远较那幅画为早，很可能是现存有关这种纺车的最早资料。元代465窟的"藏密"壁画中不仅绘有"捻线师"用手工捻毛线，而且还有"织布师"用腰挂坐织机织布的画面。 敦煌壁画中纺织图案及其工具形象资料和丝绸纺织品实物，对处干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敦煌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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