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古人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秋天已至，但“秋老虎”还是时不时会来。高温天气容易使食物腐坏，作为一枚注重食品安全的高质量吃货，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
餐厨具、双手常洗洗
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溃，可以养家老。”
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
食物保洁 从源头隔离做起
秦汉时期，“巾幕”成为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巾幕”，即用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
安全吃货的修养，从不吃变质腐败食物开始。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十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积极作用。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等，都不吃。
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
《周礼·凌人》记载:“凌人，掌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之事。
为了能大量地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供品要新鲜
胆敢售假 就让法律来制裁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未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
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
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
汉朝《二年律令》明确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须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与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处绞刑
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有关预防和惩罚毒肉类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作了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即：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依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依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
南宋：行会把质量关，入会方可经营
南宋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
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组织负责品控，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食物相克？实为有条件的禁忌
螃蟹和柿子、海鲜和水果、土豆和鸡蛋……提起这些食品组合，至今仍会有人拿“食物相克”说事。这一流传悠久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有条件的禁忌。
食物相克与当时的饮食卫生观、五行理论、脏腑学说、食性理论或生活实践有关，也受风俗文化和佛、道、儒学说的影响。如果吃了某几种食物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考虑是不是食物不干净、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饮食有节，是高质量吃货的自律品格。
专属试毒 顶流吃货的待遇
在古代，对于饮食卫生质量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皇宫御膳房。
皇家膳食，从食材选用到制作都须精挑细选。据《唐律疏议》记载“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依此看来，不要说食物不卫生了，就是进奉不及时，都要获罪。
保障食物卫生固然重要，防止人为投毒更是重中之重。比较直接的方法是：皇帝在用膳前，由侍膳太监先尝，即“尝膳”。用银器盛菜，是另一相当灵验的防遭毒杀方法。银器遇毒，如含有硫化物的砒霜，会立刻变黑。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使用陶瓷类质地的器皿，则会在器皿外挂一个用来验毒的小“银牌”。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当然，皇帝用来招待臣僚或是外国来使的食物，也不能有质量问题。
以古察今，古人在漫长探索中总结来的食品安全观值得一分为二地借鉴。在美食王国里，安心地大快朵颐，顺带抚慰“内卷”下的倦怠灵魂，无疑是吃货们对抗苦夏的快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秋天已至，但“秋老虎”还是时不时会来。高温天气容易使食物腐坏，作为一枚注重食品安全的高质量吃货，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
餐厨具、双手常洗洗
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溃，可以养家老。”
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
食物保洁 从源头隔离做起
秦汉时期，“巾幕”成为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巾幕”，即用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
安全吃货的修养，从不吃变质腐败食物开始。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十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积极作用。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等，都不吃。
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
《周礼·凌人》记载:“凌人，掌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之事。
为了能大量地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供品要新鲜
胆敢售假 就让法律来制裁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未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
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
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
汉朝《二年律令》明确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须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与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处绞刑
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有关预防和惩罚毒肉类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作了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即：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依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依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
南宋：行会把质量关，入会方可经营
南宋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
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组织负责品控，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食物相克？实为有条件的禁忌
螃蟹和柿子、海鲜和水果、土豆和鸡蛋……提起这些食品组合，至今仍会有人拿“食物相克”说事。这一流传悠久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有条件的禁忌。
食物相克与当时的饮食卫生观、五行理论、脏腑学说、食性理论或生活实践有关，也受风俗文化和佛、道、儒学说的影响。如果吃了某几种食物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考虑是不是食物不干净、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饮食有节，是高质量吃货的自律品格。
专属试毒 顶流吃货的待遇
在古代，对于饮食卫生质量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皇宫御膳房。
皇家膳食，从食材选用到制作都须精挑细选。据《唐律疏议》记载“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依此看来，不要说食物不卫生了，就是进奉不及时，都要获罪。
保障食物卫生固然重要，防止人为投毒更是重中之重。比较直接的方法是：皇帝在用膳前，由侍膳太监先尝，即“尝膳”。用银器盛菜，是另一相当灵验的防遭毒杀方法。银器遇毒，如含有硫化物的砒霜，会立刻变黑。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使用陶瓷类质地的器皿，则会在器皿外挂一个用来验毒的小“银牌”。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当然，皇帝用来招待臣僚或是外国来使的食物，也不能有质量问题。
以古察今，古人在漫长探索中总结来的食品安全观值得一分为二地借鉴。在美食王国里，安心地大快朵颐，顺带抚慰“内卷”下的倦怠灵魂，无疑是吃货们对抗苦夏的快乐。
【数据安全治理“觉醒年代”，打好“技术+管理+监管”协同之战】数据安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其字面意思似乎很容易理解，但深究起来，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偏技术化的概念。在数据安全的后面加上“治理”两个字，其内涵更加丰富而深邃。在安华金和创始人兼CEO刘晓韬看来，所谓“治理”，其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一个动态的、持续演进的过程；而由监管所驱动的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是由监管方、承载方、使用方、技术提供方等协同创新的生态推动着不断向前迈进的。
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数据安全治理也许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消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据安全治理并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政府和行业持续关注和推动的“大事情”。尤其是在《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之后，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便成了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企业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
数据安全治理源自客户的真实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不是和一些IT理念和技术一样，也是“舶来品”？
2015年，Gartner最早开始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专业研究。而在国内，与国外的认知和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这个吃螃蟹的就是安华金和。刘晓韬回忆说，2016年左右，在与一些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客户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思考其实更超前，希望从数据资产和价值的维度出发，在规范、策略等更高的层面，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某海关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数据是资产、资本的超前思想，让刘晓韬开始认真反思，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提供相关产品和工具这么简单，而应从管理上入手，与业务场景充分结合，将数据安全与客户的组织架构、管理规范、策略、技术平台等统筹起来，从多个维度做好部署和防控，才能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安全难题。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刘晓韬发现，当时国外个别厂商推出了类似个人隐私数据的管理框架等，而Gartner也开始谈论数据安全治理的话题。
刘晓韬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客户客观而真实的需求。只要无限地贴近用户的前端应用需求，通过体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就能激发或者说产生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外输入的理念，而是在理念上不谋而合。
在Gartner提出数据安全治理的概念后，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安全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爬坡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有关数据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框架，但现在的关键仍是如何让行业客户更好地接受数据安全治理，并付诸实践。
时至今日，由安华金和支持和承办的“中国数据安全治理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由安华金和等多家单位和专家共同撰写的《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也已经升级到3.0，数据安全治理在业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从国家监管、法律法规、行业参与、用户落地等各个层面，数据安全治理正加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尤其是在企业侧，越来越多作为数据资产拥有者的企业，开始更加细致地思索，如何联动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找准适合的切入点，建立统一的企业数据安全策略，共同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与发展。对于安华金和来说，最核心和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服务上的优势，支撑并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又快又好地落地。
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
近几年，国内的行业用户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作是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将有法可依，在确保安全、合规、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使得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服务更加灵活、可靠、高效。
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到处于草案审议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在监管以及法律法规层面，已经为数据安全治理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相对立法较早的国外来说，我国正迎头赶上，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的大环境。针对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保护，以及密码管理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都有明确和严格的权责划分，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诸如此类强有力的举措，带动了各行业头部客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并循序渐进。从安全厂商的角度来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也在快马加鞭。
“现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层出不穷，行业与企业对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强大的执行力，相信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的创新和实践方面会后来居上，赶超国外。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刘晓韬如是说。
谈到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和进展，刘晓韬分析说，那些数据重要性高、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和更超前的数据安全意识，所以在数据安全治理实践方面会走在前面，比如金融、运营商，以及政务数据中心等。而更多传统行业用户，以及中小企业，因为认知、技术、自身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可能只是在局部上实现了某些数据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还不成体系，仍需要一个逐步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从当前用户的需求来说，他们更迫切需要像安华金和这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专注且专业的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
不可否认，数据安全是当前的业界热点，以不同的技术实现路径和方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大势所趋，这也引得云服务商、存储厂商等其他赛道的竞争者跨越赛道而来。
从商业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数据安全治理的门槛看似是降低了，因为用户需求激增，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但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真正落地和实践来看，其实高门槛一直在那里。因为用户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广泛接触过相关的安全产品供应商，所以在评判和选择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时，心中更有数，这也导致安全产品供应商及其解决方案的进入门槛水涨船高。
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安华金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聚焦数据中心的安全，以数据安全为主航道，在坚持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线。刘晓韬举例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当看到现在的用户对顾问咨询，以及体系化的安全服务有更强烈的需求时，我们也从单纯提供产品，逐步扩展到提供数据安全运维管控平台，以及统一的运维管理服务等。”
近几年，在聚焦数据库安全、数据治理、云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安华金和一直致力于实现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多元化，但同时也会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暂不涉足终端安全、通讯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像勒索病毒、远程办公安全等“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商机，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在业务数据安全这个主赛道上持续发力。
“我们是一家比较传统的to B科技型公司，并不是资本催熟的企业，虽然也完成了多轮融资，但都遵从公司正常的商业成长逻辑。”刘晓韬表示，“我们是一家有耐心和持久创新的公司，不会轻易打破现有的发展节奏。而且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允许我们以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根基，稳扎稳打前进。”
据记者了解，国内领先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大型能源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国内知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头部客户，都是安华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拥有相同的特征：数据中心规模大，应用环境较复杂，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有比较迫切的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旅程
我们不能单纯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安全治理，因为它涉及从决策管理层到业务层、技术层，从规章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执行，由上而下贯穿企业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完整链条。从企业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制定合理的策略和措施，从安全治理体系、合规、技术能力、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等多个维度，实现数据安全治理。
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企业应该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观，充分认识数据对企业业务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本前提；其次，数据安全治理不是企业安全部门自己的事，而是业务、数据处理和应用、安全等部门，甚至公司决策层一起参与和推动才能达成的目标；最后，安全合规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企业必须克服认知、技术能力、专业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不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章管理制度，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使用、分析等，尽量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刘晓韬特别强调，企业实现合规，要有合理的标准、技术去支撑，比如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删除权”怎样才算是合理、合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满足监管方和用户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平衡。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不同行业的客户，因需求不同、起点也不同，通常会经历先购买一些安全设备，与业务进行融合，实现合规，然后再考虑与原有安全策略和措施相结合，最后体系化地思考未来的安全框架、思路，并与管理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用户认知的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
在数字时代，从以业务和流程为核心到以数据为驱动，数据和科技从以前的辅助业务的工具，变成了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谁拥有海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谁能进行安全可靠高效的分析，谁就能掌握数据的主动权，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如影随行。从最初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系统不被攻击，到实现企业由外到内的全面安全可控，再到“零信任+SASE”安全新基石的建立，不仅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在流动中的安全。这些都需要更多前瞻性的思考、更新的技术，以及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https://t.cn/A6flX1IS
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数据安全治理也许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消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据安全治理并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政府和行业持续关注和推动的“大事情”。尤其是在《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之后，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便成了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企业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
数据安全治理源自客户的真实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不是和一些IT理念和技术一样，也是“舶来品”？
2015年，Gartner最早开始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专业研究。而在国内，与国外的认知和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这个吃螃蟹的就是安华金和。刘晓韬回忆说，2016年左右，在与一些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客户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思考其实更超前，希望从数据资产和价值的维度出发，在规范、策略等更高的层面，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某海关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数据是资产、资本的超前思想，让刘晓韬开始认真反思，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提供相关产品和工具这么简单，而应从管理上入手，与业务场景充分结合，将数据安全与客户的组织架构、管理规范、策略、技术平台等统筹起来，从多个维度做好部署和防控，才能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安全难题。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刘晓韬发现，当时国外个别厂商推出了类似个人隐私数据的管理框架等，而Gartner也开始谈论数据安全治理的话题。
刘晓韬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客户客观而真实的需求。只要无限地贴近用户的前端应用需求，通过体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就能激发或者说产生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外输入的理念，而是在理念上不谋而合。
在Gartner提出数据安全治理的概念后，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安全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爬坡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有关数据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框架，但现在的关键仍是如何让行业客户更好地接受数据安全治理，并付诸实践。
时至今日，由安华金和支持和承办的“中国数据安全治理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由安华金和等多家单位和专家共同撰写的《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也已经升级到3.0，数据安全治理在业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从国家监管、法律法规、行业参与、用户落地等各个层面，数据安全治理正加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尤其是在企业侧，越来越多作为数据资产拥有者的企业，开始更加细致地思索，如何联动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找准适合的切入点，建立统一的企业数据安全策略，共同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与发展。对于安华金和来说，最核心和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服务上的优势，支撑并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又快又好地落地。
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
近几年，国内的行业用户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作是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将有法可依，在确保安全、合规、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使得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服务更加灵活、可靠、高效。
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到处于草案审议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在监管以及法律法规层面，已经为数据安全治理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相对立法较早的国外来说，我国正迎头赶上，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的大环境。针对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保护，以及密码管理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都有明确和严格的权责划分，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诸如此类强有力的举措，带动了各行业头部客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并循序渐进。从安全厂商的角度来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也在快马加鞭。
“现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层出不穷，行业与企业对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强大的执行力，相信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的创新和实践方面会后来居上，赶超国外。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刘晓韬如是说。
谈到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和进展，刘晓韬分析说，那些数据重要性高、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和更超前的数据安全意识，所以在数据安全治理实践方面会走在前面，比如金融、运营商，以及政务数据中心等。而更多传统行业用户，以及中小企业，因为认知、技术、自身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可能只是在局部上实现了某些数据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还不成体系，仍需要一个逐步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从当前用户的需求来说，他们更迫切需要像安华金和这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专注且专业的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
不可否认，数据安全是当前的业界热点，以不同的技术实现路径和方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大势所趋，这也引得云服务商、存储厂商等其他赛道的竞争者跨越赛道而来。
从商业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数据安全治理的门槛看似是降低了，因为用户需求激增，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但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真正落地和实践来看，其实高门槛一直在那里。因为用户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广泛接触过相关的安全产品供应商，所以在评判和选择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时，心中更有数，这也导致安全产品供应商及其解决方案的进入门槛水涨船高。
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安华金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聚焦数据中心的安全，以数据安全为主航道，在坚持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线。刘晓韬举例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当看到现在的用户对顾问咨询，以及体系化的安全服务有更强烈的需求时，我们也从单纯提供产品，逐步扩展到提供数据安全运维管控平台，以及统一的运维管理服务等。”
近几年，在聚焦数据库安全、数据治理、云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安华金和一直致力于实现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多元化，但同时也会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暂不涉足终端安全、通讯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像勒索病毒、远程办公安全等“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商机，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在业务数据安全这个主赛道上持续发力。
“我们是一家比较传统的to B科技型公司，并不是资本催熟的企业，虽然也完成了多轮融资，但都遵从公司正常的商业成长逻辑。”刘晓韬表示，“我们是一家有耐心和持久创新的公司，不会轻易打破现有的发展节奏。而且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允许我们以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根基，稳扎稳打前进。”
据记者了解，国内领先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大型能源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国内知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头部客户，都是安华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拥有相同的特征：数据中心规模大，应用环境较复杂，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有比较迫切的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旅程
我们不能单纯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安全治理，因为它涉及从决策管理层到业务层、技术层，从规章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执行，由上而下贯穿企业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完整链条。从企业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制定合理的策略和措施，从安全治理体系、合规、技术能力、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等多个维度，实现数据安全治理。
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企业应该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观，充分认识数据对企业业务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本前提；其次，数据安全治理不是企业安全部门自己的事，而是业务、数据处理和应用、安全等部门，甚至公司决策层一起参与和推动才能达成的目标；最后，安全合规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企业必须克服认知、技术能力、专业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不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章管理制度，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使用、分析等，尽量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刘晓韬特别强调，企业实现合规，要有合理的标准、技术去支撑，比如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删除权”怎样才算是合理、合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满足监管方和用户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平衡。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不同行业的客户，因需求不同、起点也不同，通常会经历先购买一些安全设备，与业务进行融合，实现合规，然后再考虑与原有安全策略和措施相结合，最后体系化地思考未来的安全框架、思路，并与管理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用户认知的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
在数字时代，从以业务和流程为核心到以数据为驱动，数据和科技从以前的辅助业务的工具，变成了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谁拥有海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谁能进行安全可靠高效的分析，谁就能掌握数据的主动权，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如影随行。从最初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系统不被攻击，到实现企业由外到内的全面安全可控，再到“零信任+SASE”安全新基石的建立，不仅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在流动中的安全。这些都需要更多前瞻性的思考、更新的技术，以及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https://t.cn/A6flX1IS
【#济宁# 为百姓幸福“加码” 济宁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路网】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近两年，济宁市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网络，一批高速公路、国省道项目相继建成投用，为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便捷，推动区域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中秋前后正是螃蟹大量上市的时节，微山县昭阳街道薛河村的螃蟹养殖户闫宾又迎来了丰收季。环湖大道东线微山段通车后，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薛河村，螃蟹的销量随之有了大幅提升。
闫宾告诉记者，修好大道以来，周边县城的、徐州的、济宁的游客都到村里来体验，带动了村里面各项收入，像他这个30多亩的池子，年纯收入在20万左右。
道路通，百业兴。薛河村紧紧抓住环湖大道东线微山段通车的机遇，积极发展乡村旅游，陆续建设了农耕文化展馆、生态采摘园、休闲垂钓苑。
薛河村党支部书记周科永说：“ 有句口头语叫做'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好了，老百姓出行也方便了，产业、餐饮、旅游、交通都很方便了，对下一步发展更有信心了。”
环湖大道东线工程全长116.2公里，微山段已于去年12月正式通车，目前太白湖新区段工程进展顺利，计划2021年完工。
济宁环湖大道东线工程建设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高攀表示，项目建成后，串联起南阳、独山旅游区和微山湖风景旅游区，对于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加固堤防，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湖区综合开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太白湖新区段建成通车后，环湖大道东线工程将与泗河堤顶路连接起来，形成纵贯济宁东部辽阔区域的绿色长廊。而此前通车的泗河堤顶路，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已经显现。泗水县金庄镇官园村紧邻泗河，很多村民在泗河岸边种植蔬菜、西瓜等经济作物。过去受交通限制，将蔬菜水果运往村外需要绕道而行，费时费力。去年12月泗河堤顶路开通后，给村里带来明显变化。
村民陈守义告诉记者：“通完这个路以后，老百姓来回进城方便多了，做小买卖的，卖菜的，不用绕着路走了，也不走那些泥泞路了。这边的路很方便，很顺畅，泗水的也可以去曲阜，曲阜的也可以来泗水来旅游观光，都方便多了。”
一路通、两岸兴，纵贯市域的绿色长廊，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而市域高速路网的加速完善，则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济宁市目前已建成京台、日兰、济广、济徐、枣菏五条高速，董梁高速济宁段即将竣工，“四纵四横”高速公路网，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位于鱼台县王鲁镇王鲁村的80亩现代农业科技园，原来受交通限制，新鲜蔬菜经常造成积压。今年八月，枣菏高速的正式通车，为蔬菜运输销售提供了极大便利。
王鲁村党支部书记王启龙说：“去青岛可以缩短2个小时，上烟台缩短两个半小时，所以这样更进一步地保证了蔬菜的鲜度，采的鲜蔬菜可以尽快地进入到超市、市场，也进入到人们的餐桌。”
五年前，鱼台境内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现如今，济徐高速、枣菏高速穿境而过，鱼台迈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鱼台县张黄镇党委副书记史晓庆表示，高速公路有力带动了全镇的经济社会发展，让木耳产业、小龙虾产业、大米产业、 化工企业的货物运输更高效、更便捷。
人畅其行、物畅其流，日益完善的交通体系，提升了济宁城市首位度，也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济宁市交通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允征表示：“'十四五'期间，济宁市仍将积极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疏通好有利经市经济发展的交通大动脉。大幅扩大济宁与外界交通交流的范围，大幅扩展济宁经济文化影响范围，为济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支撑。”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近两年，济宁市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网络，一批高速公路、国省道项目相继建成投用，为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便捷，推动区域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中秋前后正是螃蟹大量上市的时节，微山县昭阳街道薛河村的螃蟹养殖户闫宾又迎来了丰收季。环湖大道东线微山段通车后，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薛河村，螃蟹的销量随之有了大幅提升。
闫宾告诉记者，修好大道以来，周边县城的、徐州的、济宁的游客都到村里来体验，带动了村里面各项收入，像他这个30多亩的池子，年纯收入在20万左右。
道路通，百业兴。薛河村紧紧抓住环湖大道东线微山段通车的机遇，积极发展乡村旅游，陆续建设了农耕文化展馆、生态采摘园、休闲垂钓苑。
薛河村党支部书记周科永说：“ 有句口头语叫做'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好了，老百姓出行也方便了，产业、餐饮、旅游、交通都很方便了，对下一步发展更有信心了。”
环湖大道东线工程全长116.2公里，微山段已于去年12月正式通车，目前太白湖新区段工程进展顺利，计划2021年完工。
济宁环湖大道东线工程建设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高攀表示，项目建成后，串联起南阳、独山旅游区和微山湖风景旅游区，对于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加固堤防，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湖区综合开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太白湖新区段建成通车后，环湖大道东线工程将与泗河堤顶路连接起来，形成纵贯济宁东部辽阔区域的绿色长廊。而此前通车的泗河堤顶路，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已经显现。泗水县金庄镇官园村紧邻泗河，很多村民在泗河岸边种植蔬菜、西瓜等经济作物。过去受交通限制，将蔬菜水果运往村外需要绕道而行，费时费力。去年12月泗河堤顶路开通后，给村里带来明显变化。
村民陈守义告诉记者：“通完这个路以后，老百姓来回进城方便多了，做小买卖的，卖菜的，不用绕着路走了，也不走那些泥泞路了。这边的路很方便，很顺畅，泗水的也可以去曲阜，曲阜的也可以来泗水来旅游观光，都方便多了。”
一路通、两岸兴，纵贯市域的绿色长廊，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而市域高速路网的加速完善，则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济宁市目前已建成京台、日兰、济广、济徐、枣菏五条高速，董梁高速济宁段即将竣工，“四纵四横”高速公路网，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位于鱼台县王鲁镇王鲁村的80亩现代农业科技园，原来受交通限制，新鲜蔬菜经常造成积压。今年八月，枣菏高速的正式通车，为蔬菜运输销售提供了极大便利。
王鲁村党支部书记王启龙说：“去青岛可以缩短2个小时，上烟台缩短两个半小时，所以这样更进一步地保证了蔬菜的鲜度，采的鲜蔬菜可以尽快地进入到超市、市场，也进入到人们的餐桌。”
五年前，鱼台境内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现如今，济徐高速、枣菏高速穿境而过，鱼台迈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鱼台县张黄镇党委副书记史晓庆表示，高速公路有力带动了全镇的经济社会发展，让木耳产业、小龙虾产业、大米产业、 化工企业的货物运输更高效、更便捷。
人畅其行、物畅其流，日益完善的交通体系，提升了济宁城市首位度，也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济宁市交通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允征表示：“'十四五'期间，济宁市仍将积极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疏通好有利经市经济发展的交通大动脉。大幅扩大济宁与外界交通交流的范围，大幅扩展济宁经济文化影响范围，为济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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