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克兰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6村民自述：亲见MU5735飞机并非垂直坠地
张锐“我当时就站在外面，听到天上‘轰隆隆’特别大的声音，自然就抬头，看到一架飞机飞得很低，从我们头顶摇摇晃晃，向前向下斜着飞过去，顶多也就5秒钟，就听到山那边‘砰’的一声巨响”。
2022年3月25日，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埌南镇双底村的周村村民陈丽对经济观察网记者回忆，3月21日下午2时许她在自家门前目睹的这一场景。
至少3位目击者看到MU5735飞机在低空冒烟飞行
陈丽所说的山的那边是埌南镇的另外一个村——莫埌村的神塘表，神塘表是3月21日东航MU5735飞机坠落的核心地点。从周村到神塘表，大概距离1-2公里，不过中间要翻一段很陡的山路。
带着孩子的周村村民黄晓芳，3月21日当时同样在室外，她自述，也亲眼看到了这一场景。
“飞机的声音很大，也飞得很低，我当时纳闷，怎么飞那么低。飞机还冒了一些白烟，一下子就到了山那边（指莫埌村神塘表方向）。我看的，它飞的时候是左右摇摆侧着、斜着下去的，也就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听到‘砰’的大响，声音特别大。”黄晓芳说。
“（那天）中午不超过2点25分，我看到飞机的时候，从我眼前是横着飞过来，快到莫埌村的山头，然后掉下去。飞机左右摇摆，但不是在打转转，也冒了一些白烟。飞机在天上的距离高度，好像就在我头顶，所以声音很大。我以为会掉在我们村里。我总共听到三次响声，声音很像打雷，在天上响了两声，然后落下去又响了一声。”周村村民黄光明称。
根据2022年3月22日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MU5735航班于3月21日13时16分从昆明起飞，14时17分保持巡航高度8900米进入广州区域。但是在14时20分，地面空管人员发现这架飞机高度急剧下降，随即多次呼叫机组，但未收到任何回复。14时23分，飞机的雷达信号消失。
就读于双底小学周村分校里的11岁学生黄英，对时间点印象很深刻。因为3月21日那天下午的数学课是2点半开始，当看到飞机低空飞过时，她还没有进到教室里。
“那飞机从矿山那个方向飞来，我以为会掉在我们学校（双底村周村分校），声音很大像打雷，飞机后面还冒着烟——不是翅膀那里冒烟。”
村民声称有2位目击者看到飞机曾略有抬升
黄英讲到的矿山是梧州市北辰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北辰矿业”）的矿山——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当面问询的多位村民，均提到，飞机是从矿山方向飞过来的。矿山位于村民们当时所处位置的北面或西北面。
此外，在3月21日，东航MU5735飞机坠毁后，有一段当日北辰矿业公司室外视频监控设备所拍到的视频在网络间广泛传播。视频里，疑似有一架飞机在急速地近乎垂直地往下坠落。
事后，警方将北辰矿业该监控设备的主机及视频，从该公司一并提取。该视频监控所在地，距离飞机核心坠毁地神塘表的直线距离大致为5.3公里。
对于飞机最后是否是如监控视频中所看到的“机头垂直向下砸向地面”的问题，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3月24日回应称，“由于航空器事故调查是专业性、系统性极强的技术工作，需要调查人员与技术专家以及相关单位协同配合，才能抽丝剥茧理清事实。”
2022年3月25日，在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当面问询时，表示在3月21日下午两点多，亲眼目睹了东航的飞机在低空斜斜飞过，然后消失在山后，并发出巨响的周村村民，还包括另外2位成年男子村民。
其中一位并在地上画出示意图，向记者解释当时的情形：
“周村离坠机地点大约1公里多，我看到的时候（飞机）还没到莫埌村，本来以为会掉在我们村这边，谁知道飘过了一点点，坠下去冒起来很浓很浓的黑烟，没有闻到味道。”
该男子表示，他听说有两个目击者看到飞机在经过北辰矿业矿山时，向上“拉高了一点”，但他不愿意透露那两位目击者的信息，“如果政府调查组来，我就介绍给他们。”
该架MU5735飞机上搭载有ADS-B系统(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Broadcas，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由多地面站和机载站构成，以网状、多点对多点方式完成数据双向通信，并可发回航迹坐标)。公开可见的ADS-B数据反映，该MU5735飞机的坠落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9100英尺（8869.68米）高空到7425英尺（2263.14米）；第二阶段，略有抬升，从7425英尺拉起到8600英尺（2621.28米）；第三阶段，从8600英尺到3225英尺（1013.46米）最终坠毁。
不过，更为准确地反应飞行参数的飞机行数据记录仪（FER），迄至2022年3月26日9时，MU5735航班的搜救人员尚未有发现。
东航MU5735航班装有两个“黑匣子”，一个是飞行数据记录仪，一个是驾驶舱语音记录器（CVR）在3月23日下午已被找到。
6位目击者表示：尚无调查组成员来录取证言
上述6位受访的周村村民称，迄至2022年3月25日17时，还没有政府调查组成员来找他们录取证言。其中一位村民称，“我们亲眼看到东航那飞机在天上飞的样子，与网上那视频完全不一样。飞机最后经过的上空就是在周村，到莫埌村时，飞机已经掉下去了，所以莫埌村那边的人看不到”。
经济观察网记者在周村现场所见，这里的地貌是一片丘陵中的平地，类似于西南地区所称的“坝子”，视野相对非常开阔。
3月21日和3月22日，经济观察网记者在莫埌村所询问的多位莫埌村村民都表示，他们也确实没有看到坠机前的飞机。
而在3月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即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表示，事故调查机构“在做好现场勘查同时，我们开展了其他的取证工作，包括封存整理相关记录和资料，组织开展目击证人访谈”。
上述受访的周村村民们还讲到，在3月21日下午，听到巨响之后，他们村很多人马上动身往那个发生巨响且冒烟处赶。
从他们的住所到那里，要翻一个很陡的山路，“骑摩托三五分钟，单车10来分钟，走路20来分钟。”
“我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赶到那里”，村民黄大成说，在现场，他看到有摔断了的一只飞机翅膀，但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也没看到有人——“我们就以为掉了架教练机，飞机上没有几个人的那种。等我们走的时候，警察还没有赶到。”
黄大成同时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在3月21日15点10分拍摄的坠机地的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距离周村约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民用机场——梧州西江机场。这个机场在2019年1月正式开通后，周村及附近的村民们，平时偶尔看到有一些训练机低空飞过。
在地理方位上，梧州西江机场、北辰矿业的矿山，位于周村的北面或西北面；而坠机核心地神塘表，则在周村的东南方向。
坠机核心现场十余公里外发现疑似残骸 分量很轻
周村的目击者们表示，就他们所见，在空中时的MU5735飞机两个翅膀（机翼）均在，但是否完整，他们无法判断。
3月24日，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郑西介绍，搜救人员在藤县藤州镇四旺村鸦塘组一处农田里，发现一个疑似飞机残骸碎片，长度约1.3米，最宽约10厘米。该农田离事故核心现场约有10多公里。
鸦塘位于坠机核心地神塘表的西北方向。
3月25日，经济观察网记者在鸦塘，也见到了该疑似残骸的发现人和报警人陈长富。
陈长富说，该疑似飞机是3月23日，他年逾80岁的舅舅在农田干活时首先发现的。
舅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叫他去看看。
陈长富形容，他见到的这块疑似飞机残骸，是白色的，很像飞机机翼上的部件，打了很多铆钉，也很薄，有一米多长，但只有一两斤重，就躺在农田里，并没有陷入泥土中。
他向记者表示，该疑似飞机残骸上，没有任何烧灼的痕迹。
陈长富在3月24日早上8点3分报警，报告了发现疑似残骸的情况。警方在8点50左右即达到现场，而身着中国民航制服的工作人员在中午12点左右，也赶来将该疑似残骸带走。
3月25日，经济观察网记者在该发现疑似飞机残骸的农田见到，这里多处留下了很多脚印，并有被翻过挖掘的痕迹。
该疑似飞机残骸的发现地，附近的村民住宅颇为密集。最近的村民楼房，距离仅有十来米。
张锐“我当时就站在外面，听到天上‘轰隆隆’特别大的声音，自然就抬头，看到一架飞机飞得很低，从我们头顶摇摇晃晃，向前向下斜着飞过去，顶多也就5秒钟，就听到山那边‘砰’的一声巨响”。
2022年3月25日，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埌南镇双底村的周村村民陈丽对经济观察网记者回忆，3月21日下午2时许她在自家门前目睹的这一场景。
至少3位目击者看到MU5735飞机在低空冒烟飞行
陈丽所说的山的那边是埌南镇的另外一个村——莫埌村的神塘表，神塘表是3月21日东航MU5735飞机坠落的核心地点。从周村到神塘表，大概距离1-2公里，不过中间要翻一段很陡的山路。
带着孩子的周村村民黄晓芳，3月21日当时同样在室外，她自述，也亲眼看到了这一场景。
“飞机的声音很大，也飞得很低，我当时纳闷，怎么飞那么低。飞机还冒了一些白烟，一下子就到了山那边（指莫埌村神塘表方向）。我看的，它飞的时候是左右摇摆侧着、斜着下去的，也就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听到‘砰’的大响，声音特别大。”黄晓芳说。
“（那天）中午不超过2点25分，我看到飞机的时候，从我眼前是横着飞过来，快到莫埌村的山头，然后掉下去。飞机左右摇摆，但不是在打转转，也冒了一些白烟。飞机在天上的距离高度，好像就在我头顶，所以声音很大。我以为会掉在我们村里。我总共听到三次响声，声音很像打雷，在天上响了两声，然后落下去又响了一声。”周村村民黄光明称。
根据2022年3月22日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MU5735航班于3月21日13时16分从昆明起飞，14时17分保持巡航高度8900米进入广州区域。但是在14时20分，地面空管人员发现这架飞机高度急剧下降，随即多次呼叫机组，但未收到任何回复。14时23分，飞机的雷达信号消失。
就读于双底小学周村分校里的11岁学生黄英，对时间点印象很深刻。因为3月21日那天下午的数学课是2点半开始，当看到飞机低空飞过时，她还没有进到教室里。
“那飞机从矿山那个方向飞来，我以为会掉在我们学校（双底村周村分校），声音很大像打雷，飞机后面还冒着烟——不是翅膀那里冒烟。”
村民声称有2位目击者看到飞机曾略有抬升
黄英讲到的矿山是梧州市北辰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北辰矿业”）的矿山——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当面问询的多位村民，均提到，飞机是从矿山方向飞过来的。矿山位于村民们当时所处位置的北面或西北面。
此外，在3月21日，东航MU5735飞机坠毁后，有一段当日北辰矿业公司室外视频监控设备所拍到的视频在网络间广泛传播。视频里，疑似有一架飞机在急速地近乎垂直地往下坠落。
事后，警方将北辰矿业该监控设备的主机及视频，从该公司一并提取。该视频监控所在地，距离飞机核心坠毁地神塘表的直线距离大致为5.3公里。
对于飞机最后是否是如监控视频中所看到的“机头垂直向下砸向地面”的问题，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3月24日回应称，“由于航空器事故调查是专业性、系统性极强的技术工作，需要调查人员与技术专家以及相关单位协同配合，才能抽丝剥茧理清事实。”
2022年3月25日，在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当面问询时，表示在3月21日下午两点多，亲眼目睹了东航的飞机在低空斜斜飞过，然后消失在山后，并发出巨响的周村村民，还包括另外2位成年男子村民。
其中一位并在地上画出示意图，向记者解释当时的情形：
“周村离坠机地点大约1公里多，我看到的时候（飞机）还没到莫埌村，本来以为会掉在我们村这边，谁知道飘过了一点点，坠下去冒起来很浓很浓的黑烟，没有闻到味道。”
该男子表示，他听说有两个目击者看到飞机在经过北辰矿业矿山时，向上“拉高了一点”，但他不愿意透露那两位目击者的信息，“如果政府调查组来，我就介绍给他们。”
该架MU5735飞机上搭载有ADS-B系统(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Broadcas，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由多地面站和机载站构成，以网状、多点对多点方式完成数据双向通信，并可发回航迹坐标)。公开可见的ADS-B数据反映，该MU5735飞机的坠落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9100英尺（8869.68米）高空到7425英尺（2263.14米）；第二阶段，略有抬升，从7425英尺拉起到8600英尺（2621.28米）；第三阶段，从8600英尺到3225英尺（1013.46米）最终坠毁。
不过，更为准确地反应飞行参数的飞机行数据记录仪（FER），迄至2022年3月26日9时，MU5735航班的搜救人员尚未有发现。
东航MU5735航班装有两个“黑匣子”，一个是飞行数据记录仪，一个是驾驶舱语音记录器（CVR）在3月23日下午已被找到。
6位目击者表示：尚无调查组成员来录取证言
上述6位受访的周村村民称，迄至2022年3月25日17时，还没有政府调查组成员来找他们录取证言。其中一位村民称，“我们亲眼看到东航那飞机在天上飞的样子，与网上那视频完全不一样。飞机最后经过的上空就是在周村，到莫埌村时，飞机已经掉下去了，所以莫埌村那边的人看不到”。
经济观察网记者在周村现场所见，这里的地貌是一片丘陵中的平地，类似于西南地区所称的“坝子”，视野相对非常开阔。
3月21日和3月22日，经济观察网记者在莫埌村所询问的多位莫埌村村民都表示，他们也确实没有看到坠机前的飞机。
而在3月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即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表示，事故调查机构“在做好现场勘查同时，我们开展了其他的取证工作，包括封存整理相关记录和资料，组织开展目击证人访谈”。
上述受访的周村村民们还讲到，在3月21日下午，听到巨响之后，他们村很多人马上动身往那个发生巨响且冒烟处赶。
从他们的住所到那里，要翻一个很陡的山路，“骑摩托三五分钟，单车10来分钟，走路20来分钟。”
“我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赶到那里”，村民黄大成说，在现场，他看到有摔断了的一只飞机翅膀，但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也没看到有人——“我们就以为掉了架教练机，飞机上没有几个人的那种。等我们走的时候，警察还没有赶到。”
黄大成同时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在3月21日15点10分拍摄的坠机地的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距离周村约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民用机场——梧州西江机场。这个机场在2019年1月正式开通后，周村及附近的村民们，平时偶尔看到有一些训练机低空飞过。
在地理方位上，梧州西江机场、北辰矿业的矿山，位于周村的北面或西北面；而坠机核心地神塘表，则在周村的东南方向。
坠机核心现场十余公里外发现疑似残骸 分量很轻
周村的目击者们表示，就他们所见，在空中时的MU5735飞机两个翅膀（机翼）均在，但是否完整，他们无法判断。
3月24日，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郑西介绍，搜救人员在藤县藤州镇四旺村鸦塘组一处农田里，发现一个疑似飞机残骸碎片，长度约1.3米，最宽约10厘米。该农田离事故核心现场约有10多公里。
鸦塘位于坠机核心地神塘表的西北方向。
3月25日，经济观察网记者在鸦塘，也见到了该疑似残骸的发现人和报警人陈长富。
陈长富说，该疑似飞机是3月23日，他年逾80岁的舅舅在农田干活时首先发现的。
舅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叫他去看看。
陈长富形容，他见到的这块疑似飞机残骸，是白色的，很像飞机机翼上的部件，打了很多铆钉，也很薄，有一米多长，但只有一两斤重，就躺在农田里，并没有陷入泥土中。
他向记者表示，该疑似飞机残骸上，没有任何烧灼的痕迹。
陈长富在3月24日早上8点3分报警，报告了发现疑似残骸的情况。警方在8点50左右即达到现场，而身着中国民航制服的工作人员在中午12点左右，也赶来将该疑似残骸带走。
3月25日，经济观察网记者在该发现疑似飞机残骸的农田见到，这里多处留下了很多脚印，并有被翻过挖掘的痕迹。
该疑似飞机残骸的发现地，附近的村民住宅颇为密集。最近的村民楼房，距离仅有十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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