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动态清零政策其主观能动性是保护生命# 】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镇拉开帷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教授通过线上的形式就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回答。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想问您一下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很多国家关注安全问题，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供应链安全，想问一下目前情况包括俄罗斯遭到制裁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哪些方面加强准备？
郑永年表示，俄乌战争造成的安全问题，我想各个领域都有，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传统安全领域核武器跟核扩散，核扩散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白俄罗斯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国家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可以用核，一些小国家对大国的担心恐惧也有一些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都在讨论关于核的问题，美国跟盟友国分享核武器，这一波刚刚开始还在进行，核扩散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当然能源、还有供应链危机这些事情，我想欧洲国家更有感觉，因为欧盟基本上4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因为德国5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这个就是美国跟欧洲制裁俄罗斯，能源方面留了一个口子，他们现在讨论长远来说怎么样去俄罗斯话，这个长远来说是可以讨论的，短期的一个国家能源上面依赖另外的一个国家，40%多甚至50%多，你要换另外的一个买家的话，我想很难。”
郑永年指出，俄乌战争对欧洲国家的影响非常大，伴随着的还有粮食危机，乌克兰是世界的粮仓，俄罗斯供应很大一部分的化肥，乌克兰的拖拉机。供应链危机方方面面，更麻烦的是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因为全球贸易共识，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做起来的，未来全球贸易商贸大家设计的制度，现在一来随意的把它武器化对于国际的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他称，俄罗斯对西方国家所做的制裁主要是回应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所做的制裁，西方国家也制裁俄罗斯，当然这个是更泛化的，这个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关系，西方制裁已经延伸到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了，而是整个民族，这个安全挑战系统方方面面各个层次都有，我们现在慢慢都会展现出来这个深度。
郑永年表示，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教训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国家比俄罗斯更难，俄罗斯简单的是能源，中国的强项主要供应链，我们的主要供应链是中低端的供应链，我们通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开放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的世界体系还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美国、西方在哪些方面发生冲突了，要制裁，我觉得对他自己对中国的伤害也会深，自己的伤害也会深。
郑永年觉得到，不是说我们考虑如何制裁这种问题，而是得保证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相对正常运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制裁也好，不制裁也罢，世界经济体系还是要运行的，如果要是战争大家前面制裁的话，所以现在担心现在看到的美国俄罗斯、欧洲俄罗斯或者中美，大家要看一下印度做什么，现在俄乌战争以后改变了整个国际的结构，大家谁也不相信谁，因为都把经济各个方面武器化。
所以现在国际关系出现了新封建主义化，印度、俄罗斯实际上也是想高自己的团伙，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仅我们所说的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而是逆全球化，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形式，以及过去几十年来讲，中国跟欧盟，欧盟跟北美，这样的WTO跟全球化向相的，现在大家更像一个近代国家产生以前的封建，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做的就是所谓的价值基础至上的同盟，这个对于国际体系又是一个破坏，所以我觉得我们俄乌战争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远远不只是你刚才所说的安全两个字，整个体系以后呈现出来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不同的称之为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新封建化影响到我们每个国家、每个人。
中新社记者提问，郑教授您好，我想问的是西方媒体近期对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持反对态度，有的宣称中国这个政策剥夺自由，也有的说中国做法影响世界经济，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郑永年回应称，中国采取动态清零的政策，其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而西方老百姓看到早期死了那么多人，西方人说你活着是你的，他们的死亡也有自由，如果他们选择自由的死亡也好，西方大部分的老百姓也不是自由的选择死亡。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国家是无能为力做不了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死亡，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自由的死亡，所以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
至于说是不是对于世界经济的破坏，郑永年觉得“绝对不是”，中国新冠肺炎发生以来，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远远多余任何一个国家，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中国抱有那么多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济体成长，我们现在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很多欧美国家中低端的供应链跟中国分不开，他们要求中国非常非常高的依赖度。但是，即使这样，你说中国大家比较一下稳定世界经济的贡献，哪一国家能够比得上中国？
再者，他们对于中国不理解，我们是动态清零，动态清零不只是清零，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早期的清零政策，武汉开始到我们现在的动态清零，我们也是根据疫情本身的性质变化，现在奥密克戎调整政策。
郑永年指出，西方看中国的疫情已经意识形态化，你想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放在新冠里面这个有什么相关性，如果这样的批评的话，西方相信的是达尔文主义。西方很多老人老百姓，尤其像欧洲的老人死得多社会负担反而减轻了，这个价值观的批评，你要看怎么样防控疫情，你还是要回到科学、回到理性，而不是大家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批评。
他同时强调，我们自己也得与时俱进的摸索怎么样如何有效的方式，西方死了那么多人，我并不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选择死亡。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前一段时间您在我们报纸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写着意识形态不能凌驾于科学之时，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于抗疫的影响，尤其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抗疫的影响，您觉得西方意识形态，所谓民主非民主的阵营划分阵营这种情况，尤其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对于世界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等方面会有什么影响，以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又怎么样的应对政策？
郑永年表示，意识形态能够从历史上看，大家可以看到苏联冷战时期两个意识形态阵营怎么样形成，对于世界的影响怎么样的。实际上过去40年无论哪个国家，哪一种主义，你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也好，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好，包括中东的一些宗教色彩的国家，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当然根据他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国庆的现代化，所以大家有一个共识，才会全球化。
郑永年指出，全球化并不是说光是一种贸易投资这种流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包括人才思想这些流动，所以前面的四十年，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跟全球化一样运行的。
“美国从特朗普开始两极化，特朗普刚开始主要是搞中美贸易投资，但是拜登上台甚至没有上台的时候已经用意识形态来建立世界秩序。首先他把中美关系简单的界定为美国民主，俄乌冲突更加的变本加厉，美国把所谓民主团结（美国跟欧洲国家），同时把中国跟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中国、俄罗斯的社会专制初心，美国也把这个战争定义为文明专制，把自己放在民主文明这一边，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专制这一边。北约是站在边缘，它一点反思没有，对于世界的体系造成致命影响，八十年代的美国跟世界是一体化、互相依赖的。从高度互相依赖的角度来说，现在要两极化，西方建立以美国民主为中心的一极，还有中国另外的一极，搞这种两极化”，郑永年觉得我们要踏踏实实看问题美国真的很难做，美国有这种民主专制来分化这个世界，但是美国很难成功。
欧洲团不团结？郑永年表示，现在因为俄乌战争，整个欧盟暂时跟美国站在一起了，但长远来看，并非如此。首先，欧盟之间因为俄乌战争，德国一下子提高到2%，现在没有话说不上，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大家针对俄罗斯的德国有一个军事化。
“如果俄罗斯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欧洲怎么样？德国的军事化需要欧洲地位的效果，欧亚跟东亚的影响效果一样，法国怎么样想？英国已经脱欧了，这种情况下欧洲会团结吗？我并不认为欧洲会团结，如果俄罗斯不被打垮，还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如果俄罗斯弱化了，欧洲的矛盾并不是西欧跟俄罗斯的矛盾，可能欧洲之间的矛盾，大家不要忘了一战二战都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跟当时的苏联没有多少关系。”
另外，美国跟欧洲团结了吗？如果美国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一起，美国同样也绑架了欧洲，欧洲老百姓为什么不满，因为美国现在是一个观察家，它除了火上浇油以外，不承担欧洲各个国家所承担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供应链危机，它自己战争不利，欧洲哪个国家不利。
郑永年称，尽管大家看到了联合国里面很多国家道义上面谴责战争，谴责战争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是两个方面，非常典型的是印度，印度这次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它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印度公开的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能源，购买了之后还出口欧洲，土耳其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
把美国所说的两极化所谓民主专制，首先一个不符合事实，另外相处的不会太好，如果这个民族意识形态，大家对于美国式的民主，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怀疑，更不用说美国在中东的大民族计划的失败，谁会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我们注意美国搞两国化，我们有力量避免美国的两极化，我们也不必要过渡的担心，美国搞两极化世界就两极化了吗？主要是我们跟美国欧洲的关系，主要是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跟西方的国家很难突破，更不用说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体，我们还是用平常心看美国这些，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有一些有效的举措，改革开放方面我们要加快，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越紧密，美国越搞不了两极化。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想问您一下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很多国家关注安全问题，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供应链安全，想问一下目前情况包括俄罗斯遭到制裁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哪些方面加强准备？
郑永年表示，俄乌战争造成的安全问题，我想各个领域都有，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传统安全领域核武器跟核扩散，核扩散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白俄罗斯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国家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可以用核，一些小国家对大国的担心恐惧也有一些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都在讨论关于核的问题，美国跟盟友国分享核武器，这一波刚刚开始还在进行，核扩散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当然能源、还有供应链危机这些事情，我想欧洲国家更有感觉，因为欧盟基本上4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因为德国50%多的依赖俄罗斯能源，这个就是美国跟欧洲制裁俄罗斯，能源方面留了一个口子，他们现在讨论长远来说怎么样去俄罗斯话，这个长远来说是可以讨论的，短期的一个国家能源上面依赖另外的一个国家，40%多甚至50%多，你要换另外的一个买家的话，我想很难。”
郑永年指出，俄乌战争对欧洲国家的影响非常大，伴随着的还有粮食危机，乌克兰是世界的粮仓，俄罗斯供应很大一部分的化肥，乌克兰的拖拉机。供应链危机方方面面，更麻烦的是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因为全球贸易共识，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做起来的，未来全球贸易商贸大家设计的制度，现在一来随意的把它武器化对于国际的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他称，俄罗斯对西方国家所做的制裁主要是回应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所做的制裁，西方国家也制裁俄罗斯，当然这个是更泛化的，这个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关系，西方制裁已经延伸到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了，而是整个民族，这个安全挑战系统方方面面各个层次都有，我们现在慢慢都会展现出来这个深度。
郑永年表示，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教训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国家比俄罗斯更难，俄罗斯简单的是能源，中国的强项主要供应链，我们的主要供应链是中低端的供应链，我们通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开放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的世界体系还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美国、西方在哪些方面发生冲突了，要制裁，我觉得对他自己对中国的伤害也会深，自己的伤害也会深。
郑永年觉得到，不是说我们考虑如何制裁这种问题，而是得保证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相对正常运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制裁也好，不制裁也罢，世界经济体系还是要运行的，如果要是战争大家前面制裁的话，所以现在担心现在看到的美国俄罗斯、欧洲俄罗斯或者中美，大家要看一下印度做什么，现在俄乌战争以后改变了整个国际的结构，大家谁也不相信谁，因为都把经济各个方面武器化。
所以现在国际关系出现了新封建主义化，印度、俄罗斯实际上也是想高自己的团伙，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仅我们所说的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而是逆全球化，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形式，以及过去几十年来讲，中国跟欧盟，欧盟跟北美，这样的WTO跟全球化向相的，现在大家更像一个近代国家产生以前的封建，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做的就是所谓的价值基础至上的同盟，这个对于国际体系又是一个破坏，所以我觉得我们俄乌战争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远远不只是你刚才所说的安全两个字，整个体系以后呈现出来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不同的称之为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新封建化影响到我们每个国家、每个人。
中新社记者提问，郑教授您好，我想问的是西方媒体近期对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持反对态度，有的宣称中国这个政策剥夺自由，也有的说中国做法影响世界经济，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郑永年回应称，中国采取动态清零的政策，其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而西方老百姓看到早期死了那么多人，西方人说你活着是你的，他们的死亡也有自由，如果他们选择自由的死亡也好，西方大部分的老百姓也不是自由的选择死亡。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国家是无能为力做不了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死亡，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自由的死亡，所以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
至于说是不是对于世界经济的破坏，郑永年觉得“绝对不是”，中国新冠肺炎发生以来，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远远多余任何一个国家，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中国抱有那么多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济体成长，我们现在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很多欧美国家中低端的供应链跟中国分不开，他们要求中国非常非常高的依赖度。但是，即使这样，你说中国大家比较一下稳定世界经济的贡献，哪一国家能够比得上中国？
再者，他们对于中国不理解，我们是动态清零，动态清零不只是清零，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早期的清零政策，武汉开始到我们现在的动态清零，我们也是根据疫情本身的性质变化，现在奥密克戎调整政策。
郑永年指出，西方看中国的疫情已经意识形态化，你想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放在新冠里面这个有什么相关性，如果这样的批评的话，西方相信的是达尔文主义。西方很多老人老百姓，尤其像欧洲的老人死得多社会负担反而减轻了，这个价值观的批评，你要看怎么样防控疫情，你还是要回到科学、回到理性，而不是大家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批评。
他同时强调，我们自己也得与时俱进的摸索怎么样如何有效的方式，西方死了那么多人，我并不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选择死亡。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前一段时间您在我们报纸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写着意识形态不能凌驾于科学之时，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于抗疫的影响，尤其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抗疫的影响，您觉得西方意识形态，所谓民主非民主的阵营划分阵营这种情况，尤其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对于世界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等方面会有什么影响，以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又怎么样的应对政策？
郑永年表示，意识形态能够从历史上看，大家可以看到苏联冷战时期两个意识形态阵营怎么样形成，对于世界的影响怎么样的。实际上过去40年无论哪个国家，哪一种主义，你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也好，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好，包括中东的一些宗教色彩的国家，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当然根据他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国庆的现代化，所以大家有一个共识，才会全球化。
郑永年指出，全球化并不是说光是一种贸易投资这种流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包括人才思想这些流动，所以前面的四十年，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跟全球化一样运行的。
“美国从特朗普开始两极化，特朗普刚开始主要是搞中美贸易投资，但是拜登上台甚至没有上台的时候已经用意识形态来建立世界秩序。首先他把中美关系简单的界定为美国民主，俄乌冲突更加的变本加厉，美国把所谓民主团结（美国跟欧洲国家），同时把中国跟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中国、俄罗斯的社会专制初心，美国也把这个战争定义为文明专制，把自己放在民主文明这一边，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专制这一边。北约是站在边缘，它一点反思没有，对于世界的体系造成致命影响，八十年代的美国跟世界是一体化、互相依赖的。从高度互相依赖的角度来说，现在要两极化，西方建立以美国民主为中心的一极，还有中国另外的一极，搞这种两极化”，郑永年觉得我们要踏踏实实看问题美国真的很难做，美国有这种民主专制来分化这个世界，但是美国很难成功。
欧洲团不团结？郑永年表示，现在因为俄乌战争，整个欧盟暂时跟美国站在一起了，但长远来看，并非如此。首先，欧盟之间因为俄乌战争，德国一下子提高到2%，现在没有话说不上，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大家针对俄罗斯的德国有一个军事化。
“如果俄罗斯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欧洲怎么样？德国的军事化需要欧洲地位的效果，欧亚跟东亚的影响效果一样，法国怎么样想？英国已经脱欧了，这种情况下欧洲会团结吗？我并不认为欧洲会团结，如果俄罗斯不被打垮，还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敌人，如果俄罗斯弱化了，欧洲的矛盾并不是西欧跟俄罗斯的矛盾，可能欧洲之间的矛盾，大家不要忘了一战二战都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跟当时的苏联没有多少关系。”
另外，美国跟欧洲团结了吗？如果美国把中国跟俄罗斯放在一起，美国同样也绑架了欧洲，欧洲老百姓为什么不满，因为美国现在是一个观察家，它除了火上浇油以外，不承担欧洲各个国家所承担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供应链危机，它自己战争不利，欧洲哪个国家不利。
郑永年称，尽管大家看到了联合国里面很多国家道义上面谴责战争，谴责战争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是两个方面，非常典型的是印度，印度这次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它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印度公开的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能源，购买了之后还出口欧洲，土耳其有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
把美国所说的两极化所谓民主专制，首先一个不符合事实，另外相处的不会太好，如果这个民族意识形态，大家对于美国式的民主，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怀疑，更不用说美国在中东的大民族计划的失败，谁会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我们注意美国搞两国化，我们有力量避免美国的两极化，我们也不必要过渡的担心，美国搞两极化世界就两极化了吗？主要是我们跟美国欧洲的关系，主要是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跟西方的国家很难突破，更不用说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体，我们还是用平常心看美国这些，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有一些有效的举措，改革开放方面我们要加快，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越紧密，美国越搞不了两极化。
#晚安上海# “单身也好，恋爱也好，都只是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没必要羡慕旁人，也别对现状抱有不满。无论身边是否有人陪伴，前方是否有承诺一起努力的目标，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是需要自己去经历并沉淀的。每个阶段都会带给你更好的自己。成长不是单纯地为了脱单，而是让自己有力量去体验任何可能。” #晚安心语##情感语录##心情日记# https://t.cn/RVJk9aF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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