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送#
《逍遙與散誕：十六世紀北方貶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場域》
陳靝沅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12月
【內容簡介】
無論是主動請辭還是被迫去職，明代中期的官員一旦遠離政治社會的中心、失卻一定的地位身份之後都得面對人生道路上的轉向。本書聚焦王九思、康海和李開先三位文官在遠離官僚與政治舞臺之後的退隱生涯，探求他們在悖離於當時文人士大夫正式寫作文風的文藝創作中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創作「曲」這一邊緣文類（包括劇曲和散曲）以尋求安慰和滿足的具體情況，研究這些另類文學之途及其創作主體。盡管是從這三位主要曲家入手討論，然而他們並不以煢煢孑立、遷客騷人的姿態來獨力構建自己的曲創作世界，在文學史上鮮有提及的其他許多文人參與了他們的曲作唱和活動。因此，探索這三位曲家領袖各自的曲創作的「圈子」也正是本書揭示圍繞這些文人所浮現出的曲創作的陜西和山東兩大地域中心的過程，進而展現十六世紀中國北方的地方創作群的全景。通過將「曲家圈子」作為散曲和劇曲研究的基本主體，可以很好地讓我們了解曲在文人之間是如何創作、傳播以及「利用」的，而這在研究單個作家時是難能一見的。
本書既能補充散曲史、戲曲史上「十六世紀北方曲壇與曲家」的描繪，增補「文學史」對明中期「曲」之發展的匱乏外，更示範了一種新的研究徑路：將「文人個體」與「文學群體」的創作與交遊與文體的傳播發展結合，以理解其人生境遇與文學眼光的關連性，以建構傳統曲學研究難得一見的豐厚度、文化性與立體感，從而影響我們看待「曲家」與「曲體」的方式。
【作者簡介】
陳靝沅（Tian Yuan Tan），新加坡人，現任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邵逸夫漢學講席教授，先後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和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曾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文學教授、語言與文化學院副院長、中國與內亞語言系主任、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等職，研究領域包括中國文學史書寫、明清宮廷文化表演及文人圈子、曲本文獻及編纂、中國文學的跨文化閱讀等，出版專著《〈牡丹亭〉的情意世界》（Passion, Romance, and Qing: The World of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Peony Pavilion, 2017）、《康海散曲集校箋》（2011）、《逍遙與散誕》（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 2010），編著《1616年：莎士比亞與湯顯祖》（1616: Shakespeare and Tang Xianzu's China, 2016）、《英語世界的湯顯祖研究論著選譯》（2013）、《中國文學與音樂中的文本、表演和性別問題》（Text, 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sic: Essays in Honor of Wilt Idema, 2009）等。
【譯者簡介】
周睿，西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先後在西南大學和四川大學獲文學學士、碩士、博士，曾在臺灣屏東大學、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文系任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典文學的海外傳播、域外中國文學史書寫、隋唐五代文學與文化，著有《張說：初唐漸盛文學轉型關鍵人物論》《隋唐五代讖文學的文化闡釋》，即將英譯《元散曲通論》。
【目錄詳覽】
導 論
從政治中心退場 / 003
明代中期的曲與中國北方的曲 / 009
主要曲家與曲家圈子 / 012
第一部 陜西:王九思與康海
第一章 轉向寫曲 / 026
京城:早期歲月 / 027
1510 年:黜官 / 033
曲:另類而恰當的文類 / 040
第二章 自適的表演化與歸隱的戲劇化 / 056
樂歸我土 / 057
隱逸散曲的傳統 / 063
斥絕「被斥」/ 072
第三章 地方圈子內的寫作 / 094
對一個曲家圈子的追溯 / 095
選本以外 / 099
賡韻前作 / 102
同題共寫 / 114
第四章 自許之地:文本和社交空間 / 150
應酬場合之曲 / 151
一部壽曲集 / 153
壽曲:流行、風格與主題 / 171
「吾鄉」(Our World)與「吾圈」(Our Community)的確立 / 181
間 奏
第五章 二地兩代曲學大師的交遇 / 198
對後世有影響的一段插曲 / 199
1541 年:轉捩點 / 210
第二部 山東:李開先
第六章 當地曲社及以遠的散曲圈 / 222
李開先故里的曲社 / 224
當地之外:從曲百闋到跋近百 / 233
提供模板 / 240
第七章 劇曲活動與曲作刊刻 / 260
北人寫南戲 :《寶劍記》/ 263
院本與單折戲傳統 / 274
刊刻之業 / 281
第八章 散曲兼劇曲大師 / 300
李開先的作用及影響 / 301
大師的煉成:李開先的自我形塑 / 305
自衛、自辯與自歉 / 311
後李開先時代的山東曲創作域界 / 317
結 語 / 325
本書所涉曲作版本一覽表 / 333
譯後記 / 343
《逍遙與散誕：十六世紀北方貶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場域》
陳靝沅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12月
【內容簡介】
無論是主動請辭還是被迫去職，明代中期的官員一旦遠離政治社會的中心、失卻一定的地位身份之後都得面對人生道路上的轉向。本書聚焦王九思、康海和李開先三位文官在遠離官僚與政治舞臺之後的退隱生涯，探求他們在悖離於當時文人士大夫正式寫作文風的文藝創作中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創作「曲」這一邊緣文類（包括劇曲和散曲）以尋求安慰和滿足的具體情況，研究這些另類文學之途及其創作主體。盡管是從這三位主要曲家入手討論，然而他們並不以煢煢孑立、遷客騷人的姿態來獨力構建自己的曲創作世界，在文學史上鮮有提及的其他許多文人參與了他們的曲作唱和活動。因此，探索這三位曲家領袖各自的曲創作的「圈子」也正是本書揭示圍繞這些文人所浮現出的曲創作的陜西和山東兩大地域中心的過程，進而展現十六世紀中國北方的地方創作群的全景。通過將「曲家圈子」作為散曲和劇曲研究的基本主體，可以很好地讓我們了解曲在文人之間是如何創作、傳播以及「利用」的，而這在研究單個作家時是難能一見的。
本書既能補充散曲史、戲曲史上「十六世紀北方曲壇與曲家」的描繪，增補「文學史」對明中期「曲」之發展的匱乏外，更示範了一種新的研究徑路：將「文人個體」與「文學群體」的創作與交遊與文體的傳播發展結合，以理解其人生境遇與文學眼光的關連性，以建構傳統曲學研究難得一見的豐厚度、文化性與立體感，從而影響我們看待「曲家」與「曲體」的方式。
【作者簡介】
陳靝沅（Tian Yuan Tan），新加坡人，現任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邵逸夫漢學講席教授，先後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和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曾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文學教授、語言與文化學院副院長、中國與內亞語言系主任、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等職，研究領域包括中國文學史書寫、明清宮廷文化表演及文人圈子、曲本文獻及編纂、中國文學的跨文化閱讀等，出版專著《〈牡丹亭〉的情意世界》（Passion, Romance, and Qing: The World of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Peony Pavilion, 2017）、《康海散曲集校箋》（2011）、《逍遙與散誕》（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 2010），編著《1616年：莎士比亞與湯顯祖》（1616: Shakespeare and Tang Xianzu's China, 2016）、《英語世界的湯顯祖研究論著選譯》（2013）、《中國文學與音樂中的文本、表演和性別問題》（Text, 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sic: Essays in Honor of Wilt Idema, 2009）等。
【譯者簡介】
周睿，西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先後在西南大學和四川大學獲文學學士、碩士、博士，曾在臺灣屏東大學、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文系任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典文學的海外傳播、域外中國文學史書寫、隋唐五代文學與文化，著有《張說：初唐漸盛文學轉型關鍵人物論》《隋唐五代讖文學的文化闡釋》，即將英譯《元散曲通論》。
【目錄詳覽】
導 論
從政治中心退場 / 003
明代中期的曲與中國北方的曲 / 009
主要曲家與曲家圈子 / 012
第一部 陜西:王九思與康海
第一章 轉向寫曲 / 026
京城:早期歲月 / 027
1510 年:黜官 / 033
曲:另類而恰當的文類 / 040
第二章 自適的表演化與歸隱的戲劇化 / 056
樂歸我土 / 057
隱逸散曲的傳統 / 063
斥絕「被斥」/ 072
第三章 地方圈子內的寫作 / 094
對一個曲家圈子的追溯 / 095
選本以外 / 099
賡韻前作 / 102
同題共寫 / 114
第四章 自許之地:文本和社交空間 / 150
應酬場合之曲 / 151
一部壽曲集 / 153
壽曲:流行、風格與主題 / 171
「吾鄉」(Our World)與「吾圈」(Our Community)的確立 / 181
間 奏
第五章 二地兩代曲學大師的交遇 / 198
對後世有影響的一段插曲 / 199
1541 年:轉捩點 / 210
第二部 山東:李開先
第六章 當地曲社及以遠的散曲圈 / 222
李開先故里的曲社 / 224
當地之外:從曲百闋到跋近百 / 233
提供模板 / 240
第七章 劇曲活動與曲作刊刻 / 260
北人寫南戲 :《寶劍記》/ 263
院本與單折戲傳統 / 274
刊刻之業 / 281
第八章 散曲兼劇曲大師 / 300
李開先的作用及影響 / 301
大師的煉成:李開先的自我形塑 / 305
自衛、自辯與自歉 / 311
後李開先時代的山東曲創作域界 / 317
結 語 / 325
本書所涉曲作版本一覽表 / 333
譯後記 / 343
#焦点论坛[超话]#【三救李世民立下大功，建国后倨傲跋扈，为何李世民却让他善终！】
秦琼、尉迟恭、魏征、包拯、海瑞、文天祥等，这些人虽处不同时代，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门神。在这之中，秦琼和尉迟恭这对千年搭档，无疑名头最响。
秦琼和尉迟恭原来都从军于隋朝。后来，秦琼上了瓦岗寨，尉迟恭投了刘武周。归唐之后各自建立不世功勋，都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
尉迟恭最了不起的功劳，就是他三次救了李世民。
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南下攻唐之时，夏县吕崇茂起兵响应。唐军攻夏县，刘武周派尉迟恭率军救援，与夏县里应外合，大败唐军。李世民派殷开山、秦琼到美良川截击尉迟恭，尉迟恭战败。
秦琼和尉迟恭虽只有短暂战场之交集，但就如同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或者如同邯郸保卫战中，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三大公子齐聚邯郸城一样，神级人物在历史上的短暂交汇，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一大美事。
公元620年，尉迟恭降唐，随即与李世民前往洛阳进攻王世充。随尉迟恭一起降唐的寻相等刘武周旧将不久叛逃出离，众人将尉迟恭下狱，并要求将其斩杀以绝后患。李世民力排众议，释放了尉迟恭。很快尉迟恭便投桃报李。这便有了尉迟恭“一救李世民”之事。
当日李世民同尉迟恭出去打猎，王世充随手下大将单雄信率数万人围攻李世民。尉迟恭跃马挺枪直奔单雄信，将单雄信挑落马下。趁王世充军稍缓，尉迟恭保护李世民杀出重围。尉迟恭随即反身与王世充军厮杀，大败王世充，俘六千人。
公元623年，李世民又与割据势力刘黑闼军接触。刘黑闼攻击唐朝名将徐茂公，李世民偷袭其后。刘黑闼回军将李世民包围。尉迟恭率勇士奋力杀进包围圈，李世民等趁机杀出，这便是尉迟恭“二救李世民”。
不久，刘黑闼也被李世民等消灭。
随着李轨、薛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等割据势力的相继被灭，李世民在军事上的巨大成功，让其威望和权势与日俱增。功劳太大，封无可封，这才出现了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天策上将”之职。
同时，秦王府人才济济，作为太子的李建成自然不会束手就擒，联络齐王李元吉，共同对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箭在弦上，已成不得不发之势。
“玄武门之变”的过程和结果，人皆熟知。在这场政变中，如果非要推一首功之人，尉迟恭当之无愧。除了在行动中有“三救李世民”之功，尉迟恭还有“劝杀逼退”四大功劳。这五大功劳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玄武门之变”的结局不可想象。
尉迟恭、长孙无忌是秦王府中，劝说李世民采取措施武装夺权的最坚定支持者。在政变过程中，李世民射死李建成，因战马受惊跑入树林，被树枝牵绊不能起身。李元吉趁机上前，欲用弓弦勒死李世民。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又是尉迟恭神兵天降，喝退李元吉，救下李世民。尉迟恭同时转身一箭射死李元吉，射杀皇子。这种事估计也只有尉迟恭做得出来，但这还没完。
李建成、李元吉先后被杀后，李世民派尉迟恭进宫，挟持李渊。外面晒得昏天黑地，李渊此时却在皇宫里与美女泛舟湖上，也是醉了。尉迟恭披坚执锐，名为保护，实为控制。后又带着李渊的诏书和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与太子党观看，太子党因此一哄而散。
这两颗头是谁割下来的，史书没有明确交代，很明显，尉迟恭的嫌疑最大。
射杀皇子，斩其首级，挟持皇帝，这都是常人不敢为之事。但对李世民而言，却都是天大之功。尉迟恭后封鄂国公，“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第七。找个参照物，秦琼排第二十四位。
尉迟恭“三救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又取得了巨大功劳，在太宗朝自然如鱼得水，不管不顾。八个字形容，就是“性情耿直，居功自傲”，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开国大佬均有嫌隙。
在李世民的一次酒宴上，尉迟恭因不满自己的座位之前还有别人，十分恼怒，坐在他下首之人前去劝说，被他一拳差点将其眼睛打瞎。
这件事有三个严重之处：一是当着李世民的面打人，二是前来劝架的是个李姓王爷，三是这个王爷便是620年进城劝其投唐的引荐之人李道宗。李世民虽然很生气，但什么也没有做。
李世民曾以刘邦与韩信、彭越之事说与尉迟恭听，这是忠告，更是警告。
643年，尉迟恭致仕回家，修道炼丹，十六年来几乎与世隔绝。公元658年唐高宗时期。尉迟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尉迟恭的无边功绩和李世民的帝王胸怀，成全了尉迟恭的崛起和善终。
在君主专制时代，毫无疑问，遇见李世民是尉迟恭的幸运。但凡投胎错投在刘邦或朱元璋时期，他纵有十个脑袋，也是不够砍的。
#焦点论坛话题#
秦琼、尉迟恭、魏征、包拯、海瑞、文天祥等，这些人虽处不同时代，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门神。在这之中，秦琼和尉迟恭这对千年搭档，无疑名头最响。
秦琼和尉迟恭原来都从军于隋朝。后来，秦琼上了瓦岗寨，尉迟恭投了刘武周。归唐之后各自建立不世功勋，都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
尉迟恭最了不起的功劳，就是他三次救了李世民。
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南下攻唐之时，夏县吕崇茂起兵响应。唐军攻夏县，刘武周派尉迟恭率军救援，与夏县里应外合，大败唐军。李世民派殷开山、秦琼到美良川截击尉迟恭，尉迟恭战败。
秦琼和尉迟恭虽只有短暂战场之交集，但就如同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或者如同邯郸保卫战中，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三大公子齐聚邯郸城一样，神级人物在历史上的短暂交汇，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一大美事。
公元620年，尉迟恭降唐，随即与李世民前往洛阳进攻王世充。随尉迟恭一起降唐的寻相等刘武周旧将不久叛逃出离，众人将尉迟恭下狱，并要求将其斩杀以绝后患。李世民力排众议，释放了尉迟恭。很快尉迟恭便投桃报李。这便有了尉迟恭“一救李世民”之事。
当日李世民同尉迟恭出去打猎，王世充随手下大将单雄信率数万人围攻李世民。尉迟恭跃马挺枪直奔单雄信，将单雄信挑落马下。趁王世充军稍缓，尉迟恭保护李世民杀出重围。尉迟恭随即反身与王世充军厮杀，大败王世充，俘六千人。
公元623年，李世民又与割据势力刘黑闼军接触。刘黑闼攻击唐朝名将徐茂公，李世民偷袭其后。刘黑闼回军将李世民包围。尉迟恭率勇士奋力杀进包围圈，李世民等趁机杀出，这便是尉迟恭“二救李世民”。
不久，刘黑闼也被李世民等消灭。
随着李轨、薛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等割据势力的相继被灭，李世民在军事上的巨大成功，让其威望和权势与日俱增。功劳太大，封无可封，这才出现了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天策上将”之职。
同时，秦王府人才济济，作为太子的李建成自然不会束手就擒，联络齐王李元吉，共同对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箭在弦上，已成不得不发之势。
“玄武门之变”的过程和结果，人皆熟知。在这场政变中，如果非要推一首功之人，尉迟恭当之无愧。除了在行动中有“三救李世民”之功，尉迟恭还有“劝杀逼退”四大功劳。这五大功劳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玄武门之变”的结局不可想象。
尉迟恭、长孙无忌是秦王府中，劝说李世民采取措施武装夺权的最坚定支持者。在政变过程中，李世民射死李建成，因战马受惊跑入树林，被树枝牵绊不能起身。李元吉趁机上前，欲用弓弦勒死李世民。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又是尉迟恭神兵天降，喝退李元吉，救下李世民。尉迟恭同时转身一箭射死李元吉，射杀皇子。这种事估计也只有尉迟恭做得出来，但这还没完。
李建成、李元吉先后被杀后，李世民派尉迟恭进宫，挟持李渊。外面晒得昏天黑地，李渊此时却在皇宫里与美女泛舟湖上，也是醉了。尉迟恭披坚执锐，名为保护，实为控制。后又带着李渊的诏书和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与太子党观看，太子党因此一哄而散。
这两颗头是谁割下来的，史书没有明确交代，很明显，尉迟恭的嫌疑最大。
射杀皇子，斩其首级，挟持皇帝，这都是常人不敢为之事。但对李世民而言，却都是天大之功。尉迟恭后封鄂国公，“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第七。找个参照物，秦琼排第二十四位。
尉迟恭“三救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又取得了巨大功劳，在太宗朝自然如鱼得水，不管不顾。八个字形容，就是“性情耿直，居功自傲”，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开国大佬均有嫌隙。
在李世民的一次酒宴上，尉迟恭因不满自己的座位之前还有别人，十分恼怒，坐在他下首之人前去劝说，被他一拳差点将其眼睛打瞎。
这件事有三个严重之处：一是当着李世民的面打人，二是前来劝架的是个李姓王爷，三是这个王爷便是620年进城劝其投唐的引荐之人李道宗。李世民虽然很生气，但什么也没有做。
李世民曾以刘邦与韩信、彭越之事说与尉迟恭听，这是忠告，更是警告。
643年，尉迟恭致仕回家，修道炼丹，十六年来几乎与世隔绝。公元658年唐高宗时期。尉迟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尉迟恭的无边功绩和李世民的帝王胸怀，成全了尉迟恭的崛起和善终。
在君主专制时代，毫无疑问，遇见李世民是尉迟恭的幸运。但凡投胎错投在刘邦或朱元璋时期，他纵有十个脑袋，也是不够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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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有话说# 在民族文化宫主楼东二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之“民族瑰宝——民族文化宫馆藏文物精品展”中，展出了一部形制特殊的《龙藏》，此部是乾隆三年首次印刷的100部之一。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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