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幸福感# #贵州向未来# 【背出大山① 孤勇成军】“贫困”，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石山连片，土薄根浅，无水逢春，这里是麻山地区，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喀斯特贫困区。
长顺县敦操乡，正处于麻山腹地。2012年，30多名背篼干部用“背篼”换民心，2022年，十年过往，昔人今何在。在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际，重新走访当年“背篼干部”精神发源地——长顺县敦操乡，重忆十年脱胎换骨，再唱孤勇一腔。
“喂，朝良，我们这里来了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要收新农合的钱，是不是个骗子啊？”
2011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电话打到了王朝良的手机上。作为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他，身上挂着敦操乡斗麻村的包组任务。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乡里的干部小王，来给你们收今年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
王朝良口中的小王，是敦操乡基层计生服务站的王茹刚。
从内蒙古到湖北求学，从湖北到贵州工作，2000多公里的辗转，王茹刚没想到这一来，就在长顺扎了根。
2006年，学医的王茹刚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那些年，无数的青年带着理想与信念，奔赴祖国的西部，献出赤诚之心。
王茹刚成为了其中一员，打上背包，来到贵州。
与草原的辽阔、长江的蜿蜒不同，这里是望不尽的山、爬不完的山、走不出的山。但是，心中有景，花香满径。
2008年，志愿服务期满后，他却犹豫了，他舍不得这里了。医者仁心，这个西部不知名的小县，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去建设。而女友的支持更令他坚定信念，二人选择一同留在了长顺，组成了美满的小家庭。
因为敦操乡计生服务工作缺人，王茹刚被调到了敦操乡工作。在这里，王茹刚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工作用品——背篼。
“背篼用来干啥？”一口普通话的王茹刚好奇道。来了贵州5年，看到别人背过买菜，但没想到自己搞个计生工作还得背“背篼”。
等一进山，王茹刚就懂了。老乡们出一趟门不容易，经常给负责包组到户的乡镇干部们打个电话，托他们带点米买点盐，加上自己常常要下乡收取新农合的费用，一个背篼可比背包好用多了。
背着背篼进村，一走就是一天。此时，孩子还小，妻子也忙，王茹刚就把孩子带到了敦操。白天进村入户只能托人帮忙照看一下，晚上回到乡政府就在破旧的宿舍里哄儿子入睡。
“爸爸你不走好吗？”天蒙蒙亮，儿子突然在被窝里哭起来，伸出小小的手，想去抱住父亲。王茹刚有些哽咽，只能对着儿子说：“宝贝，爸爸在忙几天周末就不用加班了，咱们回县城找妈妈好吗？”
从敦操到长顺县大约有60公里的路程，来往的班车不算多。周一到敦操，往往周五才能回去。要是事儿不多，待到周五能回到县城休息两天，要是忙起来周末加班，两三周回来一次也是家常便饭。
路途遥远，而路况也极差。一路颠簸不停、拐道崎岖，坐一趟车得用2、3个小时。而到了敦操乡政府，门口除了只有一条步行6、7分钟的长街算是镇上最繁华的街道了，其他地方只有灰扑扑——灰尘与阴天齐飞。
敦操乡，90%为苗族同胞，苗语为主要的语言。对于外来的乡镇干部来说，交流都成了一个难题，于是当地人梁东元、梁勇成了大伙的“翻译”。
1999年，梁勇成为了敦操乡政府的一名临聘人员，几年后，他又多了一个战友梁东元。根据工作安排，他们负责打召村穿洞组和麻地组的包组工作。在穿洞组和麻地组，不少人家门前都记着他俩的名字和电话。大家知道，有什么事，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能帮忙。
乡镇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忙碌，而乡政府资金吃紧，作为临聘人员，梁勇和梁东元的收入也低得可怜。梁勇记得，2012年他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就是四五百元，而对于梁东元来说，这样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当时儿子已经5岁了，马上是读书用钱的时候，媳妇也没做活路，一家人靠着这几百块钱快撑不下去了。”梁东元回忆道。
当时妻子没少埋怨他，而看着身边的朋友出去打工能赚不少钱，为了这个家梁东元强忍着不舍提了辞职，带着妻儿去外面的世界闯闯。
那一年，他30岁，而立之年却过成了一地鸡毛。
坐上从敦操去县城的班车，路上的颠簸却不如他内心的颠簸，总觉得走了就难回来了。妻儿睡了过去，望着窗外熟悉的一切，他发呆，他无望。
此时，一个电话突然打来，惊扰了他的思绪。
“喂，东元，上次你答应给我带的东西什么时候给我啊。”电话那头，是他的负责的贫困户梁幺妹。
他一愣，对啊，他答应过的，他怎么可以忘了。虽然难以开口，可是他最终还是跟妻子说了，“我们回去好不好？”
才刚刚踏出第一步就要返回，妻子不理解他在坚持什么。梁东元有些语塞，但还是希望回到敦操，把他允诺的事情办完，把他的“背篼”拾起来。
无数个日夜自我否定，又在窒息沉浮中爬起来重寻自我。
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梁勇。不少亲朋好友劝他出去打工，守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
“可是我一想到我走了，以后大家下乡连个帮忙翻译苗语的人都没了，我就狠不下这个心。”虽然工作中有辛苦、有委屈，但是跟着这群干部在一起，苦中也在作乐。
当背篼干部被大家所认可，同时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梁勇和梁东元拿到涨了的第一笔工资，高兴地像个孩子。“那天我们发了1760元，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笔钱让我更有动力了。”
老乡的认可，组织的鼓励，那时，他们知道，背篼干部，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身上的背篼肩扛着责任，脚下的胶鞋蹚出了新路。
或许是上天，借他们初心不忘，借他们孤勇一腔。（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璐瑶 田旻佳 彭瑾 李森 聂婧文）
长顺县敦操乡，正处于麻山腹地。2012年，30多名背篼干部用“背篼”换民心，2022年，十年过往，昔人今何在。在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际，重新走访当年“背篼干部”精神发源地——长顺县敦操乡，重忆十年脱胎换骨，再唱孤勇一腔。
“喂，朝良，我们这里来了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要收新农合的钱，是不是个骗子啊？”
2011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电话打到了王朝良的手机上。作为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他，身上挂着敦操乡斗麻村的包组任务。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乡里的干部小王，来给你们收今年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
王朝良口中的小王，是敦操乡基层计生服务站的王茹刚。
从内蒙古到湖北求学，从湖北到贵州工作，2000多公里的辗转，王茹刚没想到这一来，就在长顺扎了根。
2006年，学医的王茹刚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那些年，无数的青年带着理想与信念，奔赴祖国的西部，献出赤诚之心。
王茹刚成为了其中一员，打上背包，来到贵州。
与草原的辽阔、长江的蜿蜒不同，这里是望不尽的山、爬不完的山、走不出的山。但是，心中有景，花香满径。
2008年，志愿服务期满后，他却犹豫了，他舍不得这里了。医者仁心，这个西部不知名的小县，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去建设。而女友的支持更令他坚定信念，二人选择一同留在了长顺，组成了美满的小家庭。
因为敦操乡计生服务工作缺人，王茹刚被调到了敦操乡工作。在这里，王茹刚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工作用品——背篼。
“背篼用来干啥？”一口普通话的王茹刚好奇道。来了贵州5年，看到别人背过买菜，但没想到自己搞个计生工作还得背“背篼”。
等一进山，王茹刚就懂了。老乡们出一趟门不容易，经常给负责包组到户的乡镇干部们打个电话，托他们带点米买点盐，加上自己常常要下乡收取新农合的费用，一个背篼可比背包好用多了。
背着背篼进村，一走就是一天。此时，孩子还小，妻子也忙，王茹刚就把孩子带到了敦操。白天进村入户只能托人帮忙照看一下，晚上回到乡政府就在破旧的宿舍里哄儿子入睡。
“爸爸你不走好吗？”天蒙蒙亮，儿子突然在被窝里哭起来，伸出小小的手，想去抱住父亲。王茹刚有些哽咽，只能对着儿子说：“宝贝，爸爸在忙几天周末就不用加班了，咱们回县城找妈妈好吗？”
从敦操到长顺县大约有60公里的路程，来往的班车不算多。周一到敦操，往往周五才能回去。要是事儿不多，待到周五能回到县城休息两天，要是忙起来周末加班，两三周回来一次也是家常便饭。
路途遥远，而路况也极差。一路颠簸不停、拐道崎岖，坐一趟车得用2、3个小时。而到了敦操乡政府，门口除了只有一条步行6、7分钟的长街算是镇上最繁华的街道了，其他地方只有灰扑扑——灰尘与阴天齐飞。
敦操乡，90%为苗族同胞，苗语为主要的语言。对于外来的乡镇干部来说，交流都成了一个难题，于是当地人梁东元、梁勇成了大伙的“翻译”。
1999年，梁勇成为了敦操乡政府的一名临聘人员，几年后，他又多了一个战友梁东元。根据工作安排，他们负责打召村穿洞组和麻地组的包组工作。在穿洞组和麻地组，不少人家门前都记着他俩的名字和电话。大家知道，有什么事，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能帮忙。
乡镇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忙碌，而乡政府资金吃紧，作为临聘人员，梁勇和梁东元的收入也低得可怜。梁勇记得，2012年他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就是四五百元，而对于梁东元来说，这样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当时儿子已经5岁了，马上是读书用钱的时候，媳妇也没做活路，一家人靠着这几百块钱快撑不下去了。”梁东元回忆道。
当时妻子没少埋怨他，而看着身边的朋友出去打工能赚不少钱，为了这个家梁东元强忍着不舍提了辞职，带着妻儿去外面的世界闯闯。
那一年，他30岁，而立之年却过成了一地鸡毛。
坐上从敦操去县城的班车，路上的颠簸却不如他内心的颠簸，总觉得走了就难回来了。妻儿睡了过去，望着窗外熟悉的一切，他发呆，他无望。
此时，一个电话突然打来，惊扰了他的思绪。
“喂，东元，上次你答应给我带的东西什么时候给我啊。”电话那头，是他的负责的贫困户梁幺妹。
他一愣，对啊，他答应过的，他怎么可以忘了。虽然难以开口，可是他最终还是跟妻子说了，“我们回去好不好？”
才刚刚踏出第一步就要返回，妻子不理解他在坚持什么。梁东元有些语塞，但还是希望回到敦操，把他允诺的事情办完，把他的“背篼”拾起来。
无数个日夜自我否定，又在窒息沉浮中爬起来重寻自我。
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梁勇。不少亲朋好友劝他出去打工，守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
“可是我一想到我走了，以后大家下乡连个帮忙翻译苗语的人都没了，我就狠不下这个心。”虽然工作中有辛苦、有委屈，但是跟着这群干部在一起，苦中也在作乐。
当背篼干部被大家所认可，同时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梁勇和梁东元拿到涨了的第一笔工资，高兴地像个孩子。“那天我们发了1760元，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笔钱让我更有动力了。”
老乡的认可，组织的鼓励，那时，他们知道，背篼干部，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身上的背篼肩扛着责任，脚下的胶鞋蹚出了新路。
或许是上天，借他们初心不忘，借他们孤勇一腔。（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璐瑶 田旻佳 彭瑾 李森 聂婧文）
#每日一善[超话]# #阳光信用# #每日一善#
曾经想过，何曾几时，与你赏一回大漠孤烟，睹一次钱塘风浪，曾几何时趟过断桥残雪，踏过绿草如茵。你说过，你要去香山览一片枫香，要去长城踏一次宏伟;你说过，你要拥抱一下胡杨，允一汪甘泉，你要去瀑布下，关一会沧海。
很遗憾，这些的这些，都没有我的相伴，因为时间，所以把它寄去永远。然而在这儿，我大胆的要求，牵你的手，从这条幽径走过，雪会变得更白，路会变的更远，树也为我寂寞，星星点点的人头，星星点点的灯，星星点点的乐曲，交织着我们的梦。
曾经想过，何曾几时，与你赏一回大漠孤烟，睹一次钱塘风浪，曾几何时趟过断桥残雪，踏过绿草如茵。你说过，你要去香山览一片枫香，要去长城踏一次宏伟;你说过，你要拥抱一下胡杨，允一汪甘泉，你要去瀑布下，关一会沧海。
很遗憾，这些的这些，都没有我的相伴，因为时间，所以把它寄去永远。然而在这儿，我大胆的要求，牵你的手，从这条幽径走过，雪会变得更白，路会变的更远，树也为我寂寞，星星点点的人头，星星点点的灯，星星点点的乐曲，交织着我们的梦。
寻找李白足迹
作者：杜兴成
春节回绥阳老家，桐梓县几位文友邀我去夜郎走了一趟。其实夜郎离我们诗乡不远，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在我年少时，遥望夜郎却远在天边。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诗，从小常听老人们讲述李白流放夜郎的故事，李白与杜甫常驻我心，我对李杜有着无限的崇敬之情。
李白的家乡在四川江油，早年我曾独自一人去访游过，并在他的故里江油小镇住了一夜，还写了篇散文《我从诗乡来》发表。
李白25岁就带着年轻的朝气，带着对未来无限的畅想，坐小船沿长江而下，离开家乡求索四方。公元758年春，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事获罪，被流放到今贵州桐梓县夜郎，实龄57岁。下面这首诗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流夜郎赠辛判官
李白
昔在长安醉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
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
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
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
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
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
何日金鸡放赦回。
我不是史学家，不十分推敲历史。我也不是考古学家，也不必去论证夜郎这些遗址的真假。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文艺写手，只尊重前人善良的举动与情感，因为我知道历史都是后人写的……
年过古稀的我第一次踏上夜郎的土地。
我们的小车在千年古镇一高坡处停下，迎面过来个戴眼镜的老人，模样和善，我便迫不及待地问：“老人家，这里有什么文物古迹可看吗？”他毫不思索地随手一指：“有啊！下面就是李白墓”。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欣喜步下石梯，在长满青草的菜地里看见一座古墓，旁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小树陪伴着，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古墓成双室，一人多高，正面的石冠墓碑已不复存在，两墓室空空荡荡，像一对巨龙的双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我用手扒开蜘蛛网，弯腰走进墓室的前半部，见墓内石板雕工精细大方，图案恰似盛开的芙蓉花，很大气。古墓中留有这些文字：“李太白”，“思→李白”。据说原来还有李白的《静夜思》诗碑。
这果然是一座距今一千二百多年的古墓，也恰好与李白流放夜郎的年代相符，这是真是假不由我来判定，因为自古以来当地百姓就这么传说。我只顾在墓里墓外拍照作证，向这位令人跪拜的诗仙挽留下我深深情思。
距离“李白墓”不远处的半坡有一眼“太白泉”，相传是李白当年饮水的老井。千百年来，这眼泉水滋养着远古的夜郎先民，他们曾与大诗人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难关。
我们走近细看，果然在杂草丛生的废墟处发现一面精美的石壁，中央一块大石上雕刻着“太白泉”三个大字，书法公正帅气，极具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太白泉早已枯竭，乡民用一垛砖墙将其隔断，是保护还是废弃我不敢评判，但我只知它能留存至今就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我们也能从中悟出夜郎人对诗仙李白的一份缅怀之意。
我在这处标有“桐梓县历史建筑——太白泉碑刻”前沉思良久并留影纪念。
抬眼上望，坡顶处有一棵“黄桷树”，大树旁边是一座“凤凰阁”小庙。
黄桷树古风高大，盘根错节，根系深扎石壁，枝繁叶茂；千年的妖娆，犹如李白的诗韵，仰天长啸。据说这是李白常小憩的地方，后来才留下一棵唯一的孤品大树。风吹着树叶沙沙响，好似在向我们述说那段万般无奈的日子。“黄桷树”原本与“凤凰阁”风雨同伴，相濡以沫，如今却被一户人家的水泥房死活分离，相互失去了依靠。
小庙“凤凰阁”更是凄凉，只剩一顶破旧衣冠和几根老柱，残垣断壁孤苦伶仃地坚守在一旁，成了邻居家杂物存放处。从外形上看，古庙当年肯定是俊秀的，历经千年的日月风雨而不倒。“凤凰阁”高两层，有耳房，她当年能得如此美名，我猜定是李白给她起的名吧？要不“凤凰阁”这名字这么好听！
诗仙李白走后，她被留下冷落在“夜郎自大”的偏远国度。
诚然，今天的“夜郎国”也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那就是“怀白堂”，当地百姓为纪念李白而建。怀白堂现在是“遵义市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朝洪武年，亭内有两块石碑刻有李白诗5首，大门正面上方至今仍有楷书阴刻的“夜郎仙踪”四个大字，相传是李白的手迹。“怀白堂”是由原有的“城隍庙”和“太白碑亭”合二为一建成，非常大气。它的周围仿造了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供市民居住，如今已形成一条小街，来此寻古探幽的游人多了起来。从此，诗仙李白不再孤独。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传承比任何传承都有力且有利，最为久远。诗人李白当时仅是一名“罪徒”，但确因他的诗作影响大，无论走到哪，都有官家迎送他，百姓爱戴他。
我是贵州人，从小在绥阳诗乡长大，因此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还在我少年的时候，就知道县里有个地名叫“太白”，传说是李白流放夜郎时访游过的地方，可我一直没机会去看看。
那天，好友杨进知道我喜欢古建筑，说太白镇有个“官庄村”，村里楠木参天，还有一栋几百年前的楠木民宅，十分珍贵。于是我第一次踏上太白的土地。
车刚到街口，我就在路边看见“太白镇”三个字，真的心情有些激动，像个孩童一般赶紧下车留个影。
至于李白是否“到此一游”，我说过我不去考究；但我作为一个诗乡人，这种从小热爱诗乡文化，并在书香世家熏陶长大的人，骨子深处自然会流露出那种对历史名人的崇敬之感和追梦之心。
太白街上确实没有什么文化古迹让我流连忘返，可到了官庄村，村头那几棵高大的参天金丝楠却让我热血沸腾。见宣传栏介绍，全村周围有200多棵楠木树，这实属罕见。站在这些楠木古树下面，我顿时想起了北京太庙里的那些金丝楠木巨柱，史书记载当年也是取自于贵州某地。同时，我也遐想到当年的李太白，或许他也是听说此地有众多的楠木古树，故特意专程从夜郎骑马翻山而来，为的是看看这个有文化、有古楠的官庄村，在诗乡或许能找到知音。
古树旁边沿石梯而上，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全由金丝楠木建造，年代不详，古色古香。一看到这户人家，我想，这个官庄村古代肯定出过什么人物？或许李白还在此地与他们对酒高歌呢？我越看越不想走。
官庄，多么大胆的地名。而唯有此方的沃土才能长出这么高大的参天楠木。
我抚摸着古院精美的窗花。我仰看着老宅堂屋的神台。我环视着被当代遗忘的院落。我道别那留守官庄的老人和村边的官墓。我的心酸酸的，就像我离开夜郎那“太白墓”，“太白泉”，“凤凰阁”，“黄桷树”一样……
在我心里，其实其它都不重要，此刻的我是在寻找过去的时光。是在寻找家乡曾经的灿烂文化。是在表达一位诗乡人沉积已久的对诗仙李白的那种仰慕之情。
作者简介
作者：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人民日报》等。
作者：杜兴成
春节回绥阳老家，桐梓县几位文友邀我去夜郎走了一趟。其实夜郎离我们诗乡不远，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在我年少时，遥望夜郎却远在天边。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诗，从小常听老人们讲述李白流放夜郎的故事，李白与杜甫常驻我心，我对李杜有着无限的崇敬之情。
李白的家乡在四川江油，早年我曾独自一人去访游过，并在他的故里江油小镇住了一夜，还写了篇散文《我从诗乡来》发表。
李白25岁就带着年轻的朝气，带着对未来无限的畅想，坐小船沿长江而下，离开家乡求索四方。公元758年春，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事获罪，被流放到今贵州桐梓县夜郎，实龄57岁。下面这首诗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流夜郎赠辛判官
李白
昔在长安醉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
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
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
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
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
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
何日金鸡放赦回。
我不是史学家，不十分推敲历史。我也不是考古学家，也不必去论证夜郎这些遗址的真假。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文艺写手，只尊重前人善良的举动与情感，因为我知道历史都是后人写的……
年过古稀的我第一次踏上夜郎的土地。
我们的小车在千年古镇一高坡处停下，迎面过来个戴眼镜的老人，模样和善，我便迫不及待地问：“老人家，这里有什么文物古迹可看吗？”他毫不思索地随手一指：“有啊！下面就是李白墓”。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欣喜步下石梯，在长满青草的菜地里看见一座古墓，旁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小树陪伴着，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古墓成双室，一人多高，正面的石冠墓碑已不复存在，两墓室空空荡荡，像一对巨龙的双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我用手扒开蜘蛛网，弯腰走进墓室的前半部，见墓内石板雕工精细大方，图案恰似盛开的芙蓉花，很大气。古墓中留有这些文字：“李太白”，“思→李白”。据说原来还有李白的《静夜思》诗碑。
这果然是一座距今一千二百多年的古墓，也恰好与李白流放夜郎的年代相符，这是真是假不由我来判定，因为自古以来当地百姓就这么传说。我只顾在墓里墓外拍照作证，向这位令人跪拜的诗仙挽留下我深深情思。
距离“李白墓”不远处的半坡有一眼“太白泉”，相传是李白当年饮水的老井。千百年来，这眼泉水滋养着远古的夜郎先民，他们曾与大诗人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难关。
我们走近细看，果然在杂草丛生的废墟处发现一面精美的石壁，中央一块大石上雕刻着“太白泉”三个大字，书法公正帅气，极具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太白泉早已枯竭，乡民用一垛砖墙将其隔断，是保护还是废弃我不敢评判，但我只知它能留存至今就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我们也能从中悟出夜郎人对诗仙李白的一份缅怀之意。
我在这处标有“桐梓县历史建筑——太白泉碑刻”前沉思良久并留影纪念。
抬眼上望，坡顶处有一棵“黄桷树”，大树旁边是一座“凤凰阁”小庙。
黄桷树古风高大，盘根错节，根系深扎石壁，枝繁叶茂；千年的妖娆，犹如李白的诗韵，仰天长啸。据说这是李白常小憩的地方，后来才留下一棵唯一的孤品大树。风吹着树叶沙沙响，好似在向我们述说那段万般无奈的日子。“黄桷树”原本与“凤凰阁”风雨同伴，相濡以沫，如今却被一户人家的水泥房死活分离，相互失去了依靠。
小庙“凤凰阁”更是凄凉，只剩一顶破旧衣冠和几根老柱，残垣断壁孤苦伶仃地坚守在一旁，成了邻居家杂物存放处。从外形上看，古庙当年肯定是俊秀的，历经千年的日月风雨而不倒。“凤凰阁”高两层，有耳房，她当年能得如此美名，我猜定是李白给她起的名吧？要不“凤凰阁”这名字这么好听！
诗仙李白走后，她被留下冷落在“夜郎自大”的偏远国度。
诚然，今天的“夜郎国”也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那就是“怀白堂”，当地百姓为纪念李白而建。怀白堂现在是“遵义市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朝洪武年，亭内有两块石碑刻有李白诗5首，大门正面上方至今仍有楷书阴刻的“夜郎仙踪”四个大字，相传是李白的手迹。“怀白堂”是由原有的“城隍庙”和“太白碑亭”合二为一建成，非常大气。它的周围仿造了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供市民居住，如今已形成一条小街，来此寻古探幽的游人多了起来。从此，诗仙李白不再孤独。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传承比任何传承都有力且有利，最为久远。诗人李白当时仅是一名“罪徒”，但确因他的诗作影响大，无论走到哪，都有官家迎送他，百姓爱戴他。
我是贵州人，从小在绥阳诗乡长大，因此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还在我少年的时候，就知道县里有个地名叫“太白”，传说是李白流放夜郎时访游过的地方，可我一直没机会去看看。
那天，好友杨进知道我喜欢古建筑，说太白镇有个“官庄村”，村里楠木参天，还有一栋几百年前的楠木民宅，十分珍贵。于是我第一次踏上太白的土地。
车刚到街口，我就在路边看见“太白镇”三个字，真的心情有些激动，像个孩童一般赶紧下车留个影。
至于李白是否“到此一游”，我说过我不去考究；但我作为一个诗乡人，这种从小热爱诗乡文化，并在书香世家熏陶长大的人，骨子深处自然会流露出那种对历史名人的崇敬之感和追梦之心。
太白街上确实没有什么文化古迹让我流连忘返，可到了官庄村，村头那几棵高大的参天金丝楠却让我热血沸腾。见宣传栏介绍，全村周围有200多棵楠木树，这实属罕见。站在这些楠木古树下面，我顿时想起了北京太庙里的那些金丝楠木巨柱，史书记载当年也是取自于贵州某地。同时，我也遐想到当年的李太白，或许他也是听说此地有众多的楠木古树，故特意专程从夜郎骑马翻山而来，为的是看看这个有文化、有古楠的官庄村，在诗乡或许能找到知音。
古树旁边沿石梯而上，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全由金丝楠木建造，年代不详，古色古香。一看到这户人家，我想，这个官庄村古代肯定出过什么人物？或许李白还在此地与他们对酒高歌呢？我越看越不想走。
官庄，多么大胆的地名。而唯有此方的沃土才能长出这么高大的参天楠木。
我抚摸着古院精美的窗花。我仰看着老宅堂屋的神台。我环视着被当代遗忘的院落。我道别那留守官庄的老人和村边的官墓。我的心酸酸的，就像我离开夜郎那“太白墓”，“太白泉”，“凤凰阁”，“黄桷树”一样……
在我心里，其实其它都不重要，此刻的我是在寻找过去的时光。是在寻找家乡曾经的灿烂文化。是在表达一位诗乡人沉积已久的对诗仙李白的那种仰慕之情。
作者简介
作者：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人民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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