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窑炉遗迹分为龙窑和马蹄窑。
龙窑窑炉6条。在茅庵岭窑址先后揭露东西并列的两组龙窑窑炉遗迹，编号为MF30—MF37—MF109 和 MF115—MF125—MF126。
东侧一组龙窑遗迹为MF30—MF37—MF109，位于茅庵岭窑址东面T3121、T3122、T3221、T3222、T3320、T3321、T3420、T3421、T3519、T3520、T3618、T3619 探方内，为上下叠压的3条龙窑窑炉（图一）。每条龙窑由窑前工作室、火膛、窑室、窑门（图二、图三）、挡土墙、窑尾（图四）等结构组成。窑壁用砖叠砌（图五）。最上层龙窑窑炉MF30 室内残留较多匣钵（图六），窑头方向为南偏西32°。
MF30开口于第④层下，最高处距地表0.5米。长63.2、内宽1.1～4.68米。窑内堆积分3层：第①层，红烧土层，质地较紧，夹有少量匣钵和碎红砖，出土包含物多为黑釉瓷，器形以盏、碗为主；第②层，瓦片层，小青瓦破碎严重；第③层，红烧土层，质地较松，夹有匣钵和碎红砖， 包含物主要是黑釉瓷，器形有碗、盏、碟、盘等。窑前工作区呈不规则圆形，最长4.7米，距地面3.8米，砌筑在黄色土上，上部使用窑砖平砌，砖墙最多留存29层砖，高达1.55米（图七）。火口宽0.4米。火膛呈扇形，南部宽0.4、北部宽1.1、南北进深0.9米（图 八），底部保留小青瓦和砖砌的落灰槽。北部与窑床相连处有一道挡土墙。窑床平面呈长条形，北高南低，坡度约20°，东西窑壁为砖墙，采用红色窑砖平铺叠砌，砖长20、宽15、厚6厘米。窑壁在窑床后部向东侧弯曲，平面呈弧形，南北两面较窄，中间较宽。MF30窑前工作区利用MF37的窑前工作区和火膛，面积较MF37窑前工作区大。
MF37（图九）是在MF109（图十）的基础上修建的，其窑前工作区利用MF109的窑前工作区，并在窑前工作区中间砌建一口水井和一组砖柱，窑床内宽 1.8～5.15 米，窑门1宽 0.6米、窑门2宽0.4～0.6米、窑门4宽0.55米、窑门5宽0.8米。
该组龙窑遗迹结构清晰完整。3条龙窑同处一地，位置基本没有变化，但以MF109、MF37、MF30为序，窑前工作区由低向高抬升，火膛位置由南往北移动，火膛面积逐渐缩小，窑床由低向高抬升，窑壁由外向内收缩，窑床面积逐渐缩小。
西侧一组龙窑遗迹为 MF115—MF125—MF126，与东侧一组的窑炉结构、大小基本相似。也是上下叠压的3条龙窑窑炉。
3条相互叠压的龙窑遗迹的发现，对研究吉州窑的烧造技术，认识吉州窑窑址窑包的形成提供了新材料。上下叠压迹象明显的窑炉遗迹清晰地展示了吉州窑的瓷业发展史，对南方地区窑场发展模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马蹄窑窑炉2座
马蹄窑2006BF9位于本觉寺塔南Ⅱ T1736 探方内，窑门方向南偏东37°，由窑前工作区、窑门、火膛、挡墙、窑床、烟道、窑壁组成。窑前工作区呈“八”字形，宽0.6米，进窑门处砌2级台阶（图十一～图十四）。窑门位于窑头，保存完好，呈倒“U”形，高1.86、最宽0.58、厚0.18 米。火膛平面呈椭圆形，位于窑门与窑床之间，长径1.28、短径0.8、深0.6米。底部平铺一层青砖， 砖长27、宽 10、厚6厘米。挡墙位于火膛与窑床之间，在窑床前砌一排青砖，残留6层，砖长27、宽10、厚6厘米。窑床位于火膛与烟道之间，平面呈马蹄形，内宽3.6、长3.4、残高1.5米。窑床底部起3层台阶，前部较低，后部比中部高0.06米，前部长1.9、宽2.7～3.6米，后部长3.4、宽3.6米。烟道位于窑后壁，共3个，均匀排列，横截面呈倒梯形，长0.14～0.3、宽0.2、残高1.2米，烟道口用青砖封闭。窑壁厚0.2米，内侧呈青灰色，厚约0.06米；外部呈砖红色，厚约0.14米。窑内灰褐色黏土黏稠，为二次搬运堆积，含大量的匣钵碎块，出土有黑釉、白釉、绿釉、彩绘瓷等，器形有罐、碗、盏、杯、盘、枕等。该窑为掏洞挖建而成，近旁有一条由废窑砖、城墙砖、匣钵、石板、条石组成的长条砖石路，留存的长方形青灰砖侧面模印有“庐陵县提调官”“吉安府庐陵”“提调官”“周仲四”“景泰”“府吏”等铭文（图十五～图十七）。史书记载明代江西地区有55个县为南京城墙烧制城砖，现南京城墙上仍保留有此类刻铭的城墙砖。结合窑的形状及窑壁情况，推测该窑应是明代前期为南京城墙烧砖的。
https://t.cn/A65xYJ2l
龙窑窑炉6条。在茅庵岭窑址先后揭露东西并列的两组龙窑窑炉遗迹，编号为MF30—MF37—MF109 和 MF115—MF125—MF126。
东侧一组龙窑遗迹为MF30—MF37—MF109，位于茅庵岭窑址东面T3121、T3122、T3221、T3222、T3320、T3321、T3420、T3421、T3519、T3520、T3618、T3619 探方内，为上下叠压的3条龙窑窑炉（图一）。每条龙窑由窑前工作室、火膛、窑室、窑门（图二、图三）、挡土墙、窑尾（图四）等结构组成。窑壁用砖叠砌（图五）。最上层龙窑窑炉MF30 室内残留较多匣钵（图六），窑头方向为南偏西32°。
MF30开口于第④层下，最高处距地表0.5米。长63.2、内宽1.1～4.68米。窑内堆积分3层：第①层，红烧土层，质地较紧，夹有少量匣钵和碎红砖，出土包含物多为黑釉瓷，器形以盏、碗为主；第②层，瓦片层，小青瓦破碎严重；第③层，红烧土层，质地较松，夹有匣钵和碎红砖， 包含物主要是黑釉瓷，器形有碗、盏、碟、盘等。窑前工作区呈不规则圆形，最长4.7米，距地面3.8米，砌筑在黄色土上，上部使用窑砖平砌，砖墙最多留存29层砖，高达1.55米（图七）。火口宽0.4米。火膛呈扇形，南部宽0.4、北部宽1.1、南北进深0.9米（图 八），底部保留小青瓦和砖砌的落灰槽。北部与窑床相连处有一道挡土墙。窑床平面呈长条形，北高南低，坡度约20°，东西窑壁为砖墙，采用红色窑砖平铺叠砌，砖长20、宽15、厚6厘米。窑壁在窑床后部向东侧弯曲，平面呈弧形，南北两面较窄，中间较宽。MF30窑前工作区利用MF37的窑前工作区和火膛，面积较MF37窑前工作区大。
MF37（图九）是在MF109（图十）的基础上修建的，其窑前工作区利用MF109的窑前工作区，并在窑前工作区中间砌建一口水井和一组砖柱，窑床内宽 1.8～5.15 米，窑门1宽 0.6米、窑门2宽0.4～0.6米、窑门4宽0.55米、窑门5宽0.8米。
该组龙窑遗迹结构清晰完整。3条龙窑同处一地，位置基本没有变化，但以MF109、MF37、MF30为序，窑前工作区由低向高抬升，火膛位置由南往北移动，火膛面积逐渐缩小，窑床由低向高抬升，窑壁由外向内收缩，窑床面积逐渐缩小。
西侧一组龙窑遗迹为 MF115—MF125—MF126，与东侧一组的窑炉结构、大小基本相似。也是上下叠压的3条龙窑窑炉。
3条相互叠压的龙窑遗迹的发现，对研究吉州窑的烧造技术，认识吉州窑窑址窑包的形成提供了新材料。上下叠压迹象明显的窑炉遗迹清晰地展示了吉州窑的瓷业发展史，对南方地区窑场发展模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马蹄窑窑炉2座
马蹄窑2006BF9位于本觉寺塔南Ⅱ T1736 探方内，窑门方向南偏东37°，由窑前工作区、窑门、火膛、挡墙、窑床、烟道、窑壁组成。窑前工作区呈“八”字形，宽0.6米，进窑门处砌2级台阶（图十一～图十四）。窑门位于窑头，保存完好，呈倒“U”形，高1.86、最宽0.58、厚0.18 米。火膛平面呈椭圆形，位于窑门与窑床之间，长径1.28、短径0.8、深0.6米。底部平铺一层青砖， 砖长27、宽 10、厚6厘米。挡墙位于火膛与窑床之间，在窑床前砌一排青砖，残留6层，砖长27、宽10、厚6厘米。窑床位于火膛与烟道之间，平面呈马蹄形，内宽3.6、长3.4、残高1.5米。窑床底部起3层台阶，前部较低，后部比中部高0.06米，前部长1.9、宽2.7～3.6米，后部长3.4、宽3.6米。烟道位于窑后壁，共3个，均匀排列，横截面呈倒梯形，长0.14～0.3、宽0.2、残高1.2米，烟道口用青砖封闭。窑壁厚0.2米，内侧呈青灰色，厚约0.06米；外部呈砖红色，厚约0.14米。窑内灰褐色黏土黏稠，为二次搬运堆积，含大量的匣钵碎块，出土有黑釉、白釉、绿釉、彩绘瓷等，器形有罐、碗、盏、杯、盘、枕等。该窑为掏洞挖建而成，近旁有一条由废窑砖、城墙砖、匣钵、石板、条石组成的长条砖石路，留存的长方形青灰砖侧面模印有“庐陵县提调官”“吉安府庐陵”“提调官”“周仲四”“景泰”“府吏”等铭文（图十五～图十七）。史书记载明代江西地区有55个县为南京城墙烧制城砖，现南京城墙上仍保留有此类刻铭的城墙砖。结合窑的形状及窑壁情况，推测该窑应是明代前期为南京城墙烧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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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百万庄：新中国第一住宅区的前世今生by 陈瞰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冯善龙：燃起了大红奎村“三把火”——脱贫攻坚“一人一示范”系列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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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瓦壕’糜米火了。前年就火了，是因为品质好；最近又火了，是和‘四村大米’强强联手，推出了‘金银米饭’；去年还试种了富硒糜米，现正在进行营养成分鉴定，以后一定会更火。”见到记者，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脱贫户王守政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接二连三地说出了几个“火”。
“打瓦壕”糜米“火”了的背后，离不开一位扶贫一线的“新村官”，他就是大红奎村驻村第一书记冯善龙。
2019年4月，1984年出生的冯善龙，由鄂尔多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促进和新经济局副局长一职，走马上任大红奎村驻村第一书记。
大红奎村土地面积40.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2300亩，以井灌和柳沟河水灌溉为主，总人口1231户3656人，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131人，其中稳定脱贫10户30人、正常脱贫40户101人。
刚驻村时，冯善龙作为一名扶贫新兵，对村情是一问摇头三不知，更不知道一亩糜子能打多少斤糜米……但他深知，脱贫攻坚，根本在于做好“人”的工作，他首先从走访入户——“认识人”起步。
时间久了，通过与村民们实打实、掏心窝子拉家常，冯善龙了解了村情民情，也对村子产业发展和历史遗留问题有了初步的研判。
大红奎村的打瓦壕区域土地曾是黄河古道，具有土壤肥沃、病虫害少等特点，又地处北纬40度黄金谷类产地，在该区域种植的糜米具有成本低、风险小、质量高等优势。“打瓦壕”糜米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区域特色农作物，在呼包鄂地区备受青睐，但因为品牌保护不到位，常有“以次充好、冒名顶替”，使“打瓦壕”糜米逐渐走向败落。
冯善龙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产业是贫困户脱贫的治本之策，重塑“打瓦壕”糜米品牌是大红奎村的当务之急。
2019年春天，在鄂尔多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吉格斯太镇党委政府支持下，冯善龙立志要再次打响“打瓦壕”糜米这块品牌，点燃了大红奎村的“第一把火”。
在确立了“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后，冯善龙带领大红奎村“两委”成员，把“打瓦壕”糜米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突破口，采取施有机肥、人工锄草的模式，种植绿色无公害糜米170亩村集体示范田，并带动农户和贫困户种植300多亩。
同时，为了更好地将无公害糜米广泛推广，形成村集体经济的拳头产品，紧接着又成立村集体公司——达拉特旗红启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产品生产和对外销售，设计“打瓦壕”Logo（商标）、注册“打瓦壕”品牌、鉴定营养成分，将“打瓦壕”糜米包装成为品牌产品，上线京东达拉特扶贫馆和淘宝鄂尔多斯味道网店进行销售，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前年，村集体170亩示范田精加工出2万斤糜米，每斤按照10元价格全部销售一空，纯利润达到近6万元。”大红奎村党支部书记刘永伟高兴地说，种植期间有8户脱贫户临时参与打日工，户均增收近1000元，另有脱贫户王军种植40亩，直接纯收入2万元。
同在2019年，冯善龙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村里还有一片1430亩集中连片土地，非常适合发展现代农业，但是因为缺少水电且分散在农户手中，一直闲置，无法耕种。
为了进一步发展大红奎村集体经济，冯善龙团结带领村“两委”一班人，燃起了大红奎村的“第二把火”。
首先，克服重重困难，排除各种阻力，将1430亩土地从村民手中逐一流转回到村集体，然后在包联单位与镇政府支持下，再集中进行土地平整、打井上电，变旱地为水地，最后按照每亩300元土地流转费与正时草业签定了10年合同，还约定正时草业拿出利润的20%与村民共享红利。仅此一项，村集体经济年收入40余万元。
“2019年底，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65万元，从中拿出4.8万元与40户正常脱贫户共享发展红利，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刘永伟感慨地说，“大河有水小河满，过去看到贫困户有困难，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村干部说话也有底气了，大家不仅夸你好，关键是还跟着你一起干。”
2020年，为了扩大“打瓦壕”品牌效应，驻村工作队和大红奎村集体研究决定，确定了“示范种植、品牌带动”工作思路，品牌授权，让利于民，烧起了大红奎村的“第三把火”。
具体政策为，优先支持贫困户种植糜米，对符合绿色无公害糜米标准的种植户，根据村民的实际产量，授权使用村集体的品牌包装，采取订单回收和自产自销的模式，使农户的利益最大化。
去年开春，在大红奎村集体的引领示范下，脱贫户王守政通过承包土地，种了150亩糜米，其中还试种了30亩富硒糜米，富硒肥料由驻村工作队提供。
“按目前的市场行情看，糜米的价格和以往差不多，150亩糜子纯收入达到六七万元，应该不成问题。”王守政信心十足地说，有党的好政策托底，只要自己勤劳肯干，再加上火了的“打瓦壕”糜米，一定能奋斗出红火的好日子来。
最近，在主推“打瓦壕”精米、试种富硒糜米的同时，冯善龙又开始实施一项新举措。
他研究发现，糜米的蛋白质含量远远高于大米等主粮，而且作为粗粮，丰富的膳食纤维有促进胃肠蠕动，预防肠胃疾病的功效，是名副其实的健康食品；他还发现，过去，因为追求糜米的产量，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导致糜米的口感变差，尤其是“80后”“90后”很少食用糜米。
立足实际，冯善龙将绿色无公害的“打瓦壕”糜米和本地优质“四村大米”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一黄一白的二米饭起名为“金银米饭”，通过主粮带动杂粮销售的模式，进一步提升“打瓦壕”糜米的知名度。
驻村一年多来，冯善龙这位“80后”“白面书生”，人瘦了，脸晒黑了。但他在大红奎村点燃的“三把火”，把把烧在村民们的所需所想上，燃起了群众们共奔小康的心头之火，大家对这位“新村官”是赞赏有加。
驻村第一书记冯善龙帮助村集体在第二届农产品展洽会上销售糜米。孟瑞林 摄
“冯书记的这种一心为民、担当实干的精神，我是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上。”刘永伟说，“大家对冯书记也信心十足，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大红奎村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效法羲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这是我的母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歌的一句歌词，它时刻激励着我，为社会贡献绵薄之力。”谈到将来的打算，冯善龙动情地说，“我愿继续坚守在农村，满怀激情地振兴乡村、致富乡亲，做一名有担当的第一书记。” https://t.cn/R2Wxo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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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瓦壕”糜米“火”了的背后，离不开一位扶贫一线的“新村官”，他就是大红奎村驻村第一书记冯善龙。
2019年4月，1984年出生的冯善龙，由鄂尔多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促进和新经济局副局长一职，走马上任大红奎村驻村第一书记。
大红奎村土地面积40.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2300亩，以井灌和柳沟河水灌溉为主，总人口1231户3656人，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131人，其中稳定脱贫10户30人、正常脱贫40户101人。
刚驻村时，冯善龙作为一名扶贫新兵，对村情是一问摇头三不知，更不知道一亩糜子能打多少斤糜米……但他深知，脱贫攻坚，根本在于做好“人”的工作，他首先从走访入户——“认识人”起步。
时间久了，通过与村民们实打实、掏心窝子拉家常，冯善龙了解了村情民情，也对村子产业发展和历史遗留问题有了初步的研判。
大红奎村的打瓦壕区域土地曾是黄河古道，具有土壤肥沃、病虫害少等特点，又地处北纬40度黄金谷类产地，在该区域种植的糜米具有成本低、风险小、质量高等优势。“打瓦壕”糜米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区域特色农作物，在呼包鄂地区备受青睐，但因为品牌保护不到位，常有“以次充好、冒名顶替”，使“打瓦壕”糜米逐渐走向败落。
冯善龙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产业是贫困户脱贫的治本之策，重塑“打瓦壕”糜米品牌是大红奎村的当务之急。
2019年春天，在鄂尔多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吉格斯太镇党委政府支持下，冯善龙立志要再次打响“打瓦壕”糜米这块品牌，点燃了大红奎村的“第一把火”。
在确立了“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后，冯善龙带领大红奎村“两委”成员，把“打瓦壕”糜米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突破口，采取施有机肥、人工锄草的模式，种植绿色无公害糜米170亩村集体示范田，并带动农户和贫困户种植300多亩。
同时，为了更好地将无公害糜米广泛推广，形成村集体经济的拳头产品，紧接着又成立村集体公司——达拉特旗红启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产品生产和对外销售，设计“打瓦壕”Logo（商标）、注册“打瓦壕”品牌、鉴定营养成分，将“打瓦壕”糜米包装成为品牌产品，上线京东达拉特扶贫馆和淘宝鄂尔多斯味道网店进行销售，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前年，村集体170亩示范田精加工出2万斤糜米，每斤按照10元价格全部销售一空，纯利润达到近6万元。”大红奎村党支部书记刘永伟高兴地说，种植期间有8户脱贫户临时参与打日工，户均增收近1000元，另有脱贫户王军种植40亩，直接纯收入2万元。
同在2019年，冯善龙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村里还有一片1430亩集中连片土地，非常适合发展现代农业，但是因为缺少水电且分散在农户手中，一直闲置，无法耕种。
为了进一步发展大红奎村集体经济，冯善龙团结带领村“两委”一班人，燃起了大红奎村的“第二把火”。
首先，克服重重困难，排除各种阻力，将1430亩土地从村民手中逐一流转回到村集体，然后在包联单位与镇政府支持下，再集中进行土地平整、打井上电，变旱地为水地，最后按照每亩300元土地流转费与正时草业签定了10年合同，还约定正时草业拿出利润的20%与村民共享红利。仅此一项，村集体经济年收入40余万元。
“2019年底，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65万元，从中拿出4.8万元与40户正常脱贫户共享发展红利，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刘永伟感慨地说，“大河有水小河满，过去看到贫困户有困难，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村干部说话也有底气了，大家不仅夸你好，关键是还跟着你一起干。”
2020年，为了扩大“打瓦壕”品牌效应，驻村工作队和大红奎村集体研究决定，确定了“示范种植、品牌带动”工作思路，品牌授权，让利于民，烧起了大红奎村的“第三把火”。
具体政策为，优先支持贫困户种植糜米，对符合绿色无公害糜米标准的种植户，根据村民的实际产量，授权使用村集体的品牌包装，采取订单回收和自产自销的模式，使农户的利益最大化。
去年开春，在大红奎村集体的引领示范下，脱贫户王守政通过承包土地，种了150亩糜米，其中还试种了30亩富硒糜米，富硒肥料由驻村工作队提供。
“按目前的市场行情看，糜米的价格和以往差不多，150亩糜子纯收入达到六七万元，应该不成问题。”王守政信心十足地说，有党的好政策托底，只要自己勤劳肯干，再加上火了的“打瓦壕”糜米，一定能奋斗出红火的好日子来。
最近，在主推“打瓦壕”精米、试种富硒糜米的同时，冯善龙又开始实施一项新举措。
他研究发现，糜米的蛋白质含量远远高于大米等主粮，而且作为粗粮，丰富的膳食纤维有促进胃肠蠕动，预防肠胃疾病的功效，是名副其实的健康食品；他还发现，过去，因为追求糜米的产量，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导致糜米的口感变差，尤其是“80后”“90后”很少食用糜米。
立足实际，冯善龙将绿色无公害的“打瓦壕”糜米和本地优质“四村大米”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一黄一白的二米饭起名为“金银米饭”，通过主粮带动杂粮销售的模式，进一步提升“打瓦壕”糜米的知名度。
驻村一年多来，冯善龙这位“80后”“白面书生”，人瘦了，脸晒黑了。但他在大红奎村点燃的“三把火”，把把烧在村民们的所需所想上，燃起了群众们共奔小康的心头之火，大家对这位“新村官”是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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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书记的这种一心为民、担当实干的精神，我是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上。”刘永伟说，“大家对冯书记也信心十足，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大红奎村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效法羲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这是我的母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歌的一句歌词，它时刻激励着我，为社会贡献绵薄之力。”谈到将来的打算，冯善龙动情地说，“我愿继续坚守在农村，满怀激情地振兴乡村、致富乡亲，做一名有担当的第一书记。” https://t.cn/R2Wxo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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