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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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人经常供养天神、四大天王、护法神等祈求护佑，其实如能恭敬父母，也不一定需要天天念护法神。有些人天天买酒、买水果供护法神，对父母却漠不关心，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恐怕供养再多，护法神也不一定来。如果连基本的人格和道德都不具备，再如何大声呼唤护法神，也是徒劳无功；倘若人格贤善、品德高尚，即使不呼唤，护法神也会主动亲近。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华严宗的基本思想

（一）思想

《华严经》主要说明菩萨从树立信仰到解脱成佛的阶段修行及修行感果华严宗基本思想华严宗思想源于古印度佛陀时代。中国自东汉时期即开始传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初正式创宗立派。主要据典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因经立宗，故称“华严宗”。又因实际创始人法藏大师被我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礼为国师，赐号“贤首”，故该宗又名“贤首宗”。华严宗在世界各地流传非常广泛，而《华严经》则成为学佛者必读的重要经典。此经是佛成道第十四天后在古印度菩提伽耶大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上首菩萨宣说的内的差别。

华严三圣的意义

在华严经中，以“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来襄辅“毗卢遮那佛”的教化, 而将此三者合称为“华严三圣”。当我们将错误的观念与行为破除，建立起正确的观念与行为后，会拥有完整的人格与德行，也才能成就毗卢遮那光明遍照的境界。换言之，以文殊之极智，融合普贤之体性，方成毗卢遮那之境界，所以华严宗即以此认定“本体为主，轨则为辅”，因此即“以普贤为长子，文殊为庶男”称之。

以文殊智慧为导引，以普贤体性为目标
在修持法门上，以文殊、普贤为本尊系统的法门中有一大原则，就是“以文殊之智慧为导引，以普贤之体性为目标”。这当中有两种方法：

（1）以文殊师利为本尊。

以文殊的智慧为导引，而契证普贤的法界体性。

（2）以普贤菩萨为本尊。

以普贤的法界体性为目标，而契证文殊之智慧、普贤的法界体性。就华严经的结构分析，文殊和普贤自成一别的系统：

文殊系统

文殊代表的是“能证之教”或“能成之道”。这系统主要重点在“历练成就之志”及“指导成就之方”。因此其所彰显者，主要属于成就之过程、次第及阶次。故文殊之德，对行者而言，则在于心志的淬炼、心路的历程、心性的彰显、以及心地的成长与转化。所以行者重在“转八识成四智”、“转烦恼成菩提”等转化工夫上。若约法门言，则着重在“教法”，教法乃指“觉悟的教育训练方法”。即华严经中的六位俢证之“圆融不碍行布，行布不碍圆融”观。

普贤系统

普贤代表的是“所证之境”或“所成之果”。

这系统主要的重点在“法界体性的彰显”及陈述“佛果标的之境界”。因此，普贤所彰显的是属于“法界的本来面目”或称为“修行最后的目标景象”。故普贤之德，约行者言，则在明白“心性”眼前的境界，即目前的“心地”是属于何种层次，继之又该如何奋进才能更上一层楼，乃至达于最究竟的“佛境”。而将华严三圣圆融的思想发展出去，就衍伸出“西方三圣”、 “东方三圣”、“娑婆三圣”等等。例如西方三圣即是由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融合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则成就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所以，当我们进入佛寺，礼拜三圣时，要能感受其所代表的真实义！

（二）理论

主要教理为法界缘起说。宇宙万法、有为无为、色心缘起时，互相依持，相即相入，圆融无碍，如因陀罗网，重重无尽；并用四法界、六相、十玄等法门，来阐明无尽缘起的意义。

所谓“法界”，法是指万事万物；界是指分界、类别。融摄一切万事万物称为“法界”，华严宗人通常是在万物的本原、本体和众生具有的佛性的意义上使用法界这个名词。华严宗人认为，法界就是真如、实相，更具体的说，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法界缘起”也就是说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生起，也就是由先天的真如法性所生起，因此也称为“性起缘起”。　　

四法界　　

（1）事法界。指宇宙万有事法，彼此一一差别，各有分齐；

（2）理法界。指诸法平等的理性，即真如；

（3）理事无碍法界。是说有差别的事法与平等的理性，互相溶融无碍；

（4）事事无碍法界。指一切各有差别的事法，由于理性同一，故能一一称性融通，一多相即而重重无尽。

法界缘起的理论来自于《华严经》中描述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悟的境界，说在释迦牟尼的心中，一切万有无不印现，不仅能现出万事万物，而且连地狱、天堂乃到十方诸佛世界，都能在一时中印现出来。不仅能一切事物的现在状态，也能印现过去和未来的相状。总之，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的、世间的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都印现了出来。

华严宗由这个现象进一步发展，认为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无限广大又互相包容的，有个体区分又相互贯通，相资相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彼即是此，此即是彼，相即相入，圆融无碍，处于重重无尽的联系之中。法界缘起又叫做无尽缘起。

六相

（1）总相。指一种缘起中，具足各种成分，类似所谓事物的全体；

（2）别相。指各种成分有其差别，即事物的部分；

（3）同相。指各部分互相依持，同成一总体，即事物的同一性；

（4）异相。指各个部分虽互缘而生，仍各别有异，即事物的差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