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铁微分享# 【冷战遗孽，“脑死亡”后如何借尸还魂？ | #且看北约系列评论#（一）】（文/ 卓尔）俄乌战争已持续两个多月，北约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作为“冷战遗孽”，作为“霸权工具”，北约这部“战争引擎”在冷战后罪行累累。参考快评栏目推出“且看北约”系列评论，一组三篇，敬请关注。本文为第一篇。
冷战已结束30多年，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虽然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断言“脑死亡”，然而多年来，北约抱残守缺，屡屡以“人道主义”和“民主”的名义肆意发动战争、漠视践踏人权，大有“借尸还魂”之意。不难看出，北约的躯体虽然进入了21世纪，头脑还停留在冷战时期，这一“冷战遗孽”违背历史潮流，沉溺阵营对抗，已经沦为美国野心的工具。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发动冷战，组建了北约，大搞阵营对抗、零和博弈。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因为对手的消失而解散，反而逆流而动、持续“圈地”。冷战40余年间，北约吸收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和西班牙4国；冷战结束后，北约却吸收了十多个国家，成员国达到30个。直到不久前，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也表示考虑加入北约。
北约的持续扩张及其在美国操控下的种种霸权行径，已经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之一。塞尔维亚前资深外交官约万诺维奇认为，北约长达数十年的东扩不仅是引发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同时对全球的和平与合作构成威胁。土耳其退役海军上将埃尔图尔克指出，北约违背冷战结束后“不会向东延伸一英里”的承诺，无视俄罗斯安全相关担忧，持续东扩是“不可接受的”和“错误的”。
冷战结束已30余年，北约却始终延续冷战思维，沉溺制造阵营对抗。冷战结束以来，北约一再调整战略概念，目的就是持续不断塑造新的假想敌并与之对抗。
1991年，北约罗马峰会通过《联盟的新战略概念》。当时苏联威胁几乎消失，考虑到海湾战争因素，北约把有关应对威胁的表述宽泛化，内容涵盖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国际危机事件。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北约战略概念中又添加了处理地区危机的职能。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全球热点，北约在更新战略概念时又添加了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内容。2021年，北约更是抛出“北约2030年议程”，在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炒作“中国威胁”，宣称要减少各成员国在威胁认知上的差异，加强政治融合。
不难看出，北约不甘心自己的影响力局限于欧洲，已将其干涉黑手伸向了世界多个地区。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到当前的俄乌冲突，背后都是鼓噪威胁与对抗的北约的影子。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拱火”俄乌冲突，目的之一是加强欧洲与美国的政策捆绑，消解北约“身份危机”。德国《商报》指出，俄乌冲突对“脑死亡”的北约起到了起死回生的效果。
北约固守过时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搞集团对抗，追求“绝对安全”，其所作所为毒害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安全隐患，还给相关国家经济民生造成深重灾难，违背广大发展中国家意愿。
塞尔维亚经济学家估计，北约当年对南联盟的轰炸造成了约29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和北约发动的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导致阿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目前大约7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曾经富裕的伊拉克也因为美英入侵陷入混乱，经济民生问题严峻。北约国家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后，该国政治和经济崩溃，派系对峙交战频繁，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成为非法移民涌入欧洲的通道国家。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造成了极强震荡。世界银行认为，俄乌国家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显示，俄乌冲突已经造成1000多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超过480多万乌民众逃到邻国。
自北约成立伊始，美国就一直牢牢控制着北约的领导权，以期不断巩固自身全球霸权地位。通过北约机制，美国在欧洲多国设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从而达到在事实上控制欧洲的目的。
多年来，美国操控北约打着维护“民主、自由、人权”旗号，屡屡向中东、非洲国家伸出军事干涉黑手。近年来，北约的军事干涉黑手更是伸向亚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已被北约列为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北约甚至开始炒作“中国威胁”。不久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无端指责，妄称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一事对北约构成所谓“严重挑战”。比利时《晚报》曾载文指出，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根本上是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印度快报》网站日前刊文说，北约在冷战结束后持续扩张的目的，就是实现美国的霸权野心。
北约挑动的纷争让多国民众曾经或正在经历“刀光血影”，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题不会改变。历史一再证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如果执意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唾弃，“借尸还魂”也迟早“魂飞魄散”。https://t.cn/A6XAZllo
冷战已结束30多年，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虽然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断言“脑死亡”，然而多年来，北约抱残守缺，屡屡以“人道主义”和“民主”的名义肆意发动战争、漠视践踏人权，大有“借尸还魂”之意。不难看出，北约的躯体虽然进入了21世纪，头脑还停留在冷战时期，这一“冷战遗孽”违背历史潮流，沉溺阵营对抗，已经沦为美国野心的工具。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发动冷战，组建了北约，大搞阵营对抗、零和博弈。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因为对手的消失而解散，反而逆流而动、持续“圈地”。冷战40余年间，北约吸收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和西班牙4国；冷战结束后，北约却吸收了十多个国家，成员国达到30个。直到不久前，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也表示考虑加入北约。
北约的持续扩张及其在美国操控下的种种霸权行径，已经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之一。塞尔维亚前资深外交官约万诺维奇认为，北约长达数十年的东扩不仅是引发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同时对全球的和平与合作构成威胁。土耳其退役海军上将埃尔图尔克指出，北约违背冷战结束后“不会向东延伸一英里”的承诺，无视俄罗斯安全相关担忧，持续东扩是“不可接受的”和“错误的”。
冷战结束已30余年，北约却始终延续冷战思维，沉溺制造阵营对抗。冷战结束以来，北约一再调整战略概念，目的就是持续不断塑造新的假想敌并与之对抗。
1991年，北约罗马峰会通过《联盟的新战略概念》。当时苏联威胁几乎消失，考虑到海湾战争因素，北约把有关应对威胁的表述宽泛化，内容涵盖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国际危机事件。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北约战略概念中又添加了处理地区危机的职能。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全球热点，北约在更新战略概念时又添加了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内容。2021年，北约更是抛出“北约2030年议程”，在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炒作“中国威胁”，宣称要减少各成员国在威胁认知上的差异，加强政治融合。
不难看出，北约不甘心自己的影响力局限于欧洲，已将其干涉黑手伸向了世界多个地区。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到当前的俄乌冲突，背后都是鼓噪威胁与对抗的北约的影子。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拱火”俄乌冲突，目的之一是加强欧洲与美国的政策捆绑，消解北约“身份危机”。德国《商报》指出，俄乌冲突对“脑死亡”的北约起到了起死回生的效果。
北约固守过时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搞集团对抗，追求“绝对安全”，其所作所为毒害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安全隐患，还给相关国家经济民生造成深重灾难，违背广大发展中国家意愿。
塞尔维亚经济学家估计，北约当年对南联盟的轰炸造成了约29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和北约发动的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导致阿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目前大约7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曾经富裕的伊拉克也因为美英入侵陷入混乱，经济民生问题严峻。北约国家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后，该国政治和经济崩溃，派系对峙交战频繁，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成为非法移民涌入欧洲的通道国家。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造成了极强震荡。世界银行认为，俄乌国家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显示，俄乌冲突已经造成1000多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超过480多万乌民众逃到邻国。
自北约成立伊始，美国就一直牢牢控制着北约的领导权，以期不断巩固自身全球霸权地位。通过北约机制，美国在欧洲多国设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从而达到在事实上控制欧洲的目的。
多年来，美国操控北约打着维护“民主、自由、人权”旗号，屡屡向中东、非洲国家伸出军事干涉黑手。近年来，北约的军事干涉黑手更是伸向亚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已被北约列为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北约甚至开始炒作“中国威胁”。不久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无端指责，妄称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一事对北约构成所谓“严重挑战”。比利时《晚报》曾载文指出，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根本上是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印度快报》网站日前刊文说，北约在冷战结束后持续扩张的目的，就是实现美国的霸权野心。
北约挑动的纷争让多国民众曾经或正在经历“刀光血影”，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题不会改变。历史一再证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如果执意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唾弃，“借尸还魂”也迟早“魂飞魄散”。https://t.cn/A6XAZ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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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已结束30多年，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虽然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断言“脑死亡”，然而多年来，北约抱残守缺，屡屡以“人道主义”和“民主”的名义肆意发动战争、漠视践踏人权，大有“借尸还魂”之意。不难看出，北约的躯体虽然进入了21世纪，头脑还停留在冷战时期，这一“冷战遗孽”违背历史潮流，沉溺阵营对抗，已经沦为美国野心的工具。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发动冷战，组建了北约，大搞阵营对抗、零和博弈。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因为对手的消失而解散，反而逆流而动、持续“圈地”。冷战40余年间，北约吸收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和西班牙4国；冷战结束后，北约却吸收了十多个国家，成员国达到30个。直到不久前，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也表示考虑加入北约。
北约的持续扩张及其在美国操控下的种种霸权行径，已经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之一。塞尔维亚前资深外交官约万诺维奇认为，北约长达数十年的东扩不仅是引发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同时对全球的和平与合作构成威胁。土耳其退役海军上将埃尔图尔克指出，北约违背冷战结束后“不会向东延伸一英里”的承诺，无视俄罗斯安全相关担忧，持续东扩是“不可接受的”和“错误的”。
冷战结束已30余年，北约却始终延续冷战思维，沉溺制造阵营对抗。冷战结束以来，北约一再调整战略概念，目的就是持续不断塑造新的假想敌并与之对抗。
1991年，北约罗马峰会通过《联盟的新战略概念》。当时苏联威胁几乎消失，考虑到海湾战争因素，北约把有关应对威胁的表述宽泛化，内容涵盖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国际危机事件。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北约战略概念中又添加了处理地区危机的职能。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全球热点，北约在更新战略概念时又添加了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内容。2021年，北约更是抛出“北约2030年议程”，在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炒作“中国威胁”，宣称要减少各成员国在威胁认知上的差异，加强政治融合。
不难看出，北约不甘心自己的影响力局限于欧洲，已将其干涉黑手伸向了世界多个地区。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到当前的俄乌冲突，背后都是鼓噪威胁与对抗的北约的影子。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拱火”俄乌冲突，目的之一是加强欧洲与美国的政策捆绑，消解北约“身份危机”。德国《商报》指出，俄乌冲突对“脑死亡”的北约起到了起死回生的效果。
北约固守过时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搞集团对抗，追求“绝对安全”，其所作所为毒害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安全隐患，还给相关国家经济民生造成深重灾难，违背广大发展中国家意愿。
塞尔维亚经济学家估计，北约当年对南联盟的轰炸造成了约29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和北约发动的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导致阿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目前大约7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曾经富裕的伊拉克也因为美英入侵陷入混乱，经济民生问题严峻。北约国家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后，该国政治和经济崩溃，派系对峙交战频繁，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成为非法移民涌入欧洲的通道国家。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造成了极强震荡。世界银行认为，俄乌国家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显示，俄乌冲突已经造成1000多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超过480多万乌民众逃到邻国。
自北约成立伊始，美国就一直牢牢控制着北约的领导权，以期不断巩固自身全球霸权地位。通过北约机制，美国在欧洲多国设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从而达到在事实上控制欧洲的目的。
多年来，美国操控北约打着维护“民主、自由、人权”旗号，屡屡向中东、非洲国家伸出军事干涉黑手。近年来，北约的军事干涉黑手更是伸向亚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已被北约列为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北约甚至开始炒作“中国威胁”。不久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无端指责，妄称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一事对北约构成所谓“严重挑战”。比利时《晚报》曾载文指出，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根本上是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印度快报》网站日前刊文说，北约在冷战结束后持续扩张的目的，就是实现美国的霸权野心。
北约挑动的纷争让多国民众曾经或正在经历“刀光血影”，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题不会改变。历史一再证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如果执意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唾弃，“借尸还魂”也迟早“魂飞魄散”。https://t.cn/A6XAZ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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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发动冷战，组建了北约，大搞阵营对抗、零和博弈。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因为对手的消失而解散，反而逆流而动、持续“圈地”。冷战40余年间，北约吸收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和西班牙4国；冷战结束后，北约却吸收了十多个国家，成员国达到30个。直到不久前，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也表示考虑加入北约。
北约的持续扩张及其在美国操控下的种种霸权行径，已经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之一。塞尔维亚前资深外交官约万诺维奇认为，北约长达数十年的东扩不仅是引发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同时对全球的和平与合作构成威胁。土耳其退役海军上将埃尔图尔克指出，北约违背冷战结束后“不会向东延伸一英里”的承诺，无视俄罗斯安全相关担忧，持续东扩是“不可接受的”和“错误的”。
冷战结束已30余年，北约却始终延续冷战思维，沉溺制造阵营对抗。冷战结束以来，北约一再调整战略概念，目的就是持续不断塑造新的假想敌并与之对抗。
1991年，北约罗马峰会通过《联盟的新战略概念》。当时苏联威胁几乎消失，考虑到海湾战争因素，北约把有关应对威胁的表述宽泛化，内容涵盖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国际危机事件。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北约战略概念中又添加了处理地区危机的职能。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全球热点，北约在更新战略概念时又添加了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内容。2021年，北约更是抛出“北约2030年议程”，在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炒作“中国威胁”，宣称要减少各成员国在威胁认知上的差异，加强政治融合。
不难看出，北约不甘心自己的影响力局限于欧洲，已将其干涉黑手伸向了世界多个地区。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到当前的俄乌冲突，背后都是鼓噪威胁与对抗的北约的影子。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拱火”俄乌冲突，目的之一是加强欧洲与美国的政策捆绑，消解北约“身份危机”。德国《商报》指出，俄乌冲突对“脑死亡”的北约起到了起死回生的效果。
北约固守过时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搞集团对抗，追求“绝对安全”，其所作所为毒害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安全隐患，还给相关国家经济民生造成深重灾难，违背广大发展中国家意愿。
塞尔维亚经济学家估计，北约当年对南联盟的轰炸造成了约29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和北约发动的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导致阿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目前大约7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曾经富裕的伊拉克也因为美英入侵陷入混乱，经济民生问题严峻。北约国家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后，该国政治和经济崩溃，派系对峙交战频繁，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成为非法移民涌入欧洲的通道国家。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造成了极强震荡。世界银行认为，俄乌国家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显示，俄乌冲突已经造成1000多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超过480多万乌民众逃到邻国。
自北约成立伊始，美国就一直牢牢控制着北约的领导权，以期不断巩固自身全球霸权地位。通过北约机制，美国在欧洲多国设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从而达到在事实上控制欧洲的目的。
多年来，美国操控北约打着维护“民主、自由、人权”旗号，屡屡向中东、非洲国家伸出军事干涉黑手。近年来，北约的军事干涉黑手更是伸向亚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已被北约列为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北约甚至开始炒作“中国威胁”。不久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无端指责，妄称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一事对北约构成所谓“严重挑战”。比利时《晚报》曾载文指出，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根本上是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印度快报》网站日前刊文说，北约在冷战结束后持续扩张的目的，就是实现美国的霸权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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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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