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了！这些珍贵的世界遗产你了解多少？】
今天（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各地会举行丰富的活动，从不同角度让大家认识到保护各类珍贵文化、自然遗产的重要性。
在各类文化、自然遗产中，各项世界遗产无疑备受关注。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居世界第一。
盘点近五年来中国成功入选“世遗”名录的一些世界遗产，你都了解吗？
土司遗址
2015年，在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土司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土司遗址”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
三处遗址均是中国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遗存。兴建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的老司城，是古溪州彭氏土司政权的司治所在地，其作为高等级土司永顺宣慰司治所近600年之久。
海龙屯是贵州播州杨氏土司的军事防御城堡，择址于险峻龙岩山巅，以9道关卡及5000余米城墙为主体构筑起坚固的山地军事防御体系，雄伟的城墙和关口遗存保存至今。
唐崖土司城是土司职级序列中等级较低的长官司的治所，聚落规模较小。但它与其他两处高等级土司遗址的组合，展现了土司制度管理层级的完整序列。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
2016年，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
对人们来说，岩画可能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花山岩画密集分布在广西崇左市境内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岸200多公里的崖壁上。
这些岩画是战国至东汉时期，生活于此的中国南方壮族先民骆越人所绘制，赭红色岩画群场面宏大，以“蹲式人形”为基础符号，记录了距今约2000年的祭祀场景，与其依存的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
神农架
也是在2016年，神农架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很多人心目中，神农架因“神农教民稼穑、尝百草”的传说闻名。它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边陲，有北半球同纬度上的“绿色奇迹”美誉。
更珍贵的是，这里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复制性全球少有。世界遗产委员会也认为，神农架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谱，其生物多样性弥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空白。
可可西里
2017年，中国青海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遗”名录。
可可西里藏语意为“昆仑雪山之地”，这次申报区总面积共600万公顷，其中提名核心区面积370万公顷，外围缓冲区面积230万公顷，涵盖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境以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西北部，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境内栖息着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野生物种。据不完全统计，这里共拥有大小湖泊7000余个、古冰川255条。
鼓浪屿
鼓浪屿入选“世遗”是在2017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会议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范围包括鼓浪屿全岛及其近岸水域，总面积316.2公顷；鼓浪屿缓冲区涵盖邻近的大屿和猴屿两座海岛，并一直延伸到厦门岛海岸线，总面积886公顷。
鼓浪屿岛并不大，面积约为1.8839平方公里，但却素有“海上花园”的美称。因西南海滨礁穴受浪冲击，声如擂鼓，“鼓浪”屿因而得名。这里有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还被誉为“钢琴之岛”、“音乐之岛”。
贵州梵净山
2018年，贵州梵净山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增至53处。
资料图：当地时间7月2日11时36分，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中国贵州梵净山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陈溯 周燕玲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是武陵山脉主峰，遗产地面积402.75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372.39平方公里。梵净山的“红云金顶”、“山石云瀑”景象均闻名于世。
重要的是，梵净山生态系统保留了大量古老孑遗、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拥有4394种植物和2767种动物，是东方落叶林生物区域中物种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
这里还是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唯一的栖息地和分布地，也是水青冈林在亚洲最重要的保护地，是全球裸子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也是东方落叶林生物区域中苔藓植物最丰富的地区。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2019年，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项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里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潮间带滩涂，是濒危物种最多、受威胁程度最高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心节点。
第一期项目所在的江苏盐城黄海湿地有超过680种脊椎动物和500多种无脊椎动物，包括415种鸟类。这里为23种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鸟类提供栖息地。是世界上最稀有的迁徙候鸟勺嘴鹬、小青脚鹬的存活依赖地，也是中国丹顶鹤的最大越冬地。
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于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居世界第一。
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文化，已具备了早期的国家形态。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宏大，是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拥有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工程，根据对祭坛遗址的研究，有专家推测，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已经能够观测太阳测年。
此外，良渚古城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石器，代表性玉器“玉琮”上的神徽，经过数倍放大后纹路才清晰可辨。
实际上，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等4类。其中世界文化遗产专指“有形”的文化遗产，如中国的长城。
评选“世界遗产”拥有一套详细、严格的标准，《世界遗产公约》还规定了一系列保护义务，如果对世界遗产放任不管致使其遭受破坏的话，也可能会被“摘牌”，即从名录中撤销。
这项举措，也在某种程度上告诉人们，对珍贵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绝不能指望“一劳永逸”。中国幅员辽阔，也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种丰富的文化遗产等数不胜数，不只是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平时，它们也应获得相应的关注与保护。
你可知道，除了遵义海龙囤和梵净山，这55处世界遗产中，还有众多让世界都为之惊叹的贵州文化、自然遗产。它们是↓↓↓
贵州荔波喀斯特
荔波喀斯特位于贵州东南部的荔波县，被认为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典型代表，荔波茂兰至今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2007年6月在联合国第31届遗产大会上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成为中国第六个，贵州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荔波喀斯特是贵州高原和广西盆地过渡地带锥状喀斯特的典型代表。荔波喀斯特最醒目的景观是锥状喀斯特，最典型的类型是峰丛喀斯特和峰林喀斯特。
荔波喀斯特满足了世界自然遗产的多个标准。峰丛景观与峰林景观呈有序排列，展示了相互地貌演化与递变；具有特殊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与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包含众多特有和濒危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代表了大陆型热带-亚热带锥状喀斯特的地质演化和生物生态过程，是研究裸露型锥状喀斯特发育区喀斯特森林植被的自然“本底”及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平衡的理想地和天然试验场所；区内90%的人口是少数民族，文化底蕴丰富，其中主要是水族、瑶族和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
贵州赤水丹霞
赤水丹霞是青年早期丹霞地貌的代表，其面积达1300多平方公里，是全国面积最大、发育最美丽壮观的丹霞地貌，有“赤水丹霞冠华夏”之美誉。赤水丹霞核心区面积273.6 4平方公里，也是中国丹霞项目中面积最大的丹霞景观。2010年8月2日，赤水丹霞与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福建泰宁、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等六大著名丹霞地貌组合成为“中国丹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第八个世界自然遗产项目。
赤水的丹霞地貌，以其艳丽鲜红的丹霞赤壁，拔地而起的孤峰窄脊，仪态万千的奇山异石，巨大的岩廊洞穴和优美的丹霞峡谷与绿色森林、飞瀑流泉相映成趣，形成很高的旅游观赏价值，令游人倾倒。在赤水，最为独特，最受游人称誉的丹霞景观有金沙沟赤壁神州、香溪湖万年灵芝、四洞沟渡仙桥、丙安天生桥、天台山红岩绝壁、石鼎山奇观、复兴转石奇观、长嵌沟丹霞峡谷、十丈洞丹霞岩穴、金沙沟甘沟峡谷和硝岩洞穴等十多处。
贵州施秉云台山
2014年6月23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继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以贵州施秉云台山等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申遗项目获批通过。这是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48个项目，我省继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之后的第三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位于施秉县北部的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总面积282.95平方公里,完全包含在云台山景区、杉木河景区及杉木河水源涵养区内,生长着珍稀植物近400种,珍贵动物近100种。
施秉喀斯特是在古老的、相对不可溶的白云岩上发育了典型而完整的白云岩喀斯特地貌，以峰丛峡谷喀斯特最为典型，是全球热带、亚热带白云岩喀斯特最为典型的范例。世界自然遗产联盟的专家考察云台山时认为，施秉白云岩喀斯特具有“全球唯一性”和“不可比拟的自然美”。
侗族大歌
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在中国侗族地区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1986年，在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上，贵州以黎平县、从江县为代表的侗族大歌一经亮相，技惊四座，被认为是“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
https://t.cn/A6LAIIKF
今天（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各地会举行丰富的活动，从不同角度让大家认识到保护各类珍贵文化、自然遗产的重要性。
在各类文化、自然遗产中，各项世界遗产无疑备受关注。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居世界第一。
盘点近五年来中国成功入选“世遗”名录的一些世界遗产，你都了解吗？
土司遗址
2015年，在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土司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土司遗址”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
三处遗址均是中国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遗存。兴建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的老司城，是古溪州彭氏土司政权的司治所在地，其作为高等级土司永顺宣慰司治所近600年之久。
海龙屯是贵州播州杨氏土司的军事防御城堡，择址于险峻龙岩山巅，以9道关卡及5000余米城墙为主体构筑起坚固的山地军事防御体系，雄伟的城墙和关口遗存保存至今。
唐崖土司城是土司职级序列中等级较低的长官司的治所，聚落规模较小。但它与其他两处高等级土司遗址的组合，展现了土司制度管理层级的完整序列。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
2016年，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
对人们来说，岩画可能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花山岩画密集分布在广西崇左市境内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岸200多公里的崖壁上。
这些岩画是战国至东汉时期，生活于此的中国南方壮族先民骆越人所绘制，赭红色岩画群场面宏大，以“蹲式人形”为基础符号，记录了距今约2000年的祭祀场景，与其依存的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
神农架
也是在2016年，神农架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很多人心目中，神农架因“神农教民稼穑、尝百草”的传说闻名。它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边陲，有北半球同纬度上的“绿色奇迹”美誉。
更珍贵的是，这里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复制性全球少有。世界遗产委员会也认为，神农架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谱，其生物多样性弥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空白。
可可西里
2017年，中国青海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遗”名录。
可可西里藏语意为“昆仑雪山之地”，这次申报区总面积共600万公顷，其中提名核心区面积370万公顷，外围缓冲区面积230万公顷，涵盖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境以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西北部，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境内栖息着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野生物种。据不完全统计，这里共拥有大小湖泊7000余个、古冰川255条。
鼓浪屿
鼓浪屿入选“世遗”是在2017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会议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范围包括鼓浪屿全岛及其近岸水域，总面积316.2公顷；鼓浪屿缓冲区涵盖邻近的大屿和猴屿两座海岛，并一直延伸到厦门岛海岸线，总面积886公顷。
鼓浪屿岛并不大，面积约为1.8839平方公里，但却素有“海上花园”的美称。因西南海滨礁穴受浪冲击，声如擂鼓，“鼓浪”屿因而得名。这里有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还被誉为“钢琴之岛”、“音乐之岛”。
贵州梵净山
2018年，贵州梵净山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增至53处。
资料图：当地时间7月2日11时36分，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中国贵州梵净山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陈溯 周燕玲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是武陵山脉主峰，遗产地面积402.75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372.39平方公里。梵净山的“红云金顶”、“山石云瀑”景象均闻名于世。
重要的是，梵净山生态系统保留了大量古老孑遗、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拥有4394种植物和2767种动物，是东方落叶林生物区域中物种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
这里还是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唯一的栖息地和分布地，也是水青冈林在亚洲最重要的保护地，是全球裸子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也是东方落叶林生物区域中苔藓植物最丰富的地区。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2019年，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项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里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潮间带滩涂，是濒危物种最多、受威胁程度最高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心节点。
第一期项目所在的江苏盐城黄海湿地有超过680种脊椎动物和500多种无脊椎动物，包括415种鸟类。这里为23种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鸟类提供栖息地。是世界上最稀有的迁徙候鸟勺嘴鹬、小青脚鹬的存活依赖地，也是中国丹顶鹤的最大越冬地。
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于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居世界第一。
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文化，已具备了早期的国家形态。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宏大，是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拥有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工程，根据对祭坛遗址的研究，有专家推测，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已经能够观测太阳测年。
此外，良渚古城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石器，代表性玉器“玉琮”上的神徽，经过数倍放大后纹路才清晰可辨。
实际上，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等4类。其中世界文化遗产专指“有形”的文化遗产，如中国的长城。
评选“世界遗产”拥有一套详细、严格的标准，《世界遗产公约》还规定了一系列保护义务，如果对世界遗产放任不管致使其遭受破坏的话，也可能会被“摘牌”，即从名录中撤销。
这项举措，也在某种程度上告诉人们，对珍贵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绝不能指望“一劳永逸”。中国幅员辽阔，也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种丰富的文化遗产等数不胜数，不只是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平时，它们也应获得相应的关注与保护。
你可知道，除了遵义海龙囤和梵净山，这55处世界遗产中，还有众多让世界都为之惊叹的贵州文化、自然遗产。它们是↓↓↓
贵州荔波喀斯特
荔波喀斯特位于贵州东南部的荔波县，被认为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典型代表，荔波茂兰至今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2007年6月在联合国第31届遗产大会上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成为中国第六个，贵州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荔波喀斯特是贵州高原和广西盆地过渡地带锥状喀斯特的典型代表。荔波喀斯特最醒目的景观是锥状喀斯特，最典型的类型是峰丛喀斯特和峰林喀斯特。
荔波喀斯特满足了世界自然遗产的多个标准。峰丛景观与峰林景观呈有序排列，展示了相互地貌演化与递变；具有特殊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与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包含众多特有和濒危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代表了大陆型热带-亚热带锥状喀斯特的地质演化和生物生态过程，是研究裸露型锥状喀斯特发育区喀斯特森林植被的自然“本底”及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平衡的理想地和天然试验场所；区内90%的人口是少数民族，文化底蕴丰富，其中主要是水族、瑶族和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
贵州赤水丹霞
赤水丹霞是青年早期丹霞地貌的代表，其面积达1300多平方公里，是全国面积最大、发育最美丽壮观的丹霞地貌，有“赤水丹霞冠华夏”之美誉。赤水丹霞核心区面积273.6 4平方公里，也是中国丹霞项目中面积最大的丹霞景观。2010年8月2日，赤水丹霞与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福建泰宁、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等六大著名丹霞地貌组合成为“中国丹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第八个世界自然遗产项目。
赤水的丹霞地貌，以其艳丽鲜红的丹霞赤壁，拔地而起的孤峰窄脊，仪态万千的奇山异石，巨大的岩廊洞穴和优美的丹霞峡谷与绿色森林、飞瀑流泉相映成趣，形成很高的旅游观赏价值，令游人倾倒。在赤水，最为独特，最受游人称誉的丹霞景观有金沙沟赤壁神州、香溪湖万年灵芝、四洞沟渡仙桥、丙安天生桥、天台山红岩绝壁、石鼎山奇观、复兴转石奇观、长嵌沟丹霞峡谷、十丈洞丹霞岩穴、金沙沟甘沟峡谷和硝岩洞穴等十多处。
贵州施秉云台山
2014年6月23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继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以贵州施秉云台山等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申遗项目获批通过。这是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48个项目，我省继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之后的第三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位于施秉县北部的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总面积282.95平方公里,完全包含在云台山景区、杉木河景区及杉木河水源涵养区内,生长着珍稀植物近400种,珍贵动物近100种。
施秉喀斯特是在古老的、相对不可溶的白云岩上发育了典型而完整的白云岩喀斯特地貌，以峰丛峡谷喀斯特最为典型，是全球热带、亚热带白云岩喀斯特最为典型的范例。世界自然遗产联盟的专家考察云台山时认为，施秉白云岩喀斯特具有“全球唯一性”和“不可比拟的自然美”。
侗族大歌
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在中国侗族地区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1986年，在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上，贵州以黎平县、从江县为代表的侗族大歌一经亮相，技惊四座，被认为是“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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